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乱局 ^［48］

从1780年开始，叙利亚地区那种分散的政治组织形式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地区中心城市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城市内部依据不同属性划分出不同的派系，如社会政治职能（禁卫军），宗教信仰（基督徒，穆斯林）或象征性的社会身份关系（阿什拉夫），各派系分别由自己小集团内部或外部的首领指挥，为了获得城市统治地位而相互冲突。这一时期的整个悖论与三个集中现象有关，正是这些现象导致了此时叙利亚地区的混乱局面。首先，各派系的领导人，无论他们是否担任奥斯曼帝国职务，都不会挑战和破坏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因此，这种对抗和冲突往往只是城市内部的。其次，地区和联盟的联系会将局部冲突，甚至是社区冲突，扩展到整个地区，就像大马士革叛乱的影响也波及了哈马或整个豪兰平原地区。最后，并不存在任何稳定的地区局势，因为奥斯曼帝国苏丹派来的军队没有能够在地方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各地内部政治竞争的参与者也无法彻底消灭他们的对手。因此，我们还须透过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这两个主要城市，来观察长达半个世纪的危机期间复杂的事态发展。

一系列的骚乱始于18世纪70年代，这些骚乱破坏了当地的权力平衡，加速了新兴领导人之间的竞争。新崛起的地方领袖试图统治城市，他们的斗争也将叙利亚各省联系在一起。这些动荡局势归结起来有三个原因。1768年，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开战，这迫使奥斯曼帝国将各地禁卫军动员起来开往前线参战。他们的离开使得叙利亚地区城市内部的权力失衡，尤其是在禁卫军派系一直是主要势力的阿勒颇市。与此同时，埃及的阿里贝伊 ^* （谢赫·巴拉德，相当于军队指挥官），发起了一项旨在征服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伟大军事计划，并派出了他的下属率领其主力军队。他的副手穆罕默德·阿布·达哈卜（Muhammad Abûal-Dhahab）于1771年6月8日攻占大马士革，然后迅速向埃及撤退。这次入侵迫使驻扎在阿勒颇的禁卫军开进大马士革，从而改变了大马士革的地方局势。最后，一个地方首领占据了提比利亚（Tibériade）海岸地区的包税农场，逐渐组建起了一支军队，并将其作为权力统治的工具——扎希尔·欧麦尔（Zâhir al-‘Umar） 成为约旦沙漠边缘贾巴尔·阿明（Jabal al-Amin）的地方统治者。他的崛起，是通过积累财富并供养起一支战争经验丰富的军队实现的，这为其他人指明了实现社会地位晋升的途径。阿里贝伊的朋友“屠夫”艾哈迈德帕夏从18世纪70年代中期也开启了同样的崛起之路，然而扎希尔·奥马尔死后，他的继任者们却湮没了他的奋斗成果。这一时期埃及地区发起的入侵和这些个人的勃勃野心，扰乱了黎凡特 南部地区原本的平静状态。

在这种背景下，来自波斯尼亚的马穆鲁克 ^* “屠夫”艾哈迈德帕夏开始崛起并为人们熟知。在为他的埃及马穆鲁克主人服役后，查萨尔于1768年起从编年史的记载上消失了一段时间，后作为黎巴嫩山区一位埃米尔 ^* 的手下再次出现在编年史中。1772年，他首次获得了奥斯曼帝国授予的职位，即赛达市的总督，他在黎巴嫩山区建立起了联盟，并参与了帝国埃米尔之间的政治博弈。不久，他把阿卡建设成为一座军事要塞城市兼他个人的政治活动基地。这一转变使阿卡这个港口城市成为来自豪兰平原地区的粮食的贸易出口地，对阿卡的控制也为“屠夫”艾哈迈德帕夏提供了重要的财力。然后，他开始组建和装备自己的军队，并用新获得的财富来影响帝国中央在行政任命方面的决定，以最终实现他成为大马士革总督的政治目标。

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帝国禁卫军开往前线参加对抗俄国和阻止埃及入侵的战役，这有利于隶属于阿什拉夫集团的当地军队的崛起。但是，这也为贝都因人和库尔德人入侵北部平原地区的村庄与城镇创造了有利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阿什拉夫夺取了城市权力，并确保纳吉布·阿什拉夫代表的阿什拉夫阶层在城市中占据优势地位。为了缓和阿勒颇当地各武装派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帝国中央派遣易卜拉欣·扎达帕夏（Ibrahim Zâdah Pasha）前往阿勒颇，确保取消激起民众愤怒的额外捐税。包括纳吉布·阿什拉夫在内的一些商人，比如沙拉比艾芬迪 ^* （ChalabîEfendi） ，纷纷从城市逃往农村。1775年8月，沙赫塔贾赫里·阿里帕夏（Shahtâljahli‘Alî Pasha）被任命为总督，他负责平定叛乱，并恢复统治秩序。他下令处决了一些人，并对叛乱者处以10万皮阿斯特的罚款。此外，为了平息阿勒颇周边地区的战乱，他还率领当地禁卫军对周围各部落发起了惩罚性的军事远征行动。这是一场灾难，因为远征的失败激起了禁卫军的愤怒。在另一次试图恢复对吉斯尔舒古尔（Jisr al-Choghour）控制的远征行动期间，禁卫军得到了法官和穆夫提 ^* 的支持，他们呼吁阿勒颇市居民拿起武器反对总督，这迫使总督于1775年12月28日离开了阿勒颇。禁卫军不仅领导了此次起义，并且似乎 ^［49］ 得到了当地阿什拉夫阶层的支持。这种情况使得阿勒颇在几年时间里都没有在任的帝国总督。此外，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来往中断，阿勒颇城物资匮乏，帕夏里克内部各种劫掠活动频发。城市的这种混乱局面，导致阿勒颇全省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18世纪80年代，先后就任的总督都试图通过暴力来恢复社会政治秩序。然而，总督更迭频繁（几乎每年一换）以及该地区的纷乱形势却激起了地区内激烈的政治内斗。总督的统治力量集中在安泰普，即如今的加济安泰普（Gaziantep），以及乌尔法地区，这让阿勒颇地区各派系以自治的方式组织了起来。在1785年，哈吉·穆斯塔法帕夏（al-HajjMustafâPasha）被承认为瓦利，但并未亲自前往阿勒颇就任。在他未能在阿勒颇实际任职期间，阿勒颇市居民任命了一位穆塔萨利姆。两人被任命为城市事务的决策者：刚刚从流亡中回来的沙拉比艾芬迪代表阿什拉夫阶层，基恩·艾哈迈德·胡姆沙阿迦（Ginj Ahmad Agha Hummusa）则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成为禁卫军的代表。当哈吉·穆斯塔法帕夏进入城市时，他无法让一群发动起义的禁卫军投降，其他城市居民也加入到了禁卫军的行列共同反对他。第二年，穆斯塔法帕夏去世，接替他的是阿卜杜拉·伊本·穆斯塔法·贾布里 （‘Abdallah ibn Mustafâ al-Jabrî），他来自一个社会地位正在节节上升的家族。

在这种情况下，1786年，瘟疫开始在阿勒颇这座城市蔓延。这是尤其致命的，可以预见的是，粮食短缺的状况将会在第二年出现，这引起了人们对阿勒颇居民生存状况的担忧。在十年的时间里，阿勒颇事实上一直都处于自治状态，这给了地方集团派系的代表们挑战帝国中央代表的机会。奥斯曼帝国中央代表虽试图在这里恢复帝国的统治秩序，试图为奥斯曼帝国的边境战争向阿勒颇居民征收战争资源，但一切皆是徒劳。1788年，禁卫军再次被帝国征召前往边境，参加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和俄国的保卫战。阿勒颇人发动了起义，帝国总督被包围在自己的府邸中，并最终逃离了阿勒颇市。在这次城市起义中，地方城市的力量战胜了帝国首都的力量。

1783年，大马士革的穆罕默德·阿兹姆帕夏（Muhammad Pa-sha al-‘Azm）在担任了该省总督10年后去世，他所出身的阿兹姆家族在18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一直控制着大马士革总督这一职位。阿兹姆家族从三个方面加强了自身实力：延长总督的任职，将社会资源投入到建立宗教秩序、商业建筑和维护治安上，并利用其社会威望来控制当地的粮食贸易。阿兹姆家族通过建立联盟、发展友好关系和联姻的形式，给予大马士革北部的家族一些特权，这些家族也充当阿兹姆家族的势力，将阿兹姆家族的影响力拓展至霍姆斯和哈马——这两个叙利亚地区名副其实的粮仓接驳站。与此相反的是，豪兰平原地区被忽视了，相应地，大马士革南部米丹地区的社会精英们也被边缘化了。穆罕默德·阿兹姆帕夏的去世改变了这一切，从他去世后直到1786年，大马士革省的总督经历了一段迅速更替的时期。 ^［50］

这种权力真空的状态在城市内部引发了许多冲突。商人们抱怨，由于城市南部贸易路线遭到破坏，货物供应变得困难。个别商人和他们的政治保护人利用资源短缺的形势囤积居奇，激起了民众的愤怒，而其他城市精英则利用这些不满来煽动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北部的阿迦集团和南部的阿加集团是相互对立的。例如，南部的阿迦们可能会像禁卫军或阿勒颇的阿什拉夫那样，通过调动军队来控制这座城市，住在南部米丹郊区的他们，更为关心豪兰地区的粮食经营状况，但由于大马士革南部很难确保完全免受贝都因人定期性的侵袭活动，所以很难让这些粮食顺利输送到城市。 ^［51］ 在这种情况下，“屠夫”艾哈迈德帕夏通过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多番斡旋得到了大马士革总督的位置。为了彰显他的新地位，他大张旗鼓地进入了大马士革这座城市。

这种权力的转移导致地区内急剧的政治格局重组。面对当地其他新兴家族，即凯拉尼家族和马勒瓦利（Malwalî）家族的竞争，阿兹姆家族的势力撤退到了哈马。但是，阿兹姆家族仍可以凭借在省内部署的军事要塞，比如塔尔比塞，维持势力。与此同时，他们从省会大马士革转移到海岸地区的赛达和阿卡，也加速了的黎波里省的衰落，这个帕夏里克越来越多地被阿勒颇的瓦利们所控制，瓦利们偶尔也会进行一些安抚性质的行动。其他港口，主要是拉塔基亚，填补了叙利亚北方地区的贸易空缺。这一变化将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分隔开来。在叙利亚地区北部，阿勒颇作为中心，控制着从阿勒颇一直到乌尔法、安泰普和拉塔基亚这一片地区。在南部，大马士革被纳入了阿卡的势力范围。至于西部的黎巴嫩山区，则被各省埃米尔之间的冲突所影响。 ^［52］

“屠夫”艾哈迈德的获得的成功是相对短暂的。在获得总督职位一年半后，他不仅没有获得连任，还面临着阿卡的马穆鲁克骑兵发起的挑战。大马士革的穆夫提穆罕默德·哈利勒·穆拉迪艾芬迪（Muhammad Khalîl Efendial-Murâdî） 向帝国苏丹的宫廷汇报了那里的商人们对艾哈迈德试图垄断粮食贸易的不满。在艾哈迈德之后的两任总督中，第一位无法结束城市中的暴力冲突，第二位则离开大马士革前往贝伊们纷争不断的埃及地区作战。1788年，易卜拉欣·达拉提帕夏（Ibrahim Pasha al-Dalâtî）试图恢复城市秩序。然而，他刚从麦加朝圣归来，就遭遇了大马士革禁卫军的反叛，米丹地区的阿迦们也加入了反对他的行列。他躲到大马士革的乡村，在那里集结了包括穆夫提穆罕默德·哈利勒·穆拉迪艾芬迪在内的社会显贵们。他带着集结的军队前往哈马，在来自阿勒颇的军队的帮助下，他不得不在哈马附近与那里的马瓦里 ^* 对峙。然而后者已经叛离他，因为他们不满哈萨那（Hasana，即阿纳扎部落联盟）侵占他们的牧场以及大马士革总督发起的军事动员。贝都因人对阿拉维山脉边缘地区的入侵遭到了军事镇压，这导致数百名贝都因人死去，并彻底摧毁了叙利亚中部地区。易卜拉欣·达拉提帕夏得以短暂地重新控制大马士革，并镇压了叛乱的禁卫军。

1790年，“屠夫”艾哈迈德帕夏被任命为大马士革总督。事实上，正是在同一日，“屠夫”在君士坦丁堡的主要政治对手去世了，而当时在任的大马士革总督又去了埃及——他的欲望在那里都得到了满足。在5年的时间里，艾哈迈德帕夏通过暴力手段控制了大马士革这座城市。他立即处决了一些不服从他的集团领袖，打击了中部地区阿兹姆家族的支持者和米丹地区的一些领导人。他加强了对大马士革地区的控制，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垄断粮食贸易的体系——所有粮食均从大马士革南部集中到阿卡，再从阿卡的港口出口。财富、军队和过度的暴力为他赢得了“屠夫”的称号。在城市内部，“屠夫”主要与来自南部的家族关系紧密，这损害了来自北部和城市中心的阿迦们的利益，因为他没有给予这部分支持者们更多的特权。与其说“屠夫”的权力看起来是冷酷残忍的，不如说它仍然是脆弱的。他的军队在纳布卢斯（Nablous）附近遭遇的重大失败，致使他失去了大马士革总督的位置，并使得阿兹姆家族的亲属在三年的时间里重返大马士革并掌权。

1791年，阿勒颇人再次成功地赶走了总督，并围攻了刚从战争中归来或逃回来的禁卫军。在最近的叛乱中，涌现出了一些人物，比如易卜拉欣·卡塔尔·加西阿迦（Ibrahim Agha Qattar Aghasi） 。然而，丧失权力的总督集结了用来征服北方城市（主要是安泰普）的武装力量，可能会在阿勒颇附近率领一支6000人的军队返回城市。面对这些士兵对城市附近地区的蹂躏破坏，包括易卜拉欣阿迦在内的上层人士被迫逃离阿勒颇。然而，很可能是在易卜拉欣阿迦亲属的政治操作下，这位总督很快被帝国宫廷召回。易卜拉欣阿迦的另一场政治斗争涉及大马士革。作为一个集团派系的首领，他设法对大马士革施加其影响力。通过攫取包税农场和发挥其作为穆罕斯利奇（muhassilliq）——这是一个相当于城市税务官的职位——的职能，他在大马士革声名鹊起。 ^［53］ 他利用当地拥护者和帝国中央提供的资源，挫败了所有企图粉碎其权力的行动。纵使一些城市起义是由于他对某些贸易的垄断引发的物资短缺引发的，他的利益还是得以免遭损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易卜拉欣阿迦是此时唯一的地方领袖。他也必须不断权衡考虑禁卫军的意图，因为这些禁卫军也企图控制有利可图的城市商品货物供应路线。

这种双方间的地区内部斗争，以与地方派系关系密切的社会人物为基础，并通过建立贸易垄断来确保获取最大的财富为目标。这些新的地区领导人正试图稳定他们对地区的控制。然而，无论是在大马士革，还是在阿勒颇，都无法真正确保统治的持续。在1795年至1798年间，大马士革总督的位置从“屠夫”艾哈迈德帕夏转到阿卜杜拉·阿兹姆帕夏手里。1798年，阿卜杜拉·阿兹姆帕夏朝圣归来后，又不得不放弃对这座城市的领导权，因为他的朝圣车队被伊本·沙特的瓦哈比派信徒阻拦在城外，他们禁止任何武装人员进入城市。于是，阿卜杜拉·阿兹姆帕夏和他的军队前往哈马避难。至于阿勒颇，禁卫军和阿什拉夫派系之间正在进行零星的内战。城市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在同欧洲贸易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当地领导人必须垄断那些地区内有利可图的资源。最后，作为禁卫军或阿什拉夫团体的领袖的社会身份，加强了这些支持者团体的稳定性，也保证了他们社会权力的持久性。

1798年，为争夺运往城市的粮食贸易的垄断地位，阿勒颇的阿什拉夫和禁卫军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易卜拉欣阿迦随后被任命为总督，但他并没有能在省内树立地位的实力。于是，他与阿勒颇的禁卫军联合起来，并在一场战斗中击败了阿什拉夫的武装力量。继这场失败之后，1798年2月，他们在乌特鲁什清真寺（lamosquée Utrush）屠杀了更多其他阿什拉夫，这引发了双方之间公开的战争。阿什拉夫在城墙内避难，禁卫军则占领中心城堡作为据点。双方都向城外的盟友求助，阿什拉夫集团求助于阿拉伯人，禁卫军则向库尔德人求助，阿拉伯人提供的援助似乎并没有改变对禁卫军一方更为有利的局面。面对这样长期混乱的局面，帝国宫廷任命了一位非阿勒颇本地的新瓦利，即谢里夫穆罕默德帕夏（Shârif Muhammad Pasha），这是1795年以来的首次。随着1798年禁卫军的离开，骚乱最终停止了，他们中的7000人由大维齐尔率领，另外6000人则由阿什拉夫集团的领袖穆罕默德·库德西艾芬迪（Muhammad Qudsî Efendi）率领。

禁卫军离开阿勒颇，是因为此时的奥斯曼帝国需要对抗来自法国的入侵。1798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在埃及登陆，并在几个月内占领了埃及。大马士革成为奥斯曼帝国军队重要的集结地，驻扎在阿勒颇的军队也前往大马士革准备与法军作战。这些来自阿勒颇的士兵对大马士革城中的有产者们甚为嫉妒。从城外进入的军队与其他宗教组织的关系变得紧张：城内的基督徒被这些士兵认定为占据社会财富的人。“屠夫”穆罕默德建立的秩序的暂停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纠纷。在城市内部，阿迦之间再次开始争斗，而士兵们则想要勒索那些寻求庇护的基督徒。

在大马士革省内，发起了几次直接前往霍姆斯和哈马的军事远征行动，以在两地重建统治秩序。最后，在武装部队出发对抗法国人之前，这些城市被重新夺回，地区内部的动荡也平息了。这些部队调动，为大马士革总督重建其对霍姆斯和哈马等周边城市的权威提供了良机。

入侵埃及后，法国军队随后沿着巴勒斯坦海岸重新集结，准备围攻阿卡城。在埃及战役的最后阶段，法军的军事远征以在城墙前的军事失利而告终，这为阿卡城的守卫者“屠夫”艾哈迈德帕夏赢得了巨大的威望。在获胜后不久，尽管年事已高且健康状况不佳，但“屠夫”还是恢复了他在叙利亚广大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影响力。1799年至1804年间，他再次将大马士革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任命了一位穆塔萨利姆。乘此机会，艾哈迈德帕夏通过利用内部敌对关系，调解了黎巴嫩山区地带的冲突。由此，在叙利亚南部地区，局势恢复了表面上的平稳，这有利于从豪兰平原地区供应小麦，贝都因人看起来也暂时地被击退了。然而，在哈马，艾哈迈德帕夏的军队与他的对手阿卜杜拉·阿兹姆仍在街头对峙，双方就这样耗尽了各自的力量。在北部，易卜拉欣阿迦在1802年从埃及军队返回［阿勒颇］时成为总督，并任命他的儿子为穆罕斯利奇，负责当地的财政，他驱逐了城内的禁卫军首领，并向奥斯曼宫廷报称禁卫军为叛军。一种政治平衡局面形成了。在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周围也形成了类似的平衡状态。一些部落首领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并结成了联盟。大的部落联盟对人们进行了等级划分，通过这样的形式来统治草原地区，这使地区内原有的迁移和冲突态势稳定了下来。

1804年“屠夫”艾哈迈德的去世，重新开启了权力斗争。艾哈迈德的副手，作为穆塔萨利姆的阿迪尔（‘Adil）当时正在麦加朝圣，在大马士革，军事指挥官们在听到“屠夫”艾哈迈德去世的消息后被迫逃离。 ^［54］ 潜在的怨恨情绪被唤醒了，之前的政治对手立即试图让艾哈迈德的统治势力陷入困境。在阿勒颇，易卜拉欣阿迦任命自己为大马士革总督。他在实际上控制着阿勒颇，并打算在大马士革建立自己的权力。在任命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帕夏（Mu-hammad Pasha）为阿勒颇的凯玛卡姆（qa’imaqam） ^* 、他的次子穆斯塔法（Mustafâ）为穆罕斯利奇之后，他率领3000名禁卫军前往大马士革，并暂时成为阿勒颇、大马士革和赛达的总督。他一到大马士革，就把随行的禁卫军首领关进了监狱，最后又释放了他。然而，在阿勒颇，阿什拉夫、禁卫军与基督徒结盟，拿起武器反对易卜拉欣的儿子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被迫逃到基利斯（Killis）避难。

为了恢复自己的地位，穆罕默德在库尔德人中集结军队，决意发起对阿勒颇的反攻。阿勒颇的阿迦集团将重返阿勒颇，领导反对穆罕默德的战斗，穆罕默德则在库尔德人那里集聚起了一支三四千人的部队。战斗双方最终通过谈判实现了和平。但接下来，饥荒又在等着他们。穆罕默德巧妙地利用了城内阿什拉夫和禁卫军之间的分歧，在阿勒颇制造了多次冲突。阿什拉夫集团控制着城堡，禁卫军则控制着外城。新任命的瓦利，易卜拉欣的儿子穆罕默德帕夏，也派遣军队对抗禁卫军。禁卫军与阿什拉夫和总督的部队在街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55］ 在这种背景下，穆罕默德帕夏却于1805年6月9日突然被调至的黎波里，因为易卜拉欣阿迦的家族在帝国宫廷中失去了他们的保护人——他被监禁了。最终，禁卫军在与总督的政治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并在此后8年的时间里完全控制了阿勒颇这座城市，这是一个主要以阿勒颇省东部边界的冲突为标志的内部稳定时期。

在大马士革，易卜拉欣阿迦派出了一支由苏莱曼·阿迪尔（Sulaymân‘Adil）率领的远征军，重新控制了此前反对他的阿卡市。苏莱曼·阿迪尔占领了这座城市，并在阿卡掠取了不少财富。在大马士革，阿兹姆家族的支持者在1805年至1807年间支持本家族的一名成员成为大马士革总督，此后又支持阿兹姆家族的近亲昆吉·优素福帕夏（Kunj Yusuf Pasha）成为总督。然而，优素福帕夏并不能确保前往麦加朝圣之路的安全。在伊本·沙特的领导下，瓦哈比派的军队控制了圣地，并禁止其他人进入其中。他们通过军事推进将势力扩展到了豪兰平原地区，直接威胁到了大马士革的安全。一些村庄遭到袭击，昆吉·优素福帕夏先是逃往哈马，然后逃往拉塔基亚，最后逃到埃及，在那里，穆罕默德·阿里总督收留了他。他被免职，苏莱曼·阿迪尔帕夏接替昆吉·优素福成为大马士革总督。苏莱曼帕夏未必想要争夺大马士革的领导权，然而，他与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家族法赫里（Fahrî）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法赫里家族的活动主要涉及向商界提供贷款。另一个同苏莱曼帕夏合作的是来自霍姆斯的巴克里（Bakrî）家族，这个家族是哈马的阿兹姆家族的盟友。通过各种财政捐助，法赫里家族从苏莱曼帕夏那里获得了职位，这也使得苏莱曼帕夏的统治范围延伸到了拉塔基亚和的黎波里。在他的统治下，以及他与大马士革周围各地方领导人进行的妥协与和解，一个庞大的南部省份组建了起来。苏莱曼·阿迪尔帕夏尽力避免将军力投入至那些他认为无关紧要的叛乱中，比如纳布卢斯附近的突厥人（Turqan）叛乱。他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812年，最后被西拉达尔·苏莱曼帕夏（Silahdar Sulaymân Pasha）取代。

对于西拉达尔的任命与北部地区拉吉布帕夏（Râghib Pasha）就任总督是同时发生的。拉吉布帕夏的到来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中央和叙利亚地区关系的一些新变化。众所周知，拉吉布帕夏与新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oudⅡ）关系密切，而马哈茂德二世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军事改革。这项自1808年以来的改革旨在建立一个代替禁卫军的军事方案。1808年失败的禁卫军叛乱，导致了第一次针对禁卫军的屠杀事件。拉吉布帕夏前往阿勒颇，他将继续完成苏丹的这一项改革任务，即削弱地方禁卫军的权力。然而，他未能成功实现这一目标，只是继续进行政治安抚工作，通过武力在基利斯、阿扎兹（Azaz）和吉斯尔乔古尔部署了代表，因为他必须击败在该地区横行的库尔德人非正规武装。尽管如此，他也并没有成功实现奥斯曼帝国宫廷所期望的那种政治局面。这位帕夏的继任者是来自安纳托利亚东部一个著名土库曼家族的贾拉尔·丁帕夏（Jalâlal-Dîn Pasha），这位新总督对禁卫军官员采取了其他手段。他邀请他们会面，然后对他们进行了屠杀，之后用军队继续摧毁这些派系领导人的政治基业。他成功实现了阿勒颇和哈马之间的交通道路安全，从而成功地在叙利亚北部恢复了新秩序。贾拉尔的总督任期于1816年结束，并在两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事实上，贾拉尔来自叙利亚地区以外的一个大家族，这体现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意愿，即在帝国内部轮换政治精英，以防止他们在当地扎下根基，并设法持续削弱地方唯一被武装起来的禁卫军的权力。

大马士革省的政治形势变迁也有与上所述的相似之处。西拉达尔·苏莱曼帕夏并不是来自大马士革当地的大家族势力，作为大马士革的总督，他面临着就任后就开始的禁卫军叛乱，但他并没有真正与苏莱曼·阿迪尔帕夏竞争——后者通过其错综交织的盟友关系依然在大马士革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奥斯曼帝国重新恢复对汉志地区 的控制缓解了这种情况，因为这样就没有必要再担心朝圣之路会被切断，也有助于城市中各商业部门恢复繁荣。1815年，穆夫提阿里·穆拉迪艾芬迪去世，他的穆夫提位置由他的儿子接任。这件事标志着大马士革当地一个新派系的崛起：在这座与阿兹姆家族联系紧密的城市中，穆拉迪家族也成为一股调节城市局势的独立势力。 ^［56］ 然而，大马士革的地区局势仍然不稳定，哈马附近的一名阿纳扎部落军事首领的入侵就是明证。对城市的重新掌控，其实是通过消灭那些驻扎在农村要塞的地方派系首领们来实现的。

阿勒颇省边境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得总督派遣军队前往那里平息乱局。当瘟疫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先后再次蔓延，以及农村的动荡不安导致出现物价上涨和粮食短缺问题之时，穆塔萨利姆却下令为萨朱尔河周围的水利工程筹集资金。1819年10月23日至24日夜间，阿勒颇爆发了起义。起义群众成立了一个市议会，每个社区派出一名代表，穆罕默德·库贾阿迦（Muhammad Agha Qujah）被推举为城市领袖。总督库什德帕夏（Kûrshid Pasha）拒绝了城市显贵们的请愿，并派出了军队。但城市居民也得到了阿勒颇周边地区的增援。最后，总督们联合起来派出了一支共9000人的部队，成功征服了这座城市。参与起义的主要角色，即阿什拉夫集团的领导人被处决，禁卫军的领导人也被流放。在这次起义中，共计有147名阿勒颇人死去，奥斯曼帝国当局还对这座城市处以50万皮阿斯特的罚款。当秩序正在恢复之时，一场强烈的地震摧毁了这座城市。这场地震造成了近3万居民死亡，以及大量的物质损失。19世纪20年代中期，城市各主要派系在与奥斯曼帝国中央秩序的新一轮争斗中精疲力竭。因此，当1825年新总督穆罕默德·瓦希德帕夏（Muhammad Wahid Pasha）带着3000人进入这座城市时，他得以下令解除最后一批禁卫军的武装。次年，禁卫军因为发起了针对君士坦丁堡集团的起义，尤其是在希腊事件发生后 ^［57］ ，因为攻击阿勒颇的基督徒而威胁到处于平静中的城市安全，遭到了屠杀。

在大马士革，在不违反现有政治秩序的情况下，省总督的继任恢复了。1825年，干旱使当年本已不多的收成更加微薄。次年，瘟疫的肆虐也造成了破坏。在这些年里，对叙利亚南部省的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阿兹姆家族，他们的最后一位帕夏在的黎波里去世，这个家族也从此时开始失去了其重要的社会政治地位。的黎波里省从大马士革独立出来重建，叙利亚内陆和海岸地区再次被隔绝。通过效仿阿勒颇的例子，即驱逐各派系领导人以重新掌权，使得大马士革的局势趋向平静，也使得税收需求相对减少。然而，在黎巴嫩山区和沿海地区，那些独立集团领导人的政治斗争仍在继续着。苏莱曼·阿迪尔帕夏的儿子阿卜杜拉作为法赫里家族的保护人，通过实行商业垄断建立起了一片属于他自己的自治领地，并试图将其征税范围扩大到巴勒斯坦地区（例如纳布卢斯），这给他招来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他的掌权致使那些失去权力的领导人前往穆罕默德·阿里控制下的埃及寻求庇护。由此，穆罕默德·阿里介入了叙利亚海岸地区的事务。他尝试打开进入叙利亚地区各港口更为便利的通道，这遭到了当地一些总督的反对，于是，他接纳叙利亚地区总督们的政治对手，并在叙利亚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制造分裂活动。1831年，在经历了多次失望之后，与禁卫军关系密切的政治派系发起了新一轮反叛。总督被杀，驻军被驱逐，政府大楼被烧毁。在城市斗争中，大马士革再次崛起，叛乱被残酷镇压。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大马士革居民越来越多的禁令。

这段1780—1830年的政治编年史，阐明了推动这一时期的两个彼此相关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叙利亚地区内的家族联盟、权力关系和商业贸易活动，创造出一个超越严格的行政边界的国家实体。在东部地区，沙漠地带仍然是贝都因人的家园，他们可以支持城市发起的反抗活动。再往西，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周围形成了两大政治集团，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分化，在北方是由于受到奥斯曼帝国的影响，特别是帝国边境战争需要人力这个因素，在南方则是由于与沿海地区为进行粮食贸易而产生的商业联系。不可否认，正如托马斯·菲利普（Thomas Philipp）所指出的，这种准国家的形式是在共同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58］ 叙利亚沿海地区，最终以阿卡为中心，通过自治的形式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另一个历史进程，是地方和省级之间持续的相互影响。城市各派相互冲突，不断组建和推翻权力机构，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派系的领袖会展现出自己不同于其他派系的特征。然而，无休止的暴力冲突、为重建正常秩序而付出的努力，以及经济甚至卫生方面的混乱状况最终使人们筋疲力尽。19世纪20年代，叙利亚地区出现了一种相对平静的局面，厌倦了混乱的人们任由他们的领袖被流放而不再做出反抗当局的举动。在这些斗争中，有两个因素非常突出。城市里的每个个体都学会了认同与融入其所在的地方社区之中。就像政治职位一样，宗教信仰有时就可能成为其区分标准之一。这种逆转有利于新兴家族势力的崛起，他们或是接管了宗教职位，或是依靠自己的商业财富成为城市中各方之间新的调解人。商业垄断制度创造的新财富展示了权力可以带来什么，但同时也说明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会如何耗尽城市本身。

在18、19世纪之交，叙利亚地区各地有几个共同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部落世界在叙利亚广大地区占据优势地位，这与当地的村民们离开他们的居住地，从而致使农耕区域收缩，以及道路上的相对不安全的形势有关。这片土地上也分布着一些城市和从事农业耕作的城镇，它们的存在主要取决于其集中财富和权力的能力。由此，这两个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关系。在18世纪的城市内部，奥斯曼帝国中央当局逐渐赋予城市精英阶层或多或少的自治权。以正式承认苏丹的权威和缴纳税赋为代价，各省的总督们得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长达几十年。由此，围绕着政治职能的分配、财富和对军队力量的掌控，各个家族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不稳定的制度。一旦其中一个城市派系显示出某些弱点，就会出现派系斗争，于是，城市内部和省内部在动荡与和平两种局势间反复交替。

然而，这一地区体系正逐步地陷入危机。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一问题。奥斯曼帝国边境面临的外来威胁增加了帝国在军事和财政方面的需求，从而加重了叙利亚各省的压力。这些都加速了军事的改革，导致了城市内部权力结构的失衡，城市内原本的派系关系很快就被破坏了。最后，19世纪初来自瓦哈比派和法国方面的压力，加速了叙利亚地区权力关系的重新配置。然而，我们必须牢记这个世纪之交的一个主要特征，即许多社会身份和政治职位在城市中彼此共存，并构成了城市中的各方派系，这些派系并不会导致内部分裂，也不会形成某些特定的城市集团，而是更多地引发对城市地位和城市资源控制权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城市各家族而展开的联合或敌对的政治博弈，主要取决于各家族往来、贸易和控制某些地区的可能性。由此，我们发现，此时期的叙利亚就像是由一块块的土地拼凑而成的，在这些土地上，人们以自己的忠诚团结在一起。在北部，阿勒颇省从地中海海岸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从托罗斯山山麓延伸到加尔布平原。在南部，大马士革与奥伦特（Orante）、巴尔米拉和豪兰平原地区等城市相连，它在贝卡平原地区的影响力减弱了。在东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部落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形成了不同的世界。然而，围绕着权力而展开的争斗，以及与遥远的君士坦丁堡及开罗这两个政治中心的关系，也预示着叙利亚地区社会结构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dsgWjLYlsf2P6Vdekq098reYt/Vj/9M0dMrlJRbXS6G3FFHVhEBBqm6gwxO/vI6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