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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8月22日 博登湖畔阿尔邦，瑞士
抵达这里，我们花了13年时间。当火车绕着博登湖徐徐前进的时候，我开始反思这段不紧不慢的旅程。J和我正顺着博登湖的南岸行进，“康士坦茨湖”——曾经是大陆旅行（Grand Tour）的观光者们称呼的湖的名字。我们眺望着湖对面，向德国那边的低矮山丘看去，多年前我们曾一起前往那里旅行。J正在阅读一篇圣加仑的胡格诺派教徒难民（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迫害胡格诺派新教徒）的报告。我们刚刚在这座小镇换乘火车，这些火车为圣加仑的纺织工业作出了诸多贡献。历史上，小镇主导了整个瑞士的纺织工业。我朝窗外望去。现在是8月底一个慵懒的日子，傍晚时分，太阳的炙热业已散去。孩子们在湖岸与缓慢行驶的火车之间的地方随意地骑车玩耍。上了年纪的夫妻坐在松树下的长凳上休息。终于，小镇阿尔邦映入眼帘。距我观看克劳德·朗兹曼导演在此拍摄的长达九个半小时的著名电影《浩劫》已经有13个年头了。 10
1987年1月，那时我20岁出头。接连几个午后，我坐在寇松梅菲尔电影院里不能动弹，完全被电影里的画面吸引住了。电影中充斥着连续追踪拍摄的画面，不断地在波兰森林、火车和铁道等场景之间平移聚焦，还有一连串满目疮痍的面孔对着镜头说话的场景。这部电影的节奏着实扣人心弦。电影的意图极其简洁（主要是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作恶者、幸存者和目击者的证词），但形式极其复杂（主要是季节变换和地理位置的错位迷失、电影叙事的不断分层和层层重叠），我认为这恰恰是电影让人着魔的魅力之所在。我曾拜访过电影中的一些人，他们的言谈举止与那些苦难记忆，我会铭记一生。电影大概有一个可以预期的奇怪反转，这些面孔仅仅在屏幕上出现了几分钟，现在却好像越发清晰，胜过我对父亲的回忆。西蒙·斯雷尼（浩劫中的幸存者）在重返海乌姆诺集中营表现出困惑的表情——“是的，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在这里焚烧那些无辜的人。”当菲利普·穆勒试图要找合适的词汇描绘自己的工作，却发现根本不可能找到的时候，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因为他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特遣队（Sonderkommando，由关押的年轻力壮犹太人组成）里工作。杨·卡斯基泰然自若，像鹰一样傲慢不逊，可是一回忆起华沙犹太区的生活，他的脸一下子变得扭曲起来，30多年从未对人提起的回忆，如今突然向他袭来——“不不，我不想回到过去。”在这些人的证词中，似乎有一种静滞的特质，让时间停驻在话语之间，这是我们在电影中从未见过的。作为切实的行动，它与你紧密相连，共同见证思想与记忆的过程。比如，快速眨眼或者突然间的匆匆一瞥，都可以彼此交流思想，记录历史。
但是，在电影《浩劫》中所有的事件中，最让我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是“备忘录”——即电影开头的第一部分。电影并没有对它作过多的叙述，甚至也没有与具体的人联系起来，只是一个空洞的声音在朗读一封信，仅仅是一个商人写给另一个商人的一点消息。电影中冗长的镜头，将鲁尔区、潮湿的道路、工厂、冷却塔，以及卡车头的特写展现得一览无余。摄像机的镜头由远及近，投向一个支架，聚焦在一个奇怪的蓝白相间的徽标上——“苏拉”——这个名字我从未听到过。
人们发现，这封正在朗读的信，是一份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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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名党卫军官员（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此人名叫贾斯特，英文为“Just”，即正义）送给另一位同事的——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劳夫，事关如何改进苏拉卡车以更快速、更高效地用毒气屠杀犹太人。这是一封典型的官僚作风的信函，也是一封商业交易的信件。语气务实，近乎无聊。在寇松电影院的那几分钟时间里，尽管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但是我的内心已经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近乎本能地认为，这封信无比冷血，又看似陈腐，其意义尤甚于我之前看过的一切关于纳粹大屠杀的报告，主要是因为这封信的语言是如此平实普通，它原本就是一封常见的交流信函，在过去50年间，任何一家机构的部门之间都存在这样随时的交流情形。此刻，我瞥见的某种真实，也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相——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纳粹大屠杀的“现代性”，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历史事件所展示的那样。哦，不，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而是如语言本身展示的那样，因此，那些交流这个备忘录的人，他们的行为与心理，却完完全全地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存在着。认识到这点之后，我就不太可能将那些年的纳粹大屠杀历史视为遥远的过去，因为过去与现在碰撞交集，我不得不作出改正——它在过去促成了我们将那种语言和恐惧绝对联系起来，现在也依旧如此——其实，正当诸位在阅读这一页的时候，类似的备忘录正在某个地方写着呢。备忘录的主题可能会有些变化，但结果依旧是大规模的死亡。阿富汗无人机运营商的备忘录、华盛顿律师的备忘录、试图为非法“干预”辩护的政客的备忘录等等，皆是如此。如今，这一切以印有“机密要件”的备忘录位居榜首。
我最终找到了那份原始备忘录的副本，当中包括贾斯特本人在信中所作的下划线。值得注意的是，他仅发送了这份文件的副本，这反映了他与劳夫的通信极为保密。
一、说明
要点：对现行使用的或行将生产的专用厢式货车进行技术改造。
自1941年12月以来，已使用三辆厢式货车处理9.7万宗物品，使用过程中未出现车辆瑕疵。我们知道，发生在库尔姆霍夫（Kulmhof）集中营
的爆炸当是一起孤立事件，与车辆本身无关，原因可归于操作不当。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已向有关部门发出特别指示。这些指示使安全工作得到不断加强。
以往经验表明，下列方面的调整对安全生产不无裨益：
1.为便于快速散布一氧化碳，避免压力剧增，应在车尾顶部钻开两个槽口，规格为10cm×1cm。这样，余压将由通风口外部易于调节的金属绞接阀门控制。
2.正常厢式货车的货仓面积为9—10平方米。而苏拉制的专用货车的容量并不是很大。超载问题并非原因之一，而在于全地形的越野机动性能，这些性能在专用货车中大幅降低。显然，减少货仓面积实属必要。这可以通过缩短仓内隔间距离约1米即可实现。这个问题仅通过减少受试产品数量是无法解决的，正如迄今所做的那样，无法达成既定目标。此种情形下，则需要更长的运行时间，因为仓内空隙也需要及时填充一氧化碳气体。相反，如果车内仓区面积较小，所有空间可以完全占用，则操作所需要时间将显著减少，因为仓内已无空隙。
制造商在会商中也指出，减小货厢体积势必会导致车厢前部的位移不便。这样就有车轴过载的风险。事实上，车厢中重量分布会有一个自然补偿的机制。当货车在运行时，负载中所有的力量集中到厢尾，将大部分负荷集中到车身尾部。因此，前轴并没有超载。 12
3.连接车厢的排气管道会被流入其间的液体锈蚀，因此易于生锈。为避免此类情形发生，排气管口应向下设置。这样，就会避免液体流入（管道）。
4.为便于车辆清洁，应该在车厢地板上开一出口，利于液体排放。这一开口可由一个直径约20—30厘米的水密盖关闭，同时装置肘头虹吸管，利于稀薄液体排放。肘头虹吸管的上部将安装一个过滤器，以避免管道受阻。这样，车辆在清洗时，较为厚浊的污垢可通过大的排水孔予以清除。车辆的地板可略微倾斜，这样，所有液体便可流向车厢中心处，避免流入排气管道。
5.到目前为止，已安装的观察窗几乎从未使用过，建议清除。这样，因为免除了窗户安装和配置密封锁的环节，在生产新型厢式卡车时便可节省大量时间。
6.车辆照明系统需要更多防护。要使包裹护车灯的格栅无法打破灯泡，格栅应当与车灯之间保持足够距离。根据用户观察，似乎这些车灯从未开过，所以用户建议可把它们拿走。但是，经验表明，当车厢后门关闭时，里面便会黑暗一片，装载之物便会猛烈推门。基于此，当车内变得黑暗时，装载之物会冲向弱光之处。这将妨碍厢门顺利上锁。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锁门的声音也与黑暗引发的恐惧有关。因此，权宜之计是在行动之初的前几分钟和在机器运行之前，保持开灯状态，此外，开灯对夜间工作和货车内部清洁也有帮助。
7.为便于车辆快速卸货，应在车厢地板上放置移动式网格，这种网格可通过滚轴在U形铁轨上滑动。它可通过放置在车身下方的绞车来移除或就位。负责改装的公司表示，由于缺少人员和相关材料，此时改装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当务之急，是必须找到另一家公司来完成此项业务。
当认为现已投入使用的车辆有必要进行大修时，对其技术改造的计划也将随之执行。对已购的10辆苏拉卡车的改装将尽快进行。汽车生产商在一次会议中已经明确表示，除了小型的改造可行之外，当下进行结构性的更改已不可能。因此，必须设法尽快找到能进行车辆改造的其他公司，至少要对其中一辆进行改造。相关经验表明，车辆的改造和调整势在必行。我建议让霍恩莫托（Hohenmauth，今天捷克境内帕尔杜比采州的一个旅游城市）地方的公司来负责此事。
鉴于目前情况，我们不得不期望这辆车的改造晚些时候完工。这样，它既可以用作改造的样板车辆，也可以用作备用车辆。一旦此车测试完毕，其他卡车也将退出现行工作业务，进行同样的改造。
二、致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劳夫，由您审查决定。
威利·贾斯特
遇到此等文字，该当作何理解？究竟是怎样的麻木不仁可以让一个人以这种方式——“装载的货物”“货运之物”——来称呼（被屠杀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仅有那么一个时刻，备忘录作者几乎无意中提到了人类的情感，而非冷冰冰的机器：“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锁门的声音也与黑暗引发的恐惧有关”（在此重点强调一下）。
想想在这六个月里，他们是如何将这些词与9.7万人的死亡联系起来？很快，得益于上面提及的技术改进，死亡人数估计达到30万到35万人左右。就像在十辆苏拉卡车里，纳粹杀光了如诺丁汉或赫尔城规模大小的城市里的每一个人。这份简简单单的备忘录应当成为人们理解纳粹大屠杀的主要象征，因为绝大多数的大屠杀不是“自发的”枪击或集体迫害——这些屠杀计划安排周详，按时间有序进行，并作详细记录，一切显得有条不紊。这些受害者的金钱与财产都被逐一列入档案，一切皆由如贾斯特和劳夫那样的官僚操作完成，他们的数量成千上万，只是在战后很快融入德国社会，几乎不留痕迹。
那么，这份备忘录的发件人和接收人究竟是谁呢？我们对这些人又有多少了解？对于威利·贾斯特，备忘录的作者，我们知之甚少，他生于1899年，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在加入帝国保安部（党卫队属下一个情报机关）的保安警察队伍之前，先是一名焊工和机械师。后来他前往盖世太保总部，1938年加入德国党卫军，后在柏林帝国保安总局二处D部门（主管工商业）结束了其职业生涯（海因里希·希姆莱管辖下的保安总局下属的技术与自动化部门）。
人们了解更多的是他的上司沃尔特·劳夫，他是保安总局二处D部门的总管，是改造毒气车，并将其发展成“机动毒气室”的关键人物。如果先前没有来自几位具有科学背景的专家的专业知识，劳夫的机械创新和卡车框架的重新设计就不可能发生。最终导致毒气车发明的原初动力源自希姆莱的担心，他担心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机动屠杀分队）大规模枪击的杀戮效果不佳，从而导致士兵士气低落。1941年8月，希姆莱在明斯克目睹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枪杀事件后，他要求帝国刑事警察局局长阿图尔·奈比博士尽快实行更为有效的大规模屠杀方法。随之，奈比转身向两位在刑事犯罪技术研究所（KTI）工作的化学家——沃尔特·海斯博士（研究所所长，1925年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与阿尔伯特·威德曼博士（1938年获得斯图加特工学院的化学博士学位，毒理学方面的专家）——寻求帮助。海斯博士和威德曼博士早些时候曾秘密参与了纳粹的“安乐死计划”中，在最有效的致命化学品方面，为该计划提供建议。
后来，他们三人（加上第三位同事、化学家奥古斯特·贝克尔——1938年获得吉森大学的化学博士学位）推荐一种使用瓶装一氧化碳进行毒杀的方法，并且对整个实验过程进行了监测。此方法后被德国巴斯夫公司采购，随后又被用来对帝国境内的六家精神病院的病人进行屠杀。
1941年9月，奈比博士咨询海斯博士，问他是否想过可不利用瓶装废气的方式来进行大规模屠杀。于是，海斯博士和威德曼博士就此问题进行讨论，这次探讨异乎寻常，令人诧异。据威德曼的回忆供述，他们是在柏林的一次地铁之旅中——是在威登堡广场到悌尔广场之间——讨论此事的。威德曼博士随后于9月晚些时候前往明斯克，并监督了第一次使用废气对人体进行排放的测试——人们利用软管泵入的方式将室外一辆卡车的废气引入室内，五名精神病患者就这样在密闭的房间中被毒气杀死。在这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帝国保安总局局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就要求劳夫设计开发一种机动毒气室。劳夫相对动作较快，使用了从瑞士苏拉集团定购的五辆卡车，然后召集帝国保安总部的机动化师负责人弗里德里希·普拉戴尔和他的首席机械师哈利·温特里特，要求他们对卡车进行技术改造。当时，二人的工作间正是设在柏林奥布莱希特亲王大街的国家保安总部，在三人相互配合下，机动毒气室不久就化为现实——劳夫的最初想法很快由普拉戴尔和温特里特的行动而变成实体。他们设计出一个U形管将废气与车后身的密封隔间连通，以实现对苏拉卡车的改装。
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犹太人大屠杀研究专家）在其著作中描述了1941年10月温特里特驾驶改装的苏拉卡车原型车到刑事犯罪技术研究所（KTI）大院进行测试的场景。威德曼博士随后为他所在部门的年轻化学家开了一场小型的研讨会，主题是如何以最佳方式杀死人类：
威德曼……解释道，通过调整点火时间，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废气中有毒的一氧化碳气体的含量。他还解释了如何测量密封隔间的一氧化碳含量……他的一个手下甚至戴上了防毒面具进行了气体含量测量。
几天后，海斯博士开车送两位见证过这次演示的年轻化学家前往萨克森豪森的集中营（位于柏林以北30千米的小镇奥拉宁堡，“二战”时所有德国占领区纳粹集中营的指挥总部所在）。在那里，他们再次看到了苏拉卡车，卡车被党卫军军官团团包围着。他们看着40名裸体的俄罗斯战俘被带到卡车上，锁在后车厢里。然后，卡车大约行驶了10分钟，海斯和他的年轻学生跟着汽车后面步行。他们可以听到车内的痛苦呻吟声，但20分钟后一切归于沉寂。于是他们从驾驶室里的窥视孔检查了下车厢，确认所有战俘都已死亡。这是机动毒气室的又一次测试，对帝国的化学家们来说，他们又取得了一次成功。
现在，机动毒气室的全面生产完全可以开始了——他们订购了30辆卡车，较大型的卡车来自苏拉集团（约可携载50—60人），稍小型的卡车来自欧宝公司和戴蒙德公司（约可承载30人）。随后，在温特里特的监督下，在柏林一家名叫高博夏特公司的帮助下，人们对这些卡车进行了改装（高博夏特公司提供了可安装在卡车内的密封金属箱体）。几个星期之后，至1941年12月8日这天，在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赫伯特·兰格的指挥下，特遣队开始在海乌姆诺集中营切姆诺采用新型的机动毒气室屠杀犹太人。其中，苏拉公司和戴蒙德公司制造的厢式货车被送往东部前线，前往里加、维捷布斯克、明斯克和莫吉廖夫等市，以供特别行动队执行屠杀任务——部队指挥官们视之为及时的圣诞礼物，他们非常担心自己的士兵在大规模枪击杀戮中所遭受的心理创伤。
战争后期，在1942年，劳夫在维希占领的突尼斯领导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在那里继续他的工作——杀害犹太人和游击队。如果阿拉曼战役没有扭转北非战场的形势，不能阻止北非的纳粹军队，那么劳夫还会带着他的机动毒气室在整个中东地区继续灭绝犹太人。1943年，他负责意大利西北部的盖世太保行动，后来他在那里以党卫军旗队长兼武装党卫军上校的身份待到战争结束，并于1945年在米兰被美国人逮捕，然后被押往意大利里米尼的一个营地，并最终从那里逃脱。他设法逃到罗马，并得到梵蒂冈宗教官员的庇护，直至其与家人相聚。随后，凭借伪造的红十字会文件（一个规定的程序文件，许多在逃的党卫军军官在梵蒂冈的帮助下借此得以逃脱），他们全家坐船前往叙利亚。然后从叙利亚出发，劳夫和家人最终辗转来到南美洲。最后他在皮诺切特将军统治下的智利找到了避难所，随后一直生活那里，并于1984年5月14日在那里去世。
我发现，在引渡和起诉他的问题上，是否判他死刑是一场漫长的法律斗争，而且皮诺切特政府还会继续保护他。一位朋友传了一部纪录片《独裁者的影像》，其中包含了20世纪80年代初纳粹追捕者贝蒂和瑟奇·克拉斯菲尔德（即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在智利圣地亚哥劳夫的房子外呼喊的镜头：“驱逐纳粹刽子手劳夫！”随后，影片又出现了劳夫葬礼的镜头，正当装着劳夫的棺材缓缓下降的时候，一些身着皮衣的暴徒行礼向他致意：“希特勒万岁！劳夫万岁！”
由于电影《浩劫》里鲁尔工业区的背景中有苏拉公司的镜头，我最初一度以为苏拉汽车公司是一家德国公司。然而，几年前朗兹曼与我相晤时，他就告诉我，他碰巧在现实中也遇到了电影《浩劫》中的苏拉卡车。有一天，他和电影摄制组的人员从瑞士拍摄回来，注意到有辆苏拉卡车就在他们身后行驶，于是他们开始拍摄这辆卡车。随后，这个镜头与鲁尔工业区的镜头在电影中交互出现，在概念上将其与德国的军工复合体联系了起来。
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研究时，关于这家公司的信息着实很少。我给德国商会打了电话调查此事，结果没有回应。我甚至通过商务图书馆和一些运输杂志查找相关资料，但一无所获。最后，在一名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的帮助下，我发现苏拉公司实际上是一家总部位于阿尔邦的瑞士纺织品制造企业。据我所了解，苏拉公司在20世纪早期就实现了业务的多样化，进行卡车的生产与制造，但在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早期又回到了纺织机械的核心业务上来。
终于，我找到了一个瑞士电话号码，并拨打了这个电话，最终和米克尔森先生通上电话，他是苏拉集团的财务总监，同时也是非官方的公司研究的历史学家。我向他解释道，我正在对苏拉公司的汽车制造方面进行研究，并询问是否还有公司以前的档案。电话中，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谨慎：“不，公司没有正式的档案，但他知道一些公司的历史。”无论如何，什么样的研究角度才是我所探求的呢？我向他嘟囔了一些我的总体研究概况，询问一些关于苏拉公司何时开始制造汽车的问题。他告诉我苏拉公司成立于1853年，当时是圣加仑郊区的一家铸铁厂，但公司很快就在纺织品制造领域站稳脚跟，并搬到了阿尔邦地区。公司第一辆汽车生产于1898年，最后一辆卡车生产于1983年。他告诉我，这些卡车是由阿尔邦和奥尔滕的一家子公司生产的。最后，我问他公司是否出口了很多卡车，以及出口到了哪些国家。又是一阵停顿：
“请问您指的是哪几年？”
“嗯，我对从20世纪20年代到1950年左右这段时期很感兴趣。”
又是沉默。“请稍等一下，我这里有一些公司的文件，但那段时间的资料不是很多，也许只有10页或20页的样子。”
“您能把您那里有的资料复印件发给我吗？”
“但我需要知道，您究竟是要什么样的信息。”
“这段时期公司有什么汽车出口方面的信息吗？”
“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份年度报告中有几行说明，主要讲产品出口到南美、德国、英格兰等国的情况。仅此而已。”
事到如此，我决定问得更直接一点，不过这样通常总会犯错：“我听说苏拉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德国政府供应卡车，但我不知道是否这是真的。您能说明一下吗？”
一声惹人恼怒的叹息！很明显，米克尔森先生的语气突然变得不耐烦了：“是的。我想，这大概就是你一开始就想要的。我不能给你这方面的信息。目前，伯尔尼的一个联邦委员会正在对公司的所有这些案件进行调查。不久将会有一份关于公司战争年代运营的报告。我不能告诉你更多的信息了。”
事后，我回想起这段谈话。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是米克尔森先生提到了“一份年度报告中仅有寥寥几行提到出口的情况”。历史消隐得无影无踪，数十万人在苏拉卡车里窒息死亡，相关资料居然只剩这些。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试图找到苏拉集团在纳粹大屠杀中所起作用的可靠信息，但一再走进死胡同，没有任何进展。维纳图书馆，通常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库，但它根本没有关于苏拉集团的任何信息，不过它确实保存了一些关于沃尔特·劳夫的资料。我对所收集到的新信息如此之少感到沮丧，于是决定直接前往阿尔邦进行调查，看看在那里究竟能找到什么。
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的小火车正沿湖“卡嗒卡嗒”地驶向一个小镇……
昨天的时间非常宝贵，我们了解到关于瑞士和“二战”的一些更为广泛的历史背景：我们和我之前教过的一位学生住在纳沙泰尔小镇上。他是经济史学者，专门研究瑞士的地区银行和国家银行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让他听起来枯燥无味，也算是给他带来莫大的伤害。然而，他有着无政府主义者的机智和充沛的精力。他对我们的研究很感兴趣，在那天的行程中，他向我们详细描述了瑞士和战争年代的情况，尤其是瑞士的伯杰尔委员会（Bergier Comm ission）的活动。伯杰尔委员会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是一个政府机构，专门从三个方面调查瑞士在“二战”期间扮演的角色——银行业（瑞士银行及其与纳粹德国的关系）；难民及瑞士的难民待遇问题（包括将难民遣返轴心国占领的欧洲的可耻之事）；“二战”期间瑞士工业问题，特别是武器生产工业和化学工业。他向我们提供了该委员会中所有历史学家的个人简历，包括他们过去的研究领域，甚至他们的政治倾向。他对苏拉集团了解不多，只是他认为瑞士邮局和其他一些政府机构过去常常使用苏拉公司生产的卡车，他们应当是“非常可靠的”。
J正将头探出火车窗外，兴奋地喊道：“我们终于到了阿尔邦。”我们取下背包，在车门边等着出去。我突然感觉，这个国家北部有种不受重视的感觉。与我们今天早些时候穿过的瑞士富裕中心，即苏黎世和楚格的新建大楼与华丽的城市景观相比，这个地方破烂不堪，满目凋敝。在看了《浩劫》、第一次听说备忘录的13年之后，感觉电影里面描述的，在这里有些不真实。我们进了车站，对接下来要发现什么一无所知。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苏拉卡车的踪迹，或者是关于汽车制造的信息。忽然，J指着车站另一端冲我喊道：“看，就在车站外面！”
那是一个蓝白相间的“苏拉”特色标识，带有奇怪的三角墙和小窗。当我们下火车的时候，我发现它就在车站的另一边。挂着这个标识的巨大工棚业已腐烂衰败，屋顶也凹陷塌陷了。我顿时本能地意识到，这些工棚就是所谓的装配库房，这里就是制造卡车的地方。随后，我们来到湖边。那里立着一座阿道夫·苏拉的青铜半身像，他是苏拉公司创始人弗朗兹·苏拉的儿子。
我们看到了附近的一个布告栏，上面有关于这个城镇和风景名胜的信息——其中有一个是“老爷车博物馆”，展馆主要收藏老旧的苏拉汽车，每周三下午对外开放一次。这个小镇的人们似乎为小镇厚重的历史感到自豪。
我们找了个地方住下来，开始寻访车站一带的建筑综合体。我们开始在车站周围四处走动。随即，我们看到了第一辆苏拉汽车，一辆老旧的军用卡车，停在停车场里，车身锈迹斑斑。随后，我们来到了这些木棚后面。后来，我们才得知，这里是另一家纺织厂——海恩娜纺织厂，后来被苏拉公司接手。苏拉公司的起步是从圣乔治的一个小村庄开始的——就在圣加仑的郊外，随后在1853年将其纺织业务转移到这里。但是，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被用于汽车制造。最后，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现代化的建筑综合体，毗邻老厂区的装配库房——新苏拉公司。
这里立了三面旗帜——瑞士国旗、当地州旗，奇怪的是，还有印度国旗——甘地的解放象征（我们随后发现苏拉公司现在在印度有许多子公司）。黄昏时分，我们完成了整个建筑综合体的环行——它的占地面积出奇地大，绕着它的外围，我们大概走了40分钟。当我们重返这个古镇的时候，大多数餐馆已经结束了晚餐服务。小镇给人一种忧郁的空虚感，不过还好，最终我们在小广场上找到了一个地方，喝了点汤。随后，我们漫步到湖边，希望能找到一个酒吧，但结果什么也没有。我们坐在木头建成的码头上，远眺德国南部的星星灯火，想起了十多年前那次在德国拜访博伊斯以前同事的疯狂之旅，当我们坐不到车时，只好在路上搭便车，要不就在高速公路服务站里过夜。J让我想起了一次搭乘便车的经历，一个爱尔兰司机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大麻烟卷，驾驶的速度每小时120英里，而且速度还在往上升，直到我们的车子在高速公路车道中间追尾了一辆梅赛德斯客货两用车。然后我们的车身不停地打转，疯狂地越过三条车道，却又奇迹般地没有撞到任何东西。的确，那次我们的九条命牺牲了一条……
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些引人瞩目的会面，在杜塞尔多夫，我们与约翰纳斯·施蒂特根交谈；在奥格斯堡，我们与政治哲学家鲁道夫·巴赫罗进行会谈；在阿贝格，我们与直接民主运动的先驱们——威尔弗里德·海特及其朋友——直接面对面地交流。此时，我还不觉得累，于是继续绕湖岸行走，最终我们发现了一个酒吧。酒吧靠近小码头，相当耀眼。我们一边喝着威士忌，抽着香烟，一边反思今晚究竟有多少收获。转而想到，如果真的有一个地方能给你很多信息，而这些信息又是你永远无法从图书馆或档案馆得到的，那究竟又能怎么样呢？只有站在这片土地上，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才能感受到苏拉公司的巨大体量。这些工厂和装配库棚，在它们的鼎盛时期占了整个阿尔邦的三分之一——创造出了“苏拉镇”。这种经济主导的绝对优势对依赖该公司工作的人们究竟有什么影响呢？同时，它是怎样开始以许多微妙的方法去影响一个社区的整体文化呢？
2000年8月23日
我们的廉租小屋紧挨着教堂。夜间，每隔一刻钟，教堂的钟声就会响起，因此，今日晨起我们的心情就没有那么好了。在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告诉房主钟声扰人的问题——他似乎觉得很有趣，但也同意今晚给我们换个房间。然后，我们就去镇上的书店，准备买几本关于当地历史的书籍。路上，我们经过一个模型商店，里面出售许多迷你型号的苏拉汽车。书店里的老板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向我们提供了许多苏拉公司的信息，他说，有3000多人在苏拉汽车工厂上班。当工厂在20世纪80年代初关闭时，还引发了巨大的骚乱——因为镇上的大多数人就此失去了工作。现在公司仅保留一小部分人，主要从事汽车维修工作。在镇上，我们发现两个明显不同的区域：一个位于老城的中心，就在城堡边上，那里一直是公司的行政中心；另一个就在车站旁边，主要建于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的苏拉汽车都在那里生产制造——我们昨晚也在那里走了走。
然后，我们起身向城堡和公司的行政总部走去，突然我看到了我从未想过会看到的东西——一辆卡车从山上正向我们驶来，车上的苏拉标识非常醒目，毋庸置疑。我立刻抓起相机，就像疯狂的狗仔队一样，快速地拍摄。
卡车司机处之泰然，似乎完全不担心。J走上前去和他攀谈——是的，有许多人喜欢这些卡车。这些车子可能已经有20多年了，但是它们仍然可靠耐用，依旧强劲有力。我们可以看看在他车库里的另一辆苏拉卡车吗？我问道。这是一辆车型更老的卡车。我们还获得了可以拍车内仪表面板的照片的机会，很明显，这是卡车迷们最感兴趣的事，毕竟有人欣赏他们的车子。
最终，我们找到了苏拉行政总部，一座引人注目的白色装饰艺术的大楼，有几层楼高，藏身于城堡旁边的一条小巷里。8月的燥热令人昏昏欲睡。我们设法进入楼下的大厅，然后爬了两层楼梯，再沿着走廊到处看看，旁边根本没有人。最后，我们还是遇到了两位秘书，他们对我们不期而至的来访似乎很惊讶。我们开始向他们解释我们正在做的研究，其中涉及苏拉卡车方面的研究，我们能同谁谈谈吗？他们说米克尔森先生是合适的人选，不过此刻他正在度假。有没有其他的主管呢？没有，他们几乎都不在这里。其中一位秘书说，我们可以试试和赫斯先生谈谈——他是车站附近经营苏拉汽车修理部门的负责人。他们二人随即给赫斯打电话，而且很快就安排好了，我们可以马上前往那里。在出去的路上，我们也拿到了去年苏拉汽车年度报告的复印件。在大楼外，我们看到了一个壁画群雕，画上的内容主要纪念公司三代创始人——弗朗兹、阿道夫和希波律·苏拉。
赫斯是个50多岁的男人，和蔼可亲，蓄着小胡子。他学识渊博，对苏拉公司非常熟悉，对我们很有帮助。他用了大约一个小时带我们回顾苏拉公司的历史。历史事实表明，苏拉汽车曾是瑞士国家身份的一个标志——他们为瑞士的邮局、军队和建筑工业供应了大量汽车，在20世纪60年代的生产高峰期，他们提供了瑞士卡车市场50%以上的供应量，在企业生产最高峰的时候公司雇用了当地4500名工人。他们的主要优势是将目标瞄准有利可图的细分市场，通常为客户设计满足特殊需求且规模较小的系列卡车。他们还特别擅长与世界各地的其他汽车制造商进行特许经营和合资经营，例如，他们与英国的维克斯-阿姆斯特朗有限公司和利兰公司建立起了合作伙伴关系。赫斯向我们确认了苏拉公司在1983年停止制造车辆的事实，但这前提就是要有20年担保期，确保一切车辆及其维修部门正常运行，因此他们还有一些生产车间，就像此刻我们所在的车间，主要负责苏拉汽车的维修。在我们访谈结束之际，他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的酒柜。酒柜上贴有标识，上面写着“苏拉/英国利兰”。
赫斯先生还送给我们两本详细描述苏拉公司历史的书籍，我们当时没有时间详细阅读，因为还要赶在博物馆关门之前参观两个博物馆。他很乐意与我们交流，以前从未有人从英国来专程拜访这里。在我们临走之前，他还送给我们一些特别的礼物——小小的苏拉卡车徽章、苏拉卡车模型，甚至还有一个苏拉标识的烟灰缸和一根苏拉标识的雪茄（这支雪茄至今还保存在我的公寓里，被珍藏在一个银蓝相间的玻璃管里，上面印有“三十年已往，依然还能强劲”的字样），以此来庆祝梅赛德斯-奔驰公司和苏拉公司之间的合作。
在当地的博物馆，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研究，那天正好是星期三，我们前往“老爷车博物馆”——这里面摆满了苏拉公司的汽车、发动机，并有一些数据图表。很快地，J就和一个参观的年轻人康拉德结成了朋友。他显然也是被这些卡车迷住了，很高兴找到志趣相投的人。当他们在谈论发动机大小尺寸的时候（J总是给人一种资深的卡车极客印象），我在博物馆里四处搜索，看有没有关于苏拉汽车在战争年代所起作用的参考资料。可以断言的是，这里几乎什么相关资料都没有。一辆20世纪40年代生产的军用卡车，在生产日期上算是最接近我们正要寻找的卡车。我们开始翻阅一本详细描述苏拉车型的书籍，试图找到那种为客户量身定做的机动毒气车，但是一无所获。
现在我们感觉有点累，只好返回我们的出租房。当J在休息时，我打开电视，想要看看距离这里不远的球队比赛新闻报道。我从童年时代起就支持的利兹联队，今晚将在冠军联赛资格赛中对阵慕尼黑1860队。此前，利兹联队在埃兰路球场仅以2∶1获胜，所以今晚的比赛至关重要——我在一堆频道间切换，最终找到了我想要看的节目……下半场开始5分钟，慕尼黑1860队禁区内出现了一个破绽，阿兰·史密斯猛扑过去，抓住了这个得分的机会，0∶1，利兹联队领先，现在利兹联队只要坚持到最后就会赢得比赛……
比赛结果振奋人心，顿时困意全消，于是我们决定出去吃点什么。我们找到一个热闹一点的地方，一个露台上的露天啤酒馆。我们从外面的烧烤摊店里点了大杯的啤酒和一些烤鱼，然后坐在这里，计划在这里的最后一天该做哪些调查研究。我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们不去找当地的报纸呢？在这个小镇，如果苏拉公司与机动毒气车曾经是这里最值得报道的事件，那么他们一定知道。J认为这可能对我们的研究有帮助，于是我们决定明天上午到那里看看。
我们还查阅了当天早些时候收到的关于苏拉公司的报告，标题是《你们一直想知道的苏拉：事实、数据与分析》，报告封面是灰红白三色搭配而成的，设计新颖，报告的内容就是按照从A到Z的顺序介绍公司的方方面面。
报告从“醋酸纤维”（Acetate）开始讲起（醋酸纤维皆由人造，主要从能溶于丙酮的醋酸纤维素中提取，特点：温度均衡性好，手感丝滑，尺寸稳定性佳，速干效果好。应用：装饰面料），至“青泽尔（Zinser）”结束（苏拉公司的业务部门，注册办公所在地在埃伯斯巴赫……一个环锭纺纱系统部门的领先公司）。正如销售饼状图那样，棉花和羊毛的国际市场价格的曲线图和最新纺织机械示意图，穿插在这些页面中，都是关于“刺绣”和“丝绸之路”3000年历史的知识性条目。然而，苏拉公司的另一段历史几乎看不到，报告中只有一段是关于“卡车”和“交通工具”的，尽管事实如此，正如报告中所说：“如果一个人问起，在瑞士苏拉的名字背后是什么，那么即使在今天，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也会得到是‘卡车’的答案。”
后来，我们阅读了赫斯先生送给我们的那两本书。第一本书就极其不同寻常——A 3大小，制作精美，主要是为纪念1953年苏拉公司的百年庆典制作出版。此书内含15幅水彩画、铜版画和水墨画，画中多是公司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与建筑，还刊登有思想高尚的道德文章，这些文章出自当时的董事长汉斯·苏尔寿、总经理阿尔伯特·杜布瓦等人之手，“雇主秉承的诚实、正直、责任精神也是员工和国家需要的精神”。
苏拉公司百年诞辰正值经济显著繁荣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所有的幸福与不幸的结果……诗人歌德说过，世界上什么都能忍受，但唯有一连串幸福的日子最难以消受。如果歌德所言可以用来描述工业发展现状的话，那没有什么比用来形容瑞士出口工业更贴切的了。
我们将一如既往，努力证明自己会无愧于我们苏拉公司辉煌的过去，做好自己的本分之事，尽力维护和提高苏拉公司的世界声誉。
翻过这一页，我们看到了1953年苏拉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名单，共15人，此时距离“二战”结束刚好过去了8年。我们很想知道，为公司百年诞辰而写的文字是怎样打动这15个人的。
汉斯·苏尔寿博士，董事会主席
阿尔伯特·C. 努斯鲍默，董事会副主席
阿尔伯特·杜布瓦，总经理
查尔斯·德切夫伦斯
C. 奥古斯特·赫格纳教授
H. C. 保罗·雅贝格博士
弗里茨·斯坦费尔斯
海因里希·沃尔夫·维克托·迪姆博士
维克多·迪姆，经理
沃纳·弗勒里
阿道夫·哈格，经理
雷内·哈布斯，经理
爱德华·鲁普雷希特，经理
奥托·齐普费尔，经理
罗伯特·步琪博士，副经理
他们当中是否有人知道他们的“中立”瑞士公司曾经在战争中向纳粹德国提供卡车？这些人有没有与湖对面的邻居讨论过如何改装卡车来满足客户的特殊需求？难道他们当中没有人讨论过如果减少货厢体积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车身的稳定性？在与德国人的会面中，他们有没有向党卫军解释道：“除了小型车辆外，（对已定购的卡车进行）车身结构性改造，目前还不能做？”
赫斯先生送给我们的第二本书名为《苏拉公司之旅》，出版于1945年底，距之前苏拉卡车在海乌姆诺集中营的投入使用的时间相隔不到一年。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和内容安排从两个方面揭示了以下几点：首先，它通过本书精致的现代主义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苏拉公司的良好形象与勃勃雄心，以及作为工业设计先驱的成功典范——以精美的黑白图像彰显阿尔邦地区苏拉工厂与行政总部的方方面面，展示了整个车辆制造过程，每幅图片均配以短文简介。其次，考虑到这本印制精美的书是在欧洲其他地方的战争结束几个月后才出版的因素，因此，这本书的出版还证明了，不仅“二战”期间瑞士生意兴盛，而且在战后依旧繁荣，发展良好。要知道，那时的纸张供应就像其他的产品一样实行限额配给制，并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持续了多年。
书的第一页就是一张苏拉汽车引擎的照片，就像一件雕塑，上方写了这样的话，至今还有令人不安的历史回响：
我们工作质量给予我们强大与自由
导言介绍如是说：
苏拉公司决定出版这本宣传小册，并非因为有什么庆典需要纪念，而是因为我们的最新工厂除了理应受到圈内那些令人尊敬的客户们的青睐，也需要引起圈外人士的关注……尽管苏拉汽车在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的道路上来回穿梭——这主要归功于苏拉汽车拥有众多的授权生产商——从而使苏拉公司名声远扬，得到用户的认可，但相对而言，其旗下工厂（产品）却鲜为人知。
书里接下来便是庆祝劳动理想主义的照片。这些照片显现出一种奇异的美和秩序感，似乎体现了现代主义和创新工业设计的理念——苏拉公司作为模范工厂，处在世界领先地位，工人工作环境优越，管理效率堪称完美。
然后，我们看到一张汽车的图片，是最接近在海乌姆诺集中营使用的车辆——一辆大容量的大型货车。
这会不会是参与讨论过对在海乌姆诺集中营服务的卡车进行必要“技术调整”的人员之一呢？在不改变负载能力的情况下需要将卡车车身减少一米。这纯粹是技术问题。然后，就是这个人或是他的同事，就会开始解决问题的进程。图纸也许是重新绘制过的，并且也做出了比例模型，接下来，新型卡车就会在离车站半英里外的装配车间组装完成。也许，苏拉公司的一名董事会亲自负责这个特殊的改造项目。毕竟，客户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份合同进展顺利，毫无疑问，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德意志帝国订单……
2000年8月24日
待在阿尔邦的最后一天，正如我们昨晚商讨的那样，今天开始拜访当地报社。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一个公开谈论苏拉公司和“二战”岁月的人——当地日报的大胡子编辑恩里科·贝希托尔德（他让我们叫他“里科”）。这个中年人不停地吸着烟，看上去精力充沛，是个典型的记者模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镇及其与苏拉公司的关系，有两个不一样的历史——一个事关记忆，一个则事关遗忘。第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调查的历史。过去这里曾有一个工人报纸，叫作《图尔高工人报》，其思想主张一直是反纳粹反苏拉的；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图尔高工人报》曾对苏拉公司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做过一些研究。悲哀的是，这份报纸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停刊，现在只剩下一份档案。这个镇上的大多数人思想保守，就像他的报纸一样。说到此处，里科抱歉地耸耸肩，接着又补充道，历史上，小镇一直完全依赖苏拉公司，他们只是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这是一个想要根除过去、遗忘历史的小镇。接受完采访，里科向我们告别，他热情地和我们握手，并祝我们好运。在这片有组织的健忘海洋中，他像是一个良心的孤岛。
我们走回苏拉公司总部办公室，路上我们还在兴奋地讨论从编辑里科那里获取的信息。我下定决心要去总部探探究竟，看看我们是否能见到公司的高层人士——毫无疑问，那里此刻一定会有人“正在度假”。令人惊讶的是，通过哄诱讨好总部前台的两位秘书，我们还是设法搞到了苏拉公司公关总监丽莎·卡斯特尔曼博士的手机号码。过了一会儿，我给卡斯特尔曼博士打去电话，她接到电话居然有点惊讶。不过，她试图让我和米克尔森先生通话（电话中我已向她说明，我们早已和他通过话，但他此刻正在度假）。在我向她解释之后，她同意一小时后见我们。现在，我们居然有些兴奋紧张，于是决定先吃点东西，计划一下如何进行这场会面——有些事肯定需要深思熟虑、反复斟酌。随后，我们又回到城堡边的办公室，再次上楼。这一次，我注意到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重要标识——一扇贴有“档案”标记的门——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因为我想到，米克尔森先生曾在电话里告诉我这里没有公司档案。
有人引我们进了丽莎·卡斯特尔曼的办公室——办公室四面白墙，里面配有黑色真皮沙发，玻璃桌子——完全是让人不讨厌的现代艺术风格。丽莎大约三十五六岁，穿着大方得体，看上去有点谨慎，但尽量不表现出来：“嗨，你好！你们是从伦敦来的吗？我曾在那里度过愉快的时光。我在伦敦的大学攻读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你们认识圣路加来的人吗？他们真的很酷。我们曾在一起做了一些项目。不管怎样，你们是什么样的艺术家？为了声名，还是为了金钱？！”
“不，不。”我说道，想方设法说出一些让她不那么警惕的事情，“我们是环境艺术家，对教育颇感兴趣。我们这个团体目前正在研究社会上的一些公司，尤其是着眼于公司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研究——你知道，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壳牌公司（Shell）、福特公司（Ford）……当然还有汽车制造企业，关于苏拉公司，我们已经听说了很多，这也是我们前来贵处进行调研的原因了。”
我们从苏拉公司的年度报告谈起，这是她的专业长项。在报告的创新设计与外观上，我们恭维起了她。她说：“谢谢。是的，设计很巧妙，难道不是吗？”她迷人地晃了一下头。我们问了几个苏拉汽车制造时期的几个具体问题，以及公司的发展现状、公司员工、公司不断拓展的领域、纺织机械和他们在印度的业务开展等情况。
交谈了15分钟左右，她真的对我们产生了好感，也觉得我们没有恶意，感到踏实安全。于是，我将话题引到公司的历史方面来。她随即向我们提供了一份公司官方报告总结的打印件。我问她公司有没有什么一段“艰难”的历史。她看起来一脸茫然。我给她看了一页讨论苏拉卡车改装的备忘录。结果，她呆住了，这个样子我从未见过。她匆匆浏览了这一页。很快，我们的谈话从轻声细语变得嘈杂起来。我说道：“毫无疑问，你一定知道这件事吧？”她连忙回复说不知道，她从未见过这样的报告，然后开始对我们起了戒备之心，也变得很生气。她质疑我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些备忘录材料的，我们会面讨论的议程是什么。然后，她又对我们的文件横加指责，怀疑我们的文件不是真的。我告诉她，这份文件已经广为人知，并在一部重要的电影《浩劫》中以特写镜头出镜。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向她提供备忘录的副本和文件来源的参考资料。我重申了一下，我们只是对过去的苏拉公司和现在的苏拉公司之间关系很感兴趣。“不，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交集。”丽莎坚持这样认为。然后她又说，是的，苏拉公司当然有它的历史。但是，它并不活在历史中，不是生活在过去，就像一些公司一样，譬如李维斯、可口可乐那样的公司，它们不以过去为荣，也不留恋过去。公司的员工只会对当下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正当她辩解的时候，我勃然变色，我想到了约翰·伯格（John Berger，英国艺术史家、小说家、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猪的土地》（Pig Earth）中的“历史后记篇”写到的那样：“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作用……就是摧毁历史，断绝一切与过去的联系，将人们所有的努力和想象都引向可以预见的事情上。”
我甚至还想到了某种距离——这是无法想象的距离——这种距离介于这个舒适明亮的办公室、丽莎·卡斯特尔曼本人、她的国际友人、她那老于世故的公关和备忘录中的野蛮事实，以及数十万人因窒息惨死在设计完美的苏拉卡车中的暴行之间。也许工程师们和绘图员们就曾在这座大楼里工作，讨论如何对卡车进行修改？说不定沃尔特·劳夫本人就曾有一天在这里和苏拉公司的董事们一起吃过午饭，并用微笑和杜松子酒来庆祝项目的顺利完工。
我正告丽莎，我不同意她的某些观点——一个公司如果不反思历史怎么可能向前发展呢？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看，她有没有遵循伯杰尔委员会的工作要求？苏拉公司是不是已经联系过他们了？丽莎一无所知——但她说会给我们回复的。丽莎是否意识到瑞士银行刚刚不得不向犹太人团体和解，并向他们支付超过12.5亿美元巨额赔偿金的事？是的，她知道这一点。她开始记笔记了。J向她问起苏拉公司的风险和负债基金的事，以及公司为此类突发事件预留了多少资金。她依旧一无所知，她再次说有的话会给我们回复的。
最终，我们选择了离开，而她的心情现在大概也恢复了平静。我们说，如果苏拉公司愿意公开他们过去的档案，我们也很乐意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丽莎回应我们说，她必须要和董事会谈谈这一切才行。随后，我们走出这座办公大楼，再次置身于这个8月下午的酷热当中。J开玩笑地跟我说，他能听到碎纸机启动的声音。我说，他们早就有50年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大概也没有多少档案可以剩下了，但毫无疑问，今天下午肯定会有一些电话打向那些在地中海度假或是自家花园中劳作的苏拉公司董事们。
没想到，仅仅是备忘录的一页纸就有如此神奇的力量。这股力量足以让一个公司上上下下慌乱无措，也足以摧毁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距离。我们在小广场上的一家阴凉的咖啡馆纳凉，挡一挡太阳的炙晒。我们突然一阵兴奋，转而又有一股强烈的愤怒和悲伤。除了这张纸，那逝去的30万人什么也没有留下。但是，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感觉到，那些死去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还是以某种方式存在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这种方式重新呈现了他们——就像我们刚刚在苏拉总部办公室做的那样。想想他们在黑暗与难以想象的恐慌中死难的59年后，又一次短暂地出现在这个瑞士小镇，出现在那个宽敞明亮的苏拉公司总部的办公室里。这个公司不得不重新被人提及，历史被他们如此轻蔑地埋葬在记忆里，如今它又回来了。那些死难者正在被人们再次提起。在那个非常短暂的时刻，他们再次出现了。苏拉公司必须要面对他们，给他们一个解释。
在我们离开小镇之前，我们决定重回那个破旧的车辆装配库棚，那里曾是制造苏拉卡车的地方。爬上破碎的窗户，我们向里面观看，发现树苗从地板缝里生长出来。阳光穿透屋顶上的巨大裂缝，照在地面上。这种复返自然的景象让人有一种充满希望的奇妙感觉。这里似乎包含了某种真理，超越所有的办公室、所有的世故公关、所有的技术官僚和所有的公司暴利。一切也会像这样结束，伴随着成千上万的工人幽灵，公司的健忘失忆，一起沉入地下，直到树根撑开混凝土，小树苗从中生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