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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塔·瑟伦利，是一名传记作家、调查记者兼历史学家。这个名字将在接下来的章节有所提及。也许诸位早已知道此君。她作为一位作家，比任何其他人更加执着，常就一个概念纠缠不休，这个概念通常被懒散地简化为一个词“邪恶”。实际上，她几乎所有的研究工作都集中在一点上，即人类必须深刻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实施骇人听闻的暴行（这些人甚至认为他们并没有犯下如此滔天罪行），并能够继续安然地生活下去，以及后来这些人是如何去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且这些所作所为是如何改变了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生活。这些人当中有弗朗茨·施坦格尔，波兰东部特雷布林卡灭绝集中营的指挥官；还有阿尔伯特·斯佩尔，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后来的战争生产部（武器和弹药部）部长。这两个人，直接或间接地对数十万人的死亡负责。瑟伦利数十年如一日，常常几星期、几个月，甚至用几年时间来研究她的这个课题。她经历了这些事件的发生，了解它们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发生的原因。对待这些事件，她不厌其烦，极有耐心，却又不留情面，毫不客气。她更感兴趣的是理解这些事件的发生，而不是对此作出价值判断。她平心静气，很少生气。对于事件中的主人公面对责任时，瑟伦利认为如果时机合适，会让事件本身作出是非判断，而不是人为刻意去断定。当然，我们作为读者，最终也能作出判断，当只有我们经历我现今认为是“静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通过一个人漫长而又心通意会的探索与理解——当一个主体不再是人们批判谴责的对象时，他（她）才重新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我和瑟伦利只见过一次面，时间是2004年10月。那时正好在伦敦摄政公园附近的一所学院举行由心理治疗师安东尼·斯塔德伦（Anthony Stadlen）组织的“灭绝心理学”的会议，会议间隙喝咖啡的时候，我们有过一次长谈。之前，我就对此作出一些贡献与努力，并在这项研究中进行了描述。我开始进入这个桌面屠夫的人物世界（Schreibtischtäter）——这是个难以翻译的德语概念。我很好奇，她是否考虑过为什么这个词从未在英语里找到对应的翻译，“桌面屠夫”也许是最近Schreibtischtäter这个概念的同义词了。在多大程度上她认为阿尔伯特·斯佩尔那种致命的技术统治就属于这一类型？要么是她在书中详细生动地描述了他的精神分裂状况，而这种精神分裂会不会就是理解其桌面屠夫内心世界及其所作所为的一把钥匙？——借由这种处事方式，斯佩尔似乎能够把他的工作和道德分门别类，装进不同的盒子里？会谈行将结束，她试图给出答案，不过她又相当直率地说：“但我想，我一开始就没有回答好你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继续交流？”
瑟伦利个头比我想象的要矮，眼睛富有表情，很会说话，举止像鸟儿一样敏捷轻快，绝没有脆弱的感觉。她思维敏捷，善于天马行空，很会反躬自省，常常疑团满腹，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她和我短短地聊了几句，往往单刀直入，想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我的研究。我们进行了一次饶有趣味的谈话，甄别研究中的参考资料，并能很快地达成共识。在我们的谈话临近结束时，她给了我一张名片，说道：“嗯，你必须来我这吃晚饭。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
次日，我就给她打了电话，进行了一番长谈。她的观点与我的不谋而合，我们都认为，斯佩尔沉溺于在抽象中寻求安全可靠的解决方法——包括整体系统、数据统计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尽管他本人英俊潇洒，和蔼可亲，甚至气宇不凡，但这掩盖了他的一个重要缺陷——即他缺少共情能力，根本无法完全理解他人的情感，甚至不能理解他自己。而当面临痛苦或爱的现实时，他似乎很惊慌。他束手无策，无法面对人们。我们谈到了1943年底的事件，当时斯佩尔参观了哈尔茨山一带的多拉武器工厂，这是彻底堕入地狱的地方，那里的奴隶劳工预期寿命往往只有几天或几周时间。“是的，你是正确的，这些研究意义重大。”她说道。这是战争中为数不多的一次参观，当时斯佩尔直接面对来自柏林发来的指令，要求减少人员损失。斯佩尔无法坦然正视那些奴隶劳工的眼神——尽管这些奴隶劳工就在他的管控之下。一旦这样做，就意味着承认了他们的人性，斯佩尔要对他们的生存状况负责。桌面屠夫这个概念已然不在他的数字与抽象的安全世界里，突然间，那种超凡自信已是鼓衰气竭，他不知道应该往哪里看。
就像我们能想到的那样，所有这些恐怖都离我们的时代并不遥远。石油公司的高管们很少离开城市，他们与外界建起一道屏障，与世隔绝，孤立存在，屏蔽了一切不需要的语言或噪音。有些顾问建议从他们的虚拟世界中“重建”世界，他们永远不会看到数百英里外的群体，因为顾问们的报告，遭到种族灭绝，也因此那些顾问得到了丰厚的报酬。我询问基塔·瑟伦利的一些看法，是什么样的心理使得像斯佩尔或是今天的一些公司高管这样的作恶者还能够安之若素、继续工作？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认为，是不是大多数情况下应该与你周围的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接受程度有关。想想对于弗朗茨·施坦格尔来说，一些天主教高官支持希特勒安乐死计划——所谓“仁慈杀戮”——是多么重要啊。是的，正因如此，随后我增加了阿道夫·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的例证，正如我们从汉娜·阿伦特那里得悉的那样，艾希曼认为他本人“没有内疚”是因为他听到纳粹政府和行政部门的高级人物同意需要“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已经说过，第三帝国的掌权者们也说过”。
我告诉瑟伦利，我很久以来就想进行一项相关研究：想与一位组织心理学家一起研究这个问题：采访那些来自石油行业、制药公司或军火制造商的高管们，并请他们认真考虑如何在继续进行工作的同时又能维系自己的价值观（如果他们当中有人能真正做到二者并行不悖的话）。这种想法激起了她的兴趣，但我也隐隐觉得，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历史案例延伸到我们现今世界，会引起某种不适。我的想法触发了基塔的一段回忆，她提到了多年前她在英国南部城市切尔滕纳姆所作的一次演讲。当时，她明确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在斯佩尔的职业生涯中，这些矛盾力量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当我们会面时，她总会试图找出关于这方面的笔记。随后，我和基塔定了一个时间会面，即几个星期后，11月的某个晚上，我们在沃里克大街她的家里一起吃个晚餐。
遗憾的是，我们没能成行。这着实让我懊恼了一阵子。在约定吃晚餐的前几天，基塔打电话给我说，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身体遭受诸多病痛，可否重新安排会面时间？当然，没问题。我回答道。其时，我和平台的一个同事正在美国出差，待了两个星期，在匹兹堡的一个会议上作主题演讲。当我回到英国时，我们又必须马上处理一堆积压的工作，所以，任何不是紧急处理的事务都会被推到来年进行……在我意识到要与基塔会面时，几个月已经过去了，一起共享晚餐的约定依旧没有成行。过了几年，我在一部关于传记作家黛安娜·阿西尔的纪录片中看到她接受采访的画面。黛安娜·阿西尔曾是基塔的作品编辑，据说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编者。在纪录片中，基塔谈到了自己的那本关于弗朗茨·施坦格尔的著作——《黑暗探索》，该书引人入胜，书中细节令人触目惊心。她已是风烛残年，看上去越发年老多病。于是，我又想恢复二人之间联系，但并没有做到。只是岁月不居，时间流逝太快。没有关系，我安慰自己道，等这本书最终出版的时候，我会寄给她一本。
然而，2012年6月的某一天（确切时间是6月14日），其时我正在翻阅当天的《卫报》，读到其中一页时，内心止不住一阵悲伤，原来她已离世。令人悲痛的是，她那丰富而又非凡的卓见，世间已不复再有了，我们之间才开始的会晤交流已然失落，不复存在，所有的约定也永远完成不了。讣告评价她的写作和研究过程极其激烈，“渴望探明一切……道义承诺无比热切”，这些因素使她成为第三帝国心理学研究方面的翘楚。但是，尽管讣告极力赞扬她的作品，但我都不认为其间叙说能完全反映出她在关于施坦格尔和斯佩尔的研究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已经记不清我和多少人谈及过这些作品，以及基塔的这些作品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些书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说是对我们这个世界至关重要的几本书；不仅所有的政治家们都要阅读这些书，而且那些想要弄清楚权力本质的人也要阅读这类书。
然而，即便是作者逝世之后，也许那些重要的访谈仍然可以通过这些书找到继续传承的方式。自从我第一次读到她关于研究斯佩尔的书开始，20年来，我仍然感觉到她就在我的身旁，在这段桌面屠夫探索旅程中，她就是我的一个精神伴侣。
有一个德语中的复合词，一直是我20年来思考与研究的核心：“桌面屠夫（Schreibtischtäter）。” 10
“Schreibt”（与英语中的“抄写”scribe押韵）意指“写作”。
“Tisch”（与英语中的“盘子”dish押韵）意指一张“桌子”。
因此，“Schreibtisch”就是你写字或工作可以凭借的地方——我们称之为“桌子”。
“Täter”（与英语中“后来”later和“独裁者”dictator押韵），来自德语词根“tun”，表示“去做或干什么事”，因此，“Täter”就是“作案人”或“案犯”的意思。
但是“Täter”（作案人）并不是中性词——事实上，这个词在德语中的使用方式差不多总是贬义的。一个“Täter”（作案人）所做之事要么是犯罪之事——诸如盗窃汽车、贩卖毒品等，举例来说，“sex offender”（性犯罪者）在德语中就是“Triebtäter”（强奸犯）；要么为主流社会所不满——诸如猎杀动物、欺良凌弱或极端地违反社会规范行为等。因此，在英语中最接近的对应翻译，我想当是“perpetrator”（作恶者）。因此，如果将所有这些单词合在一起：
Schreibtisch+Täter就是桌面“作恶者”——也就是“官僚体制罪犯”。
然而，这仍然不能完全传达这个词的严肃性或重要性。“Schreibtischtäter”从早期使用来看，其最明晰的意思是指在桌边就能杀人的人——这个人，能够以发号施令的方式，利用公文、电话或电脑去杀人，而不是用枪直接去杀人。所以，我在本书中专门使用“桌面屠夫”这一名词来指代德语中的Schreibtischtäter。
现在已经很难查明德语中“Schreibtischtaeter”一词——或者是英语中的“desk murderer”（桌面谋杀者）或“desk killer”（桌面屠夫）——的最早使用状况了，但是这一概念在阿道夫·艾希曼1961年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期间就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这个词经常与汉娜·阿伦特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常被她广泛地错误引用，用来证明“平庸之恶”，而且理解也不透彻。但奇怪的是，尽管她写了大量的关于“桌面杀戮”背后的概念，但是“桌面屠夫”或是“桌面谋杀者”之类的字眼从未出现在她于1963年出版的《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书中，那是艾希曼1961年接受审判的两年之后。1966年，阿伦特在为贝恩德·瑙曼关于法兰克福大审判（1963年至1965年，在德国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是又一次大规模的对纳粹罪行的追责行动）的著作导言中，首次使用了“桌面谋杀者”这个概念。随后，几乎就像要弥补失去的时间一样，在短短20页的序言中，她使用“桌面谋杀者”或“桌面谋杀”这些短语不少于八次。因此，显而易见，自1961年阿道夫·艾希曼接受审判到五年后瑙曼的书《奥斯维辛集中营》出版之间的几年里，这个短语已经广为人知，在阿伦特所作的导言中根本不需要澄清。要想了解这个概念从那时到现今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大众文化，你只需要听听迪伦在1963年唱的歌曲《战争的大师们》——“来吧，你们这些战争的大师/你们建造大炮……你们藏身于高墙后/你们隐匿在桌子后。”
如果有一个人对发明这个术语——或者至少是这个术语背后的概念——负责的话，那么，我认为就是吉迪恩·豪斯纳——艾希曼审判中的首席检察官。豪斯纳，无论他是否受制于知识的局限或是法庭表现欠佳，他还是在1961年4月17日艾希曼审判案开庭前发表了一个精彩的演说。其中包括人们对社会上此类“屠夫”无常本性的思考，以及司法程序需要作出适度改变以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在这次审判中，我们还将面对一种新型的屠夫，这种人只需在办公桌前运用残忍的屠杀技巧就能杀人。” 11 随后，他继续描述艾希曼的权势，艾希曼是典型的桌面屠夫，一位行政官僚，根本无须弄脏自己的双手就能杀人于无形，因为诚如他解释的：
正是因为艾希曼的命令，毒气室计划才付诸行动；他拿起了电话，于是火车就驶向纳粹集中营；他的签名封死了成千上万犹太人的命运……我们会发现，艾希曼总是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吹毛求疵、过分讲究的人，只不过是一个“白领”工人而已……然而，他就是那个策划行动、发起行动和组织行动的人，是他指示其他的人对犹太人进行血腥屠杀，并使尽一切谋杀、盗窃和折磨等手段来进行杀戮……
在这场罪行中，他的同案犯们既不是匪帮暴徒，也不是黑社会打手，而是这个国家的精英领袖们——包括大学教授和研究学者，有学术学位的达官贵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还有所谓“知识分子”。我们将在后文遭遇这些人——包括医生、律师、学者、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等——他们活跃在那些坚决要灭绝犹太人的委员会中。
我也认为，豪斯纳本人有可能受到一篇早期著作的影响。多年前，在此项研究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首次发现了这份材料，它是由C.S.路易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的——《地狱来信》（首版于1942年2月）。这是一本对罪恶本质进行反思之书，故事主要以信件的方式展开，一个资深的老魔鬼和一个初级共犯之间进行有趣的信件交流。刘易斯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我生活在一个管治时代，一个一切都受制于管理的世界。滔天罪行现在不会发生在肮脏的“罪恶之窟”，而这恰恰是作家狄更斯最喜欢描绘的地方；甚至也不会发生在集中营和劳改营，在那些地方我们只是看到罪行的最终结果。这些罪恶是在洁净明亮、温暖舒适、灯火通明、铺着地毯的办公室里进行的，那些举止文静、指甲修剪齐整、面部干净利索的白领官员构思罪恶计划、发布行动命令（主要包括采取行动、附议赞成、执行命令和形成备忘录等步骤），这中间他们根本不需要抬高嗓门就能得到一致赞同。
刘易斯的先见之明让人胆战心惊。这确实是非凡的远见卓识，恰恰就在1942年2月这个时刻，印刷厂正在转动机器不停地印刷《地狱来信》这本书，而阿道夫·艾希曼也和他的14位同僚——德国行政部门与安全机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相会于柏林万湖的一座豪华宅邸，协调“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他们在湖畔别墅里的一张办公桌旁，平静地组织一场种族大屠杀。
在我成年后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概念一直困扰着我，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屠杀事件发生在六七十年前——而是因为这样的桌面屠夫一直与我们同在，甚至现在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在我那个年代，我知道的就有一两位这样的人，你们也许遇到过更多。你们不仅可以找到在办公桌前，或是在军队的电脑里发号施令、进行屠杀的人，甚至在行政机构里也能发现这样的桌面屠夫。他们可能栖身于石油工业、武器装备、药品制造等行业，在金融财政、保险行业、政治法律等领域也能找到这样的人。他们很少刻意筹划去杀人或伤害，但是他们的行动，连同广泛分布、无处不在的政府机构和当代企业法人团体，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无辜的生命遭到摧残。而且，随着高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大步前进，桌面杀人也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司空见惯，因为现在许多正在开发的科技只会帮助加快所谓“远距离杀人”的进程。
让我给你们举一个就我所知的例子吧。无人驾驶飞行器（UAV），就是俗称的“无人机”，如今是许多国家军事和安全部队的核心装备，全世界有76个国家现在具备某种类型的无人机战斗力。无人机市场交易有望在未来五年内从59亿美元攀升到113亿美元。无人机的发展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形态。那些杀人者根本无须和那些被杀者出现在同一片大陆上。每天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使用的大多数武装无人机，都是由8000英里之外的内华达沙漠基地的操作员对着监控屏幕进行协调和指挥飞行的。一开始，绝大多数无人机操作员都是空军飞行员，他们至少有过一些实战经验，不过随着技术需求的改变，这种情形开始发生变化，人们更愿意寻求那些更年轻的操作员，即所谓的“电玩一族”。从最近在阿联酋军方征召无人机操作员广告 12 的活动中可以看出，那种对杀戮麻木不仁的程度着实令人毛骨悚然：
执行解决方案ME正在为阿布扎比基地的一个航空航天开发项目招募阿联酋国家无人机操作员。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征召有机会学习如何驾驶无人机（无人驾驶飞行器，但原文是无人Arial交通工具。说明：可能是单词拼写错误）。
对于那些将要学习如何在千里之外屠杀人类的潜在应征者来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喜欢玩电脑游戏吗？”
在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中，只要一想到技术进步变化如此之快，就足以让人惊叹不已。有太多太快的技术进步，让人们可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如释重负。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回想起过去那极其费时的资料搜集工作，在全欧洲的档案馆里来回折腾，不得不在几天或几周之内查阅文档——其中许多文件如今可以通过数据传送的方式瞬间获得，只需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轻轻一击便可做到。毋庸置疑，这对任何有兴趣获取信息的人都有巨大的好处。同样，这其中一些技术协作性也是非同凡响的，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不能自由查阅信息的时代。
许多技术创新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可以把这个称之为“进步”。但是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去评估我们如今所依赖的技术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影响呢？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些新技术的每一个要素是会让我们彼此更加亲密，还是让我们渐渐疏远，彼此无法理解？
不久前，我约一位老友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会面，其时正是夜晚时分，天气温热，我决定从哈克尼区的住处出发，往目的地方向走。我从附近公园穿行而过，然后从运河的边门出来。刚一踏上河边小道，我就差点儿被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年轻人撞倒。他戴着耳机，显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现实世界视而不见。有那么多人沿着小道走，低头看着手机，眼睛似乎粘在手机上了……我穿过了哈格斯顿公园，一条斯佩尔划过的线条突然浮现在我脑海里——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他是如何运用技术手段来使自己远离纳粹杀人的事实呢——这似乎就是所谓的“技术道德中立”……汉娜·阿伦特在去世前究竟说了什么？1975年，阿伦特在接受丹麦松宁奖时发表演说，她非常准确地预言了当今世界的许多发展与变化——“所有政府职能面临着威胁性的转变……在官僚机构中，统治既不是源自法治，也不是源自人治，而是匿名的办公室或计算机，它们完全非人格化的统治会对自由构成更大的威胁，胜过以往那些反常粗暴、专横霸道的暴君统治。”但是，当我们快步进入数字时代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学到了什么？
我现在穿过老街，沿着经过邦希尔墓园的小路向前走，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被葬在这里。一位朋友告诉我（这肯定不是真的？）这就是贪婪的伦敦城，现在又想要在这个墓地的最高处建造办公室。我依旧记得诗人关于伦敦的诗歌：“我走过每条特许才能通行的街道/徘徊在独占的泰晤士河边。我看见每个过往的行人/有一张衰弱、痛苦的脸。”即使在过去那些日子里，一切事物都要“特许”方可进行，什么东西都商品化，一切都挂在他看到的每个人的脸上。
我继续前行，沿着邦希尔街一路下行，一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18世纪的精致建筑映入眼帘。然后又看到一座大学宿舍楼，学生们正在把自行车锁在路边栏杆上。我继续走着，在我的左边是一栋图书馆，学生们正在那里赶周日晚上截止的论文。我所说的“图书馆”，在这个房间里，几乎没有书籍。只有学生一排排地坐在那里，就像在某种数字工厂里，所有人都盯着各自的屏幕，大多数人还戴着耳机。每个人都完全与周围的同学相互隔绝。在数码世界里，他们仿佛见到光明，一切变得豁然开朗。整个自习室散发出一股淡蓝色光芒。
在德国作家W.G.塞巴尔德的最后一部作品——长篇小说《奥斯特利茨》中，叙说者雅克·奥斯特利茨回忆起他在中学时代一位富有感召力的历史老师，名叫安德雷·希拉里。希拉里的重头戏就是非常细致地再现了1805年发生摩拉维亚的奥斯特利茨那场战役，他对当时的天气、地形和所有的高级官员形象都作了细致的描绘。男孩们都对他出色的表演和对战役百科全书般的把握印象深刻。然而，故事叙事者告诉我们，希拉里就像任何真正有创造力的老师（就此而言，或是艺术家）一样，从来不会完全满意他的辛劳付出：
关于1805年12月2日发生的事情，希拉里可以接连谈上几个小时，然而他还是认为他不得不压缩自己的讲话时间，因为他有几次告诉我们，要想把那天发生的事完整描述出来，时间是不够的。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复杂形式，要说清楚谁在战争中已经死掉了，谁幸免于难，或是战场到底在哪里，究竟变成什么样子，或者简单地说，战场在夜幕降临时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只能听到伤员或将死之人的呻吟与哀号。到最后，任何人所能做的都是用荒唐离奇的语言来总结那些未知的因素，如“战争的命运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摇摆不定”，或是一些微弱无力、百无一用的陈词滥调。甚至当我们都认为自己已经注意到每一个微小细节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诉诸那些经常被别人搬上舞台上演的固定套路。我们想要再现那种现实图景，我们越是努力，就越能发现构成日常生活图景的历史画面呈现在我们眼前：倒下去的鼓手男孩，刺杀他人的步兵，眼神突出的战马，还有将军们森严保护的皇帝。有那么一刹那，战争骚动的这一场景瞬间定格了。我们对历史的关注其实是对我们大脑中预设形象的关注，当真相还在别处，距离发现它还很遥远，还在某个地方尚未被人发现之前，我们就一直盯着这些形象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