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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0年左右，一位名叫加尔吉略斯·塞孔都斯（GargiliusSecundus）的罗马商人从一位名叫斯泰洛斯（Stelos）的人那里买了一头牛。斯泰洛斯住在罗马帝国边境以外——今天荷兰的弗拉内克尔镇，莱茵河东岸附近，罗马人通常将来自这些地区的人视为蛮族，认为他们天生劣等。这笔交易的金额是115个银币（nummi）。人们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这次交易记录刻在一块木头上，后来这块木头从荷兰的一条河中被打捞了上来。这次交易可能看起来规模很小，没有引人注目之处，但它代表了在罗马帝国欧洲边境无数类似交易中的一宗。当时，大量的罗马士兵驻扎在莱茵河边界，成为前所未有的重大经济需求来源。例如，在帝国边界的西北角，约有2.2万名罗马士兵驻扎在土著居民（被称为卡纳尼法特人）刚刚被征服的领土上，而土著只有约1.4万人。这些土著居民不可能满足罗马士兵的所有需求，如食物、饲料、建筑和烹饪所需的木材以及皮革等。一支5,000名士兵组成的军团，每天需要7,500公斤谷物和450公斤饲料。虽然其中一部分直接由罗马帝国中心供给，但这样做很不方便，后勤负担很重，因为在帝国境内，每50英里（约80千米），谷物价格就会翻一番，如此一来，付钱给当地供应商为军队提供补给，更加高效。塞孔都斯的这笔交易有两位百夫长的见证，表明他很可能为军队提供了补给。
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TeutobergForest）战役中，罗马将军瓦努斯（Varus）和他的三支军团惨败——有一个日耳曼部落联盟，其部分地区曾被帝国征服，但在阿尔米尼乌斯（Arminius）的领导下，重新获得政治独立，导致罗马帝国在莱茵河东部地区的扩张逐渐停滞。在更南边，多瑙河东西方向的边界迅速形成了类似的分界线，到公元1世纪中期，以这两条河流为界，奥索尼乌斯及其众多同僚所属行省的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庞大罗马帝国的经济转型，虽然在边境以外表现出来的程度较弱，但仍然超越了边界的限制。
在更广泛的罗马帝国体系内，邻近地区的民众可以通过两种基本的方式与帝国做贸易：一是在靠近边界的地方，即边界两侧为军团提供补给，就像斯特洛斯买牛的交易记录幸存至今所揭示的那样；二是参与更远的贸易网络，将生意延伸到中欧等更遥远的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琥珀贸易：古代沉没的林地有凝结的树脂，可用来制作珠宝，为地中海的人们所珍视。琥珀被冲上波罗的海南岸，然后通过指定的路线，往南运送到罗马多瑙河边界的几个交易点。此外，当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持续存在。尽管军团由罗马公民组成，但军队有一半是非罗马公民组成的辅军，这些辅军可以从边界的任意一侧招募。根据铭文记录，军队招募了很多来自边界以外的士兵，他们在罗马过得富足，寿命也长，不过也有许多人退役后回到自己的家乡。除了这种自愿的人口流动，当时还有成熟的奴隶网络。与公元1000年维京人占主导的奴隶贸易有所不同，现存资料并不清楚罗马帝国时期开展奴隶贸易的是哪些人，或者奴隶通常来自欧洲哪些地方。但在婴儿死亡率高（半数儿童在15岁之前去世）而人口密度低的罗马世界，对干家务的奴隶和干农活的额外劳动力一直有着巨大的需求。
现存资料有限，我们很难像研究近代西方那样，去探讨罗马帝国的经济刺激对生活在边界之外的人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过，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勾勒出了更宏大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公元1000年初，欧洲分为三个发展明显不平等的广阔区域。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定居点位于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这里的农业技术生产率更高，交流的网络更复杂。再往东是第二大区域，从欧洲中北部地区一直延伸到今天波兰的维斯瓦河（Vistula），这里的农业以维持生计为主，人口密度更低，人们的居住地更小，也更容易变动，此外几乎没有任何交流的迹象。在该区域的某些地方，只有墓地是代代相传、供人使用的人造建筑，比如几百年来，它们用于包括社交聚会在内的各种目的。农业经济在当地占主导地位，但每一块田地都无法保持长期肥沃，人们也就无法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社区的墓地因此成了最为恒久的聚会地点。欧洲的第三大区域属于边缘地带，位于维斯瓦河流域之外和喀尔巴阡山脉的外围地带，这里森林茂密，农业体制更为简单，人口密度较低，没有迹象表明该地存在着跨地方性的交易网络。
找到这种更广泛的规律之后，我们可以得出另外两个观点。古代中国也能观察到类似的情况：那些依赖农业耕作的帝国，如果新领土的生产潜力低于征服带来的成本，那么帝国的扩张就会停下脚步。帝国扩张的成本效益公式基本上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过帝国在野心的驱使下，会将军队推进到扩张成本略超过征服收益的边界。比如罗马帝国，根据某些史料，公元43年克劳狄乌斯（Claudius）派遣四个军团穿越英吉利海峡北进，意图征服不列颠。这一举动并没有什么性价比，其结局不仅是瓦努斯惨败（在接下来的10年里，军团也遭到彻底报复），而且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地区相对贫穷，军团困在当地，停滞不前。此外，更重要的是，从这种广泛的规律当中，能够勾勒出罗马帝国中心三四百年来的持续经济需求，以及这种需求所引发的后续革命的规模。
罗马人可能一直将其邻居视为野蛮人，但重大变化正在酝酿之中。到了公元4世纪，在边境线之外的一大片地区，已经不再是欧洲第二大区域——中北欧原先那种勉强维持生计、注重畜牧业的农业形式，而是转变为更加注重粮食作物、更加高产的农业体制，这代表着每公顷土地能产更多的粮食。这种小规模的农业革命，反过来支持了更多的人口生存，让定居点变得更大、更稳定，剩余农产品也更加充足，而且其中一些在边境地区换成了现金和罗马商品。自公元1世纪末起，这个铁器时代的中欧地区首次出现了大型的永久村落。这些地区与罗马帝国的经济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以至于到公元4世纪，罗马硬币在其许多边境地区成了日常流通手段：例如，在日耳曼部落（包括多瑙河下游的哥特瑟文吉人部落）和莱茵河上游的阿勒曼尼人中，罗马硬币便广泛流通。这片区域位于罗马边境防线之外的100千米，在其公元4世纪的遗址中，发现了丰富多样的罗马进口商品，尤其是葡萄酒和橄榄油，另外还包括其他日常物品。在该地区的一些地方，甚至能看到手工制造和交换的痕迹，规模不大，但引人注目。当地的陶器工业已经发展起来，其标志是陶轮的引入。全新的非罗马玻璃工业也在边境之外发展起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两个行业显然是在效仿罗马，甚至可能直接借鉴了罗马的专业知识。历史文献证实，进入公元4世纪之后，那些并无考古学痕迹的出口物品——食品、动物和劳动力——流入罗马帝国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满足罗马的需求，某些欧洲地区的铁矿石产量也显著增加。
在这场宏观经济转型的背后，有无数的小规模创新者和冒险家，就像斯泰洛斯一样，在军团士兵前所未有的需求之下，他们抓住机会，在边境线两侧开拓出更加密集的农业实践。由于个人交易主要记录在易腐的材料上，如木材或纸莎草，所以这些个人取得成功的故事无法流传下来，但大规模的考古证据确实表明，新的财富同时涌入罗马边境线之外的多个非罗马社会，并在这些社会内部生成新的财富。此外，这些考古证据还显著表明，无论是在帝国中心，还是在边缘地带，新的财富没有得到平均分配。
人们以为，公元1000年伊始，欧洲第二大区域在很大程度上由德意志语系的人口主导，且具备普遍的社会平等特征。然而，这种观点不过是古老的民族主义神话罢了。新财富的总体影响是加剧了原有的不平等，可能还创造出一些新的不平等。边缘地带的社会精英入土时通常会穿戴生前的珠宝和配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珠宝配饰越来越多地由再加工的罗马第纳里（denarii）银币制成。
当时，各地区与罗马帝国接触，产生了一定的经济转型效应，但从地理角度来看，这种效应远远算不上平等。就我们所知，欧洲第三大区域，即维斯瓦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以北和以东，离罗马边界太过遥远，以至于完全没有受到经济转型的影响。这些地区几乎没有发现罗马的进口商品，当地人口也没有出现在历史资料的叙述中（尽管一些奴隶贸易网可能已经触及边境线之外的人口）。如果没有高科技的帮助，人们通常无法将该地区公元前500年和公元后500年的遗迹区分开来。罗马帝国延续千年，然而第三大区域的实质性变化微乎其微，或者可以说几乎没有。
在罗马边缘地带发展的整个故事中，与帝国中心的距离至关重要。到公元4世纪，第二大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其社会经济转型最强烈的证据——正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在运输缓慢且成本昂贵的世界中——仅存在于帝国的内围边缘地带，其辐射范围略大于100千米，且当地民众能有效抓住经济机遇的地区。在这个内围边缘地带和第三区域未受影响的世界之间，发展出了一条外围边缘地带，延伸到离帝国边界几百千米远的地方。这一区域也出现了来自罗马的进口商品，但与内围边缘地带相比，数量较少，并且当地可能更偏向于产出奢侈物品，如琥珀和劳动力。因为这些地方离边境太过遥远，无法为军团提供补给，只有奢侈品才值得运输到更远的地方。即便如此，这一区域与帝国的联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最近考古学界在波罗的海南部腹地发现了数百千米的堤道和道路，这些道路修建于公元初的几个世纪，据推测是为了维护和控制琥珀贸易的迅速增长（可能也包括奴隶贸易，但没有确凿证据），这个有趣的发现让人们得以瞥见当时的一些情况。考古学界一开始认为，这些道路可能是9世纪末斯拉夫人所建，但树木年轮学分析显示（根据树木年轮确定日期），这些遗迹明确指向古罗马时期。其工程规模之庞大，可以看出这些道路所服务的交通网络具有相当大的整体价值。
罗马帝国没有任何手段能将其军团运送到世界其他地区，因此其权力以地中海周围的陆地为中心，向外扩张。这种限制还意味着，在征服模式下创建的罗马帝国，其长期运作产生了相对简单的地理模式。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罗马一直没有停下征服的脚步，直到把所有值得吞并的领土都收入麾下为止。在边界之内的领土，慢慢地变成帝国行省；边界之外最终演变出了一条内围边缘地带，当地的人口和帝国中心有充分的接触，产生了更密集的经济交流网络。在内围边缘地带以外的圈层是外围边缘地带，距离帝国中心非常遥远，除了值得耗费成本和精力长途运输的奢侈品之外，当地对帝国中心的其他非奢侈品需求，基本上无法满足。再偏远一点的地方，即维斯瓦河以北和以东地区，与罗马体系没有任何明显的接触。
对比来看，现代西方帝国主义的发展范畴覆盖全球，其缔造者是那些拥有海军和铁路建设能力，有本事筑起庞大帝国网络的大国，其地理模式也更加复杂。然而，仔细研究可以发现，现代西方帝国相互交织的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与古罗马帝国相似。
1853年，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离开古吉拉特邦的纳瓦萨里，前往孟买与他的父亲团聚。塔塔家族世世代代都是纳瓦萨里的帕西教神职人员，但19世纪上半叶，努瑟瓦尼吉·塔塔（NusserwanjiTata）打破家族传统，在孟买创办了一家小型出口企业。他的儿子贾姆谢特吉（Jamsetji）被送往那里的新学校接受英语教育，这所学校后来成了埃尔芬斯通学院（Elphinstone College）。当时，这座为英国所控制的城市正在蓬勃发展——东印度公司在当地设有地区性总部，由孟买总督管辖，当地的交通网络不断改善，港口迅速扩展，成为英帝国的重要贸易枢纽。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之后，英国获得对中国数个通商口岸的控制权，塔塔家族的老一辈怀抱着雄心壮志，计划将马尔瓦地区的鸦片运往中国。
1859年，即印度爆发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大起义两年后，英国收回东印度公司资产控制权的一年后，贾姆谢特吉刚满20岁，当时他刚刚完成学业，被派往香港。贾姆谢特吉很快意识到，棉花生意赚的钱比鸦片买卖更多，于是说服父亲，调整了业务重心。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联邦军封锁南部联盟港口，这一封锁让棉花业务的利润超出了父子俩的想象。美国对英国工厂的棉花供应因此中断，印度棉花和纺织品出口价格飙升，孟买的棉花收入增至原来的三倍。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涌入，推高了印度纺织公司的股价，催生出一大批冒险投机者。
贾姆谢特吉再次行动起来，搭乘载着原棉的船只前往英国，迅速与兰开夏郡的一些纺织厂主建立起密切联系，并从对方那里更深入地了解到棉花制造工业的相关知识。此时，贾姆谢特吉天生的商业智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空间。与加尔各答不同的是，孟买的商业社团对印度商人开放，这促进了不同种族之间经商经验的互相传递。伦敦的帕西社区也养成了一种习惯，经常在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Naoroji）的家中举行非正式的社团聚会。瑙罗吉是印度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当中的领袖人物，后来成为印度国大党的创始成员之一。贾姆谢特吉通过社团和瑙罗吉学到了建立人际关系的价值（良好政治关系的价值就更不用说了），毕竟要想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人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贾姆谢特吉回到孟买时，成立了自己的社团，而且子承父业，其儿子也延续了同样的做法。
到1869年，贾姆谢特吉·塔塔对更广泛的纺织业务有了足够的理解，便买下孟买南部辛奇波克里（Chinchpokli）地区一家破产的油坊，将其改建为棉纺厂，等业务有了起色之后，又以可观的利润转手卖给了其他人。从那时起，塔塔家族便开始长期参与纺织制造业（而不仅仅是出口原棉），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凭借多次冒险投资积累的资本，再加上掌握了兰开夏郡的制造技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雇用了一批印度和英国员工），贾姆谢特吉随后在那格浦尔（Nagpur）建立起了庞大的纺织厂综合体。塔塔家族之所以选中那格浦尔，是因为这座城市靠近棉花和煤炭的供应地，土地价格较低，而且通过铁路与孟买相连。当时塔塔家族通过旗下企业将产品销售到整个帝国，平均年利润率为20%，业务规模迅速扩大。塔塔家族接下来的两代人将业务多样化，广泛涉足钢铁、工程建设、机车制造、水力发电、石油化工、酒店、印刷、保险、水泥和航空运输领域（创建了后来的印度航空公司）。
图3-1 一枚加拿大1898年圣诞邮票
从近代早期开始，欧洲在整个地球上扩张，随之而来的经济机遇为许多像塔塔家族这样的许多个人和家族所抓住。在现代西方帝国体系当中，英帝国无疑是最大的一个，其巅峰时期的领土范围，正如1898年加拿大一枚著名的圣诞邮票所展示的那样（见图3-1），几乎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不过同一时代一枚法国邮票上的蓝色几乎一样多，而且早期的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或是当时被后起之秀的美国、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所占领的领土还没有计算在内。
塔塔家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故事与早期罗马帝国边缘地带非罗马公民的故事类似，不过比较一老一新两大帝国体系，会发现一些明显的差异，其中最明显的差异可以通过邮票来生动说明，那就是帝国的规模。现代西方的帝国主义是全球性的，即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都置于其直接统治之下，并以某种方式、形式或形态将几乎整个地球都纳入其经济网络。到20世纪，地球上仍有一些地区在实质上未加入帝国体系，例如亚马孙内陆的广阔地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以及中亚的某些地区，但西方经济力量在地球表面的触及范围之大，前人已远远无法想象。另一方面，罗马帝国是区域性的：地中海及其大部分腹地受到帝国的直接控制，从中北欧到乌克兰的一大片领土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其贸易网络。但是，考虑到古今的相对移动速度，这些显著差异基本上也就不存在了。按最长的对角线来算，罗马帝国的直接统治范围延伸了将近5,000千米。再加上古代陆地上的一切移动速度大约是今天快捷运输速度的1/20，这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幅员延伸超过10万千米，或者大约是地球周长的两倍半（地球周长几乎刚好4万千米）。因此，按照当时的背景来说，罗马帝国与现代西方帝国一样，是全球性质的大国。
另一个显著的不同点是，罗马帝国是连续的领土区块，由地中海盆地的各种腹地组成，而现代西方大国的领地分散在大小各不相同的区域当中。不过，这两个体系的实际运作方式存在着更深层次的相似性。从以前的殖民地地图（或邮票）来看，大片的红色和蓝色具有重要的误导性。乍看之下，塔塔家族似乎与范德比尔特家族差不多，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刚起步便有了领先优势：贾姆谢特吉·塔塔刚刚开始探索棉花业务的潜力时，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然而，这两个家族的历史之间存在更深层次的区别，而分属不同的年代只是其中之一。
地图和邮票往往暗示着，帝国所有的附属领土都拥有一样的地位。比如，英帝国的所有领土肯定拥有相同的地位，因为它们标的都是红色，那些标成蓝色的法国领土也是同理。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现代西方帝国也出现了省际和边缘地带的融合，其模式与公元1世纪至3世纪以来，罗马帝国内围与外围的融合模式非常相似。抛开地图上的红色和蓝色，从更深层次来看，帝国的融入体系实际上也是类似的三重模式：完全融入帝国体系的省份，实质上融入帝国体系的内围边缘地带，以及融入程度较低的外围边缘地带。
罗马行省在现代西方帝国的对应物——那些随着时间推移，像奥索尼乌斯这样的家族能充分参与帝国经济、文化和政治结构的地方——就是殖民地。移民通过暴力、谈判和疾病相结合的方式，占据了殖民地人口的大多数，最后还将欧洲的许多文化和制度结构引入，以至于无论他们在地理上身居何处，实际上都成为西方帝国扩张核心的一部分。范德比尔特家族在北美建造的家园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原本地方性质的社区发展壮大，其崛起程度蔚为大观，以至于到20世纪初，这个社区已经成为更广泛的西方帝国的主要经济力量。不过，英帝国所谓的“白人自治领地”（WhiteDominions）也属于该类型，美国最初也是其中一员，另外还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到20世纪初，这些实现了自治的实体，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超过母国，也就是英帝国。其他欧洲帝国大国没有足够多的本国人口移民到其殖民地，也没有在其任何殖民地内部产生足够的财富，让它们走上类似的长期发展路径，成为20世纪西方帝国体系的核心成员。法国确实有可能在新西兰、阿卡迪亚和路易斯安那建立长期殖民地，但到18世纪，这些地区被纳入英国统治，后发展成为加拿大和美国的一部分。 7
到20世纪，帝国扩张核心之外的地区即帝国的边缘地带。与古代一样，帝国的不同部分可以根据与帝国直接贸易的相对价值，划分为内围和外围边缘地带。对罗马帝国而言，帝国内部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陆地运输，“内围”和“外围”也可以用于地理上的描述。内围边缘地带就是距离帝国边境最近的地方：在帝国边境线之外，有一条跨度约100千米的地带，为罗马军团提供补给，同时获得大量的日常用品。初看之下，现代西方帝国体系与此迥异，因为它们的领土通过海上和（越来越多的）铁路网络相互连接，许多在经济上属于“内围”地带的贸易伙伴，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离西方帝国的核心更远，甚至比帝国当时的一些外围边缘地带还要远。例如，南亚次大陆和远东部分地区在帝国的贸易网络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而许多非洲地区与欧洲在地理上更为接近，其作用却并不如前者，但仔细查看帝国的地图，在评估边缘地带与帝国中心的接近与分离程度时，如果根据跨越特定距离所需的时间来计算（现在人们通常都这样算），而不是根据绝对的地理距离本身来计算，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西方帝国的外围边缘地带实际上与古罗马帝国的外围边缘地带相对应。现代西方帝国的内围边缘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可能更远，不过，有了轮船和火车，比起外围边缘，它们前往帝国欧洲核心地带的所需时间却更短。
因此，实际上从20世纪早期帝国的航运和铁路时刻表更容易看出哪些是内围边缘地带，而不是地图上的红色或蓝色。在某种程度上，内围边缘地带由西方帝国正式控制的殖民地组成，或更准确地说，由这些殖民地的特定地区组成。印度的棉花、南非的金子、英属东非的茶和咖啡、远东的橡胶以及加勒比地区的糖：为了满足西方的需求，这些商品统统供不应求，而且其中许多是在帝国正式控制的领土上生产的。内围边缘地带的其他部分保持政治独立，但其经济活动的重要定位同样是为了满足帝国的需求。在全球某些地区，这种经济融合是通过枪炮镇压的方式实现的：日本从未沦为西方帝国的正式殖民地，但在19世纪，它们的市场和自然资源在“炮舰外交”的武力压迫下开放，原因就是西方帝国经常使用蛮力，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军事实力较弱的国家。
要定义这两种领土是否属于内围边缘地带，靠的是航线和铁路。20世纪初的几十年，连接全球的港口网络形成，每个港口都有其战略地位——为那些拥有丰富产品、能够满足帝国所需的边远地区服务。最初，这些港口通过河运系统与内陆地区相连，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越来越密集和方便的铁路网络开始承担更多的运输业务（贾姆谢特吉·塔塔之所以能够在孟买以外的地区建造棉花厂，便是得益于此）。
与罗马帝国情况相同的是，现代西方帝国内围与核心地区的贸易总价值（按比例计算）超过了外围边缘地带，并产生了足够多的新财富，能启动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进程。欧洲移民希望能抓住殖民地诸多的机会发财致富，对经济变革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移民集中在城市的商业和行政中心，特别是欧洲帝国占领的地区，例如肯尼亚的白人高地（White Highlands）或西印度群岛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但与那些按计划发展成为正式行省的殖民地不同，欧洲移民在这些地方的占比从来都是少数。
相反，内围边缘地带绝大多数的生产任务由当地土著承担，他们有时受到价格的激励和商业机遇的吸引，加入向帝国出口商品的经济体系。现代版本的斯特卢斯（Stelus）不仅包括努瑟瓦尼吉和贾姆谢特吉·塔塔等杰出人物，还包括数以百万计、无名无姓的个人，除了他们的家族之外，几乎无人记得。他们为了寻找新的机会，也曾移居帝国的内围边缘地带。而当地土著当中很多不幸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许多殖民地政权实行强制劳工法，为修建铁路和公路等公共工程项目补充劳动力，此外有时也会将这些劳工输送到欧洲农场（法属西非就是这样做的）。当然，美洲的种植园经济长期依靠奴隶制，甚至在奴隶制正式废除之后，除“奴隶制”的名称没有保留之外，奴隶制本身几乎原封未动，尤其是在刚果的橡胶种植园中。殖民地税制要求以帝国货币支付税款，这样可以迫使生产者将生产瞄准帝国市场。荷属东印度的种植园部门使用的就是这种体系，而在英属和法属非洲，土著需要缴纳棚屋税和人头税，以充当殖民地的行政费用，支持帝国货币（因为所有的税收都会存入母国的中央银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愿和非自愿的经济参与紧密组合在一起，大大改变了内围边缘地带的人口和财富分配，许多欧洲人和少数土著商人（如塔塔家族）获得了财富。除此之外，两次战争期间还出现了一个更大、更引人注目的结构性变化，那就是人口迁移。在印度，孟买等城市的人口到19世纪中期每十年就会翻一番，种植鸦片和棉花的内陆地区则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人口迁往靠近沿海港口或与内陆生产区相连的河流和铁路网络附近，帝国的所有内围边缘地带都出现了类似的人口迁移现象，包括英帝国在亚洲的条约港口、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以及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类型的殖民地。
相比之下，外围边缘地带的特点是：与核心经济体系的直接贸易量较小。这些地区缺乏帝国生产者渴望的资源或市场，或者缺乏相应的生态系统，帝国管理者无法开展大规模的出口作物种植，因此即使处于正式的殖民统治之下，也难以吸引投资，用于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地理上也就相对孤立。在大部分外围边缘地带，大多数人很少或从未遇到过白人，哪怕他们的家园在地图上被涂成了红色或蓝色。尽管如此，在帝国贸易网络逐渐变得更加密集的过程中，生活在外围边缘地带的许多人仍然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重塑。
内陆城镇通常缺少通往欧洲和北美出口贸易的便捷通道，因此逐渐荒芜。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法国沿海岸线重新定位道路和铁路沿线贸易时，古代的廷巴克图（Timbuktu）从经济富裕、人口众多的跨撒哈拉贸易中转站，几乎变成了灭绝之地。这座城市曾经是巨大的商业网络中心，经济非常富有，如今在西方却成了偏远到极致的代名词。一般而言，即使在地理上没有被吸纳进内围边缘地带，外围边缘地带的农产品生产者有时也会向内围的消费者供应粮食作物，尤其是当后者将生产转向出口农作物或完全放弃农业，失去完全自给自足的能力时。像上沃尔特
或马里这样的殖民地领土，还有不丹和莱索托等名义上独立的国家，甚至印度的大片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和经济组织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它们实际上都属于帝国的外围边缘地带。不丹和英属印度之间有少量的交流，上沃尔特、马里和莱索托的许多劳工都选择了迁移，迁到与全球经济联系紧密的邻近地区，在那里的农场和矿山安了家。外围边缘地带的总产出和人均收入有时因这种贸易而上升，但通常远远不及内围边缘地带，而内围边缘地带的增长幅度又不及帝国各行省。
因此，大多数边缘地区——包括内围和外围——在1939年之前，经济转型的过程要慢得多，其速度不及西方帝国的各个行省。实际上，这三种类型之间的边界可能会波动，而且并非始终与地图上绘制的边界完全对应。同一司法管辖区内的不同地区可能分属于内围和外围，印度的情况便是如此。可以说，南非包含了帝国体系的全部三个元素：大规模白人定居的区域和主要城市属于行省级别的核心地区，一些采矿和农业出口区域属于内围边缘，1948年后实际上充当种族隔离经济劳动力储备的一些地区属于外围边缘。然而，正如罗马的几位邻居那样，对帝国经济任何程度的融入都会对相关方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融入总体上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之后，其经济反而出现倒退。整个19世纪，英国人均收入增长了一倍以上，中国人均收入却下降了十分之一。即使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中国有些个人的财富仍然在增长，但总体结果是整个国家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危机。但这种绝对下降并非内围或外围边缘地带正常宏观经济的结果。相比中国，印度更具代表性。其经济出现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比帝国体系的核心行省要慢。这样一来，像塔塔家族这样足够精明和能干的人便有了新机会，但印度的整体经济相对于“母国”而言下降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达官贵人全面掠夺新领地，抢了当地人的珠宝玉石和其他可移动的财富，构筑起巨大的个人财富（他们在家里建造的乡村庄园中塞满了大部分赃物）。然而，外围边缘地带的长期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重要程度远远超出本地企业阶层有限的崛起，也远远超出当时人口和生产模式重构的意义。任何重大经济变革，其效果可能并非立竿见影，但在社会财富重新分配之后，都必然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