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1660年以来，大马士革、阿勒颇、的黎波里和赛达的几个维拉亚变动的边界线共同组成了叙利亚这片土地。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当地各地方首府（阿卡、大马士革等）的权力机构与社会团体，都在这里进行统治和管理。为了理解权力的相互作用，我们会在地方战略和帝国战略之间不断来回切换。在开始叙述关于帝国当局及其与叙利亚地区之间关系的历史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奥斯曼帝国的组织形式及其运作的恒定因素。
奥斯曼帝国由苏丹统治，他在中央设置了政府顾问和大维齐尔 * （大臣）来管理帝国各项事务。苏丹依靠谢赫伊斯兰（伊斯兰教教长）来管理帝国宗教事务，拥有哈里发头衔的人被承认为阿巴斯王朝的继承人。这些帝国的一般特征自伊斯兰征服以来几乎没有改变。然而，和任何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的政权体系主要是建立在一个遥远的帝国中心和地方各主要省会城市之间的多重联系之上的。阿勒颇市在叙利亚地区具有特殊的地位，负责收税的达夫塔尔德（defterdar） * 位于这里，从而使阿勒颇成为叙利亚地区最重要的政治中心。从1708年开始，大马士革的总督被赋予了组织前往麦加朝圣的特殊职能。他必须每年为前往麦加的朝圣者提供一次安全和交通保障。这项特殊任务使得大马士革获得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大马士革的商人们在朝圣者那里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年度市场商机。除了承担的这些具体任务之外，大马士革的总督与叙利亚地区其他省份的总督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
在各城市内部和各城市之间，城市显贵政要之间存在着诸多的权力平衡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有限，从而使得城市内的大家族能重新获得相同的地位，并形成地方“王朝”。这些大家族权力的维系主要依靠它们掌控城市内部权力规则及其周边环境的能力。例如，大马士革南部郊区的米丹尼斯人——以他们在郊区的居住地命名——可能是出于与大马士革城北部的阿迦（aghas） * 关系不和的原因，他们主动接近后者的敌人，转而支持阿卡市和赛达市的总督。 ［41］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场复杂的政治博弈。力量强大的地方总督、阿迦、商人等，都为自己配备了武装力量，通常会有几百到几千人来为他们攻城略地。但是，分布在城市或农村的要塞堡垒可能会危及他们数月努力征战的成果：帝国军队在要塞中避难，并在进攻者返回后继续阻止各地方势力对该地区的控制。
建立地方权力需要具备三个要素：政治地位、社会资源和武装力量。其中，第一个因素是由苏丹授予或给予承认的。为了确保成功获取相应地位，通常意味着需要向首都的中间人支付报酬，这种地位的获得反过来又可以赋予地方统治者对当地资源的支配权。比如，行省总督可以从他统辖的省征收的税款中获利，这使他得以指挥军队力量，当然，这也意味着总督需要有必要的手段来向士兵们支付酬劳。因此，在有限的人员中进行重要地方职位的竞争开始了，这是增加自身社会资本和武装力量的跳板，反过来又能增加控制税收和驱逐竞争对手的筹码。这种权力观念首先反映出的是奥斯曼帝国接收捐税的人与缴纳捐税的人之间的社会和空间的结构性差异。
18世纪，一些地区的大家族获得了比帝国中央政府权力更大的自治权。阿兹姆家族首先成功地将自己重新送上了大马士革总督的位置。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独立于苏丹，每年，在任的总督都会兴奋地等待着来自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敕令，而这份敕令将会延长他的总督任期。因此，在大马士革及其所辖的省区，地方权力表现得相对稳定。那么大马士革总督的权力管辖范围有多大呢？自然是到豪兰平原地区，到大马士革东部的巴尔米拉去冒险似乎还不太可能。因为此时的盖尔耶泰因（Qaryatayn）村是叙利亚南部地区到达北部城市霍姆斯之前最后一个中途休息地。阿兹姆家族和哈马的阿迦们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对哈马当地凯拉尼（Kaylanî）家族的支持，使得大马士革和哈马这两个城市成为属于同一股地方权力的势力范围。 ［42］ 这一点对于向叙利亚北部运输货物和控制肥沃地区至关重要。在西部，贝卡平原一直是一个令人觊觎的地方。 ［43］ 虽然它依靠大马士革的权威而存在，但舒夫山区酋长们的定期袭扰使得这种权威控制随时处于危险之中。大马士革总督面临着三条战线，南面是沿海各城市，西面是德鲁兹人，东面是贝都因人。
在北部，阿勒颇市俯瞰着托罗斯山脉的南坡。作为奥斯曼帝国帕夏里克的首府，阿勒颇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然而，阿勒颇当局并没有对这一片地理区域进行统一管理。根据那个时代的现实需求，当局的注意力集中在三个方向，而这三个方向将阿勒颇一分为三。在城市的东部地区，大草原是贝都因人的庇护地，主要是阿纳扎部落，他们穿行在北部城市和河流之间；在西部，分布着石灰岩山麓和阿拉维山，用当时领事人员的话来说，阿拉维派 * 在这里聚集，这里的部落结构和远离中心地区的位置使得该地区难以进入，再往西，港口城市拉塔基亚和安塔基亚（An-tioche）一起组成了通往阿勒颇地区的门户；在北部，奇里乞亚平原及其城镇安泰普（Aintab）、基里斯（Killis）或乌尔法（Urfa）属于同一行政单位，依据总督的不同，这片地区也分属于不同行政当局管辖。虽然拉塔基亚仍在阿勒颇的控制之下，但的黎波里的地位有所不同。有时，阿拉维山地地区的骚乱会切断阿勒颇与海岸地区的所有联系，从而将拉塔基亚与阿勒颇分隔开来。
因此，18世纪末的叙利亚，其社会政治格局的特点是政治角色的多样性，政治角色之间互相影响。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对这种政治格局提出的“国际象棋”的形象比喻，使我们得以认清这里的权力和行政系统。 ［44］ 每一次迁移都重新配置了每个人的权力。所有的复杂性都源于同时并列出现的几个政治特征，这些政治特征不一定会成为各方政治角色之间永久的分界线，却会被一次次地用来动员他们各自的支持者，激发更为激烈的政治博弈。对那些在从托罗斯山脉到阿拉伯沙漠的主要省份树立权威的政治参与者们来说，拥有多重社会身份，从而组建起自己的财力储备和军事集团，是确保权力地位的唯一条件。再一次的，一场循环式的政治游戏在叙利亚地方势力内部运转，权力可以带来金钱，权力可以强化军队，权力也强化了他们的权力地位。但这几十年的独特之处在于叙利亚地方势力的相对自治，并没有人想要挑战奥斯曼帝国中央的权力。争夺阿勒颇或大马士革的总督位置，仅仅意味着增加社会资源和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而绝不是针对奥斯曼帝国中央发起任何具有特别意味的政治行动。
两个系列的因素改变了叙利亚的地区格局。首先，是中东地区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有助于欧洲重新部署其在地中海地区的存在。 ［45］ 那时，即便是柏柏尔人的海上贸易活动也没有得到欧洲各国的承认，叙利亚地区的沿海运输和远洋运输活动，主要仍是由欧洲船商承担的。 ［46］ 此外，“希腊人”或“阿尔巴尼亚人”的船队在拉塔基亚海岸的徘徊，也让当地的领事们感到担忧，因为他们属于非奥斯曼帝国的势力。 ［47］ 在港口城市，欧洲市场的需求和供应正在重塑当地经济。这一现实情况使阿卡市在18世纪下半叶成为叙利亚地区的棉花之都，连接了加利利地区（巴勒斯坦的地区名）的生产者和欧洲的买家。然而，这种一体化仍然是边缘性的，换句话说，它虽促进了地方财富的创造，却不会扰乱地区内原本的生产系统。此外，奥斯曼帝国受到双面夹击的军事入侵迫使帝国中央不得不寻找资源和人力来投入战斗。与俄国的战争是灾难性的，不仅首都君士坦丁堡受到俄国舰队的武力威胁，战争的持续（1768—1774）还给帝国偏远地区的省份带来了沉重的捐税负担，并影响了各省份之间的内部关系。25年后，拿破仑·波拿巴对埃及的入侵更加剧了这种内部混乱，迫使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各国的同盟关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协调国际事务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