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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口数量只占叙利亚地区人口总数的一小部分。虽然城市在这片广大的需要控制和统治的土地中看起来像是一个个孤立存在的点，但城市仍然是地区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所在。苏丹通过派遣总督和卡迪（Cadi） * 来统治这些城市。商人们活跃在长长的贸易路线上，为城市市场供应货物。这解释了为什么必须重视城市中的各个社会团体。然而，城市并不一定是团结统一的。每个区域都有一个想要统治该城市的领袖，他通过在内部召集军队来保证对财富的占有。1780—1830年期间叙利亚地区历史存在的悖论是，城市内部的缓慢发展以及城市内部的动荡不安与东方学家们眼中一片衰落的形象相去甚远。 ［20］ 要理解东方学家所说的“一片衰落”之景象，就必须通过研究去再现当时叙利亚各城市的面貌。这些特点的形成取决于城市各社会团体的构成，区分精英阶层和其他阶层的因素，城市居民之间团结和分离的线索，以及城市环境中权力、财富和统治权力的来源所在。
在叙利亚地区两个规模较大的城市中，阿勒颇有12万居民，大马士革有9万居民。 ［21］ 接下来是哈马、霍姆斯、拉塔基亚和德拉这几个聚集了数千人口的城市。这些主要中心城市的人口数量浮动很大，城市居民的身份构成也都比较相似。高耸的城墙围绕着被权力机构、宗教活动和商贸活动场所包围着的城市中心。然而，18世纪的叙利亚地区出现了新型的社区，改变了早期那种围绕人类定居点向四周辐射的无线电波式的城市布局方式。 ［22］ 大马士革东南部的郊区米丹（Midan）是这种变化的典型代表：一幅新的城市地图正在形成，北部是分布在卡新山的萨拉赫亚村，它的陵墓和礼拜场所吸引人们聚集于此，南部则是米丹。 ［23］
与其他地区的人口构成相比，城市的人口构成更能反映奥斯曼帝国盛行的旧制度组织，即一个以地位差异而非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没有贫富差距，恰恰相反，在这样的社会中，贫富分化可能更为明显。城市中每个人的身份，以及属于他们的权利和义务，由几个结合在一起的因素共同决定。
宗教信仰十分重要，因为它确定了个人在法律和社会威信方面的责任。任何教派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有一个由伊斯兰教法规定的位置，这些规定由奥斯曼帝国的法官予以划分和执行。此外，奥斯曼帝国中的非穆斯林人口，即齐米（Dhimmi）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的税收组织密切相关：承认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助于建立起一个由收税官组成的团体，从而保证部分居民缴纳他们的税款。 ［24］ 因此，城市应该被理解为各种社会群体聚集的空间，在这里，社群通过贡献而团结在一起，并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彼此区分。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其他教派信众则没有以上的法律地位，因为政府只承认伊斯兰教逊尼派。
在每个宗教社区内部，内婚制盛行，社区内居民区的集中分布成为人们的安全保障。因此，在叙利亚地区的主要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社区和犹太社区与穆斯林社区一起蓬勃发展，这里也并不排斥混合社区的存在。正如历史学家亚伯拉罕·马库斯（Abra-ham Marcus）在阿勒颇的案例中所指出的，虽然各社区人们之间的友谊和互相通婚是罕见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城市内部建立公共事务机构、比邻而居等。 ［25］ 虽然教派主义确实存在，但它并没有完全安排人们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社区内部人们的权力地位与他们各自的社会职能和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城市内的经济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行会，即塔瓦夫（tawâ’if）组织起来的，这些行会按照其所从事的行业进行等级划分。 ［26］ 某些活动，如制革业或者屠宰业，被认为对城市社会有害，所以被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内。除了这种生产者内部存在的店主支配学徒并控制其活动的等级制度之外，市场环境还受商业活动范围的影响。一些商业家族在非常长的距离内进行快速的进出口贸易活动，将印度、中东和欧洲这些地方联结在一个商业网络中。在另一端，其他人则负责销售当地商品和经营零售摊位。小商贩与周围的生产者进行商业交易，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与农村的商贸联系。除了这两个主要的经济部门，还有一群难以追溯其社会来源的无名者构成的城市小人物，比如搬运工。 ［27］ 上述这些商业贸易和生产活动使城市成为财富的来源，奥斯曼帝国政府捐税的征收也依赖于这些商业资源。
卡迪（法官）和瓦利（总督）抑或其他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们，是城市公共生活的组织者，因为他们保证了人们对帝国法律的遵守；同时，他们也通过税收和社会捐赠的形式，独揽了一部分公共财富。积聚、炫耀和分配公共财富等途径都有助于他们树立起享有声望的社会地位。公职人员带着他们的财产从一个城市去到另一个城市。法官和总督都不会在同一个地方任职很长时间，这是为了避免他们与当地社会团体结成政治联盟，帮助维持帝国正常统治秩序才是他们的主要责任。
法官主要负责仲裁城市内部纠纷，不偏袒拥有何种社会地位的人 ［28］ 他试图调和各方，并根据大量的法典文本来确认纠纷的责任方。总督的职责包括通过部署警察和执行集体刑法来维持社会秩序，从而加强对每个社区的社会控制。他通过检查市场上的食品价格和保障食品顺利进入城市来确保城市的日常供应。他小心翼翼地安抚调解各方关系，有时也会诉诸军事远征行动。在金字塔式的管理系统下，主要大城市设有一位总督，其他城市则设有总督的代表，即穆塔萨利姆（mutasallim）。除了这两项主要的政治和司法职能外，还有几个政治团体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些政治团体一部分承袭自奥斯曼帝国早期，另一部分则源于他们新接管的社会事务。
职权成为这些团体彼此区分的因素。帝国首先建立在“阿斯卡尔”（askar） * 和“拉亚”（re’ayya） * 的基础上。从前者中，诞生了帝国禁卫军，这些士兵在战争中因参与战斗而获得财税优惠作为报酬，对武器装备的掌握使他们成为可能对帝国权力构成挑战的人。禁卫军一直是唯一拥有永久武器装备的战斗人员，这也使他们的组织成为城市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但18世纪和19世纪频繁发生的每一次武装冲突，都使禁卫军远离了城市。例如，在大马士革的禁卫军军队中，士兵们分成了两个小派别：来自大马士革的士兵和来自外地的新近加入者。与此同时，同欧洲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有自己的特定权利一样，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性质，也赋予了那些伊斯兰教学者乌理玛们特殊的地位。他们在教授《古兰经》的库塔布（kuttâb） * 学校网络中进行伊斯兰宗教教育，组织礼拜活动，并通过讨论法基赫（Fiqh） * 来解释和定义伊斯兰教法学。以上这些社会政治职权上的划分，逐渐演变为专属于个人或者个人所属家族的社会地位。而其他方面的社会划分，则显示出这个旧有社会制度的现实特征。
阿什拉夫也是如此，这个词汇指代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他们的身份首先由他们的同龄人判断和确定，那些拥有这种血统的人将会享有特殊的社会优待。其中，纳吉布·阿什拉夫（阿什拉夫团体的代表）负责维护阿什拉夫阶层的集体利益。很快，社会特权的赋予使阿什拉夫团体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特别是在阿勒颇，他们成为该城市的一个重要派系。他们通过诉诸暴力来挑战总督的命令，或与他人结盟，并试图通过武力夺取更为有利的地位。
城市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结构，即通过获得荣誉头衔来实现社会分化和资源竞争。一整套用于获取和重新分配这些社会地位的策略，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收入，为城市内部布置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棋盘。苏丹可以颁布政令，让特别指定的政府雇员征收特别税。总的来说，城市居民按地区政府的安排，偿清强加给他们的税费，即使这意味着富人要为穷人支付费用。 ［29］ 许多社会和经济关系围绕着市场交换而相互交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政治关系，这些政治关系建立在不对等的、象征性的统治基础上，定义了社会准则和良好行为的标准。如上所述，城市被这些相互交流的社会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所缠绕。在此我们需要重申的是，要彻底地详细地叙述城市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绝非易事。
每个城市社区都有代表该城市的社会精英所拥有的财富的外在特征。著名的建筑，如浴室、陵墓或清真寺，使得居民的社区变得个性化。整体来看，这些社区都由封闭的小巷组成，每个单元又是由围绕庭院建造的无浮雕的房屋组成。更宽敞的住宅可能有几个庭院，庭院内有平均两层高的生活公寓。房子的内部空间保留了开放接待空间“萨拉姆利克”（salamlik）和女性空间“哈拉姆利克”（haramlik），这是社会和经济繁荣的标志。以阿勒颇的房地产销售为例，该城房屋平均价格达到了几百皮阿斯特
（当时平均工资为13皮阿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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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族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面对不稳定的生活，以送嫁妆为前提的婚姻似乎是家庭得以永续的保证。因此，打破婚姻关系，就意味着需要丈夫和妻子采取一定的手段，在穆斯林家庭中，可以通过休妻来实现。保护家庭的愿望源于必须保证孩子们有一个家。每个妇女平均大约有多达4到5个死胎和夭折的孩子。尽管奥斯曼帝国旧政权的城市中有如此高的人口出生率，但人口更新几乎没有得到保证。除此之外，还有一波又一波的疫病。法国驻拉塔基亚领事曾在1822年对此表示担忧。 ［31］ 霍乱这种疾病的病菌，会在城内停留几个星期，可能导致数十人死亡。这类事件提醒人们，在公共卫生服务相对缺乏、医疗组织薄弱的情况下，群体生活中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从城市家庭的规模来看，家庭仍然是城市中的个体获得各种支持的地方。家庭将每个个体与他生活的社区联系在一起，更广泛地说，也与他的宗教信仰或职业联系在一起。家庭是构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础。
“家庭”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拥有的财富。一般情况下，都是妻子住到丈夫的家，而且通常是和公婆住在一起。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夫妻和孩子可以住到位于同一社区的另一个住所里。对于精英阶层来说，一个大家庭通常共同住在同一街区的同一所房子里。“家庭”这一词语既指已建成的多庭院式的住宅，也指融入一个大家族的家庭成员。这些大家族的成员是距离城市财富最近，并从城市财富中获益的一群人。这些财富资源可以以家庭瓦克夫（waqf） * 的形式永续下去，这种形式既可以创造收入，也能作为大家族分享自己财富的证明。为了确保自己的家族对城市权力职位的掌控，各大家族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
与其他地区空间相比，城市更容易统治。因为它被城墙包围而形成一个整体。城市内部每个片区都可以通过设置各种紧闭的门而与邻近地区隔开。米沙伊尔·迪马什基（Mîchâ’îlal-Dimashqî）就提到了人们向城堡的转移，在他的叙述中，虽然城堡沿着城墙分布，却变成了城市之外的空间。 ［32］ 1780—1820年的多次城市起义中，每个教派的武装力量都试图控制这个或那个片区，而由不同教派信徒组成的团体又都聚集在有权势的个人周围，赫伯特·博德曼（Herbert Bodman）对1784年发生在阿勒颇的反对该城市瓦利的城市起义——这次起义也导致这位瓦利被奥斯曼帝国宫廷召回——案例的分析恰印证了这种情况 ［33］ 。此次起义标志着与禁卫军结盟的人民的胜利。禁卫军占领城市后，勒索商人，聚敛财富以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新任命的总督通过惩罚主要的叛乱分子来挑战禁卫军的权力，但他又被宫廷召回了。直到1810年代，阿勒颇才恢复正常的城市秩序，这标志着城市叛乱的结束。这些运动表明，城市这个政治空间，仍然是那些想要统治的人需要征服的地区。同时也说明了，在叙利亚这片土地上，不少城市政治中心仍然是部落世界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