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831年，事态开始加速发展。
［19］
虽然埃及军队从摩里亚（Morée）
地区撤出，但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哈茂德二世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20］
尽管阿卜杜勒帕夏的政治立场与苏丹新任命的埃及总督完全相反，但他还是被再次任命为大马士革的瓦利，这引发了埃及阿里政权和奥斯曼帝国中央更深的敌对。而这最后一个理由足以让易卜拉欣帕夏听从他父亲的命令，集结起军队，向叙利亚地区进发。
1831年11月2日，埃及总督之子易卜拉欣帕夏带着16艘船、40门大炮和3万名士兵从埃及出发向阿卡进发。他在阿卡城周围占领了一个军事据点作为阵地。 ［21］ 与几十年前的拿破仑·波拿巴采取的军事策略不同，易卜拉欣帕夏从陆地和海上包围了这座城市。然而，尽管部署了部队，对阿卡城的围攻时间却不断拉长。奥斯曼帝国从加利利地区派遣援军增援，军队沿着1789年时拿破仑的路线开进，迫使埃及军队的首领转而控制叙利亚南部地区，易卜拉欣的一部分军队开始向豪兰平原地区进发。为了尽量缩短围城战的时间，易卜拉欣帕夏向大马士革城的精英阶层们解释了他率军来此的原因以及他接下来的政治计划，并同他们展开新的对话。大马士革的精英们对这位军事领袖表现出亲近之意。1830年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大起义，以及随后帝国对大马士革制裁的糟糕回忆，只会促使大马士革的各部族团体加入埃及反抗帝国的行动。就此而言，叙利亚当地最初对此次埃及发起的新军事远征的积极反应，与此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叙利亚地方层面关于忠诚于哪一方而产生的分歧，使得大马士革城内的精英阶层出现了分裂。他们中出现了三种选择：中立立场，相当于在埃及当局和奥斯曼帝国代表之间充当调停者的角色；亲近奥斯曼帝国代表一方；抑或亲近奥斯曼帝国的对手埃及。叙利亚地区内部再次开始了组建政治联盟的进程：为了增强在当地的实力，斗争各方都在寻求外部势力作为他们的合作伙伴。
这种平衡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易卜拉欣的军队继续向大马士革开进，这座城市向胜利者敞开了大门，一些亲奥斯曼帝国的阿迦从大马士革城离开，一些社会精英选择站在中立立场试图调解冲突双方，但他们未能说服易卜拉欣帕夏将他的军队转移至巴勒贝克（Baalbek）。 ［22］ 这位埃及总督的儿子继续率军向北行进，他于7月抵达霍姆斯，开始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捍卫者们身后拼凑起来的联盟作战。记载中罗列出的军队人数并不一致，只能部分说明战斗双方的力量对比。易卜拉欣帕夏率领3万人抵达霍姆斯，这支军队不仅配备了强大的火炮，还在15年的军事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至少对他们的首领来说是这样）。帝国的几个团体联合在一起反对他：的黎波里总督奥斯曼帕夏（Osman Pasha）领导的从贝卡平原地区返回的帕夏集团，刚被易卜拉欣帕夏打败的大马士革总督阿里帕夏（‘AlîPasha）和侯赛因帕夏（Hüseyin Pasha）领导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以及几支聚集了3万至3.5万士兵的非正规军。他们聚集在霍姆斯城前同易卜拉欣的军队战斗，但最后被击败了。易卜拉欣帕夏成功进入了霍姆斯城。此外，他还可以通过同当地势力结成联盟和派遣军队，来完成对黎巴嫩边境地区的征服。如此，通往阿勒颇城的道路被打开了。
易卜拉欣帕夏在寻找什么？他完全听从他父亲的命令，只在军事调动和战术采用上才有自己做主的余地。 ［23］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又想要什么？这个问题在阿拉伯历史研究中引起了许多争论，主要取决于相关研究的出发点和角度。按照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的观点，穆罕默德·阿里对叙利亚的征服被解读为叙利亚地区在一位信奉阿拉伯传统的政治领袖的领导和保护下，迈向现代化的一步。 ［24］ 其他人则对这一看法提出了异议，强调穆罕默德·阿里的征服行动，是他在埃及建立起的政治框架向新征服地区的延伸。为了理解这次征服，相关学者进行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分析。 ［25］ 虽然这一研究角度有助于更好地再现19世纪埃及的内部动态，但它并没有特别揭示出征服是如何发生和进行的，也没有揭示出发起征服行动背后的政治动因。与此相反，埃及历史学家哈立德·法赫米（Khaled Fahmy）的人物传记研究结果表明，对叙利亚的这次征服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埃及当局渐进式的战术策略影响下的结果。 ［26］ 他认为，穆罕默德·阿里并不是在挑战奥斯曼帝国的既有统治秩序，相反，穆罕默德·阿里一直在试图获得奥斯曼帝国对他新征服的属地的官方层面的承认。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继续同叙利亚各省总督进行战争。
奥斯曼帝国拒绝承认穆罕默德·阿里对霍姆斯的征服，也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沿海地区多年来的和平局面，并向这里派出军队，这支军队必须打败那些被君士坦丁堡的乌理玛们称为“异教徒”的人。战斗一直持续到1832年。然而，埃及人的军事力量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让奥斯曼帝国军队遭到重大失败。
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存在着一种特有的政治规则：任何行动都必须得到苏丹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看，易卜拉欣帕夏对叙利亚地区事务的介入与前几十年（1780—1830）里其他各位总督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这次征服行动也有一些独特之处：第一，埃及派出的这支军队有3万多人；第二，关系到力量的平衡。这是第一次，一个奥斯曼帝国省份的总督派出一名代表来对抗帝国苏丹的代表，从而在事实上把自己置于同帝国中央一样的可以调节地区关系的平等地位。埃及总督与欧洲列强建立的正式关系更加强了他的自治权，以至于在不止一部历史著作记载中，他就相当于是苏丹。但是，穆罕默德·阿里仍然在为他的政治成就寻找一个从属于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并命令他的儿子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1832年7月底，易卜拉欣帕夏率领军队出现在阿勒颇城门前。叙利亚的土地随后落入穆罕默德·阿里政权的控制之下，不过当地的政治秩序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真正的影响。自1832年起，来自埃及的军事领袖每完成一次征服，都会进入他们征服的城市（阿卡、大马士革、霍姆斯等），并可能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他将接受当地的效忠，并承认当下既有的在任官员。他的到来并不会打乱当地既有的行政管理秩序。在这场不断变化的战争之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被确定下来的。易卜拉欣占领阿勒颇并不意味着地区内和平的实现。很快，侯赛因帕夏就被帝国苏丹委派前来镇压来自埃及的叛军。易卜拉欣帕夏的军队越过北部的托罗斯山脉，在科尼亚（Konya）
附近与奥斯曼帝国军队交战。在这一次战役中，连奥斯曼帝国的首都都似乎受到了威胁。对于此次军事行动，有几种相互交织的历史推理和解读。穆罕默德·阿里希望迫使苏丹承认他对地中海东岸各省的控制，从而将这片土地与他在阿拉伯、非洲和埃及已经拥有的其他领土连成一片。否则，他的军队可能会推动帝国首都的一批精英策划一场宫廷政变，拥立一个更接近他们政治野心的新苏丹。
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苏丹与外国列强（主要是俄国）接触并达成了一项条约，允许俄国以“保卫帝国”的名义进行军事干涉。面对这种威胁，英国方面希望阻止俄国在奥斯曼帝国的任何政治及军事行动。与此同时，英国还必须阻止埃及军队颠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进攻。为此，英国领事在君士坦丁堡展开了政治斡旋。在君士坦丁堡，帝国精英们对当前局面的走向也仍然存在着分歧。在内部和外部势力因素的相互交错下，一项新的政治协议达成了。欧洲列强和奥斯曼帝国中央当局之间进行了激烈谈判，随后，穆罕默德·阿里被承认为叙利亚地区各省的统治者，从而改变了奥斯曼帝国和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平衡。同时，奥斯曼帝国也以接受叙利亚地区贡赋的形式保留了对该地区名义上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