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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位于城市和草原世界之间的缝隙，它的存在取决于城市保护其周围田地的能力。在阿勒颇或大马士革附近，周边地区变得不再安全。1812年，在阿勒颇的法国领事明确指出，新上任的总督只确保了阿勒颇城市周边步行四到五个小时内的辖区安全。 ［34］
乡村处在当地不断变化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政治条件的交汇之处，其稳定性或多变特征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本身。查阅编年史作者的记叙和外国领事的报告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两幅完全相反的画面。在一些人看来，霍姆斯和大马士革周围蓬勃发展的花园，显示出叙利亚地区农业为满足城市市场的需求而产生的发展活力。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农民在税收和部落袭扰的重压下抛弃村庄，又突出反映了影响农村的多重危机。因此，有时候很难准确了解城市周围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在更遥远的幼发拉底河沿岸地区，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乡村世界似乎就是城市世界的投影，因为保证乡村地区安全的力量居住在城市里，城市里产生了农民必需的农业收益。因此，乡村田地的生机活力、持久性和丰富性取决于城市与周边村庄的关系。
现在，那些村庄都已经消失了，只有村庄的墙壁证明了它们过去间歇性的存在。诺曼·刘易斯绘制的地图显示了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村庄的分布线是如何在大城市周围移动的。 ［35］ 他同时还指出，对于19世纪初的叙利亚地区定居世界的研究和认识，必须参考该地区的游牧世界。“阿拉伯人”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叙利亚地区。由于干旱、气候变化和部落争斗，一些人类群体可能会来到靠近城墙的城市边缘位置。以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个主要城市为例，它们的土地几乎每年都会受到侵袭。 ［36］ 于是，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阻止这些攻击和调动部队就变得至关重要，因为侵袭活动可能会破坏城市的食物供应。因此，与游牧世界并存的城市世界，其利益在地理空间意义上延伸开来。例如，豪兰平原地区就完全是大马士革城市空间的一部分，是大马士革名副其实的粮仓。
有两个变量似乎改变了乡村的情况：人口的定居状态以及土地所有权。在居住在城墙之内的城市居民，和专注于游牧生活的骆驼、羊群部落之间的空间，所有的情况都汇集在了一起。因此，必须依据人们的定居时长来考虑人口迁移的程度。在豪兰平原地区，人口密度的增加相对来说更为持久一些。土地这个基本单位可能比村庄这个单位更为重要，因为人们是随着农作物的季节生长而迁移的。房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那种一般意义的定居观念中时间和空间的完全统一，它们只是为开发某一片特定的田地而存在于特定的时间段内，当时的人们可以借此区分那些声称自己是游牧民族的人和那些更喜欢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另一个主要特征是与土地的关系（即土地所有权），这取决于两个参数：土地的空间使用方式和土地所有者的地位。这两个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长期演变的结果。 ［37］ 气候问题导致畜牧业比农业更受人们青睐，人们在农业种植中选择燕麦等次级谷物，而不是小麦，因为农民们担心春季多雨会使得他们失去收成。不过，与此同时，随着北欧谷物的流入和对牲畜运输需求量的增加，商业贸易路线的重组也强化了这种特征。在乡村地区，这导致田地被分割成小块，以及家畜饲料种植面积的扩大。考虑到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更为明智，因为在更小的地块上种植可以避免全部或大部分的歉收损失，也更方便带着他们瘦骨嶙峋的牲畜离开。因此，有必要设想以植物轮作为特征的农业种植区域的存在，在这个区域内，作物种植的拼凑密切依赖群体的自给自足状态，以及如何更直接地满足城市的需求。此外，只要生产、生活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单一作物种植的影响范围就会扩大，阿卡和大马士革之间的棉花种植业，以及阿拉维山麓地区的烟草种植尤其如此。
乡村一直同城市世界处于一种财政隶属关系之中，城市开始逐渐欢迎那些纳税的乡村农场主。 ［38］ 三种主要的财产类型并存，也显示出加诸农民身上的税收负担。从帝国传统来看，农业生产的果实产生于帝国苏丹的土地上，苏丹通过授予土地受益权来奖励战争中建立战功的士兵。这一做法产生了蒂马尔制（timar，即以军事战功换取土地使用权的一种封建采邑制），这一制度在17和18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到19世纪末才消失。依据不同的情况及农业特色，奥斯曼帝国苏丹支配的国有土地，即埃米利（‘amîrî）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类型的土地。那些城镇附近蓬勃发展的种植树木和豆类的花园，其使用权被部分授予给了农民。在东部大片归属尚不明确的地区，则没有明显的使用权授予界限。这种生产和所有权关系的转变反映在税收中，就是对这些土地受益者相应地位的承认。大部分税收每年都被承包给帝国的地方代理人，后者则倾向于把税收压力施加给农民，无论当年的收成如何，无论当时的环境如何，他们要的只是获得他们需要向帝国政府缴纳的税款，而这些税款中的一部分被他们侵吞了。为了纠正这种情况，帝国当局设立了马里卡内（malikane），即终身包税区。在这种做法的实践过程中，所有者们发现自己享有土地的终身受益权，这也默许了他们对农产品征税的权利。这种新被赋予的地位再次引发了土地竞争，并使各个城市的家族结成联盟。例如，大马士革的阿兹姆（‘Azm）家族与生活在哈马的家族逐渐靠近。每个马里卡内的所有者都拥有稳定的资源。这种土地所有权的竞争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此，与拥有马里卡内的商人关系密切的总督，就可能有兴趣保障商人所拥有的土地的地区安全。除此之外，那些伊斯兰教众捐赠的瓦克夫公共财产，或永久管业的财产，也被允许保留土地的所有权和收入，并把收入分配给虔诚的伊斯兰教基金会。拥有这些财产的分配权，也就拥有了社会威望。就这一点而言，土地所有权分配的类型，将会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
19世纪初，与乡村世界平行的另一个非常特殊的世界正在形成：山区。这些山区在叙利亚地区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在北部，阿拉维山脉的居民们面临着人口过剩的情况，这也导致对平原和城市的人口入侵。山地地区发起的有组织的突袭活动，突出反映了山区人口对资源的需求。高地世界和低地世界之间的交流仍然相对贫乏，二者的相互了解亦处于相对贫乏的状态。教派的差异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隔阂。这就是为什么卡尔达哈（Qardaha）周围的山谷地带通常只出现在奥斯曼帝国的惩罚性远征活动的记录中。 ［39］ 在整个18世纪，土壤的相对质量和气候条件有利于山麓地带而不是平原的发展，这可能就是山区地带人口增长的原因。然而，关于这个山区地带社会情况的资料信息一直非常缺乏。在南部，越过前黎巴嫩山脉之后，是分布在拉贾（Laja）附近的山地地区，它们的分布情况类似于阿拉维山脉地区，但对商业贸易更为开放。这些玄武岩高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适宜居住，只有少数人类临时定居点，19世纪初，舒夫（Shouf）山区的人口激增使得德鲁兹人转而移居至那片地区。
就这样，这三个彼此密切联系的世界构成了整个叙利亚地区。城市世界和乡村世界彼此供养、相互维持，乡村世界似乎是城市世界安全保障能力的投影。乡村世界是城市中一些人的食物供应地，也是城市中另一些人的财政收入来源，作为耕地和有人居住的地区，二者作为地区空间的主导力量，彼此的空间关系差异很大。在这两个世界的一旁，游牧部落集团似乎独自孤悬于地区权力中心所在的岛状地带之外。城市世界和游牧世界并不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建立在冲突的基础上，但它们仍是相互依存的，特别是游牧生活模式中所必需的一部分产品就来自于城市地区。部落世界的人们也会去到城市里或者城市附近的市场。有时，更会有冒险精神的部落世界商人直接搬到居民区。 ［40］ 部落的人们还会购买城市的纺织品、武器和皮革。与此相反，定居世界的人们则不得不考虑如何在部落世界存在的情况下贸然进行长途旅行。他们会绘制道路出行地图，在地图上为自己划出一片安全区域，并确定道路是否有利于安全出行，最后，制作出行的辅助工具。这是一个属于走进沙漠的商队的时代，他们用富于想象力的线条勾勒出一个空间，并用他们常年行走的步伐增强了城市世界的生命力。
至此，两种相互竞争的权力形态形成了：在城市以及它们所辐射到的周边地区，国家作为公共当局，通过一个或多个执政者垄断暴力机构；在沙漠大草原上，部落代替国家，收取以库瓦 * 为名的保护费来保护在部落内定居的人的安全。这两种权力形态的竞争，最终勾勒出了这一时期叙利亚地区的政治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