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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到叙利亚地图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座山脉，这座山脉从一个主要的分支向左右不同的方向延伸：实际看到的和地图所展现的非常相似。事实上，无论是从海洋，还是从广阔平坦的沙漠来到这里，人们总是会发现远处的地平线上隐隐约约地出现模糊不清的城墙。 ［6］
沃尔尼先生在他的叙述开始时的简要描述让我们对叙利亚有了初步的认识。一些地理因素阐释了这个国家的构成方式——从西到东出现了三大地形区。在第一片地形区中，一条细长的海岸地带在岩石嶙峋的海岸线上蜿蜒延伸，而在海岸线缺口处的小平原上，文化被孕育出来。在没有缺口的地方，则分布着中等规模的港口城市。拉塔基亚（Lattaquié）的情况即为如此，该市的港口淤塞状态直到19世纪初都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第二片地形区中，一条漫长山脉的分支挡住了地平线，这些山脉的山脊高度并未达到最高海拔，其中，前黎巴嫩山脉（l'Anti-Liban）的最高峰黑门山（le Mont Hermon），亦称贾巴尔·谢赫山（Jabal al-Shaykh），海拔高度为2814米。然而，紧凑交织的狭窄山谷和断续的山峰将这片区域分隔开来，阻隔了交通。两组山脉将大马士革与海岸隔离，直到19世纪70年代，一条公路才将贝鲁特与大马士革的绿洲地带连接起来。再往北，阿拉维山脉（la montagne Alaouite） ［7］ 成为该地区海岸和内陆之间的障碍。虽然它从海岸向西沿着一个规整的坡度规律地上升，但山脉的东侧坡面却出现了急剧下降，向北延伸到阿勒颇周围的石灰岩高原，向南延伸到贾布平原和哈马平原。但是，这些山地也并没有妨碍夹在山地之间的山谷把山脉线切断。在山的内部，山谷为人类文明的存续提供了栖息地。在这片地形区中，从北到南分为四个亚地形群：阿拉维山、扎维耶山（Jabal Zawiyya）、前黎巴嫩山，最后是在豪兰平原（plaine du Hauran）耸立起来的火山岩质的德鲁兹山（Jabal Druze）。在霍姆斯（Homs）打开的缺口将这个城市和沿海地区连接起来，使内部交通变得更加便利。
跨过上述的山地地形区，在第三片地形区上，地势变得平坦起来，广袤的草原、荒漠和山岗遗迹被星星点点的绿洲与洼地所点缀。这片广阔的戈壁高原被自西北向东南延伸的幼发拉底河河谷一分为二，河床的变化有利于其谷地范围的扩大，使得河谷四周可以进行农业耕种。然而，与西部地区大城市周围青葱翠绿的景色不同，这条绿色的河谷似乎是叙利亚东部单调的戈壁荒原景观之中一个突出的例外。一条连接了阿勒颇、哈马、霍姆斯、大马士革和德拉这五个主要大城市的连接线，将叙利亚的土地一分为二。前四个城市都有一条河流经过，这有利于在城墙内和城市周围花园的种植，以及农作物的种植。这条城市链的形成也为我们标识出了叙利亚年降水量超过250毫米的有限的农业灌溉区。在东部，缺水使任何农作物的耕种都无法保持稳定。
虽然地形地势没有变化，但该地区的生态却发生了重大改变，在18和19世纪，地中海结束了小冰川期。这段始于14世纪的气温下降时期，再加上春季骤降的塞文雷暴
，导致平原地区的农作物歉收。这种气候现象，以及16世纪世界商贸路线方向的改变（新航路的开辟使得东西方贸易路线由陆地转向海洋），解释了这一时期生产量下降的原因。法鲁克·塔巴克的研究清楚地表明，经济、生态和农业发展的节奏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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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地区某些作物（比如糖料作物）生产的收缩，为其他作物留下了发展空间，而烟草种植的到来将这个地区的经济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不确定的且通常是多雨的春季，畜牧业开始发展，葡萄和橄榄生产也开始在高海拔地区出现，这些产业都在这个地区找到了适合它们充分发展的气候条件，这里也具备开发它们的社会基础。在17和18世纪，平原地带被人们所抛弃，取而代之受益的是山地地区。乡村地区的空间相应地缩小了，但这一地区的总体图景仍然难以描绘。18世纪末，一种印象主导着我们对叙利亚农耕情况的认识；农业耕种出现在主要中心城市外围，但它们的规模和持久性仍然是不确定的。逐渐变短的严冬季节，尤其是舒适的春季时长的增加，带来了更好的农业收成。然而，一直到19世纪中期，气候条件才逐渐稳定下来。
平原上某些农作物生产活动的停止扰乱了水利管理。结果，地表水受到昆虫和细菌滋生的影响，湖泊等静态水变得不再卫生。这就解释了当时前往东方的旅行者为什么会对这里有一片荒凉的印象。比如，距离阿勒颇几千米的平原地区就被人们看作是一片恶心的令人避之不及的地方。 ［9］ 不过有的时候，村庄周围农耕的恢复也会改变这种情况。因此，这个地方的生态状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除了水资源缺乏和降雨量的变化，这里的农作物还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即便不是每年，成群的蝗虫也还是会定期威胁这里的大片庄稼。当然，有些地区的生产还是比较稳定的，如大马士革南部的豪兰平原地区。但总的来说，农业歉收的风险一直都存在。
19世纪上半叶的特点是人类分布和自然景观的转变。在这些转变中，降雨量与人类居所的稳定安全密切相关。例如，如果没有一股力量击退周边游牧民族的入侵，加利利（Galiléenne）地区的棉花种植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新产品的开发改变了人们规划和利用生存空间的方式，吸引了新的人口，引起了居住在附近的城市当局的更多关注。不同的发展动因彼此互相推进，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在“屠夫”艾哈迈德·查萨尔帕夏（Ahmad Pasha al-Jazzâr，查萨尔，意为屠夫） ［10］ 的领导下，阿卡市的人口不断增长，他也通过垄断棉花市场获得了财富。 ［11］ 这种控制态势的形成使他能够维持一支军队来保护这片农业区。如此，农民可以定期重新进行耕种，进而又通过排水缓解了平原地区的不卫生状况。这种生态变化稳定了定居人口，从而提高了地区生产能力。因此，自小冰川期结束以来，各种各样的发展动因相互交织，新的定居生活形式与叙利亚地区最初的政治团体一并发展了起来。
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定居形式是人类慢慢适应自然环境的产物，在年降水量少于250毫米的草原地区和农业灌溉地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界限。草原地区仍然是游牧群体和大部落的活动空间，在叙利亚地区占据了空间上的主导地位。农业灌溉地区则是城市的所在地，城市四周分布着一圈农耕土地。然而，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当局击退贝都因人侵犯的能力。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索和研究这三个世界，以了解19世纪叙利亚地区人类社区可能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