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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层层叠叠的都市景象越来越吸引着我，让我不断地覆盖掉回忆。这种景象在乡下农村并不存在。在苏格兰，完整的村庄可能已经消失殆尽，村民们被迫迁移到沿海一带或是移民他处，只留下残垣断壁，地面也是坑坑洼洼，坎坷不平——像曾经布满牙齿的老牙床——这就是人们离开后的村庄面貌。或者好比一个农夫在两片田地之间挖出一道田埂，几十年过去了，你仍然可以看到那道隆起的土脊。你大概也可以推测出以前这里发生过什么。在城市里，你必须倚仗过去的地图、绘画和照片才能这样做。我们内心是不可能将一座建筑物长时间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除非这些建筑物对我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意义非凡，否则我们很难记住它们。当城市里新的地块得以开发，那么相应地，旧的建筑物拆除工作也就开始了，这时你会注意到这种开发前后的差别，但是过了几天或几周，大概人们就不大会记得以前存在过的建筑物了。近来，作为伦敦横贯铁路开发的一部分，伦敦苏豪区一整条街区突然就不复存在了。有那么片刻工夫，我没有进入街区的中心，而是在规划好的路线中停了下来，看着那里的天空，天空下方曾经布满建筑物。我对那个地方很熟悉，我最喜欢的意大利餐馆就在迪恩街的那一端。如今这一切不存在了，一切都会在几天之内消失殆尽。但如今，我再也无法回忆起那里的任何一个建筑物或商店（除了刚才说的那个馆子）。这一切都在记忆中抹去了。
尽管如此，在这个城市，即使建筑物都荡然无存，甚至连河流的长痕也无迹可寻，仍然还有一些过去与现在时光交织的情形，让人眼花缭乱。以伦敦地下河——舰队河的线路为例：从伦敦健康谷、汉普斯特荒野的凯伍德起，两条支流交汇在卡姆登，就在霍利路的北边，然后沿着圣潘克拉斯路曲曲折折行进，从底下穿过圣潘克拉斯老教堂（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应该是沿河道路），然后横越两个车站，蜿蜒一角至国王十字路的一侧（此处你仍然可以见到河水，听到它在圣查德广场地沟入口栅栏下哗哗流动的响声），然后在罗斯伯里大道下方穿行而过，沿着华纳街下方流动，流到赫巴尔山、藏红花山的山下，最后来到法灵登路的下面，从黑衣修士大桥再次流出地面。一旦你知道在哪里你可以看到它，那么它就成了伦敦城的一部分了——潘顿维尔的大山作为山谷的一侧，突然间就变得有意义了；上面的条条道路曲曲折折，覆盖了依然在流淌的地下舰队河，总有一天它会再次浮现，尽显它圆婉的曲线美。当下水道崩毁坍塌，马路上面铺着的沥青已经裂开，长满了杂草，在最后的人类抛弃这个城市很久之后，地下河水就会再次涌出地面……
那些被掩埋的城市历史如今变得越发扑朔迷离，扣人心弦——例如，利物浦街车站就是我少年时期进入城市的第一个门户，建在欧洲曾经最大的疯人院——贝特莱姆疯人院的废墟之上。疯人院正式为官方所认定时便被围墙围起来了，从旧地图上看，我试图查找“伯利恒圣玛丽医院”的围墙；这些墙体似乎沿着伦敦墙的一侧展开，主教门大街则在另一侧，在这个地方，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德意志银行差不多都在此处设有伦敦总部——其中一些机构还引发了2008年全球性的经济大危机。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如今我便经常去那里看看通勤时的汹涌人流，一辆辆火车每天循规蹈矩地将一批批人运到城里，与别的交通方式截然不同。通勤的人们眉头紧蹙，脸也是紧绷绷的，他们神色凝重，紧张不已，哪怕是一个小小无意的轻慢之举就能激起他们一系列的挑衅与愤怒。这种所谓的正常情形让我越发感到不安，就像任何刚去精神病院的人一样。除此之外，你可能会对这些人更加心存怜悯。毕竟他们至少已经放弃了伪装——假面的演戏、虚假的目标，还有谎言的期限。
还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未知的，依旧还有很多东西，尽管它们就在我们面前，我们每天在上班通勤、下班回家的路上从它们的旁边经过，但仍然是我们尚未与之建立联系的。只有在某一天，才会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停驻下来看看发生了什么。由于某个特殊的原因，或者在某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才会极目远望，注意到我们以前从未凝视过的东西。前段时间，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身上——有一天，我在回哈克尼的路上停在了利物浦街。
在过去25年左右的时光里，我肯定成百上千次经过这个地方，要么是在回家的路上，要么前往火车站坐火车去曼宁特里探望我的家人。30年来，这些沿途景色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不可磨灭，甚至都凝成一幅幅图画——利物浦街站的贝德莱姆墓地，最狭窄处就像瓶口一般，15条轨道顷刻之间减少到6条，这也使得火车在快要接近目的地时瞬间减速，停在此处等待通行。雷普顿男子拳击俱乐部，就在伦敦东区（传统上为工人居住区）；运河之上的一大片暗绿色的仓库，一直延伸到从贝思纳尔格林到伦敦堡区的区域；老布莱恩特和梅工厂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堡，高高地坐落在双程分隔车道的上方；如今拔地而起的奥林匹克场地，远远望去就像海市蜃楼；然后是马里兰—罗姆福德—伊尔福德那边奇怪的腹地，公墓与酿酒厂到处都是；接下来就是与申菲尔德毗邻的乡村；英格兰埃塞克斯郡的切尔姆斯福德——过去这里曾有马可尼工厂，如今已经废弃；然后就是埃塞克斯的威特姆，那里有个英格兰风格椭圆形的板球场，每到夏天，当星星点点的白色队员在场上不停地跑动、变换位置时，其他人坐在栗树树荫下观看表演，旁边的摊亭还留有旧迹——“《泰晤士报》——直达思想”；开福顿站至马克斯泰站——这条小小的当地路线，居然莫名其妙地在物理学家兼工程师的比钦博士的报告中幸存下来，弯弯曲曲地向前行进，直达科恩维利和童年记忆深处遥远的那些角落。我会心地微笑着，我还能够明确地记着它的名字叫马克斯泰，因为我的父亲经常在这一站换乘火车前往伦敦上班。现在，我即将到家，在河边出现了造型奇特的混凝土护栏，接下来火车要经过一条由橡树构成的奇异隧道，随之而来的是科尔切斯特，那里曾经是几间工厂的简易棚屋，现在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是荷兰语——“科尔切斯特森林”；在科尔切斯特与曼宁特里之间最后几英里，是一个大大的园林苗圃，然后——回想起那一刻，至今仍令人激动不已——整个斯图尔河谷露出美丽的脸庞，羊儿们跪在草地上吃着青草，多么美妙的景象，这就是夏天的真相。在回家的路上，我心情平静。这么多年来，所有迎接我的人都在这里——曼宁特里车站。我还记得父亲长满络腮胡子的脸，微笑着不断挥手致意的母亲，年岁尚小的侄子和侄女们高高兴兴、跌跌撞撞地奔向我……
我对如何保证观察的潜在敏锐性感到困惑，我们怎么才能真正观察到最微观的细节？比如，观察叶子背面叶脉的纹路，或者在人潮汹涌的广场上等朋友，在数百米外，甚至在他们的脸还没有清晰出现之前，就能认出他们。一定是某种潜在的意识在发挥作用，比如就她行走时摆手的独特方式。当我们喜欢某个人或是对谁好奇时，我们会通过一千种细微的特征表现出来。但我们对待这个城市表现出了我们的敏锐与好奇吗？
我在区分山毛榉树和橡树方面没有任何困难，也能识别出谷仓猫头鹰在黄昏飞行时飞蛾扑火的样子，但我能说出对冲基金所在的伦敦街道吗？或者我知道期货交易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知道套利、聚合交易及其衍生品之间的区别？金融世界的所有知识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我们中的许多人却对这些知识没有什么真正的了解。
几年前，在我回家的路上，中途在利物浦街下了车。我想找一个可以修理皮背包的地方，最好是一家老式的小店铺。我想到了利物浦街和宽街之间的小拱廊商铺，那里有一个配钥匙的地方，但他们不做皮包的修理，他们建议我去另一个地方。于是我穿过这个广场，广场相当的宏大——这个混凝土浇筑的广场就在车站的正前方，一侧与美国汉堡连锁店相连。突然，我停了下来，因为那里立着个小小的纪念碑。雕像是个约十岁的小女孩，头戴头巾，趿着凉鞋，笨拙地站在那里，眼里充满了焦虑不安，在她旁边是一个玻璃橱柜，里面放置了细碎的生活物件——写着注释的日记本，空空的眼镜盒，一些印有祖父母和兄弟图像的黑白小照片。在这个匆匆忙忙赶火车的地方，纪念碑似乎有些不协调，因为个人的隐私干涉到以追求速度和商业效益为核心的区域。我尝试着搜索一下标题和一个解释的理由，最终在车站后面的墙上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牌匾：
为了孩子（德英双语），弗洛尔·肯特 作
深切地感谢在1938—1940年间难民儿童运动期间，大英帝国的人民拯救了
10000名逃离纳粹德国前往英国的孩子们。
“任何人只要拯救一个灵魂，都会视为拯救了整个世界。”
由英国中央基金专门用于世界犹太人救济
2003年9月16日
读至此处，我不由得想起了上了年纪的雅克·奥斯特利茨在老旧的利物浦街车站候车时的感怀：
从我能记事时起……我生平第一次回忆起小时候，那时，我突然意识到半个多世纪前抵达英国时也是在这个同样的候车室……我感觉有什么东西要从大脑中撕裂，一种羞耻与悲伤的感觉，或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事物，那种情形无法言说。因为我们没有恰当的语言来描述它，正如在多年以前，当两个陌生人前来找我，说着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我也无法用语言去回答他们一样。我只知道，当时我看到那个男孩坐在长凳上时，我就意识到了情况变得不一样了……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的孤寂悲伤给我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一想到我可能并未真正地活着，可怕的疲倦感就扼住了我……我不知道我在候车室里站了多久……然后，我意识到……我在记忆的使用方面是何等的缺少练习啊，相反地，我必须尽可能少地去重拾回忆，回避一切与我未知的过去相关的东西。
我仔细观察了玻璃橱柜中纪念物的每一个细节——试图破译笔记本上的文字，吸收每一幅照片中的信息。我对这些物件展示的真实情形非常感动，它们与一般事物通用表征的表达方式相去甚远。
而且，可能正因为如此，我坐在纪念碑旁边细细观察，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后面的一座建筑上隐现着瑞士联合银行（UBS）的标识。我径直走了过去，发现这是瑞士联合银行的欧洲总部，一座不起眼的办公大楼，建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布劳德门（又称宽门）大规模的重新开发期间。尽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瑞士联合银行仍然是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其最近的季度利润使其跻身欧洲银行业前十名。但让我最感兴趣的是，难民儿童运动纪念馆为什么如此靠近瑞银总部，因为，早些年前，瑞士的一名安保人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1997年1月8日，星期三，克里斯托弗·梅利是28岁的瑞士联合银行的安保人员，他在苏黎世班霍夫大街45号的瑞银的瑞士总部开始了晚间值班。 13 之前，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半，十分熟悉这座建筑。那天晚上，他开始了夜班巡视工作，他在文件粉碎室里注意到一些他以前没见过的奇怪事情。他看到有两辆手推车上装满了等待粉碎的文件，事实上，这些堆满的文件多是一些古旧的档案或书籍。他继续巡视了几分钟，但脑子里依旧在思考他所看到的怪异情形，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困扰着他，本能使他停了下来。最近在新闻中有很多讨论，事关纳粹主义受害者因财务记录“丢失”而无法收回瑞士资产。于是他决定重回到文件粉碎室，更详细地看看这些文档与书籍。下面就是他的发现：
我看到两大本厚厚的黑色封皮装的书，大约A 3纸张大小，其中有借方栏和贷方栏。封皮上写着1945—1965年。我翻开其中一本，看到了1945年2月份开始的借贷条目。其中有不少德国化工公司。看到这一点，我立即意识到，始于1945年2月的借贷条目仍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这里涉及许多德国公司，于是我更仔细地看了其中一些条目。我看到了诸如此类的公司名字：法本公司（IG Farben）、巴斯夫公司（BASF）等，我发现了许多条目涉及1930—1945年的房地产项目。此外，企业破产拍卖也附在额外条目中有所记录。上述档案与书籍大致分为五个不同的类别：债券、股票、杂项开支、房地产等。因为牵涉的日期敏感，我从这两本书中撕下整个房地产的条目部分。我把这两本书也替换了，以便没有人会注意到其中的变化。我通过两次把房地产的条目书页与一本日期标为1920—1926年的银行档案放进了我的存放柜中。然后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并将房地产的书页拿回家中。在家里，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审视着它们，决定寻本溯源。
梅利一到家，就把这些书页放在餐桌上。他叫醒了妻子吉斯皮纳，她在历史方面学识渊博。对于这些书页，他们研究得越多，就越发意识到这些文件极其重要。其中一些是德国公司的企业财产账户，他们与纳粹德国携手合作，从中谋利。有些公司甚至直接从奴隶劳动和种族灭绝的行动中获益（诸如法本公司、德固赛公司和德格施公司等）。在“二战”行将结束时，一些公司资产被转移到瑞士银行，试图避免被盟军没收。其他一些文件涉及柏林的房地产强制出售——在纳粹政权上台后，他们强迫犹太人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房地产和其他资产。在这里的书页上，白纸黑字，用自来水笔写就，存放在银行往来分类账目中，是所有这些犯罪活动的证据体现，可谓铁证如山。梅利和他的妻子清楚地知道，就在几周前，瑞士联邦已经成立一个历史（文物）委员会来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与纳粹政府相互勾结的情况，其中发布的一项管理法案就包括一道命令，特别禁止销毁这一时期的任何文件。克里斯托弗和吉斯皮纳需要时间来考量这一发现。他们一起外出遛狗的时候还在思考他们该如何选择。相互矛盾的声音在脑海里常常打架：“这不是你们的责任，这事非同小可，赶紧把它们还回去。”但是另一个声音，一个更强大的声音，占了上风，要求他们把这些文档公之于众。
但是，在这之前，梅利必须确信，这些档案资料是要销毁的，这意味着有人即将犯下罪行，于是他在第二天下午（1月9日）重返工作岗位，径直前往上次去过的文件粉碎室，在那里他发现两辆手推车已经空空如也——所剩无几，唯有几页档案的封面。但是在碎纸室的外面，他找到了另外两本书籍，里面主要记载了瑞士的银行向纳粹德国的公司贷款的信息。于是在轮班结束时，梅利想方设法将这些文档藏在夹克里带了出去。
第二天，克里斯托弗致电以色列大使馆，告诉他们他所发现的一切。奇怪的是，大使馆并没有表现出与他一样的急切，而是告诉克里斯托弗，让他把文档书籍复归原位。可以理解的是，克里斯托弗是不会这样做的，现在吉斯皮纳建议将这些资料交给她所知道的苏黎世犹太人文化组织机构。因此，不久之后，梅利将所有的材料交给了苏黎世最大的犹太人组织——以色列文化中心（ICZ），并将其转交给那里的工作人员。苏黎世以色列文化中心主席沃纳·罗姆和秘书长艾达·温特立即意识到这些资料的意义有多重要，并于当天下午将材料移交给苏黎世警方。
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梅利一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但在星期一，苏黎世以色列文化中心派出一位代表拜访了梅利，向他解释道，这些材料已经交由瑞士警方处理。听完之后，梅利心里很害怕，但那个人安慰他说：“你是个聪明人，不会有事的。”
第二天，克里斯托弗得知他已经被瑞士联合银行停职。同样是1月14日星期二这天，当地法官（瑞士信贷银行的前任律师）允许瑞银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并公开一项自己的声明。声明称，由于瑞士联合银行（以下简称“瑞银”）的通力合作，这件事现在已经得以澄清。这项声明激起了苏黎世以色列文化中心的愤怒，并马上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从这时起，梅利在瑞银的发现开始举世皆知。梅利在发布会上直截了当地坦承他所作所为的原因，解释道，他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犹太社区，也是保卫瑞士的诚信声名，以及刚刚成立的历史（文物）委员会：“瑞士人民应该知道他们的银行曾与纳粹的公司有某种利益关系。”
起初，梅利在瑞士被视为英雄，因为他揭露了瑞银令人震惊的欺诈行为。在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里，梅利和他的家人被国际媒体包围在苏黎世郊外的小房子里。苏黎世以色列文化中心为他提供了一名律师，帮助他应对媒体风暴，处理与瑞士当局正在进行的档案事件。一位美国参议员阿方瑟·达马托也卷入了这起案件，他敦促梅利前往美国向参议院委员会作证。瑞银集团对他们完全输掉公众舆论战感到恐慌，只好派出他们倒霉的总裁罗伯特·施特鲁德前往国家电视演播室，指责梅利是个哗众取宠的小偷。果然不出所料，这一策略并不奏效，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所碰到的梅利和他的家人是瑞士非常谦虚的模范公民，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和道德信念。而且，施特鲁德在电视台的亮相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他承认瑞士联合银行确实“令人遗憾”地粉碎了大屠杀时代的文件——这也可以理解成：为了掩盖罪行而使事件本身蒙上阴影，并为新闻内容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助长了日益高涨的媒体风暴。瑞士政府对此有何反应？他们展开了一项司法调查——然而并不是针对瑞银的犯罪，而是针对梅利涉嫌违反银行保密法律的行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未对瑞银销毁其战时文件的行为采取过行动）！
之后，瑞士各大银行着手进行修补因档案事件造成的损伤，并为受此事件影响的大屠杀受害者设立一个2亿美元的基金。但是，对梅利和他的家人来说，事情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总部设在美国的反诽谤联盟来到梅利家里，向他颁发了一个奖项，并宣布为向瑞士银行界发起的法律诉讼和梅利设立一个3.6万美元的法律辩护基金。尽管在当时，其中一些做法似乎是积极肯定的，但财务方面的问题很快就开始把水搅浑，混淆了人们的视线。梅利明确表示：“我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钱。我这样做是要对历史负责，帮助那些穷人，他们的生活因瑞士有些银行的恶行而惨遭蹂躏。但当金钱问题进入人们视野时，政治因素也就卷了进来。”
随后，瑞士媒体开始对梅利进行抨击，出现了一种丑陋的反犹太主义倾向；许多关于他的邪恶荒谬的造谣应声而起，将他刻画成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掘金者和瑞士的叛徒。所有这一切使得气氛明显恶化。梅利甚至不得不和家人及朋友切断联系，有记者跟踪偷拍梅利的孩子上学；然后，死亡威胁随之而来，有一封信上简单地写着：“我们会抓到你的。”国际社会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保护梅利及其家人。1997年4月底，梅利和他的家庭前往美国。7月2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一项国会法案，为梅利和他的家庭给予美国政治庇护（据说这是第一批获得美国庇护的瑞士国民）。
1998年1月，代表犹太大屠杀受害者的控方律师控告瑞士联合银行和曾与纳粹合作的其他瑞士银行，并提出了一项高达25.6亿美元的诉讼赔偿；1998年8月13日，瑞士银行界与之达成和解，同意支付总计12.5亿美元的赔偿。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和解协议中条款范围比最初预期的要广泛得多，并具体规定五类“纳粹迫害的受害者”有资格获得纳粹受害者赔偿基金会的赔偿——犹太人、罗姆人（吉卜赛人）、耶和华见证人教徒、同性恋者和残疾人。没有梅利的道德担当和无畏勇气，就不可能达成这样和解的决议。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斯图亚特·埃森斯塔特是这一解决方案谈判的关键人物，在他于2009年出版的《“二战”未完成的审判：被掠夺的资产、奴役和“二战”中未结束的交易》一书中写道，“梅利事件”对瑞士银行界决定参与纳粹主义受害者赔偿的过程是何其重要。书中还写道，梅利的行为对世界来说，联系起瑞士的银行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暧昧行径，和战后试图通过销毁档案文件的方式来掩盖事实的毫无歉意的企图，将他们变成国际弃民，比什么都重要。
我又回到利物浦街车站外，抬头看着瑞银办公室的窗户，想知道他们是否还在使用碎纸机，或者是否已经开发出更复杂的方法来消弭那些“棘手”的信息。我还想知道，12.5亿美元的赔偿基金中，有多少实际上来自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信贷集团，以及瑞士政府究竟支付了多少钱，诸如用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我很想知道，现如今这些银行的高级管理层是否真的理解他们的前任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起的致命作用——实质上，正如美国外交官沃尔特·肖尔斯指出的那样，他们是“亲法西斯的金融运营商”。 14 但是，帮助德国纳粹没收犹太家庭资产的过程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还是已经接受纳粹银行的巨额资金转移（仅从德国帝国银行转出的资金就高达60亿美元），以及接受德国公司在欧洲被占领的地区利用奴隶劳动榨取的利润？克里斯托弗·梅利在瑞士联合银行的碎纸室里发现分类账本中的这些数字栏就像机枪一样，对企图掩盖历史真相的人是致命的。
瑞银与纳粹大屠杀的联系并没有就此结束。瑞银也与德国大型化工集团——法本公司关系密切，没有法本公司，希特勒就不可能发动战争。1957年8月，瑞士银行就已成为一家名为国际工商业投资公司的大股东。1929年，这家公司最初成立于瑞士，作为法本化学公司的控股公司化学产业工会——今天又细分成系列公司，包括巴斯夫公司、拜耳公司、爱克发公司和赫斯特公司。法本化学公司最大的工业综合体是位于奥斯维辛一座巨大的合成橡胶（布纳橡胶）工厂，在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劳工死亡；还有一家分公司制造用于毒气室进行屠杀的氰化氢毒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军解散了法本公司，并将其视为国际工商业投资公司的“奖励性资产”。因此，1961年，瑞银收购国际工商业投资公司的余下股票，获得国际工商业投资公司的绝对控制权，瑞银的金融实力得到大大增强。1965年，美国盖福公司（GAF，通用苯胺胶片公司，原由国际工商业投资公司掌控）的出售使瑞银获得1.22亿美元净收入——相当于现在的近10亿美元——此举进一步改变了瑞银的股本基数，使其一下子超越瑞士信贷集团和瑞士银行，成为瑞士主要的银行和欧洲最有实力的银行之一。
如今，利物浦街的这座瑞银大楼，还有他们的公司价值观是否与这另外的现实有关呢？究竟是哪一方面使瑞士联合银行与其他数百家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一道，为法西斯主义繁荣创造了必要条件？他们参与创造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惨遭屠杀，在1938年到1939年间，仅有一万余名儿童逃到利物浦街，幸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