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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底，埃及总督之子易卜拉欣帕夏率领的军队开进到阿卡附近，这一行动预示着他将在未来几个月占领叙利亚。这些战事开启了叙利亚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突然间，叙利亚地区各省成为奥斯曼中央帝国和埃及这个外围国家之间冲突斗争的焦点。这一历史时期的新颖之处，并不在于军事冲突本身或者来自开罗的军队在叙利亚的存在，而在于易卜拉欣帕夏对叙利亚的有效占领，以及伴随这一次军事行动而来的各种影响。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不可挽回地发生了。
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中，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段时期的历史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被阐述，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这一时期被研究者们视作一个重要的时代。 ［1］ 不过这些研究所形成的认识却因其所聚焦的关注点而存在一些问题。对一些人来说，叙利亚在埃及统治下的这一时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的前奏，这一时期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研究所关注的一部分。以乔治·安东尼斯（George Antonius） ［2］ 为例，他认为，易卜拉欣对叙利亚的占领，标志着来自巴尔干半岛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Alî）通过他的埃及化改革，第一次试图将阿拉伯各地统一在阿拉伯人自己的管理和指挥之下。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尼罗河沿岸地区现代化改革方案的自然延伸。 ［3］ 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欧洲列强的入侵都成为该地区衰落和失败的主要因素。这种解读强调了地缘政治对当地人口的影响。 ［4］ 与这种解读相反，我们也需要考虑叙利亚地区与埃及、欧洲这些新介入者接触的过程中，所催生的当地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部动力，以及双方之间的相互作用。易卜拉欣帕夏的政治计划颠覆了在过去几十年里缓慢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并在叙利亚当地引入了之前不存在的人物，如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都能看到的英国和法国领事。
另一些人则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1860年染红了黎巴嫩山、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各地的大屠杀上。这些事件引起了当时的人们以及研究人士的关注。 ［5］ 这些对基督徒人口的屠杀显示了叙利亚地区现代性的发展，表明了奥斯曼帝国内部改革努力的失败，也表明了叙利亚地方代表与外国势力之间相互渗透的日益增加。它们象征着一个东方问题——叙利亚地区外部和内部伙伴之间不平等的对话——是如何在19世纪后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形成的。 ［6］ 可以非常肯定的是，屠杀给叙利亚当地和奥斯曼帝国的政要们带来了伤害，并结束了这段充满了变革倡议的激奋时代。
在1831年易卜拉欣帕夏率军进入叙利亚地区和1867年大屠杀后的行政改革两个事件之间，发生了一些影响到我们之前提及的各社会团体之间关系的事件。在不关注现代性问题的情况下 ［7］ ，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理解为叙利亚地区以外的一些政治势力如何倾向于为其领袖创造权力，这些政治领袖发起的改革又是如何产生出一种于各方势力来说完全不对等的政治关系，从而造成这些团体之间的紧张和妥协。虽然这些地区的社会政治机制一开始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它们产生的影响很快就不断倍增。因而，我们有可能围绕着几个核心问题，通过利用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大量档案文献，去叙述这一段历史。
随着领事馆的增加、欧洲舆论对东方问题新的关注，更广泛地说，随着19世纪东方学的学术和艺术研究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支持研究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丰富了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 ［8］ 除当时的编年史记载外，还有埃及方面的文献。 ［9］ 通过解读这些文献，我们会更容易理解这一时期叙利亚地区的一些社会变化。然而，关于19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的大量文献还是影响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解读。如果我们保留并注意到这些历史记述的倾向性，就有可能清楚了解奥斯曼帝国中央或者省级的改革，是如何将叙利亚地区置于1831—1867年间开罗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政治对话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