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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1820年，叙利亚外部开始了两项最初的政治尝试，其后果迅速影响了整个叙利亚社会——穆罕默德·阿里领导下的埃及和马哈茂德二世领导下的奥斯曼帝国在此期间先后进行了改革，其改革方式和改革目标都非常相似。这两次改革决定了叙利亚地区自1830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对这段历史进行简单的回顾是非常必要的。
拿破仑·波拿巴的远征使得埃及内部经历了深刻重组。 ［10］ 这次军事远征结束得迅速而残酷，1801年8月，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Jean-Baptiste Kléber）将军被暗杀，他的继任者雅克·德·梅努（Jacques de Menou）也只“收获”了战败。在英国军队的帮助下获胜的奥斯曼帝国，此刻必须占领收复的领土。他们的盟友英国希望在埃及继续保持其影响力，但英国对埃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统治计划。随着这片领土被重新夺回，权力斗争再次开始了。根据传统，奥斯曼帝国宫廷任命了一位新的埃及总督，艾哈迈德·胡尔希德帕夏（Ahmad Kurshid Pasha）。然而，新总督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因为他没有掌握军事力量。相反，来自卡瓦拉（Kavala）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 lî’Pasha）却拥有效忠并愿意服从他的人。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设法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树立起自己的权威，然后逐渐在整个埃及确立了统治地位，他也一直渴望自己在埃及新获得的权力能得到奥斯曼帝国中央的承认。1805年，只有马穆鲁克们仍在参与埃及地区的政治角逐。马穆鲁克是聚集在地区大家族周围，拥有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奴隶。但是，埃及的这位新总督成功地使用诡计消灭了他们：1811年3月1日，他召集了开罗城主要的马穆鲁克代表，然后在代表进入出口走廊时，关闭了前方和后方的大门，对他们进行了屠杀。阿里的手下也立即煽动开罗当地的人们加入他们，一起抢夺马穆鲁克们的财产和豪宅，从而消灭了马穆鲁克集团权力的经济基础。1810年前后，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已然成为奥斯曼帝国埃及地区的新兴政治强人。
与此同时，在君士坦丁堡，一场争夺政治影响力的斗争反映了奥斯曼帝国在1794年至1808年间的演变历程。苏丹塞利姆三世开始了对帝国军事力量的改革，在此之前，奥斯曼帝国在军事力量方面主要依靠非正规和正规部队，其主要部队一直是禁卫军。
［11］
新秩序军（Nizam i-cedid）
的创建改变了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原有格局，也动摇了帝国禁卫军的特权地位。此外，托特男爵（le Baron de Tott）等外国专家的到来改变了帝国伊斯兰学者乌理玛们的地位。很快，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阶层分裂为两股势力：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和往常一样，每个人面对改革而做出的选择，都同他们自身的政治立场、价值观、个人利益和社会地位交织在一起。禁卫军和乌理玛们站在反对新制度的阵营中，并在1808年发动了叛乱。同年，马哈茂德二世取代塞利姆三世成为奥斯曼帝国苏丹。
在埃及，新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围绕军事装备和组织训练两方面，建立起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在“叛教者”，即那些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军官的帮助下，阿里的新式军队快速创建了起来。从19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这支新式的埃及军队已能在埃及南部、苏丹和阿拉伯半岛进行军事行动。这支新式军队一开始遵循的招募方案并不确定，它既招募奴隶，也招募自由人，但它很快通过征募把正式征集来的士兵编入其中，且配备有训练有素的军官和最新式的军事装备，其兵力很快就超过了数万人。
要维持这样的军事力量，就意味着需要找到用于维持军需和支付士兵酬金的财富。此外，随着军队水平的提升，税务征收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很快，身在开罗的帕夏就强迫农民劳动，勒令他们缴纳其劳动和生产定额，并建立了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垄断。 ［12］ 对粮食和棉花的控制为军队的正常维持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强制劳役为国家提供了劳动力，排水和水利灌溉从而得以实现重大改进，劳役也被用于修建道路，从而促进了交通条件的改善。这种“专断”的政治操作促使埃及实现了真正转型，并为埃及首次带来了工业领域方面的飞跃发展。但是，这些成就的获得是以通过政府暴力强制人民劳动的形式为基础才实现的，人们虽因免遭贝都因人的侵袭而受益，但却沦为政府治下的强制劳动力。此外，军事改革中授予的一些特权也阻碍了国家的工业发展。不过，埃及的改革还是成为整个奥斯曼帝国的标志性事件，并使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政治人物之一。
埃及的改革激励了马哈茂德二世和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派，他们都希望帝国恢复往日的军事雄风，以保证其大国地位。关于改革，也出现了一些意见和看法，有些涉及军队的组织形式，另一些则涉及帝国的税收制度和各省总督的地方自治权。这些新的政策旨在应对奥斯曼帝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即帝国因对俄战争的多次失败而陷入的困境。对此，若干改革方案被提出：按照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新秩序路线来进行军队的重组，改革行政区划，建立帝国中央内阁，与地方各省建立新的关系。 ［13］ 然而，在19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苏丹仍继续依靠地方总督来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他要求总督们在适当的时候解决各种问题引起的冲突与纠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平衡状态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鉴于苏丹可以呼吁他的地方总督们弥补改革的不足之处，因此，马哈茂德二世军事改革仅获得部分成功并不会有什么重大问题。
考虑到这一点，马哈茂德二世要求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帮助奥斯曼帝国重新建立对阿拉伯半岛的控制。穆罕默德·阿里于是派他的儿子艾哈迈德·图松（Ahmad Tûssûn）率领一支军队前往阿拉伯半岛，并在1813年占领了汉志地区的圣城。这次收复行动恢复了苏丹的荣耀，朝圣活动也恢复了。然而，即便穆罕默德·阿里在半岛边缘地带维持驻军，也并没有结束瓦哈比派在该地区的历史。沙特王国依然存在，部落零星的侵袭活动也依然存在。因此，穆罕默德·阿里又被赋予了一项新的任务，他于是命令他的另一个儿子易卜拉欣帕夏率领军队继续进行军事行动。这位新兴的军事首领成功展示出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的面貌。1818年，易卜拉欣率军成功占领了沙特第一王国首都，抓获了反抗他的军队领袖——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穆罕默德·伊本·沙特（‘Abdul Aziz Ibn Muhammad Ibn Saoud）。阿卜杜勒随后在君士坦丁堡被处决，这至少在表面上终结了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建立的这个乌托邦王国。
自1810年以来的十年中，发生了两个颠覆性的变化。第一个是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重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成了最强大的统治者，拥有一支强大且饱受战争锤炼的军队。与此相反的是，马哈茂德二世在帝国各大城市面临着禁卫军势力的竞争，无法像有先进大炮的欧洲国家那样建立起统一的军事力量。第二个变化与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有关。1815年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奥斯曼帝国融入了欧洲维也纳体系之中。 ［14］ 在这个欧洲体系内部，国家间确立了彼此间的外交准则，以维护君主国和帝国之间重现的和平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东方问题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并有可能使几个欧洲国家重新陷入相互争斗之中，从而威胁到欧洲大陆的和平。
这两种转变在希腊危机的前奏中产生了共鸣。 ［15］ 这场危机的起因包括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半岛各省社会精英的斗争、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传播发展和希腊地区群体身份认同的重组。1821年，希腊地区人民动员起来谴责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总的来说，此次反抗与其他抗议活动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宗教因素，即“作为东正教徒”这个口号逐渐被抗议活动的参与者表达成国家形式的“作为希腊人”口号时，这场抗议活动就呈现出了另一个维度。这场斗争被重新解读为希腊人民反抗奥斯曼帝国压迫的运动，并在欧洲舆论中得到了十分有利的反响。正如拜伦勋爵所描述的那样，拿起武器的年轻人们在为了理想而战斗。 ［16］ 希腊的独立运动也影响了欧洲列强的外交努力，引发了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中两个相互冲突的原则。一方面，为了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存在以及支持保守势力，欧洲国家必须与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希腊军队作战；另一方面，为了保存基督教民族和响应希腊人的人道主义呼吁，他们又倾向于支持希腊独立运动军队。因此，希腊问题完全成为由欧洲列强来讨论的欧洲问题。
对于这种纠纷，苏丹采用了奥斯曼帝国惯用的手段做出回应：派遣军队、镇压人民和起义军领袖、安抚当地贵族阶层。在希腊，他采用了和应对沙特叛乱一样的办法。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也派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前往希腊对希腊人的独立运动进行镇压。这位埃及总督随后又以文明的保护者自居，同法国人就希腊问题展开讨论。 ［17］ 穆罕默德·阿里对希腊起义的军事干预行动，将自己营造成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形象：作为时代进步的捍卫者，却发现自己同与东方有关的野蛮形象联系在一起；他的现代化军队在希腊同那里的叛军作战，而这支他眼里的叛军却在西方世界有着正面的形象。如此，不论是苏丹还是阿里，都面临着两股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形势：希腊当地起义者的反抗和外国势力对他们的敌对态度。
随着希腊危机的持续，马哈茂德二世也在持续推进他的军事改革。1826年，禁卫军发动了反对帝国苏丹的起义，但他们没能推翻苏丹的统治，随之而来的是一波对禁卫军的清算，这使得禁卫军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在奥斯曼帝国各省彻底消失。由此，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政治局势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与此同时，法国、英国和俄国开始动用军事力量支持希腊“叛乱”分子。他们的海军在纳瓦里诺海战中击沉了埃及的船舰，埃及开始从希腊撤军。根据1830年伦敦会议的决议，希腊王国获得独立。尽管西方列强对奥斯曼帝国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欧洲体系已经恢复均势。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对欧洲各国在自己领土内行动的控制，更普遍地说，欧洲国家的领事在奥斯曼帝国各省的行动越来越自由。在不久的将来，埃及总督将会为他在战争中遭受损失的军队向帝国要求补偿，并向苏丹要求获得新的权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叙利亚地区的内部争端也影响到了埃及的行动。阿卡总督阿卜杜勒帕夏（‘Abdallah Pasha）在与苏丹发生冲突时逃到了埃及，在其他时候，他又冒着触犯穆罕默德·阿里利益的风险，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沿海城市。他的这种态度产生了悬而未决的地区纠纷。叙利亚地区的城市，尤其是农村地区仍在发生持续不断的零星骚乱，这也凸显出奥斯曼帝国苏丹对这些省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直接控制，而苏丹又需要依靠地方大家族的献纳金来填补帝国的财政亏空。此外，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帕夏利克大部分地区也还有待平定。埃及军队在希腊遭遇的失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随后要求帝国苏丹补偿他在希腊战争中的损失。与此同时，农民们从上埃及地区逃到阿卡，阿卡总督阿卜杜勒则拒绝把他们归还给埃及，这也被认为是埃及介入叙利亚地区的理由 ［18］ ，由此，穆罕默德·阿里命令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率军占领阿卡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