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拉：尾声
——“历史写作的盲点”

伯杰尔委员会，也称为“独立专家委员会”，根据瑞士政府1996年12月13日颁布的法令成立，目的是对“德国纳粹独裁统治时期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瑞士”与纳粹合作项目进行历史调查。委员会由知名的瑞士经济史学家让·弗朗索瓦·伯杰尔教授担任主席，其中专家小组的主要成员有瑞士历史学家和大学教师（雅克·皮卡德、雅各布·坦纳、乔治·克雷斯）、瑞士法学家（丹尼尔·蒂雷尔、约瑟夫·沃亚梅），以及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来自普林斯顿；西比尔·米尔顿，以及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学者），一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海伦·琼兹，一位波兰作家兼外交官瓦迪斯瓦夫·巴尔托舍夫斯基，一名以色列建筑师索尔·弗里德伦德尔。该委员会还有一个由40多名研究人员、顾问和译员组成的小组，并由同等数量的行政服务人员提供支持。在这个委员会存在的五年中，发布了25项研究及其报告，所有这些研究资料均是为2002年的最终报告提供翔实的调查研究结果。 ¹³ 调查研究的主题范围涉及面很广，人们可以全面地思考瑞士在“二战”纳粹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义务。以下是1997年至2001年发表的一些报告的选编，便于诸位读者对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有所了解：

◎ 逃逸的财产——被洗劫的财产：1933年至1945年间进出瑞士的文化资产及其归还问题

◎ 瑞士的公司和强制劳工：第三帝国内的瑞士工业企业

◎ 第三帝国内的瑞士化工企业

◎ 纳粹时期的瑞士军火工业和战争物资贸易：公司战略——市场趋势——政治管制

◎ 纳粹时期的瑞士金融中心和瑞士银行：主要的瑞士银行和德国（1931—1946）

◎ 瑞士银行的休眠账户

◎ 纳粹受害者的存款、账户和银行保险箱，以及战后的归还问题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瑞士和黄金交易

◎ 罗姆人、辛提人和叶尼西人：纳粹时期瑞士对吉卜赛人的政策

在伯杰尔委员会成立之初，500万瑞士法郎的原始预算显然不足以进行所需的研究。1997年春，瑞士政府又为该项目拨款1700万瑞士法郎。五年之后，即2002年3月22日，伯尔杰委员会的最后报告出炉，并以四种语言发表。该报告长达597页，现在可以在网上进行全文查阅通读。

在这份报告的引言介绍部分，我看到了一个相当有趣的分标题——“历史写作的盲点”，这也许可以算是一个比较贴切的墓志铭，用来纪念这一特殊委员会调查的终结。这一部分提到了瑞士在“二战”后的初期将自己定位为“世界政治发展的受害者”，以及这种定位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实质性变化。但这远远不够，因为甚至在最近的瑞士史学界，这样的表述还在延续：

纳粹政权受害者的命运与其观点继续遭到无视（我在此强调一下）。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瑞士学者与官方的历史兴趣和调查研究更多地聚焦于战争和战争经济上，而不是大屠杀，这种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做法再现了当时已经普遍存在的公众态度：尽管自1942年起，瑞士人民就能够获得在第三帝国控制下的地区正在犯下的大规模屠杀罪行的信息，但是他们选择了无视。

我一度希望这份报告最终能全面论述瑞士企业在大屠杀中与纳粹勾结合作的情况。当我翻阅到这份看似全面的报告索引时，也许你能想象我的错愕表情（总共花费2200万瑞士法郎，涉及近100人的辛勤劳作，共历时五年），因为整个报告只有一处提到苏拉公司：“阿道夫苏拉股份公司，阿尔邦——第202页。”于是，我翻到了第202页。在苏拉这个主题之下我能发现什么呢，一家瑞士公司生产了许多机动毒气车吗？

什么都没有。

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句话都没有。只有一份公司名称的清单，包括一份表格。这份表格显示苏拉公司在战争年代是第九大最有价值出口商（介于联合皮格能士生产股份有限公司和奥托芬电信公司之间），在1940年至1944年向德国出口了价值440万瑞士法郎的产品。关于出口的产品是什么，报告中一个字也没有提。

苏拉公司在1940—1944年对德国出口的那价值440万瑞士法郎物资的事实传达出怎样的意义呢？以及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多么深的恐惧？ VBr7omdSCO95aWNJRmHSkqGhbBgg3IwpVYivfUVF2TmfB9iihOcvEaZLI0g1Ps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