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南北朝后期的选举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寒人地主的政治要求。假使那时寒人的力量还不够壮大，他们的要求是不会实现的。我们通常把这些变化的产生归之隋代，而其完成则在唐时。这种看法当然是有理由的。因为州郡辟举权的废除既在隋时，而作为科举中最重要的科目进士科也在隋时创置；至于科举取士之在选举中取得统治地位自然应该要下达李唐。但是我们仍然应该追溯到隋代以前，寒人地主的上升既不能突然出现，那么反映其政治要求的选举上的变化也应该有一个较长过程。
大家知道魏晋南北朝选拔官吏的制度即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依据门第保证清浊即士庶的分流，从而也就保证了门阀贵族（北朝还包括鲜卑贵族）的政治特权。然而，九品中正制只是保证清浊分流，并不等于选举制度的全部，各项选举必须依据中正品第，但出身授职还得通过各条入仕道路。南北朝门阀贵族的出身固然“皆由门庆”，但大体上也还继承两汉以来岁举、辟举、征召的道路（北朝鲜卑贵族和一般鲜卑军人自然不在其内）。只是被举被召的条件主要在于门第。
唐代科举中最重要的进士、明经两项科目，从形式上来看和过去的孝廉、秀才有继承关系，只是当门阀盛时被举为秀才、孝廉的人必定出于士族，而唐代并无此限制。唐代进士、明经必须通过考试，过去的秀才、孝廉按照规定也要通过考试。东汉时左雄建议：“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
，东晋南北朝常常不考试，但也间或举行，所试科目仍然是经学和文章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叙述秀才、孝廉的考试方法及其内容，大致孝廉主要试经，秀才主要对策，有时兼及经文，南北大致相同。《晋书》卷七八《孔愉附从子坦传》称：“先时以兵乱之后，务存慰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结果，那些秀孝或者托疾不试，或者不到。孔坦上奏有云：“又秀才虽以事策，亦泛问经义，苟所未学，实难暗通。”文帝诏令“皆令试经”，孔坦认为秀才“苟所未学”，无法通解经义，可知秀才以试策为主，就是这次经义也仅是泛问而已。东晋以后，南朝一般仍是秀才试策，孝廉试经。北朝末期周、齐之制亦是如此。《周书》卷七《宣帝纪》：“初即位未改元（578年）诏制九条，宣下州郡。其八条云：‘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明确规定了贡举秀才和孝廉的标准，“高才博学”才能对策，而经明始能试经，这是很显著的，特别此时已包含了秀才重文章之意。《北齐书》卷四四《儒林·马敬德传》：
少好儒术，负笈随大儒徐遵明学诗、礼，略通大义而不能精。遂留意于《春秋左氏》。沉思研求，昼夜不倦，解义为诸儒所称……河间郡王每于教学追之。将举为孝廉，固辞不就。乃诣州求举秀才，举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敬德请试方略，乃策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乃欣然举送至京。依秀才策问，唯得中第，乃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
马敬德之被举为孝廉是由于他通经，不肯举他秀才是由于他是纯儒。到京试秀才，策问刚够中第，试经却考了满分。由此可知北齐也是孝廉试经，而秀才对策。对策所重在文，故例举文士。《儒林传》中还有个马敬德的学生刘昼，本传说他“河清初，还冀州，举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也说明秀才试策，其中第标准在于文章。
秀才、孝廉考试科目的不同，也就是以后进士、明经二科之别。明经自应试经，而进士初置也只是试策。《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载杨绾上疏云：“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隋代设置进士科，倒不是在考试科目上有什么特点，而是由于秀才录取标准日益严格，不轻得第，设立进士科可以放宽标准，使文士虽不能取得秀才的称号，也有入仕的道路。《旧唐书》卷一〇一《薛登传》载登所上疏云：“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时，辑缀小文，名之策学。”便可知应进士科者只是“因陋就寡”，同以应付考试的乃是“辑缀”起来的策学。与之同时，秀才对策却越来越困难，并且在策外加试了杂文。《北史》卷二六《杜铨附族孙正玄传》云：
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正玄弟正藏，字为善，亦好学，善属文。开皇十六年举秀才，时苏威监选，试拟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应时并就，又无点窜。
由此可知，秀才录取标准极其严格，以致唐代简直成为一种虚悬的科目
。 隋时秀才尚以试策为正规的办法，然而录取与否却需要看加试的杂文。唐初秀才仍试策，而进士科继承隋制也只是试策，高宗以后进士加试杂文，录取与否也就取决于杂文。隋、唐两代秀才、进士两科虽同时存在，其实从考试内容来说，进士只是秀才的替身。
从考试内容说，明经和孝廉相同。但明经和孝廉并立却比秀才、进士并立更早。我们知道明经之名早见汉代
。南齐建立国子学，其试生徒之制不详，但应该试经
。梁代国子生更多，《梁书》卷四八《儒林传序》称：“馆（立《五经》博士为五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射策通明之策亦即试经，其录取等第虽有明经、高第、甲科等
，通常却可以概称明经。《颜氏家训·勉学篇》说梁朝贵游子弟“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显然已把学馆射策得第者通称为明经，明经成为一种科目的称号。梁代仍然有秀孝，但秀孝有额而明经似无额，秀孝大致仍然为高门垄断，特别是秀才，这可以从列传中提到曾举秀才者的家庭来推测。至于明经则虽然不少贵游子弟雇人答策而登第
，但法令上入学就试却并没有门第限制。《梁书》卷二《武帝中》天监八年（509）五月诏云：“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门后品，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又《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云：“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由此可见，具有射策资格的国子生既不限门第，也不限名额，这就为寒人入仕开辟了一条道路。
南朝秀才为高门垄断，孝廉间或有寒门，但亦稀见 [1] ，所以必须有另一种科目来满足寒人要求。至于北朝则秀孝直接成为寒人入仕的道路。
上面所举马敬德和刘昼显然不是高门。《北史》卷八一《儒林传序》云：
胄子以通经进仕者唯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见其人。幸朝章宽简，政纲疏阔，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十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焉。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射
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其尤异者亦蒙抽擢。
这里所说的是魏末及北齐情况。北齐时孝廉是从学校的博士、助教和游学之徒中推举出来，而游学之徒被称为“游手浮惰”，由于“政纲疏阔”，才能受业。他们被认为是应该从事生产而脱离生产的人，也就是一般编户。序中明确指出郡学生徒是士族及豪富之家所不屑就的。他们虽不是豪富之家，但能够允许脱离生产，也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我们认为其中不少是寒人地主和极少数向地主阶级转变的富裕农民。《儒林传》中有不少人曾被举孝廉，这里不再列举，只引一例为证。《李业兴传》云：“上党长子人也。祖虬、父玄纪，并以儒学举孝廉。”他自己也被举为孝廉，可算得是儒学世家，可是传中又说：“业兴家世农夫，虽学殖而旧音不改。”在南北朝时，语音常常是判别士庶的标准之一，李业兴虽三世孝廉，说他旧音不改，就意味着他还不是士族。像这样的人家，正是才挤入统治者行列的寒人地主，由北魏以至齐代，由通经入仕的道路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
不但孝廉如此，秀才也是一样。《北史》卷八三《文苑·樊逊传》：
河东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并无官宦……逊少好学，其兄仲以造毡为业，亦常优饶之……属本州沦陷，寓居邺中，为临漳小吏。县令裴鉴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逊上清德颂十首，鉴大加赏重，擢为主簿，仍荐之于右仆射崔暹……后崔暹大会客，大司马襄城王旭时亦在座，欲命府僚。暹指逊曰：“此人学富才高，兼之佳行，可为王参军也。”旭目之曰：“岂能就耶？”逊曰：“家无荫第，不敢当此。”武定七年，齐文襄崩，暹为文宣徙于边，宾客咸散。逊遂徙居陈留。梁州刺史刘杀鬼以逊兼录事参军事，逊仍举秀才。尚书案旧令，下州三载一举秀才，为三年已贡开封人郑祖献，计至此年未合……逊竟还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复召举秀才。三年春，会朝堂对
，
罢，中书郎张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逊与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对
三年不调，被付外，上书请从罢。诏不报，梁州重举逊为秀才。五年正月，制诏问焉。尚书擢第，以逊为当时第一……杨愔言于众曰：“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遂以思道长兼员外郎，三人并员外将军。”孝谦辞曰：“门族寒陋，访第必不成，乞补员外司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
樊逊自云“家无荫第”，“门族寒陋”，自然是寒人，但他却三次被举秀才，以第一名登第，由此可见举秀才的门第条件较宽。他不敢应大司马府的辟举而应秀才举，可能由于他知道辟举更容易招致他人的反对。
北朝后期孝廉、秀才已容纳寒人，《北史》之《儒林》《文苑》及其他传中被举秀孝的很多不属于高门，李业兴、樊逊的家世是非常明确的。这种情况大概始于魏末
，而盛于北齐，至于北周则根本选无清浊。《周书》卷二三《苏绰传》载：大统十年（544），绰所奏行的《六条诏书》，其四“擢贤良”云：
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废性行之浇伪……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茍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于公卿之胄乎？
虽然这里只是针对州郡辟举而言，然而其整个精神既是在于否定门第取人的习惯，那么秀孝之举的不限门资，自不待论。
如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南北朝后期北朝的举秀孝和南朝的明经射策，从考试内容上，特别是从放宽门第限制上说，已经为唐代科举制度开辟了道路。这里还可以提到一件事，唐代应举可以自行报名，《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选举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这种办法也起于北齐。上引《北史·儒林传》说马敬德的被举秀才是自请在州先行考试而获得通过的。准许怀牒自试为唐代科举的特点，而北齐已经看到其萌芽了。
（原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
[1]
《宋书》卷九一《孝义传》称，郭世道，“太守孟
察孝廉，不就”；世道子原平“太守王僧朗察孝廉，不就”，又云：“会稽贵重望计及望孝，盛族出身，不减秘著。太宗泰始七年（471），兴宗欲举山阴孔仲智长子为望计，原平次息为望孝。仲智会士高门，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敌。会太宗别敇用人，故二选并寝。”原平长子伯林也是举孝廉不就。郭家是寒门，而祖孙三世都曾举孝廉。《孝义传》中又有吴逵、潘综都曾察孝廉，《吴逵传》明说“门寒”。可见孝廉也有寒人。但这都是统治者有意破格取人，不是常例。《南齐书·孝义传》中人物便不见此种事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