一、与J同行

事情往往发生在一瞬间，1983年11月的一个晚上，在前往大学的中途，指顾之间，我就知道，我们的生活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我依然记得那个居所，墙上贴着海报，音乐声声入耳，一切都很清晰。一股旋风般的能量从楼梯传来，直达楼上，我从房间走出，来到楼梯平台，于是我们就这样第一次会面了。J顶着一头狂野蓬松的头发，身披奇异的、黑色的土耳其夹克，脚蹬马丁靴。我们客套地握手寒暄，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发出了忐忑不安的大笑。直到现在我都很难解释，但在那个时候，我感觉似乎找到一个从未谋面的兄弟。那天晚上，我们抽烟、喝酒、聊天、散步，进过榆树酒吧，越过帕克公园，也跨过仲夏公地。但是这一切仅是外在的表现，在内心深处，令人费解、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它既轻松明快，同时又有深度，让人激动颤抖，甚至眩晕。正如一位研究此类现象的伟大观察家所言：“我们走出人生中几乎所有那些关键性的步骤时，都是在一种难以察觉的情况下顺应内心的结果。” ¹ 于是，各种可能性就此展开，悄悄地指向未来。我们那天晚上聊天的弦外之音就存在一切的可能性。

在我们聚会之余，我们的组织“平台”也建立起来了——作为艺术与行动主义的会晤场所。它的诞生是源于我们的本能需要，也因为我们文化中的某些基因缺失需要弥补——当然，必须能够把戏剧和政治结合起来，把艺术和研究放在一起。毕竟，想想俄国十月革命后，宣传艺术、电影艺术和戏剧艺术的大爆发，或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所作的戏剧贡献（布莱希特领导的柏林剧团进行了戏剧革新），我们大概知道这一点了。最近，英国有一些团体，如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或7∶84剧团（由约翰·麦克格拉思创立，名字源自1971年《经济学人》的一项数据，即7%的人掌握84%的全球财富），它们试图通过文化策略、政治表演等方式来挑战当时的政治共识——但我们想更激进一点。

我们的聚会在我们此刻的人生中再好不过了。此前三年，我的时间完全被反核行动主义运动所占用，几乎腾不出空闲。在学校里，我成立了一个核裁军青年运动的组织，在剑桥大学，我也帮助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学生组织——核裁军运动（英国反核运动组织）。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社团的艰难成长期，彼时冷战已经达到最高峰，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都极其危险。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真实不虚，并掩盖了一切。

针对这种状况，反核行动主义运动迅速发展——不久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出于道德感的雷霆之怒和人类生存的本能愿望双重力量刺激。在这个时候，我被一种包罗万象的热情所驱使，也许只有在你年轻的时候才能体验。核裁军运动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向那些不可知论者或不相信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如饥似渴地阅读历史学家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欧洲反核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政治宣传小册子，组织主题辩论和游行示威，在夜间闯入美国空军基地（我似乎还记得，和一位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一起去的），甚至还把抗议者带到当时尚未建起的莫尔斯沃思巡航导弹基地。我以前曾在剑桥周围以疯狂的速度骑着自行车（也许是象征性的疯狂，我的自行车没有闸），在收集印刷厂的传单、会见大学生代表和组织下一次抗议集会之间来回穿梭。

自然，我个人的学业只能退居其次。我也只是偶尔去英语学院上上课（但我肯定，我上过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批评家史蒂文·希思、诗人杰弗里·希尔、历史学家丽莎·贾汀等一些知名学者的课）。但是，极端右翼保守党政府在1983年再度当选，以及新时期的政治前景并不明朗，我决定另辟蹊径，为我的运动事业开辟出路。1983年，我被选入剑桥大学学生会，有一年时间参加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会议，但我的主张从未被学生政治所认可。这似乎是死路一条，我的事业似乎陷入了死胡同。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纠结于解决问题的措辞的明争暗斗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有学生在议会中假戏真做，也就是在那里，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就此打住，不再参与其间。于是，到1983年底，我一直在拼命地寻找另一种政治策略。我一直热爱戏剧表演和电影艺术，在中学时代到大学的第一学年这段时间我做了很多表演。 ² 要是有办法把我的政治信仰与艺术和戏剧融合起来就好了……

J的旅程恰与我经历的相反。在过去几年里，他一直沉浸在实验戏剧中。他与苏格兰艺术界有缘，还在中学的时候，他就有幸结识一位放荡不羁的剧院经理瑞奇·德马科。瑞奇鼓励J把剧本带到爱丁堡艺术节上去表演。在那里，他遇到了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此人后来对J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被介绍到伟大的波兰导演塔德乌什·凯恩特（曾任先锋派波兰剧院院长）的剧组去工作。但是，他在中学时代建立的戏剧组织已经四分五裂，因为剧组的同学要前往不同的大学去读书，除此之外，J也厌倦了实验戏剧那种指涉自我的虚妄泡沫。他一直在思考，哪里才能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来参与政治议题？对他来说，尤其是那些越来越重要的生态问题？一想到彼此要相互成就对方，不难想象，我们可能会像沙漠中饥渴的游客一样，因为要急切地寻找水源，结果却（因干渴）相继倒下……

我要在这里补充说一下，虽然我们是在政治动荡时代上的大学，撒切尔“新右派”势力如日中天，但是我们绝不会就此情绪低落，意志消沉。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剑桥大学校园里还有一个充满活力并得到广泛支持的左派力量——事实上，从另一方面来说，过去大学里的左派仍然是左翼力量和进步势力有效团结与合作、齐心合力对抗右派的典范。每个星期二的午餐时间，我们都会在国王学院一间经由很长楼梯才能到达的楼上房间里定期会面——大约30—80名学生，可以讨论任何主题，这主要取决于当时发生了什么。这些人里有工党学生组织成员、自由主义者、独立社会主义者、犹太和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共产党人、男女同性恋活跃分子、环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大家每周齐聚一堂，不论其他时间的政治歧见如何，都乐于以非派别的方式进行交谈，举行活动。每周的这个时候，人们都会分享新闻热点，我们也会据此确定接下来的七天里我们探讨的共同焦点。与此同时，人们也会将大学左派时闻信札分发给全体大学生代表。通常也会有来自校外的发言者（在1983年到1984年的矿工大罢工期间，其中许多人大概是来自“支持矿工”的组织）。在1983年工党选举失败、1984年矿工大罢工失败之后，这里仍然有很多关于左派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当时，《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注：当时由英国共产党主办，1991年停刊）获得了短暂的成功，并催生了不少讨论小组。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兴奋地挤进那些有影响的风云人物——当时有在剑桥执教的左派教授与思想家——的教室，聆听他们的讲演，诸如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鲍勃·罗颂、英国新左派元老雷蒙·威廉斯等，还有一次我亲耳聆听伟大的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主题讲演——几年前，他就已经完成了那篇对未来影响深远、有先见之明的演讲《工党的急行军已然停滞不前？》。

但最激励J和我的人物是一位个子不高、白发苍苍的70岁的英语学院教师玛戈·海涅曼。令人惊讶的是，她是与西班牙内战（1936年7月17日至1939年4月1日）有某种因缘的一个活着的纽带——学生们会在她的课堂上低声互语：她曾经是左派诗人和英国共产党员约翰·康福德的情人和伴侣。约翰·康福德是西班牙内战中的英雄，1936年死于反抗佛朗哥和法西斯主义暴政的斗争中，当时只有21岁。她讲课非常精彩——我仍然记得她详细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南威尔士山谷地区杰出的、自组织的文化和政治积极主动举措——他们被称为“小莫斯科”——那里的工人教育做得很好，把成千上万的妇女和男子有效地组织起来，并有他们自己的大学、剧院和音乐会。

所以，诸位可以想象，当时我们是多么兴奋。她不仅能来国王学院参加平台的成立大会，而且还在演讲的最后宣称：我们的首创精神是将戏剧与政治融为一体，是“剑桥大学政治活动中，对整个一代人来说最令人兴奋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一年左右时间里，我们将平台发展成一支致力于当地问题的强大力量——挑战大学在决策中的主导地位，紧接着专注于支持当地阿登布鲁克医院的清洁工的罢工。 ³ 这也是保守党政府的早期企图之一，他们想要以私有化的方式，将先前由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掌控的医疗服务出卖给私营机构，由此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冰山一角，以后还有更多的部门与服务私有化。在短短几周中，我们创作了一部简短有力的街头戏剧——《阿登布鲁克的忧郁》——在戏剧中，使用了音乐、讽刺和幽默等创作手法。J和我，还有我们亲密的战友安娜、韦斯、梅尔、格雷厄姆和马克——形成一种强大的集体身份，彼此承担责任，在调研、写作、表演和导演等方面各有分工，这让我们在政治方面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很快就意味着我们有勇气突破大学里的种种局限。我们知道工人罢工的现状，更震惊于他们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清洁承包商办公室清洁服务公司（OCS，创办于1930年）企图降低本已极低的时薪水平。我们在罢工警戒线边上表演了我们排练的街头戏剧，然后遍及整个城市；随着活动的深入开展，有数百名学生和学者参与了进来。

罢工的工人和代表他们的工会——当时是国家政府雇员工会（NUPE）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雇员联盟（COHSE）等——很快就要求我们支持他们的抗议罢工，在全国各地上演《阿登布鲁克的忧郁》来唤醒人们的斗争意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的学业被抛诸脑后，完全陶醉在政治戏剧与政治运动的事业中——我们的戏剧甚至变得更加强劲有力，相关媒体报道和为罢工者的筹款也与日俱增，自我们从英国下议院开始作巡回演出（在这过程中会见了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政治家兼学者迈克尔·梅切尔） ，然后在英国工会联盟的教育中心、受到类似私有化影响的医院的公开集会与活动中进行我们的政治宣传。每一场演出都将以一首改编自杰出的美国民歌手活动家菲尔·奥克斯（Phil Ochs）歌曲的激情旋律结束：

在这片土地上，你的心已被撕裂，

撒切尔夫人，去寻别的国度，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吧！

果然不出所料，撒切尔首相并没有采纳我们的建议。英国保守党的自由市场经济果然有增无减，矿工罢工被镇压，阿登布鲁克医院的罢工最终还是以工人回到工作岗位而告终，只是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略有改善。从当代的情形以及从现今身份政治的内向型视角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学生们那种政治集体剧院为社会正义而战、想要以此改变自身这个世界小小角落的认真态度，极易受到嘲弄。这将忽略此事件更深远的意义，以及真正的激进主义一直想做的事业——试图打破大学与城市之间早已存在的壁垒，在本以教唆互不信任的各阶级之间构建起政治团结的关系。几周来，数百名学生蜂拥而至，纷纷要求加入阿登布鲁克的医院罢工活动，这让我们感到，我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我们瞥见了未来，它不以贪婪和个人利益为基础，而是浇筑在慷慨仗义与万众一心的根基之上。

*****

到现在为止，我认识J已有半生时间了。很难写出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它一直是我们生活中的中心事实，而且在不断地深化。也许很难理解，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这样的男性友谊，着实让人困惑。这些年来，J一直是我如影随形的伙伴，我们一起在陌生的地区绘制属于自己的地图。而且在这之后，我们仍然彼此关注，保持着好奇心，我们需要知道对方的想法，以及对方正在经历些什么。当里尔克曾写下爱情的诗篇——当中的爱远不是传统那种融合了多种身份的浪漫之爱——而是我直到今天才明白的那种爱：

两个人相知相守，没有限制，实是虚无缥缈……但是，一旦意识到，即使是最亲密的人之间还保持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只要他们能够将爱无限延展，直至浩瀚宇宙，这样，他们就能在广阔的天空里看清彼此完整的形态，这样就能演绎出一种绝妙的爱情。 ⁴

当我认同这一观点时，我就认为爱情真正的力量源自相互的理解——正如某人歌中所唱的那样：“就让我们孤独地待在一起，彼此看看对方是否内心强大。” ⁵ 如今，在我和J之间，彼此碧海青天，始终保持着好奇心，注定能够紧密相依，这种近似爱情的方式，我在年轻时代是无法理解的，即使到了现在我也不太确定我能完全明白。

一直以来，我们一起在城市中游走。这种游走散步的方式似乎就是我们最基本的相处之道。我们会作一些改变，自然游走也会跟着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但有些方面始终一成不变，安常如故。在最初交往的几年里，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团队工作的挑战性（要知道，我们在20岁的时候就创立了平台组织）：我们应当关注哪些议题值得讨论、哪些时事政治需要追踪，以及如何筹集平台活动资金等问题。对于这个组织的未来发展和影响力，我们总是抱有一个良好的愿景，如果我们经营得当，行事正确，并能组织才华横溢的人与我们一起共事，我相信我们是能做到的。但是，在当时开创这样一个公开的政治艺术团体——20世纪80年代中期，撒切尔主义的鼎盛时期——确实有些疯狂。后来，我们搬到了伦敦，当时的大伦敦理事会——当时也许是唯一目标明确的反对党，由肯·利文斯通领导——被废止了。于是，我们想要干的事业没有了资金支持，不得不重新开始。我们收到了大伦敦理事会艺术部门的一份简简单单的书信，内容颇让人伤感，信中说道：“你们的所作所为确实很棒，这正是我们本来会支持的工作，但正如你可能听说的那样，我们理事会下个月将要关门大吉。但不管怎样，还是祝你们好运！”

我们第一次一起游走是在1985年夏天。我们从萨福克的农庄出发，那里是我成长的地方，背上旅行背包，准备好在野外过夜时要用的帐篷——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乐于自讨苦吃，带上这种“真正地道”的“东德背包”（背包上面的金属长扣与背带相连，会拉扯人的肩膀），但不管怎样，我们并不在意，我们喜欢这种灰色的设计。当我们沿着山谷向下进发的时候，我们还能看见父亲在山顶上干活的情景。他也看到了我们，在车道行车线的下方停了下来，向我们挥挥手。一个独有的形象就此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如今一想到这一幕就伴随着强烈的失亲之痛。在接下来的十天左右时间里，我们一路向南，行进到曼宁特里的埃塞克斯，然后向东进发，来到海滨，彼此相随，迂回往复，在溪流与河口间上上下下，沿着丹吉半岛的外围走，顺着这片荒凉而又美妙的海岸沙滩，最后抵达了克劳奇河畔伯纳姆（Burnham-on-Crouch）。正是这第一次的经历让我们有了进一步游走的欲望，我们开始新的出行计划了。如果我们余生得以继续成行，难道仅仅是游走在英国海岸一带吗？我们可以在许多想要的地方进行游走，不必按照顺序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亦步亦趋。当我们时间少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几周或几个周末的游走，不必拘泥于时间。我们可以简单地直达海边，或是到达我们能接近它的地方也行，而且我们总是要按照顺时针的方向出行（这最后一点我们从未真正讨论过，我们从不觉得它值得讨论，这似乎是本能使然，仿佛我们两人朝顺时针方向向右前进才是正确的）。

自此以后，我们一直游走在英国大地上，通常每两年做长达一周到十天的旅行，偶尔也会做短期的弹性游走。也许可以说，我们在一开始就明显低估了这项挑战的难度，现在我们估计行走的总里程（如果算上穿过的每条江河入海的河口和跨过的每个大陆半岛）差不多接近7500英里的样子。这当中，有我们40多岁的时候行走的进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走完了大约1375英里。必须得承认，并不是走过的每一段旅程都让我们印象深刻。我们彼此都意识到，如果我们要有什么需要渴望达成的愿景，我们都将会真诚以待。话虽如此，公平点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处理旅程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其中一个我印象极为深刻难忘，是苏格兰最西北的那段旅程，从洛欣弗到苏格兰最北端的愤怒角，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荒野体验。我原以为这座岛屿拥挤不堪，差不多需要两天才能走完，可是在最遥远的地方，我们连一辆车都没有看到。有一天，我们惊奇地看见，在山谷的另一边，一整个的山坡似乎在我们眼前移动——原来是100多只红鹿在默默地迁移。多么永恒的景象啊，刹那间，时间停驻，就在此刻，这个世界仿佛不再属于我们了。

我们有意地避开东海岸和南部的一些海岸区域（多塞特以东的地方），留给我们的中年和晚年，估算着这些景点主要多是平坦地带，不会给我们不断老化的四肢和肌肉带来负担。我们计划在2050年的最后一段旅程是前往英国的布莱顿海滨，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首先，这是我们大学毕业后第一个公共项目的所在地；其次，这段路程主要由柏油碎石铺就的路面构成，我们乐于将它作为比赛场地，在电动轮椅上走完这里的最后一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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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次旅程，始于1985年8月，然后很不幸地戛然而止。J的女朋友其时得了重病，所以我们不得不火速赶往伦敦。前一天晚上，我们在克劳奇河畔伯纳姆露营，正好赶上一群摩托车车手的骑行聚会。他们的摩托车极为靠近睡在帐篷里的人，对于这种人为的干扰，我们甚为厌烦。次日上午吃完早饭返回露营基地时，发现我们的帐篷拉绳均被切断了。这段插曲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用过帐篷。接下来的旅行岁月里，我们在星空下睡眠，直接在任何黄昏时分到达的地方暂驻——或是在森林里、废弃的修道院中或谷仓旁边。我们所用的睡具也只是“紧急保暖袋”中的户外睡袋（基本上是巨大的橙色衬袋）。尽管这让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浑身湿透，但这仍是一种浪漫的旅行方式。

在我们的旅程当中，仅有四次偏离了沿海岸线的环行，主要包括穿越德国、爱尔兰西南端、阿登森林和瑞士的阿尔卑斯山等。远离英国海岸的这些漫游总让我们心怀一丝愧疚，尽管这些地方的游走着实令人愉悦，这在本质上将我们从正在行进的漫长而又艰苦的奥德赛之旅引开了。

也许穿越德国的旅程除外。

1987年夏天，我们在布莱顿的肯普敦上演了一场环境保护主题的社区表演活动，并将以此作为结束一段紧张工作的演出。这一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接洽与艺术家兼社会活动家的约瑟夫·博伊斯有交集的德国相关团体和个人。约瑟夫·博伊斯刚好在此前一年去世（1986年），至今仍对我们的工作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英国一党执政18个年头的最黑暗的日子里——国家发生了灾难性的分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认为我们并未真正从这中间恢复过来——于是我们将目光投向东方，寻求政治上的希望和进步的思想。在德国，我们发现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当信仰自由市场的理论家们在英国甚嚣尘上，而左派陷入一种令人震撼的大撤退的时候，我们却在德国找到了真正的精神食粮与启示——尤其是新近成立的绿色运动和左派的重新结盟。

在某些方面，德国迅速发展的“红绿”联盟与我和J的政治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我对红色（即社会主义）的坚定承诺——独立自主、非派别化的左派，和J对绿色（即生态主义）的激情——生态主张与更开放的民主实践两相结合。

因此，1987年春，我们一同前往德国的卡塞尔，去拜见与自由国际大学（FIU）有关的人士，该大学由约瑟夫·博伊斯等人于1973年共同创立，旨在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民主建设，这对我们所谓的“代表”制范畴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我们惊奇地发现，像博伊斯这样的艺术家居然能够跨越社会激进主义与教育两大领域，并为全国性的大讨论作出重大贡献——这极大地超越了我们本土的艺术家或作家所触及的范围，确实与众不同，独树一帜。

1987年春天，在卡塞尔，我们借住在博伊斯的前同事、艺术史学家瑞亚·特恩格斯·斯特林加里斯的家中，她骄傲地告诉我们，几年前，她、博伊斯和佩特拉·凯利（绿党创始党员）等人就是坐在我们几个正在就餐的桌前，第一次讨论了组建德国绿党的想法。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启示：艺术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运动创新的核心。瑞亚带着我们在卡塞尔转了转，向我们展示了卓越的“7000棵橡树”的项目（原名为“7000棵橡树，城市造林替代城市管理”），这个项目始于五年前，由博伊斯发起。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受尊崇的艺术家之一，博伊斯在1982年文献展上发布了一份公开的简报，他要使用弗里德里希阿鲁门的所有空间，还有卡塞尔的主要画廊，以创造他想要的任何东西。博伊斯决定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他全然背离了画廊和艺术世界的安全、白色的空间，让他的作品穿过城市的街道。他在卡塞尔市种植了7000棵橡树，并在树旁放置了7000根玄武岩石条（每棵树旁放置一根玄武岩石条）。这个项目不仅给城市带来了树林，同时也使之成为时间的雕塑。当橡树树苗被种植的时候，旁边放置的玄武岩石条只不过与之高度相当，不过几年之后，幼树长大，使得石头相形见绌，显得过于矮小。这个项目也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卡塞尔这座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遭到狂轰滥炸，而橡树叶也一直是纳粹的象征，所以博伊斯有意识地为绿色运动去重新调整它的蕴意。他一举创造了一座既美丽又惊人的活雕塑，并在现代艺术史上作了一次气势恢宏的艺术展示。

我们完全沉浸在激情当中，在德国漫游了两周（当然是沿着顺时针方向），向南到了达姆施塔特、哥廷根，然后是奥格斯堡和巴伐利亚；向西到了杜塞尔多夫，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博伊斯的伟大作品，包括他早期的玻璃橱窗作品《奥斯维辛集中营》——这部作品既令人心神不安又无比卓越，他后续所有作品中都有这部作品中所蕴含的某些元素。接下来是和他的前同事会面，他们都参与了博伊斯的那些了不起的艺术实验作品，作品涉及当地的经济和公民投票运动（直接民主——政府由民众直接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产生）。我们的旅程在杜塞尔多夫结束，在这里给博伊斯献了100朵玫瑰，放在了他的遗孀伊娃位于德拉克普拉茨的房子外。之后，我们与约翰纳斯·斯图特根会面，他自创办自由国际大学时起，就一直与博伊斯密切合作。

随即，我们返回伦敦，发誓也要在英国开办一所免费的国际大学。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将布里克斯顿租住的排屋改造成可以持续讨论七天七夜的国际温室——“168小时，新思想”，正如我们曾经在脑海里设计过的那样。于是，墙壁变成了黑板，卧室变成了表演空间，房前也用巨大的黑色横幅盖住了“伦敦自由国际大学”几个大字（连同博伊斯最喜欢的金兔图案标识），一个星期里有数以百计的来客从中进进出出，其中不少人来自欧洲其他地区（足见其影响之大）。在房子的前面，人们种植了一棵橡树，只是没有给予它太多的生长空间。但是，在这些激动人心的岁月里，橡树的象征意义似乎比实际意义更重要。

1987年8月，鲁道夫·赫斯——第三帝国疯狂的最后遗存，在柏林施潘道军事监狱内身亡，我们也在布莱顿项目结束后重返德国的卡塞尔。其时，刚好当地的文献展快要开幕，瑞亚和她的同事们正在完成一个由博伊斯发起的挑战，即“7000棵橡树，城市造林替代城市管理”的项目，只是此公业已离世。我们也满腔热情地投入其中，以尽绵薄之力，我们对橡树办公室（Baumburo）的组织安排印象深刻，其旗下的一切工作安排是如此协调完美。在现存的档案中，还有一些黑白照片，展示了我们在帮助种植了7000棵橡树中的最后一些橡树的镜头。在这几周里，我们遇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人物，也对令人耳目一新的无宗派主义印象深刻，这种倾向已经使英国的左派受到严重摧残——而德国的许多人对此却表现释然，在红绿政治之间定位宽泛，彼此包容。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人们能够如此关注艺术和思想，着实令人振奋欢欣。能够作为英国的使者参与到这些事业中，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要——这至少表明在那些卑劣的政治氛围当中仍然存在国际主义精神的光芒。

我们开始构思一条从英国伦敦前往德国卡塞尔的路线，然后进入当时属于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民主德国境内，了解我们的核武器的对准目标和苏联的核武器的存放地点。时任苏联总统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此时已经开始实行开放政策，但是“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武恐吓政治仍然是一种正统政治观念。其时，美国总统里根还在台上。

我们把这条路线称为“西线东进”路线，并将其详细地绘制到地图上。这样，在伦敦与卡塞尔之间的游走会直接体现出我们的承诺，将我们已经创建的自由国际大学与之连接起来。随着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的展开，这条线路也许会不断地延伸，进一步向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到达一个无墙可隐的光明德国。

这年8月，我们开始了旅程，经历了一系列的前往卡塞尔的探索之旅，从西到东，然后从东到西，尽可能与我们事先绘制的地图路线接近。然后对卡塞尔整个城市作一个环游之旅——当中包括一次长达35英里的步行，我们从中午走到午夜，实在是精疲力竭。游走途中，我们惊讶于任意一条线路所展示的风景；于是，我们开始决定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我们的旅程。游走总能揭开一些隐藏的奥秘，能够将一些平时看似没有关联的事物联系起来。一次，在卡塞尔的郊区，我们发现一个环境极其恶劣的居民住宅区，母亲们推着婴儿车踩过破碎的玻璃碴，男人们用油乎乎的手摆弄着破旧汽车的引擎。我们尽可能远离“德国经济奇迹”，而且，体力允许的话，可以爬到城市周围低矮的山丘上，在那里，整座城市的面貌尽收眼底。在热浪形成的薄雾中，这座城市闪闪发亮，就这样在我们面前一览无遗——我们看到了富尔达河的流向是如何决定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的。

8月行将结束，持续数周的交流对话与艺术实验也随之告终。这似乎是某种蜜月期快要结束的感觉，我们开始更加挑剔起来，自由国际大学的许多研讨越发变得内向与封闭——讽刺的是，我们觉得，在大学名字中间居然还有“国际”一词。而且突出理论而非实践方面的探索也令人恼火，难以接受。这年的8月28日，我们受邀在卡塞尔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即奥托纽姆博物馆，进行终场演出。在此之后，我们就会踏上返回英国的旅程。因此，我们决定以真正博伊斯艺术的风格样式，使我们的演出更能激发人心，尽可能地脱颖而出。

先是在博物馆大楼外，我们将一把镐带到了混凝土浇筑的停车场，在先前停放汽车的地方开辟一个花园。这种形式让自由国际大学的年轻成员们感到兴奋，但没有使其他成员开心，其中包括市政厅的一名（气得）满脸通红的官员。我们在场内的表演，使用了这座城市的巨幅地图，通过这些地图，向大家展示了我们在几周时间内的城市游走中所收集到的东西，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那是自由国际大学的百余名成员共同关注的焦点——我们将其写在大厅后部的黑板上（为了致敬博伊斯）。 ⁶ 这引起了观众们的震惊，他们之间产生了分歧，一部分观众对我们的问题表示赞赏，一部分则认为我们的做法超越艺术的界限。随之而来的就是事关德英两国文化差异的热烈争辩，一些人坚持认为，思想必须首先被视为一种政治行动；而我们则说，这种主张肯定也不能排除卷入激进主义的可能。当天晚上，在威廉斯霍勒阿勒一家单调乏味的小餐馆里，我们和瑞亚等结束了后续讨论，J和我还不太确定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推动了德英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是，正当我们在午夜时分准备离开，开始继续行走之际，不少人过来送别我们，他们对我们这两个“疯狂的英国佬”表示深情的道别。在那个温暖惬意的夏夜，我们向着大力神纪念碑的方向进发，内心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情绪高昂起来，终于可以离开了，回想起我们离开之际的惊愕表现，不免觉得有些啼笑皆非，终于松了一口气。然后继续前行，进而向西，越过德国的城堡洛斯，进入一片松树林……

*****

经过前几周无休无止的争辩讨论后，我们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尝试以沉默的方式行走，只在黄昏过后说话。这就像一种镇痛软膏，能抚慰我们的阵痛。这让鸟儿的鸣叫声进入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置身于风景当中，让我们的脸庞亲触大自然的气息，不要因为我们的话语而劳心分神。入午之前，我会时不时看看地图，直到停下来吃午饭；下午，我们会换过来，J来看地图，直到找个地方停驻下来过夜，通常我们都会在村外的小树林中过夜。为此，在行走途中，我们想出了一种令人惊讶的传神语言来指示方向，譬如路径方法的选择全在眉毛是否皱扬、脑袋是否倾斜，或者是否发出表示认同或有疑问的声音。

在接下来的旅程岁月里，这些记忆依旧清晰如昨。我时常想到这种寂静无声的游走与我们记忆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我仍然怀有一种人生游走如河之支流的感觉，就像能够沿着小支流的路线，一直能流到某个大的江河，然后奔向江河入海的河口，最终汇入大海。这么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路途中的弯弯曲曲、排列成行的树木，山顶上清晰可见的教堂塔尖。我的日志中还有这一次游走的记录与说明，还有一种情绪在诱惑着我删去那个23岁的自我（那时的他是多么不成熟啊）。当时的他，观察事物会有一些笨拙，也会盲目轻信阅读的文字，不会加以批判；现在的我会抵制这些幼稚的做法——会保留原初的文字记录——因为在这次的人生游走中产生了一些新的见闻，这些见闻让我能够以全新的观点看待周遭的世界。

1987年8月29日（星期六）

天气阴沉，雨水滴滴答答淋在树叶上。正如我们之前决定的那样，今天的旅程也是在沉默中开始的。早餐喝酸奶，吃面包、奶酪、苹果和一些“学生零食套装”（主要是干果和坚果）。然后照惯例给装备打包（抖抖我们的锡箔纸盒、卷起我们的睡袋等），接着出发离开。我首先看看地图，选择前进的方向。薄雾就在我们的下方萦绕，挡住了卡塞尔的一切风景。雨渐渐地大起来。我们沿着松树之间的一条小路行走——雨越来越大了，让我们的旅程变得更加沉重，且湿漉漉的。在这里，人们一定会见到刺草和常见的粉红色喜马拉雅凤仙花。我们开始进入行走的流畅状态了，步伐、靴子和我们的脚掌之间相互配合的节奏感表明我们还能持续步行10—12个小时。薄雾笼罩着这片郁郁葱葱的田园牧场——你知道这里并不是英国吗？从表面上看，道路、树篱、橡树苗、牛群——这些错觉会让我们以为自己正穿行在英格兰西南部诸郡，或是萨福克的原野上。在这寂静行走的背景下，从愤怒于J向我示意一只我早已看到并在空中盘旋的老鹰，到因兄弟情谊和共同愿景走到一起的温暖，我很想知道他的内心是如何激荡起伏的。

我们转眼进入一个山谷，顺着众多木头搭建的小径进发。雨还在继续下，于是我们停在一家小酒馆里喝点咖啡。店中，一位士兵正在另一张桌子旁和房东聊着天，试图说服他的女儿，要吃她做的菜肴。此刻，我们坐在店中，又能烘干身上的衣服，其间烟草的香味与咖啡的暖意相伴而来，真的很惬意。J和我开始通过在啤酒垫上写字的方式来进行交流，虽然我们还不太确定这是否会削弱我们沉默游走的理念。

之前，我们路过一个涂鸦的德国极左翼恐怖组织红军军团（RAF）的标识。突发奇想，是不是在联邦德国仍有一个活跃在地下的武装政治团体。当我们来到德国黑森州哈比希茨瓦尔德时，天上的乌云开始散去。这里有一家周末还在营业的小店，我们很惊讶，超市的人们对我们出奇友好——超市的经理给了我们二人小小的金属徽章，收银员也好奇地笑对我们这些奇怪的英国佬。“到伦敦？！真的吗？！”现在天气变得闷热，我们也越发感到难受。我们折返向南，回到森林，然后重新踏上我们的路线，此刻背包变得比先前更加沉重。我第一次停止了行走，也停止了徒步沉思——汗水完全浸透了我的衣背。我们终于上了从卡塞尔到伊斯塔的公路，那天晚上我们搭上了车。

我们越过了从卡塞尔到多特蒙德的高速公路——路上着实有点令人胆战心惊！我们爬上了布格豪森根的村庄的最顶峰，那里有一座由木质框架撑起来的大仓棚，被古旧的赫色砖墙围着，与邻近冷冷的红砖砌成的新房比起来，异常显眼。我看到三个女人走过一片细致整洁的墓地。我依稀想起一首古老诗篇中的几行诗句，其中有“如他们所闻，郁金香在这里开放/这些树篱随风凌乱/一束英国野玫瑰”〔诗歌出自鲁伯特·布鲁克的《格兰切斯特的牧师老宅》（The Old Vicarage, Grantchester）〕。 ⁷ 再次停下来，喝点水……接下来，互相帮助背上各自的背包，沿着一条小溪，穿过山毛榉树林——傍晚时分，正当我们绕过伊斯塔伯山，太阳也从云层中钻了出来。随后我们穿过一片密密麻麻的布满矢车菊和野草的麦田，头顶上方时不时有两三只秃鹰在盘旋翱翔。这是马丁·冯·玛肯森家的农村场景，他是自由国际大学的一位农场主。我们穿过菲利普本伯格，这是一个只有一条道路的小村子，每家每户都有个带仓棚的小农场。我看到一位带孩子的父亲正要开着拖拉机出发，一位女士正在清理着猪圈，还有一个男人正通过机器给牲畜喂饲料。当我们穿行而过的时候，有几个人停下手中的活，倚在门上或是站在门口，看着我们这两个外来的陌生人。顿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大概是近期第一批路过此处的陌生人，大概几天才有一次，或是几周，也许是几个月才有一次。再一次地，和善的好奇心萌发，村民们不断向我们打听——啊，你们这些游走的人，要去沃尔夫哈根？是的，最终的目的地是伦敦！……我们一边走着，一边向围观我们的村民微笑着。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夜晚，我们的前方是一座圆形的小山，真是美极了。路上，我们一直在想着刚刚走过的村庄，虽然离城市这么近，但一个小小的传统农业（农民）村落的痕迹仍然顽强地存在着。

一路向下走，来到了沃尔夫哈根平原，一路常见的输电高塔跨过河流，高低起伏，开始跳向遥远的城镇。一个农民驾驶着拖拉机，在耕作的土地上犁出几道深深的沟痕。他从驾驶室出来，个头矮小敦实，戴着毡帽，有着一张饱经沧桑的面孔。“英—格—兰？啊哈！徒步旅行。今天刚从卡—塞尔过来？不错。不错！要去伦敦？！”他对我们的行为有些不解。越过两三个树林，我们来到了圆形山的山顶，并在那休息了片刻；在第二座山的顶上，我们决定暂驻下来，就地过夜。于是，我们找了一块铺着干枯松针的空地，挂起湿衣服，藏起了背包，然后下山，前往沃尔夫哈根找杯啤酒喝，顺便也可以读读书。其实在见到沃尔夫哈根之前，我就知道这座城市是什么模样。这是一座新兴的城市，有着现代化的地产和工厂。我说得并不离谱——我感觉这就是一幅东盎格鲁的景象——这就是一座静谧的乡间小城。

我们在一家店里要了啤酒和一些土豆牛肉汤。随后出门走走，此时已值黄昏时分，我们看了一眼那里美丽而古老的教堂，然后大声朗读布鲁斯·查特文（1940—1989，英国作家）的《歌之版图》。当地原生态的风景与中欧文化的碰撞产生了某种微妙的韵味。经过长达14小时的静默行走之后，我们在此刻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既熟悉又陌生。很快天就黑了，于是我们找了一家小店，在小店的角落坐下，喝了两小杯咖啡，抽了最后几支骆驼牌香烟。我们决定，现在是时候可以交谈了，阅读完毕后，我们又爬回先前的山顶，我们害怕找不到先前安置东西的所在，终于在一阵担心之后，还是确定了背包的位置。然后我们来了一顿更为丰盛的晚餐，之后很快就各自进入温暖的睡袋。J说我昨晚睡觉时说梦话了。我说什么了？大概是说“我们还有6分钟的路要走，对，只有6分钟”。然后很显然，我又用流利的意大利语说了一分钟！这听上去真的有点荒诞不经了。尽管这比较有趣，但这种能够揭示某种潜意识的梦话，也会让人感觉困惑不安。

1987年8月30日（星期日）

早晨寒气袭人，我们很快收拾好行李，打好包，再次沿着通往沃尔夫哈根的环山小路下山，然后顺着那条曲曲折折的路出发。星期天早上，我们离开主干道，沃尔夫哈根也落在我们的身后，此时耳边钟声也渐渐小了（一刻钟响一次，半小时响两次……）。好像作为回应，我们也开始唱出我们的全部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赞美诗的保留曲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复活”“天上的粮食”“耶路撒冷”等——而且越是纵深进入这个国度，我们的歌声就越大。

不久，我们来到了先前在地图上看到的“限行区域”。几块“注意安全”的标牌激起了我们的兴趣，上面写着“军事禁区，禁止通行”“帝国部长应当……”“禁行者应当……”等字样。我们绕过这些警示性的木牌和铁丝网。这片区域很大，我们走了将近40分钟，仍然行走在这个军事区域的边缘。我现在走得很快，对这条道路的质量和即将面对的狂野国家感到兴奋。我们沿着树林和禁区向右走去，随后穿过树林后隐约看见，一系列看起来像导弹发射井的设备——五个，六个，也许总共有八个的样子。这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混凝土制的发射井贮藏库部分被覆盖起来。但奇怪的是，这里荒无人烟，几乎看不到一个士兵或一个穿军服的人。

现在天更热了，我们在路边短暂地休息了一下，喝了点水，抽了根烟。

在下午一点前，我们进入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兰道，这里有一个典型的德国原始村庄——远处的小山上，坐落着一个教堂。教堂周围被一片坚实的、方木打制的房子包围着。我想到了作家普鲁斯特对教堂塔尖的描述，“那是马丹维尔（Martinville）的教堂尖塔吗？”这大概是塔尖产生的光学错觉吧。我们对兰道很感兴趣，于是进入这个村庄，它依偎在一座平缓的小山上。就这样，教堂塔尖的风景渐渐让位给整个村庄的美色。这让我想到了相机的镜头——身体快速、急促地移动前进，景色也跟着不断地转换——几个世纪以来，究竟有多少人领略过我们看到的景象。它又让我想到了故乡——一个地方的概念是通过世代相传、政治气候和季节变换等因素渐渐形成的。想象着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期间，神圣罗马帝国的雇佣军来到此处，当地农民拿着干草叉、刀子与之抗争——即使有一小群陌生人从山顶上进入村庄，也会激起一阵恐惧。

中午，我们在教堂的背阴面吃了午餐。随后，在正午的炎热中，我睡了半个小时。天太热了，实在是很难再走了，我也发现右脚后跟起了一个水泡。我们还是沿着村外一条威尔士风貌的河流行进。啊，白杨树，一排排杨树！这让人联想到一个故事的开场白——“在没有见到白杨之前，他就听到它那高贵的声音了。”蓝铃花和风信子居然也生长在这片树篱中，在这夏末时节能够见到它们，真的有些出乎意料。我们再次走进森林里——开始享受这片仁慈的树荫。在我们这些外行人看来，很难确定这片森林中的松树和针叶树看起来是否半死不活，其中的四分之三的树在8月就变得光秃秃的。许多树身还涂有一块块白色颜料。难道德国三分之二的森林因酸雨的破坏而濒临死亡的情况是真的吗？若是这样，这就能解释德国绿党崛起的原因了……

我们休息了片刻，便起身向松林深处进发。柔软的针叶林道分出许多小径，不时诱惑我们远离主路。偶尔还能看到由长木高高撑起的狩猎小屋……《浩劫》这部电影，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沉默寂静就是通过摄影镜头一遍遍扫过松林小径的方式展现出来，使这片松林景观显得充满了险恶气氛。林中的寂静似乎被包裹起来，悄然无声（就像菲尔·奥克斯曾在歌中所唱的那样——“林中亮丽的树儿隐藏了一千种罪行”）。海乌姆诺集中营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罪恶已被埋进森林深处——很少有人会听到那些悲惨的叫声。

不久，我们又进入一片山毛榉林，再就是越来越多的混生树林，越来越宽的林间小道。在夏日午后光影摇曳的林间游走，着实令人着迷，让人沉醉其间。光影在倾斜的林木树干之间不停地闪烁，我的整个身体似乎也在随之摇摆起舞——与这狂野的大自然步调一致，完美而又和谐。

就在抵达特威斯特河之前，我们回过头看看走过的地方，极目所至，一片青翠。远处小山茂密苍翠，山谷郁郁葱葱，完全被树木覆盖。这种景观在英国是永远看不到的（尽管存在着酸雨的威胁）。在特威斯特的郊区，我们在一家废弃工厂的背阴面找了地方休息，这个地方与其是说废弃工厂，不如说是已经坍塌的废墟。我们站在前方的墙上（我想起了父亲在韩国游历时给我的忠告，而且在威尔士山上又重申这点：只管躺下，放松自己，让血液从你受伤的脚下流出）。

特威斯特——一个混乱不堪的小城——是我们进入的第一个显然并不富足的地方。这里随处可见一些破旧的福特护卫车，大街上的年轻人穿着廉价的花里胡哨的衣服，既不合身也不时尚。我们刚刚从待过的现代化富裕的德国出来就发现这样的景象，确实令人诧异。要知道，现代化的德国有大理石建造的食堂，和拥有最新催化转换器技术的梅赛德斯公司。这相当有趣。我们还是设法在相当简陋的酒吧弄了点吃的，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做。当我们问询的时候，那里所有人的动作戛然而止（当时有十个外表脏兮兮的男人正坐在酒吧的凳子上）。很显然，他们的态度极其不友好。我们躬身退出，看到一张粘贴在墙上的悬赏海报，内容是出价300万德国马克捉拿巴德迈恩霍夫（德国左翼恐怖分子集团）和红军军团的恐怖分子，并附上他们当中六位嫌犯（有男有女）迷人浪漫的脸部照片。

我们进入另一家小酒馆，要了两杯啤酒。（大家都在观看电视上的比赛）小城的一半人大概喜欢罗马田径锦标赛。我们在酒馆的电视上看到了惊心动魄的田径100米比赛，一项新的世界纪录，9.85秒，由一名我从未听到过的加拿大选手 ⁸ 创造，卡尔·刘易斯屈居第二。我们的食物做好了，我们拿起它又疲惫地在街上往回逛，途中碰到了一个“可口可乐烧烤”的摊位。于是，我们要了两份炸鸡、土豆沙拉和巧克力奶昔。这些食物确实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天色渐渐转黑，我们向前方走去，穿过教堂和战争纪念碑，赶往附近我们栖身的树林。记得我们上次一起游历的时候，路过埃塞克斯，也见到战争纪念碑，我的心里一直念念不忘，心灵备受震撼。战争中，许多家族被杀戮殆尽，但这个地方的屠杀情况整体看起来更为严重，更具毁灭性。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一战”中的死亡人数相对“二战”中的死亡人数的比率通常是3∶1或4∶1（具体详见战争纪念碑上的记录），这里的数字或多或少，大体相当。30年间，两次全面战争，两次大屠杀。我从未觉得这样的比较毫无意义或徒劳无益，而是触目惊心。所有那些在1914年、1915年、1916年等年份出生的孩子们，25年后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德国注定要受到打击和伤害。任何国家都需要化解这样巨大的历史责任。这样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小城的年轻人今天仍在经历着持续几代人的痛苦和创伤。

其实，我们并没有一路走到伦敦，你们也许会备感惊讶。事实上，我们只是又用了两天时间，走了40英里左右的路程——我们身上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而且脚上的水泡越发严重。在施瓦特梅克小溪（Schwartmecke）与我们行进的小径交叉的地方，我们离开了最初规划的“西线东进”线路，并且标识了这个确切的地点，将两块刻有“平台”字样的石头放进了金色维吉尼亚锡烟盒，埋在这里作为旅程的纪念。我们发誓，终有一天，我们会重返此处，继续未完成的游历。然后，我们前往名字很好听的小镇贝斯特维格（Bestw ig），换乘火车去梅舍德（Meschede），再去科隆（Cologne），从那里回家。但是，至少在我们的心中，“西线东进”的旅程至少是真实发生过的，它在德国中部的某处森林中，在那里仍然埋有一个生锈的锡烟盒，里面还有一些奇怪的内容……

*****

自此之后30年的游历中，我们没有再用过这种沉默游走的方式进行我们的旅程。事实上，情形恰恰相反。有过一段时间，我们的游历开始专注于一些功能性的事务——譬如要解决某些问题、化解资金危机、游说同人继续参与事务，以及规划下一步的工作等。这有点像把我们的办公室搬到室外，整天都在游走中度过，沿着壮丽的苏格兰或是威尔士海岸踱步，弯着腰，低着头，皱着眉。我和J开玩笑说，几米之外可能就有老鹰和水獭在跳舞，但我们看到的只是轨道和我们的靴子，因为我们正在努力解决一个困惑许久的问题。

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游走时讨论的是丰富而多样的生态性主题，很难说一件事的起点在哪里，另一件事的终点在哪里。有些交流能持续好几天，最终又回到交流的原点，就这样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有时，我们靠在门上休息，一只知更鸟的歌声又会引发我们另一种想法。我们偶尔会发现苏格兰小农场上的一片废墟，然后就会谈到高地圈地运动（Highland Clearances），突然，J就会向我谈起他那童年时期令人不快的记忆。当事情变得令人痛苦不堪时，在所有的家庭中，解决的最好方式就是约定共同遗忘。当海湾在我们面前不断延伸向远方的时候，更多的问题出现了。村庄大概在四五英里之外吧？我们今晚要在那里落脚吗？（随着中世纪早期那种带早餐的家庭旅馆的兴起，客房住宿往往代替了睡在星空之下的快乐。）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黄昏降临，小径弯弯曲曲，向海湾延伸。我一直专心致志地听着对方的谈话，偶尔问一个问题，如果听到了J的犹豫，我会鼓励他继续讲下去。我们听到海边蛎鹬的召唤。我卷了根烟抽起来。小径在一处柏油路处终结，于是我们朝右拐。我们的靴子发出了异样的声音，从小径上软软的啪哒声变成了公路上艰涩的嗡嗡声。J现在反问我——他对他父亲要求太苛刻了吗？然后是沉默，走了100米，间歇了一分半钟。只有背包摩擦包框的声音，还有我们的靴子声（我不太确定）。现在天色黑了下来，在这个村庄的一角，小酒馆的灯亮了起来。

两个穿着T恤和短裤的大男人，在一个夏日的夜晚来到这个简陋不堪的海边酒吧，但一旦你解下背包，就可以看到汗水浸渍你的后背。要的酒来了，在这儿你总能得到一种尊重，大概出自同情，想想，两个大男人，在如此炎热的时节，背着沉重的包裹，跨越这片地带，终于到达这里。（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当朝圣者穿越这片土地，在沿途的小旅店停下休整，吃饭喝水，这难道不是一段尘封已久的民间记忆吗？或是旅行的玩家，或是游吟诗人，或是滑稽小丑，要么是四处表演的马戏团。这些浪漫冒险的经历并未因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而彻底消失。这是一种绝对自由的感觉，将你的人生扛在你的背上，而且只要你想，就能够随时停止或继续前进。

于是，“地图仪式”随之而来，就像任何宗教仪式一样，遵循一定的常规。假如第一轮由J打头，我展开了由英国地形测量局绘制的、粉红封面的探路者地图（1∶50000，或是1英寸∶1英里），计算了一下我们今天徒步的距离。依据地势地形、脚底起泡等因素，无论是刚开始徒步或走到一半路程，通常的距离介于15—20英里之间。当然，涉足的徒步行走尽可能靠近大海，我们喜欢沿着某个半岛或海峡游走，只是偶尔会因遭遇军事设施而不得不从内陆行进，或是碰到没有桥梁的河道只得转向而行。有些岛屿总是遥不可及，其魅力依旧，让人神魂颠倒。行走的过程中，历史也一直伴随着我们，在我们早些时候穿过的小镇，那里有一个人生于18世纪晚期，后来成为一名最有影响力的奴隶制废除主义者。想想真是奇怪，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居然还有人成长为一名贵格会教徒……想想，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目睹这个世界或面对不公时让他愤怒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反应？接下来，我们又讨论了第二天行程中可能要走的线路，现在我们二人彼此很好地适应了地图上的代码和线路示意图，地图一展开，就能在我们眼前变得鲜活起来。我们能够凭直觉想象到那片落叶林的美丽景色，还有那里的山谷陡峭险峻，能够一览山腰间连绵起伏的黄色公路全貌。只要我一进到常去的酒吧一角，拿起啤酒，J通常都会展开他的英国地形测量局地图——橙色探险者地图（地图比例为2.5英寸∶1英里）——他会在这张地图上找到教区的边界、一些古墓，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会去寻找一些河流分支的岔口，这是河流流域的明确边界，他喜欢这些河流的流动，将其称为“地球的动脉”。这一切完毕之后，我们之间的谈话重启，那种彼此间的交流又回来了：你知道，早些时候你说的那些，让我想到一些我之前从未告诉过你的一些事……

是信任！彼此相互倾听，甚至分享一些从未和情人分享的东西，诸如让人伤神的怀疑、种种潜伏的危机、为父之道的恐惧、失去恋人的悲痛，还有我们再也见不到的人，等等。唯有相互间的倾听与理解。在彼此的攀谈中，我们内心的情绪开始高涨起来。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们一直维持着一种罕见的平等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彼此心灵的伤口也会逐渐愈合。可能会在某次旅程中，J会不明原因地心烦意躁起来。下一次就轮到我变成这样，茫然不知所措，内心充斥着疑惑。然而，我们依然彼此保持耐心，毫无怨言。

我们坚信自己一定会克服这一切，渡过难关的。这源于我们的信念，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人生。我们深知自己经历过什么，一切顺其自然。我们彼此见过对方的自由飘扬，偶尔会欢欣鼓舞，我们激励着一同奋斗的战友，紧紧抓住观众的胃口；我们也看过彼此的郁郁寡欢和黯然神伤，像是被命运的转折和人生的失意击垮。这并不意味着仅仅是相互理解——有很多时候，我故意为难J，一度到了他崩溃的临界点。J也是差不多这样对待过我，甚至固执成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一直令我困惑的问题，从不让我摆脱困境。确实，这些时候着实让人发狂，甚至怒不可遏，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当然，知道这么多，也就意味着我们彼此知道情绪的爆发点究竟在哪里，也就是我们的弱点，并且不时地，无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知道哪些点是能够触及的。

自然，有时我们的旅程没有多少强度，不那么紧张，也没有必要去谈论任何特别的话题。不可避免的是，旅程中当然会有那些枯燥无味的时刻——那些不能让人激动兴奋的景色（比如，那片我寻找许久的荒原，事实上却是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有时候，我们会厌烦某个主题，尤其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但永远不会达成一致的话题。这些时候，我们的回应通常是一系列的不同口音——响亮的德语、澳大利亚英语和南非英语的口音是最受欢迎的——要么举止忸怩作态，要么对着天空飙一阵下流的幽默笑话。此外，唱歌发泄也是一种可能，或来几段新式伦敦腔的押韵俚语顺口溜，像是一场语言网球游戏（verbal tennis），你问我答，有来有往。

但最重要的是，J和我总会回归到一个简单的词——（保持）好奇心。我们保持着对世界、历史、政治变幻和革命等的好奇心，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相互保持的好奇心。很多时候，在没有开口交流之前，我们就知道彼此想要说些什么，难道是心有灵犀吗？我们深深地意识到还存在一个基本的现实——那就是自己的无知，即使我们总是认为自己洞悉了一切。对外面的世界来说，我们的看法似乎惊人相似；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彼此之间仍然保持着神秘，我们之间所有的魅力皆在于此。我知道，我们既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又看作是众多分裂的个体。通常情况下，我确信J会主动对一些事作出反应，但当他把问题抛给我的时候，我也很高兴。能深入那些不可预知的领域进行探索，这让我精神振奋。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相处，我依旧感觉到，我们无法通过独处来臻至完美。爱是对我们彼此欠缺的理解，而且要对此始终保持谦逊。“我领悟了：我所欲之，必先予之……” ⁹ zACTSDOA3l0xl+QITyC/3EYQeJ4Mm4DYq468ItE1lcLx1Ep07ZoLexLriPlBJo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