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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举之制，行之千有余年，历代名卿硕儒，多从此孔穿过，以至于今，仍仿行之，可见其影响之巨且久矣。然世人言科举之起源者，率有二说：一谓其始于隋，一谓其始于唐。唐宋而后，主始于隋者渐众；而在唐时，尚二说纷陈，莫衷一是。曩余述《中国考试制度史》，感其烦杂，觉其重要，曾钩稽隋唐载籍，略事考证。现因拙作行将问世，又稍加补订；适直忝与《年报》校雠之役，屡徵文于师友，虽篇幅已侈，仍不便略无一词，乃抽出此节，付诸骥尾，以质正高明，幸垂教焉。
世人以科举始于隋，以自《周礼》而后，以进士为科举者，自隋始也。唐杨绾曰：“近炀帝始建进士之科。”
杜佑曰：“炀帝始建进士科。”（《通典》卷一四《选举典》）王定保曰：“进士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又曰：“进士隋大业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孙伏伽，皆隋之进士也明矣。”
三家所述，皆不能明定年月，故《资治通鉴》不载。惟朱子《通鉴纲目》以设科之始，特为增入；但纪于太子昭卒之下，杨素卒之前，未知何据？《通鉴辑览》因此，乃改载于炀帝大业二年之末，并注释云：“考炀帝纪，‘大业二年七月甲戌，太子薨；乙亥杨素薨。’两日相连，恐其间无暇建科取士也。”
而王定保言隋立进士科，特举出二人而曰“明矣”云云，岂在唐时已有人不信，而待证明者乎？考侯君素及孙伏伽二人，《隋书》《北史》俱无传。孙传《旧唐书》卷七五有之，未言中进士。侯传两《唐书》并无，惟《旧唐书》有侯君集传，疑“素”为“集”之讹，然阅之亦不类。再考《隋书》《北史》，其中俱无建立进士科之文！更进而求旁证，则唐代人士，亦多有言考试始于唐者。如贞元十七年（801）赵傪《登科记序》曰：
武德五年，诏有司特以进士为选士之目，仍古道也。
此处《玉海》先引《会要》曰：“郑颢进诸家《科目记》十三卷”。注：《东观奏记》曰：“武德至大中。”又引《艺文志》姚康《科第录》注云：“自武德以来，登科名氏编记，凡十余家，皆不备具。”然后于《中兴书目》下，引校书郎赵傪《序》，序中以进士为仍古道，而不言沿隋之旧；诸家科目记，亦皆起自武德，而不溯源于隋；可知是科非隋始创矣。而李德裕《非进士论》曰：
古者……论造士之秀，升诸司马，进士之名立矣……暨六国行玉帛之聘，两汉立四科之选，魏晋或表荐而登仕，齐梁或版辟而起家，故孝廉明经之科，秀才茂才之举，限□限年之制，射策待诏之选，损益无常，而察言观德之规，不妄设也。李唐御统，艰厥制度，立进士之科，正名也。行辞赋之选，从时也。
德裕追述历代取士之制，而谓“李唐御统……立进士之科”。益知是科非起于隋而起于唐矣。唐苏鹗曰：
进士者，可进受爵禄者也。《王制》曰：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孝廉者，孝悌廉让也。自魏吴晋皆以郡举孝廉察秀才，故州郡长史别驾，皆赴举察。汉朝又悬四科，一曰：德行高妙……任三辅令。近代以诸科取士者甚多，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其后秀才合为进士一科。
苏氏先言周之进士，而后言唐武德四年（621）复置秀才、进士两科，是进士之起于唐也又明矣。张漪对策曰：
唐虞之黜陟幽明……夏禹之顾眄空谷……战国之代，王道寝微，各
英贤……汉高祖虽不好儒，然亦任用英杰……陈群制九品之条……臧否任情……宋齐之季，梁隋之末，聘士求贤，罕闻稽古……圣上览百王之得失，立万代之规模，大开举尔之科，广陈训迪之典。
案李氏所谓“开举尔之科”，即开科举之繁文也。然则科举始于唐不始于隋，岂非彰明较著者乎？且此三家，既概述历代取士之制，皆不言隋置进士科，而言为唐所立，斯则更堪注意者也。再如裴庭裕曰：
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后，宣宗索科名记，顥表曰：自武德已后，便有进士诸科。
是又进士始于唐之简切论断也。
同书又谓武宗会昌三年（843）十二月……中书覆奏［曰］：“……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正之士。”
八年韦澳为京兆尹榜曰：“朝廷将裨教化，广开科场”。
又孙樵《与高锡望书》曰：“……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间，作者数十辈。”
是皆为科举始于唐之证。而牛希济《贡士论》，言之更明。其词曰：
周官司马得俊造之名，乃进于天子，谓之进士……大汉法，每州若干户，岁贡若干人，吏以籍上闻，计州里之大小，材之多寡，谓之计籍。人主亲试所通，经业策问，理优深者，乃中高第……汉世得人，于斯为盛。国家武德初，令天下冬集贡士于京师，天子制策，考其功业辞艺，谓之进士，已废于行实矣。是古之进士，与后世之进士科有别；而后世进士之立，始于唐武德初年也。
总上各证，复加《隋书》《北史》暨其他隋籍无进士科之文，吾人似可断言科举非始于隋而始于唐矣。抑有进者，隋主非但未开科取士，且并不重儒术。观高帝仁寿元年（601）废大学四门及州县学，唯留学生七十人
，可以知之。故《高帝纪》谕曰：“素无学术……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过于杀戮。”
《炀帝纪》论曰：“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
而南宫靖《隋史断》亦曰：“然帝素不学，而又济之以刻薄之资，是以专任小数而不悦诗书，废除学校，而禁毁佛像，又任情杀戮，以察为明……甚者以谗言废太子勇，以小过杀秦王俊，而父子之恩灭。”以如此无道之君，视国人父子如仇雠，遑言开科取士哉。然则科举不始于隋，更可深信疑矣。
但唐代人士言科举始于隋者，尚大有人在；非仅前述杨杜王三家已也。今为公允计，不敢存丝毫成见，抹煞事实，谨述其说于后：夏竦《议贡举奏》曰：“隋设进士之科，唐代特隆其选。”
文宗太和九年（835）中书门下奏曰：“伏以国家取士，远法前代。进士之科，得人为盛。”
赵匡《选举议》曰：“国朝选举，用隋氏之制。岁月既久，其法益讹。”
沈既济《选举议》曰：“自隋变选法，则虽甚愚之人，蠕蠕然能乘一劳，结一课，获入选叙……按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及年代久远，讹失滋深。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鸟聚云合。”
柳晁《与权侍郎》（德舆）书曰：“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圣主正之；何者，进士以诗赋取人，不先理道。”
是皆言进士科始于隋，兼言唐代选举沿隋之旧也。而薛登上《改革选举疏》，言隋立进士科之原委，尤觉了然。其疏曰：
古之取士，实异于今……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汉代求才，犹征百行……魏氏取人，尤爱放达。晋宋之后，只重门资……有梁荐士，雅爱属词；陈氏简贤，特珍赋咏。故其俗以诗酒为重，不以修道为务。逮至隋室，余风尚在。开皇中，李谔论之于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词，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兹擢士。故文笔日烦，其政日乱。”帝纳李谔之策，由是下制，禁断浮词……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效仿。
是进士科之立，先因高祖感于文风日靡，禁断浮词；炀帝嗣兴，乃立进士科也。据《薛登传》，登博涉文史，每与人谈论前代故事，必广引证验，有如目击。天授中，为左补阙，时选举颇滥，因有上疏。其所述者，如炀帝置进士事，隋籍虽无稽；而隋高祖禁浮词事，《隋书》卷六六及《北史》卷七七《李谔传》，皆有明文记载也。其时在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可见薛登言隋立进士科，必较别家为信而可据。然则进士科之起于隋也明矣。
或曰：子无人证，焉能服人？曰有。各地方志，多列隋进士之名。如《吴县志》卷十一，列张损之为隋之进士，并注云：“历官侍御史水部郎。”又如《祁阳县志·乡贤志》，列温彦博为隋之进士，此非人证乎？但损之《隋书》《北史》暨两《唐书》皆无传，初未知何据，继检《全唐文》卷三九三，有独孤及《唐故河南府法曹参军张公墓表》，称张损之，隋大业中，进士甲科位位至侍御史，尚书水部郎。《吴县志》所据，盖在此也。然此所谓“进士甲科”，可知其无考试矣。彦博两《唐书》有传，而《旧唐书·温大雅附传》，谓其弟彦博，“开皇末为州牧秦孝王俊所荐，授文林郎，直内史省”
。《新唐书》卷九一，谓其“通书记，警悟而辩，开皇末，对策高第，授文林郎”。是仅由乡荐而对策，而授官，而俱未言中进士也。由此类推，方志之言氏族乡贤，强半高攀远传，以光乡族，多难恃为凭依。则子之人证，仍不足以服人也。曰尚有其他。如《旧唐书》卷七七云：
杨纂，华州华阴人也……大业中进士举，授朔方郡司法书佐。
《旧唐书》卷一〇六曰：“大业时，第进士。”
是隋有进士也审矣！又如《旧唐书》卷六六《房乔传》：
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人……年十八，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后补隰城尉。会义旗入关，太宗徇地渭北……一见便如旧识……贞观元年，代萧瑀为中书令。二十三年薨，年七十。
由此可推知其生于陈宣帝大建十二年（580）
年十八举进士，时在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与大业二年（606）置进士科之时，适差十岁。岂年十八举进士，为年二十八举之，而史有为对欤？抑考《隋书·地理志》，炀帝大业三年改州为郡，玄龄本州举进士，则《通鉴纲目》列始建科于大业二年，亦非全无凭据欤？然则隋有举进士之人，是确凿有据无疑矣。
且进士之外，又有明经科焉。《资治通鉴》卷八六曰：
高祖武德元年冬十月，明经刘兰成纠合城中骁健百余人袭击之。胡三省注曰：“刘兰成盖尝应明经科，因称之。”《新唐志》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则明经科起于隋也。
胡氏以兰成“盖尝应明经科”因断明经科起于隋，证据尚嫌微薄。今检《旧唐书·韦云起传》：“云起隋开皇中明经举。”
又《孔颖达传》：“颖达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
是隋有明经科，又断然无疑矣。且进士明经之外，尚有秀才科。如《旧唐书·杜正伦传》曰：
杜正伦，相州洹水人，隋世重举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伦一门三秀才，皆高第，为世羡美。
又《薛收传》曰：
收于“大业末，郡举秀才，固辞不应”
。
是隋有秀才又明矣。夫既有进士明经及秀才，此《通典》之所以谓“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旧”
。或如《新唐书·选举志》，谓“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
。然则科举始于隋，又岂非颠扑不破者乎？
夫前述科举始于唐，证据确凿，牢不可破；今言始于隋，又证据确凿，牢不可破；则二者之间，何所适从？曰请先综观隋代取士之法，然后可得其真谛。
隋文帝开皇二年正月甲戌，诏举贤良。十二月景戌，赐国子生明经者帛束。
七年正月乙未，制诸州岁贡三人
十六年六月甲午，制工商不能仕进。
十八年七月丙子，诏京官五品已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仁寿三年七月，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
炀帝大业三年（诏）依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其见任九品以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
五年六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状，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
十年，诏郡举孝悌廉洁各十人。
以上见于本纪。其见于传者：
《褚晖传》：晖字高明……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炀帝时，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晖辩驳，无能屈者。由是擢为太学博士。
《房晖远传》：远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定臧否……因令晖远考定之……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
《牛弘传》：弘在吏部，其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停缓，所有进用，并多称职……隋之选举，于斯为最。
《刘焯传》：焯举秀才，射策甲科。
刘臻年十八，举秀才，为邵陵王东阁祭酒。
《杜正玄传》：正玄博涉多通。兄弟数人，俱未弱冠，并以文学才辩，籍甚三河之间。开皇末，举秀才，尚书试方略，正玄应对如响，下笔成章……弟正藏，尤好学，善属文，弱冠举秀才，授纯州行参军，历下邑正。大业中，学业该通，应诏举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时诣阙，论者荣之。
此外，《全隋文》卷二七有“王贞，开皇初……举秀才，授县尉”。又有“侯白，州举秀才，至京师，机辩捷，时莫之比”
。
据此各条，可知隋代取士之科：有贤良，有明经，有二科，有十科，有四科，有孝悌廉洁，有进士，有秀才；其获举也，不出于下诏征召与州郡荐举二途；其人选也，贤良，二科，十科，四科，孝悌廉洁，以至进士如杨纂、房乔，明经如韦云起、刘兰成，秀才如刘臻、王贞、杜正藏等；皆未经考试。其抡才之准则，牛弘掌选举最盛之时，亦仅先德行，而后文才，又无所谓考试也。其唯一考试，但为策问，重辩驳。如褚晖之擢为太学博士，由于辩驳也；杜正伦举秀才试方略策，亦以善辩驳，应对如响见称也。侯白之州举秀才，以“机辩捷”名于时也。房晖远之试国子生，试策问也。故唐杨绾曰：“近炀帝始建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而刘焯举秀才，尚为射策，射策有甲科，对策有高第，而未见有黜落，是皆与两汉取士之制相同，与唐宋考试之制迥异也。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谓六朝人试孝廉用经术，同于唐之明经；试秀才用词赋，同于唐之进士。其说实难征信。夫仅有策问，不能谓之考试也，以策问汉有之，六朝宋有之，梁亦有之
，若以其有策问则为科举考试之权与，又何必溯源于隋哉。考“选举之法，一变而为辟举，再变而为限年，三变而为中正，四变而为停年，五变而为科目。隋置进士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之不一，而明经进士尤贵……可为后世之良法也。古之所谓乡举里选者，犹曰乡里之举选云尔。唐则不然，举以礼部，谓之贡举，选以吏部，谓之铨选，其名同，其事异。又曰科目兴于唐，皆所以救中正之弊也”。
言唐代选举之意，与以往不同，又谓“科目兴于唐”，是显然不因隋置进士科，而目为科举考试之所由昉也。须知科举考试，必由应试人于一定时期，投牒自进，按科应试。公同竞争，试后有黜落，中试者举用之；然后为真正考试。查“汉举贤良，自董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文帝二年，对策者百余人，晁错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对策者亦百余人，公孙宏为第一，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但有高下尔。至唐始对策一道，而有中否”。
故葛洪恺切而言曰：“举人投牒自应之制，盖昉于唐！谨按周礼乡大夫之职……献贤能之书于王……登于天府……至汉贤良如公孙宏，亦必待国人固推而后出，未闻有投牒自应之举。”
然则科举考试之起于唐，殆成定谳矣。
顾上引沈既济《选举议》，谓“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鸟聚云合”。《唐会要》谓：“唐武德初，因隋旧制，以十一月起选，至春即还。”
是有公同考试之状也。加以进士为科，实始于隋，故溯源厥始，当推及之。特因其制不彰不备，仅具雏形，故谨慎重作结曰：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确定于唐。
持宇兄
：大作谨拜读一过，考试制度起源考，所论极是。惟隋置进士科一条，弟颇有疑义。王氏《摭言》所举孙伏伽、侯君素两人，君素无考，伏伽则《唐书》明言其积劳补万年县法曹（弟现手头无《唐书》，但能以记忆断言如此），定保之说，当无确据。杨绾、杜佑，生年较后，所言难以置信。
足下所举人证，县志之不足据，姑不论之，《房玄龄传》所言“本州举进士”，则其非应试可知；既非应试，进士两字仍当沿隋以前习惯作字面浮泛之解释，不得谓之自成一科也。（《旧书·杨纂传》“大业中进士”，《新书》“第进士”，其误以“举”为“试”，盖以进士名词为专门科目名，殆亦与唐人见解相同。）大抵言隋之有进士科者，最早亦为高宗时人（如薛登），而武德贞观间身事两朝之史臣不言之，《北史》《隋书》可取证。《旧书》房、杨两传，一称本州“举”进士，一称大业中进士，似皆足为隋不置进士科之证。其晚出之论，大概以唐进士科创设既久，已为一般习用之专门名词，因更误会隋代之进士为出自科第耳。鄙意如此，不知高明以为如何？隋明经秀才，大著考释极是，此真所谓禁断浮词之见于事实也。（秀才之不易取，及明经两字之意义，皆可推论禁断浮词史实。至于进士，刻下既无好史料以考隋时所试为哪一门学问，更以禁断浮词之史文推索之，则隋更未必设此一科也。）
足下博涉群书，具见功力，敬服敬服。
大著于唐人诸说，征引见详，两造并列，尤见公允。窃谓杨绾、杜佑皆明言隋炀帝设建进士科，而王定保且实之曰“大业中”。此等史实，恐非杜撰；即使杜撰，何以三人之言相同？纵谓三人之言不可尽信；彼博涉文史之薛登，又何以与之暗合？或者隋曾有此科，暂行之而非常置；或因朝廷有故，未策而旋即报罢，皆未可知。例如清末有所谓经济特科者，史若不载，后人恐更不知有此科矣。史之所书，多属常制，此科既非取士常制，遗漏未书，亦无足怪，历史此例，固甚多也。唐人之文，其泛论科举者姑不论，此外虽亦间有言唐立进士科者，然皆系就唐言唐，不能即为隋无进士科之反证。至苏鹗谓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二科，既云复置，则其前必有置之者，虽其文泛引王制，不涉于隋，而曰近代以诸科取士者甚多，则隋当然亦在近代之中。且秀才科隋固尝置之，贞观史臣于刘绰等传，已大书特书矣，安得谓进士科必非隋置耶？此更不能为隋无进士科之反证。大要此科之名，虽创始于隋，而定为取士常制，则实自唐始。李德裕、郑颢之言，亦不为无因。故杜佑云：大唐贡士，多循隋制也。多之云者，不必尽同之谓。尊论谓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确定于唐”，洵通论也。考史之法，最重证据，而证据又必须充分，今即所引诸文论之，凡足以证明隋无进士科者，皆不充分；凡可以证明隋有进士科者，则皆有明文。况杜佑为唐代通晓掌故者，而《通典》一书，又为今第一名著，此而不信，将无书可信矣。杜佑辈其生虽较贞观史臣为晚，正惟其晚，所见新发见之材料或比史臣为多，今《通典》中所载，可以补正南北两朝史事者，正复不少，岂尽厚诬？吾人治史，或以前证后，或以后证前，全视其人其书负责与否为断。不宜先存一时代之成见也。至于反证方法，遇证据全不充分时，或可偶然一试行之，既有充分之证据，即当舍反证而不用，此乃研究学术一定之标准。不立标准，专事求疵，未见其可。大著登入史报，与天下人以共见，立言本不为一时，故聊缀数语，质之大雅，以为何如？
张尔田附识
持宇吾兄：
大著精微周密，佩甚佩甚。两承下询刍荛，真所谓以多问寡，愧恧曷极。尊论设两造之辞，既备且允矣，然鄙意以为足下独着眼于进士科设置时代，以定科举制度起源之由，似有未安也。考隋制无论进士明经秀才，皆由州举。《旧书·房玄龄传》称“本州举进士”，《北史·杜正玄传》“开皇十五年举秀才”，《旧书·薛收传》“郡举秀才”，《杜正伦传》曰“隋世重举秀才”，《韦云起传》“云起开皇中明经举，授符玺直长”。《孔颖达传》“颖达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就诸条观之，莫非州郡察举者也。又如《杜正玄传》所云：正玄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举此人？乃以策投地不视。按此隋秀才由州上举，曹司试策，然后以策过仆射，此与汉征贤良对策之制无异。《汉书·公孙宏传》云：“元光五年，复征贤良，菑川国复推上宏，（中略）宏至太常，时对策者百余人”，汉之贤良，亦由郡国察举，入京对策也。《正玄传》又云：“杨素志在试退正玄，乃使正玄拟相如《上林赋》等，曰我不能为君住宿，至未时令就。”此隋试策制度，亦极疏简，尚不及汉制天子亲策贤良之为隆重。今隋制明经进士贡举之法，无史文可征，证以上引诸条观之，凡明经进士皆曰举而不言第，其制要与秀才相同。非若唐代开科举之繁文，士人投牒自试，官吏慎临其事，至于搜索衣裳，呵禁出入也。
尊著又引杜佑“大唐贡士，多沿隋旧”，杨绾“隋炀帝设进士科”，夏竦“隋设进士之科，唐代特隆其选”等文，以证科举始于隋。窃谓唐科举之制，因沿于隋者，不过进士明经秀才等名目而已。其制度不同，盖如上述。杜氏“大唐贡士，多沿隋旧”，当谓贡士科目，唐循隋旧，非谓贡士之法，隋唐相同。杨绾、夏竦所谓隋始设进士科，似谓以进士列为选士之目，肇自隋炀，亦不指唐进士之制，无异于隋也。唐人最重进士科，其论科举，莫不先论进士之制，于是核名者莫不溯之于隋，考实者莫不言创之于唐。其实两种议论，所指不同，殊非牴牾，此纲所以谓不得以进士设科年代，以定考试制度始于何时。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试，始可谓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
然或者有以沈既济《选举议》“隋罢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往秋还，鸟聚云合”等语，谓隋之取士，亦有定期。罢外选，权归吏部，与唐制相侔，何得谓与唐异。窃谓沈氏罢外选之言，乃指罢州郡辟署之权，非罢察举也。《通典》“开皇十八年，又诏京官五品以上及管总刺史，并以志行修洁，谨清干济举人。牛弘为吏部，高构为侍郎，选举先德行，次文才，最为称职。当时之制，尚书举其大者，侍郎铨其小者，则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沈氏之论，盖亦指此。尊论亦引先德行，次文采之文，定隋仍为察举试策之制矣。特有进者，沈氏春往秋还，鸟合云集之论，盖指当时彼征召或察举之人，集于京师，受吏部铨次，不可引以证隋唐考试制度之同轨也。然或以上所引杜氏言，系开皇中制度，大业之制，容有不同。请释之曰，《薛收传》云“郡举秀才”，炀帝改州为郡，故《薛收传》云云，此则大业仍行察举之制，又可考知矣。
足下渊博，功力并深，管见聊当大雅一笑耳。
俞大纲拜启
十一月二十七日
嗣禹谨案：大纲先生治唐史有年，拙作草成，即邮寄质正。时值歇伏，手头无书，随笔便笺，聊舒所见。嗣以科举制度，为历代抡才大典，起源事大，不敢草率。乃未征求同意，径予刊登，以当讨论。共后请教孟劬先生，又蒙赐手示，因并登之。而大纲先生得知，重草一函，以代前书。惜排校已定，急于出版，势难毁弃，乃将两函刊登，以为进一步之讨论。夫学问无穷，人识有限，多闻阙疑，古有明训，故讨论不厌求详。然嗣禹未获确证已前，则不愿再事唠叨；惟盼读者多多教正而已。张、俞二公，竭诚指导，谨此志谢。
（原载《史学年报》193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