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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56年开始，在整个黎凡特地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小规模冲突。在纳布卢斯，在一位传教士牧师的鼓动下，钟声在那一年敲响，冲突立即爆发，奥斯曼帝国当局花了几天时间才恢复了社会秩序。在黎巴嫩山区，围绕着土地产权和资源争夺而展开的教派冲突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德鲁兹人谴责马龙派的傲慢行径，宣称自己是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并对他们的同胞发起攻击。从1858年开始，农村里的争斗、民众的不安情绪和派系争斗变得越来越普遍，并逐渐蔓延到了贝卡谷地。很快，两个强大的城镇成了基督徒们的避难所：一个是位于山谷底部的一个山脊上，可以俯瞰贝卡平原的扎赫勒（Zahlé）；以及位于贝鲁特的高地上，集聚了大量商人和手工业生产者的代尔卡马尔（Deir al-Qamar）。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经过几天的围攻，扎赫勒城首先被德鲁兹人攻占。然而，可能是因为自身重要的地理位置，这座城市得以保全。杀戮随着扎赫勒城的陷落而来，城内的基督徒们纷纷涌向附近的宗教机构和大马士革。他们的到来，意味着大马士革人流传的伊斯兰教胜利的消息成真了。之后代尔卡马尔也沦陷了，大规模的屠杀又一次发生。代尔卡马尔陷落这一事件对于我们理解叙利亚的事态发展并不那么重要。然而，屠杀事件引起的对基督徒遭遇的同情情绪，激起了西方世界的舆论，西方各国都要求本国政府当局对叙利亚地区的危机做出人道主义回应。在前黎巴嫩山区地带，屠杀仍在继续进行。哈萨比耶（Hassabiyye）和拉沙耶（Rashayieh）这两个村庄不断遭受攻击，直到1860年7月初被武力占领。同样的事态在不断重演：城市沦陷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洗劫、掠夺和杀戮，幸存者逃到大马士革避难，居住在宗教机构和多马之门（Bâb Tûma）的基督徒社区中。
在这种危机的背景下，克里斯蒂安·英格劳（Christian Ingrao）所描述的那种由欢乐和恐惧、焦虑和对末世论的希望组成的突如其来的社会危局正在发展，并通过暴力再现了那个在改革过程中内部各方之间不断互相伤害的叙利亚。让我们通过叙述这个时期的历史来理解它。编年史家米沙卡（Mishâqa）是来自大马士革的基督徒，也是此次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比较贴近真实情况的历史记述。他的记述强调了引发暴力事件的导火索事件是如何的微小——几个穆斯林儿童在他们的社区街道上嘲笑基督徒，甚至在动物的脖子上悬挂模仿当地宗教少数派习俗的标语，玩得不亦乐乎。在局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派遣正规和非正规部队，部署到叙利亚各主要城市，以防止危机的进一步蔓延，阿勒颇的情况尤其严重，那里的动荡局面让人担心会发生更严重的冲突事件。此外，其他各省总督也都部署了武装人员以维持秩序，却无法确保人们的完全服从。
当这些犯了错的孩子们被带到大马士革的总督面前时，总督要求他们向城里的基督徒们道歉。关于这位以反对改革而闻名的总督在此事件中发挥的作用，已有不少记载。他在事件的处理中表现出罕见的坚定态度，这从他对犯错的孩子们的处理中就可以表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总督在此次事件中负有责任，他只是让他的中间人采取行动，而中间人知道总督反对不利于改善奥斯曼帝国非穆斯林地位的改革措施。当孩子们穿过城市的商业区，被安全送回住所时，一个商人认出了其中一个孩子是他的亲戚，他立即大声疾呼，号召人们反抗对穆斯林和大马士革居民的压迫。很快就有一群人聚集在了一起。此次社会动员行动体现了当地人对他们的社区和家庭身份认同的觉醒，这个社区的居民发现，他们正受到经济危机和社会秩序变动两方面的共同伤害，他们发现，在变革后的社会秩序中，之前的那些少数群体居然开始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在到达基督徒社区之前，加入反抗行列的人数就大大增加。
当这些人进入基督教社区后，暴力冲突开始升级，而省长艾哈迈德帕夏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军队则处于非常被动的位置。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基督徒社区的街道、小巷中。被围困的居民的家门被冲破，一群人用棍棒攻击男性居民，并以各种方式攻击女性。他们所使用的是以剑和刀为主的轻型武器，不过编年史家们的记载说，暴乱的人群也使用了火枪等火器。房屋主人一旦被抓，大多数会被杀死或失去反抗能力，他们的房子会被洗劫一空并付之一炬。许多基督徒社区的商店也经历了类似的洗劫和焚毁。这种局面仍在持续，暴乱之火蔓延到每家每户，每一条街道，贯穿了整个基督徒社区。对基督徒社区的血洗持续了整整七天，大火席卷了这座城市，甚至连俄国和法国驻当地的领事都先后受到了反抗群众的攻击，俄国的领事甚至被谋杀了。
是谁引发了这些暴动？又是谁成功平息了暴动？对此，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解释。一些人强调，是非穆斯林的宗教少数派和外国领事之间的危险关系导致这一切的发生。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这是世纪之交以来欧洲发生的第四次冲突，俄国领事鼓动当地的东正教教徒拒绝向奥斯曼帝国当局支付免除兵役须缴付的税额。此外，马龙派教徒和贝鲁特的法国领事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是众所周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敌人（基督徒、马龙派教徒）是外部敌人（法国人、俄国人）的代理人”的印象在人们的脑中蔓延开来。 ［73］ 其他编年史作者则更倾向于认为，冲突事件是由于经济发展缓慢的社会环境和叙利亚地区各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所带来的影响。从这个范畴看来，前面所述的制度趋同化使叙利亚地区的非穆斯林群体获得了更多社会特权。那么这些暴力事件是否可以被我们视为一种民众情绪，就像法国在旧制度下所爆发的起义一样？仅仅依靠这种解释，并不能充分理解暴力事件为何会在特定地点发生，以及为何事件的参与者是这些群体。最后，通过对暴力冲突中施暴者们的宗教信仰和族群出身的分析，可以从中看到德鲁兹人和城郊地区那些游牧民族在此次暴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以上所有解读方式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了这一现象。让我们着重分析一下暴动者们共有的一些特征。一部分乌理玛支持这种暴力反抗行动，谴责基督徒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占据优势的社会地位；另一些乌理玛则谴责这种暴乱，主张保护基督徒，并在倭马亚清真寺进行讨论，以阻止暴乱继续发酵。同样，在军队中，一些军官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士兵沉浸在暴力屠杀之中而坐视不理；在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和1848年阿尔及利亚恢复平静之后，跟随着阿卜杜·卡德尔·贾扎里（Abd al-Kader al-Jazâ’îrî）来到大马士革寻求政治庇护的移民们，却通过安置受骚乱影响的基督徒和利用武力来阻止暴力冲突和屠杀。大屠杀发生的可能性凸显了骚乱的受害者缺乏应有的安全保护这一现实。从总督到非正规士兵，这些本应维持当地社会秩序的力量，在暴乱中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消极的。作为正常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整场骚乱中，他们既没有发出明确的命令来制止这些骚乱行动，也没有做出任何阻止骚乱的决定。虽然说城市附近和各郊区的贝都因部落领袖参与了这些针对基督徒的暴力烧杀，但他们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去攻击位于贾拉马纳村庄
的其他敌人，清算与德鲁兹人的纠纷，而德鲁兹人同样也会去攻击基督徒。最后，即便骚乱的起点是在露天市场，也并不能证明对城市商人阶层行为的解读是合理的。在市中心，有一些商人在煽动人群；在米丹地区和穆萨拉门（Musalla）附近，市场的商人们挡住了一波又一波刽子手的去路。
那么如何才能赋予这一段历史以意义呢？1860年这起针对基督徒的暴力骚乱事件给叙利亚历史带去了何种影响？在叙利亚历史上处于何种地位？首先，它们反映了叙利亚历史的转折。就此事件的形式和动因来看，它让人回想起了先前城市发动的反抗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起义的那个时期——帝国中央势力与叙利亚当地的部分精英阶层进行争斗或是相互勾结。其次，城市社区所发挥的作用，也表明了叙利亚社区内部的团结一致和城市内部分裂这两种状态的长期并存。最后，商人阶层、武装力量或宗教人士在这场骚乱中所持的立场，也表明地方各派领袖的倾向并无太大变化。但是，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也出现了。发生在黎巴嫩地区的骚乱，其暴力程度表明当地各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不可调和，暴力如同瘟疫一样泛滥。此外，在国家控制了一切的情况下，仍有部分暴力冲突发生，则是由于上层精英未能成功协调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而后又将这种分歧引发的争斗转移到了社会公共空间之中，却没有预料到可能会引发局面失控。阿卜杜勒·卡德尔与德鲁兹人的领袖进行和平商讨后返回，总督艾哈迈德帕夏在第一次冲突爆发时左右摇摆，以及乌理玛们围绕着支持或反对暴力行为而展开的争论，都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大屠杀成为解决紧张局势的一种手段，是相关各方态度犹豫不决的结果。冲突各方更倾向于通过鼓动社会团体来寻求解决分歧的办法，即使这意味着社会局势会滑向危机的深渊。
除了精英阶层自身的缺陷为社会冲突打开了决定性的缺口之外，这些骚乱事件也反映了国家控制和社会宗教化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叙利亚地区并行的关系。这种关系首先反映在新的政府机构的建立过程中。通过制定新的社会规则，奥斯曼帝国废除了非穆斯林群体独有的标志，使得非穆斯林少数群体代表获得进入政府机构的机会，从而彰显了他们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新的地位。最终，这一变化过程导致暴力机关越来越集中于国家当局手中，剥夺了城市本身武装力量的基础。这种关系还表现在叙利亚社会宗教化的过程中，它表明人们的社会身份特征是如何根据一个变量，比如成为基督徒、逊尼派等，来使得各个社会团体彼此区分和相互团结的，而这二者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的。成为德鲁兹人、基督徒、穆斯林抑或逊尼派教徒，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获得社会认同的途径，还可以为社会个体提供其在荣誉、地位、财富和生存空间竞争中同他人区别开来、保持自我的特性。奥斯曼坦齐马特改革之中颁布的《帝国敕令》宣布的权利平等意味着所有人都必然要团结起来。如果基督徒们依据他们的宗教信仰在社会中展现自己的身份，那么穆斯林们也会强调他们自身的宗教信仰，最终，一种宗教化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而国家管理方式的混乱更是加速和加剧了彼此间的相互对抗。根据历史学家莱拉·法瓦兹（Leila Fawaz）的估算，在发生骚乱的几天内，死亡人数在500—8000人。 ［74］ 根据骚乱的方式、骚乱的破坏程度和人们对骚乱事件的回忆，估计每10000人中有6000—8000人死去。这些骚乱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明显的。 ［75］ 骚乱和屠杀使得基督徒迁移到叙利亚的沿海地区城市，甚至迁往更遥远的埃及和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地区。
黎巴嫩和叙利亚先后发生大屠杀的消息震惊了奥斯曼帝国首都。苏丹立即授予他的代表福阿德帕夏（Fûad Pasha）重要权力，让他负责稳定局势。与此同时，欧洲各国针对骚乱事件展开商讨，向奥斯曼帝国发动了反对其野蛮和残暴行径的公共舆论攻势，这些现实情况迫使奥斯曼帝国同欧洲各国展开外交会晤，并下达了恢复社会秩序和弥补损失的命令。之前针对外国领事馆的冲击事件，使欧洲各国强烈要求惩罚骚乱中的罪犯。拿破仑三世将自己视作叙利亚基督徒们的英雄，并派遣了一支由夏尔勒·玛丽·拿破仑·德·博福特·德·豪特波尔 （Charles Marie Napoléon de Beaufort d’Haut-poul）将军指挥的军队前往叙利亚。但是，豪特波尔将军的职权受到了其他欧洲大国的限制，因为这些国家不愿让法国借此机会在奥斯曼帝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欧洲大国进行的第一次人道主义干预。尽管干预执行得非常迅速，但法国军队是在福阿德帕夏展开平定骚乱行动之后才到达的。福阿德帕夏巧妙而有力地平定了骚乱和屠杀，他处决了一批有罪的人，其中包括那些即使并未完全参与屠杀，但至少也没有阻止屠杀的人，同时设立赔偿委员会以补偿受害者们的损失。他也同样迅速地恢复了基督徒社区和奥斯曼帝国当局之间的联系，这可以从基督徒们向苏丹呈交的请愿书中表现出的对苏丹的尊重中得到证明。 ［76］ 虽然请愿书中谴责了救援行动缓慢，但仍表达了基督徒社区对奥斯曼中央政府的尊重，因为中央政府是他们得以生存的唯一保证。因此，法国士兵们在当地的行军没有引发重大的混乱局面，他们对局面的控制也没有为他们赢得任何荣耀。1861年，暴力骚乱的迹象渐渐消失。
屠杀的结束是分几个阶段完成的。对骚乱和屠杀的紧急情况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奥斯曼帝国部署的武装部队以及从欧洲来的军队。接下来为第二阶段，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对叙利亚地区的行政管理做了一系列调整，产生了新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办法。黎巴嫩山区出现了穆塔萨利法特 * ，即自治省，这种行政区划的设置强化了黎巴嫩地区相对于整个叙利亚地区的自主权。许多学者的研究关注的都是欧洲的影响与黎巴嫩地区马龙派获得自治权之间的关系。就整个奥斯曼帝国范围来看，这反映了帝国各省和地方政府关系的重组，巩固了坦齐马特改革所确立的一系列新原则。帝国所有领土被划分为维拉亚，作为省级行政区划的维拉亚之下又从大到小，细分为利瓦 （liwa） * 或桑贾克 （sandjak） * 和纳希亚 （nahia） * 。这种行政区划上的转变表明，奥斯曼帝国希望用国家公共机构的统一设置覆盖和管理奥斯曼帝国的全部领土。在这些行政机构中，代议原则成为协调和解决各种争端的重要手段。这种转变也显示出社会精英内部的变化。大屠杀和骚乱之后的处决行动，最终摧毁了叙利亚当地的一些大家族，各个精英群体相互融合，并越来越倾向于形成一个同质化的社会精英团体，其财富主要基于对土地的占有，其社会影响力主要来自自身掌握的宗教、行政和军事职能，其社会作用是通过调解中央帝国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来加强其自身地位。
埃及军队进入叙利亚地区，打破了当地部落酋长、主要社群代表和城市、贝都因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虽然这种外来的干预介入形式没有什么创新，但它的到来伴随着立法意义上的重大变化，给叙利亚带来了新的社会运动。统治当局对叙利亚地区的控制力度不断增加，国家力量的影响延伸到了东部地区，震动了幼发拉底河沿岸各地。一个全新的，同时又受到许多经济现象的冲击的社会形态形成了，而这种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开罗当局和君士坦丁堡方面近代化改革的结果。围绕这些因改革而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城市内部出现了紧张局势，紧张的社会情绪被激烈的暴动和屠杀所取代，社会暴动染上了宗教色彩。两个紧密联系的进程——奥斯曼帝国国家控制的加强，以及叙利亚地方势力和奥斯曼帝国中央的争斗——促使叙利亚地方集团形成。这两种进程在1860年达到了顶峰，南部的首都大马士革随之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和屠杀，这些屠杀的记忆为当地作为少数派的基督徒的记忆奠定了基础。以上这些事件和大屠杀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叙利亚各省在奥斯曼帝国中央直接统治下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