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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村地区的范围逐渐缩小，原本固定下来的农耕田地因气候和政治因素影响而缩小的同时，一个庞大的部落世界正逐渐延伸到叙利亚地区各省的大部分土地上，同时代的人把占据这个部落世界的人类群体称为“阿拉伯人” ［12］ 。这些居民大多是游牧民，并不属于城市世界。这个部落世界不是静止不动的定居性质，而是处于不断迁移变动之中。这些部落群体的影响力在于他们能够将自己强加于其他各种政治形式之上，如国家、城邦等。因此，在占叙利亚地区三分之二的草原地区，这种社群组织形式占据了主导地位。
部落是一个将个体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政治实体，它定义了每个个体在其中的权利和义务，并允许个人控制一片特定的土地，这片土地通常是牧场及其周边地区（迪亚拉）。部落在许多方面都足以成为国家的竞争对手，诸如通过从统治的民众那里榨取财富来维持运作，以及对暴力工具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部落是城市文明世界的对立面。然而，我们却从城市文明世界获得了关于这些部落演进、组织和实力这些零零散散的信息。
这些部落的内部组织都有着相同的特点。部落酋长控制着一群武装起来的人，表面上，他们是相互平等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赠予”的基础上：酋长在部落集体的房屋中招待部落的每一位客人，以部落集体之名行使“赠予”，仲裁部落内部的纠纷，行使物资使用权，分配在劫掠中征收来的贡品。作为回报，他也受益于部落成员的物质“赠予”。他手下的人参加战斗，也饲养牲畜。他们的经济活动决定了他们在部落社会等级中的地位，而这种社会声望建立在他们自身以及他们所蓄养的牲畜之上。进行转地饲养的畜牧经济活动的同时，这些社会群体也按时进行农耕活动。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与沙漠的生态平衡以及部落世界内部的政治关系密切相关。酋长和各个家族之间的结合基于对共同家族谱系的承认，并通过一系列联盟关系进一步强化。因此，庞大的部落联盟将许多部落聚集在一起，部落内部本身也经历着家族关系的不断分化和组合。
这些阿拉伯人游牧部落每年都进行周期性的迁移，把饲养的牲畜带到草原上的临时牧场。这种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阿拉伯人对地区空间的政治理解，他们往往将自己的生活空间被看作是多个放牧点和转移路线的集合体，而非被边界所隔开的地区空间。这个社会群体当然还有其他特征，其组织形式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口头而非书面的形式，通过诗歌以及口头辩论，部落传统得以代代传递，这种形式也一直是人与人之间维持团结的主要工具。最后，部落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地方性的暴力冲突的普遍存在，一个部落会攻击那些无力保护其族群的邻近部落。但这些暴力冲突一直都非常有限，并且显得有些程式化。正是以上因素，使得这些游牧部落被外国领事和城市中的编年史作者看成是一群群生活在落后和蒙昧之中的人，从而长期受到贬损。
不过，使用武力也是部落集体经济的一部分。对其他部落使用突袭形式的暴力攻击是为了进行复仇，主要是为了劫掠敌方的牲畜，并对潜在的不服从者进行控制。如果说这些例行的劫掠活动减少了部落内部的损失，那么这种部落之间的“捕猎”活动则并不利于农民开展经济活动，抢劫牲畜、袭击村庄和掠夺农民的收成会迫使农民离开。 ［13］ 因此，叙利亚地区的农业定居世界和游牧世界之间的区域划分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在这里，可以根据活动和居住形式对部落人口的类型进行划分。定居人口和游牧人口之间，以畜牧业为发展导向和以农耕业为发展导向的部落之间，生活在沙漠中心的人群和生活在灌溉区或靠近城市的人群之间，正在产生一种鲜明的分化。处在社会等级顶端的是赶骆驼人组成的部落团体，他们移动了数百千米，征服了大片土地，并与他们时而管辖统治的牧羊部落并立。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在哈马和霍姆斯之间的平原地区，主要是豪兰平原地区，一些小规模的游牧部落仍然存在。不过，在19世纪初，部落内部的变动将他们推向了定居的空间。
叙利亚的现实表明，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地质板块式”的社会组织构成方式是如何使大型部落群体活跃起来的，这与当时所传达的部落世界在“任何时间”都永恒存在的形象是相反的。 ［14］ 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点，这些因素包括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为了把握和理解这些变化，我们必须拓宽我们的视野，把关注的范围拓展到托罗斯山脉和阿拉伯半岛北部之间的整个地区，这个空间因缓慢而微妙的人口迁移而充满生气和活力。18世纪中叶，沙玛尔（Shammar），一个来自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大型部落联盟，进入幼发拉底河南部边界的伊拉克—叙利亚地区，赶走了当地已经在此的阿纳扎（Anazah）、罗拉（Rawla）等原有部落。 ［15］ 很难确定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部落改变了他们原有的轮牧路线转而向北迁移，因为关于这部分的史料记载着实有限。 ［16］ 可以预测的有气候干旱、牧群数量的增加、地区内部冲突和人口增长这些原因，所有这些都在破坏着阿拉伯半岛内部自然环境和现存人类社会之间本就脆弱的平衡状态。任何试图对水井和轮牧道路进行控制而引发的人口迁移活动，都会立即引发其他社群相应的行动。
其他方面的变化也加速了这些变动。在阿拉伯地区的中心地带德拉亚（Deraiya）绿洲上，教法官伊本·瓦哈比（IbnWahhâb）
和伊本·沙特（Ibn Saoud）
酋长的会面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局势。
［17］
瓦哈比建议净化伊斯兰教后来的教旨，恢复早期伊斯兰教的纯洁性，他谴责苏菲派兄弟会，并要求回到历史上最初的四大哈里发时代。他在伊本·沙特那里找到了愿意为他的宗教思想而战斗的人。伴随着这个联盟的构建，伊斯兰教瓦哈比派诞生了。我们暂且不展开讨论这一事件的深层含义及其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中的重要影响，而是先将目光聚焦于非常值得关注的两个地方。这是一场奥斯曼帝国内部反对苏丹哈里发的斗争，于帝国的边缘地带发起；瓦哈比创造了一种宗教上的和政治上的想象，从而为部落的斗争行动披上了新的光环。很快，伊本·沙特率领的人就会发动袭击，煽动其他酋长相信和效忠他，并团结阿拉伯半岛绿洲上的居民和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由于认同瓦哈比派的人越来越多以及沙特家族展开的武力征服活动，沙特家族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
1744年第一沙特王国的建立加速了阿拉伯半岛上部落群体的迁移。正如该王国的敌人和外部的编年史家所描述的那样，瓦哈比派部落发起的进攻，以及新追随者的加入，正在打破叙利亚地区的平衡状态。 ［18］ 1803—1807年，瓦哈比派推进到了豪兰平原的边界地带。由此，他们的势力向北延伸至整个肥沃的新月沃地。面对这种冲击，一些变化正在发生。首先，在巴尔米拉（Palmyréeene）和贾兹拉（Jazîra）建立了新的持久的部落联盟。在这些部落中，阿纳扎主要控制着叙利亚北部地区，而沙玛尔部落的控制区域则从今伊拉克边界地区延伸到祖尔（Zôr）地区，即今代尔祖尔市周围。更笼统地说，瓦哈比派的进入和部落世界的社会经济变化导致贝都因人部落经历了反复的重组，并促使他们与定居世界更加频繁地接触。在这种构造形式下，地区内每一个新来者都需要赶走另一个已经存在于此的群体。 ［19］ 随着沙玛尔部落的到来，阿纳扎部落迁移到了更接近阿勒颇的地区，而德瓦拉（Dwala）部落则更接近城市地区。
通过接触、交换和谈判，以获得部落缺少的商品并出售剩余的商品，游牧世界和定居世界之间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系。一种双重的极性驱使叙利亚地区的各支力量活跃起来。一方面，规模较大的部落联盟在地区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利用沙漠的自然环境、不便的通讯条件和对水资源地的控制为人们提供栖身地；另一方面，城市可以在其周围投射出削弱部落的力量。在这两极力量的中间，一些部落参与保卫部落联盟，另一些则参与保卫城市，这使这个世界充满流动性和活力的同时，也保持着向彼此开放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