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帝国与扩张

公元371年，罗马帝国有一位名叫蒂西米休斯·马格纳斯·奥索尼乌斯（DecimiusMagnusAusonius）的基督教诗人。他来自今天的波尔多，曾写了一首483行的六音步诗，颂扬帝国西北角的某个地区。这片溪谷位于摩泽尔河流域（今德国境内），最终流入莱茵河。

吸引这位诗人目光的是该地区的精耕细作，富饶农产，以及围绕农业发展出来的人类文明：

放眼望去是乡村宅第，

坐落在高高河岸峭壁。

处处山坡葱葱又郁郁，

葡萄藤蔓层层又密密。

摩泽尔河谷清澈小溪，

蜿蜒低语着向前流去。

随着对主题的抒发之情洋溢开来，诗人详细描述了这条河流种类丰富的美味渔产（它们的名称巧妙，为诗人展示拉丁文韵律的高超技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农民生活的简单乐趣，以及该地区庄园领地的壮丽景观：

试问谁能笔下生光辉，

歌颂无穷装饰之精美，

吟唱无数结构之巧妙，

描画领地建筑之容貌？

《摩泽尔》（Mosella）采用的是古老的拉丁文学体裁，即“艺格敷词”（ekphrasis）或扩展描述，但有浓浓的弦外之音。在诗人奥索尼乌斯看来，住在这条河流沿岸的罗马民众，生活是如此富饶，以至于台伯河（Tiber，用来比喻罗马城）“荣耀都不能与此地相比”。不过，奥索尼乌斯怕别人指责他傲慢自大，又打趣地收回了这个观点，但诗歌的其余部分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诗人真正的情感。虽然我们很容易将诗人的歌颂看作一种夸张之情，但实际上，这种抒发与陶器碎片展示的惊人异常不谋而合。

流动的财富

尽管整个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呈现一派黄金时代的盛世景象，比如诗人奥索尼乌斯笔下富饶的摩泽尔河谷，当地确实发现了帝国晚期很多华美的别墅。不过，学者对陶器的鉴定也确实揭示出了某些地区的衰落。其中两个地区的衰落很容易解释。公元3世纪，蛮族曾猛烈进攻不列颠北部和比利时的农村定居点，导致这些地方此后一直未能恢复元气（见下文详述）。然而，更令人困惑的是罗马帝国意大利核心地区的结果。公元3世纪，意大利并未遭受如此严重的野蛮入侵，该地区的居住情况和农业产出在公元前后两百年达到顶峰，公元3世纪和4世纪保持稳定，但水平明显下降。为什么在罗马帝国边缘地带发展繁荣之时，帝国最初的中心却出现了萎缩？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1000年以后，分析现代西方的崛起，答案就会水落石出。

公元1000年初期，西方地区的经济并不强大。当时，一些维京人穿越了大西洋，但那时候，在更广泛的欧洲政治经济网络中，北美几乎毫无用处。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统治着西班牙南部，他们削弱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将其变成无足轻重的小小继承国，并夺走了它在地中海内陆南部和东部的绝大多数领土。世界的这个小角落，贫穷、技术落后、政治分裂且疾病肆虐。然而，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这个小角落却崛起成为支配全球的霸主。

是什么引发了如此戏剧性的转变？各界目前仍然存在巨大争议。政治因素是一方面：欧洲国家不强也不弱，给了企业家冒险投资所需要的自由和稳定。自然环境是另一方面：欧洲拥有大量适合驯化的动物（这是早期的资本形态），有很多水路可以开展便宜的运输，还有各种各样的地形，可用来耕种各种农作物，这些因素鼓励和促进了交流。再者，文化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一些分析家看来，基督教强调自愿婚姻，由此产生的核心家庭有了存钱的动力，而且基督教注重道德要求，经济体系以信任为基础，有助于与陌生人签订合同，从而在物质上促进了远距离贸易。而在其他学者看来，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物（借鉴了罗马先例）——成熟的私有财产法律概念的出现，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然而，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人们很少有分歧。中世纪的技术进步，比如采用足够重的犁在黏质土壤上犁地，并制订更复杂的轮作计划，产生了更多的农业剩余。这些导致欧洲精英阶层的奢侈消费增加，他们对东方的糖、香料和丝绸服装的喜好，受到十字军东征的进一步刺激。反过来，欧洲经济不断发展，生产出更精致的羊毛织物，并在东方找到了现成的出口。这种不断增长的远距离贸易，进一步维系了日益庞大的市场和集市网络。

其中最早且最重要的城市位于意大利的中部和北部，那里的地理位置优越，特别便于远距离贸易进入地中海，再加上地主精英地位相对较弱，使商人能够获得足够的财富，控制地方社区的政治议程。城邦由此产生，成为社会、政治和法律的基础设施，并进一步促使贸易扩张：信贷和金融市场、合同履行机制、安全的海上航线和外贸协议纷纷应运而生。意大利商人坐落在欧洲和东方交汇处，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欧洲物品（尤其是纺织品和小麦）与东方商品的交流。从11世纪开始，以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为首的意大利城邦崛起，主导了欧洲贸易。

意大利最初核心地区的繁荣很快促进了其他地方的发展。尽管意大利城邦向东方销售欧洲纺织品，但最好的产品来自低地国家（LowCountries），而大部分低地国家又从英国进口原羊毛料。因此，在意大利贸易网络的支持下，北欧经济开始扩张和多样化。一些北方城市，尤其是佛兰德地区，纺织工厂早在12世纪和13世纪就已经出现，自15—16世纪后期开始与意大利同行竞争，成为贸易和商业中心。更笼统地说，意大利城邦从东方贸易中赚取了巨额利润，刺激其他欧洲政府参与其中。不过大西洋沿岸的这些国家并没有挑战意大利在地中海东部的主导地位，而是选择向西，寻找通往亚洲的海上替代航线。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引领下，欧洲改进了导航和造船技术，远洋航行有了可能。接着，他们在航海途中无意碰到美洲（只是这帮航海家没有预料到，他们眼中的这片新大陆将会在何等程度上改变欧洲本身，因为多年来，欧洲贸易仍然经由地中海辐射其他地区，并以东方为中心）。不过，从长期来看，随着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开始充实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库，以及北欧商人开辟出通往东方的新海上航线，欧洲资本主义的重心从意大利转向了其边缘地带。

与此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有了来自美洲的财富。它们从现有的欧洲工业区进口奢侈品成品，并将剩余财富存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德国），而不是用于自身经济的转型，这促使了北方进一步的扩张。尤其是对英国纺织品的需求，最终在英吉利海峡以北引发了一场引人注目的经济革命，而英国议会有权改变土地占有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嗅到商机的地主圈占土地，驱逐农民，将土地变成牧场，以用来养羊，为蓬勃发展的纺织业输送原料。地主因此变得富有，为投资创造出新的资本来源。与此同时，圈地运动也造成一代无地之人，这些人迫切需要工作，为不断增长的工业部门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英国的整个发展进程得以早于其他竞争对手。到18世纪末，为了适应这种环境变化，手工作坊遍布英国乡村。此外，在建立舰队夺取海外资产方面，荷兰和英国以及法国已经赶上并超过伊比利亚国家。

随着制造业部门的增长，对原材料的需求变得迫切，英国积极开拓殖民地，其中最重要的一块位于北美洲。尽管美国最终在政治上脱离了英国，但它继续发挥关键作用，成为英国工业品的来源和市场。北美出产的棉花最终超越印度棉花，支撑起英国不断增长的纺织业。到19世纪，纺织业基本迁至英国城市，当地劳动力充足，让企业主能够经营更大的工厂，当时快速发明出来的新机器成了大批劳工的生产工具。随着19世纪缓慢向前推进，美国也成了英国的竞争对手，就像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一样，依靠政府政策来培育本土制造业，而不是像英国那样，将其交给自由市场。

到19世纪末，英国大多数人口在城市，而法国的城镇人口只占大约四分之一。不过，此时的英国被其前北美殖民地的居民超越，这些人赶走当地土著，开辟广阔的西部领土供人居住。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大规模移民涌入美国，每隔几年，这个国家的人口就会翻一番：如此扩张速度，欧洲无任何一国能及。这种扩张不仅让产出大幅增加，还为该国不断增长的工业部门创造出巨大的新市场。工人对大规模剥削提出抗议，他们的工资最终有所上涨，但此时的美国也与欧洲很多城市类似，暴动蔓延，社会主义运动有了萌芽。不过美国拥有一种重要的调节工具，能控制劳动力成本。不满现状的人可以去西部碰运气。再说，埃利斯岛的大门口永远不愁找不到取而代之的工人。得益于这种持续的增长，美国在19世纪末超越英国的总经济产出，进入所谓的“镀金年代”（GildedAge）。

因此，西半球的经济演变经历了1000年的时间，最繁荣的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定期发生了转移。资本主义增长推动了对新市场、新产品和新供应来源的不断需求，新经济据点从最初的意大利北部心脏地区稳步向外推进。市场需要劳动力和原材料，而这些地方恰恰两样都不缺——这种逻辑表明，中世纪后期和近现代西方的所有新兴地区都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首先是意大利北部，然后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最后是美国。它们轮流崛起，成为经济霸主。新机遇与新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来源相辅相成，使得这些国家或地区能够依次登场，主导那些有价值的出口贸易。在每一次转移中，即使交通工具的改善促进了新贸易网络的出现，但大部分生产仍然集中在当地，或至少集中在地区范围内。 ⁴ 尽管如此，不同时代的出口贸易会产生额外的财富，这才是真正改变繁荣中心的关键变量。

再回到古罗马——现代西方的崛起，其实有助于解释罗马帝国原本核心地区意大利最初的神秘衰落。对罗马帝国来说，经济主导地位之所以从最初的帝国中心发生转移，同样是出于简单的经济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生产在帝国境内繁荣格局的变化中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帝国的经济实际上仍然以农业为主。在基督诞生前后的几个世纪里，尽管从考古学的角度无法观察到，但意大利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工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陶器工业，可能还包括谷物，都有大量产品出口，并以出口到罗马新占领的欧洲领土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罗马和平”创造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帝国其他地区的农业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开发，并完全超越了意大利早期的支配地位，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交通条件非常有限，且费用昂贵。牛车每天最多只能行25英里（约40千米），商品在帝国各行省之间的流通可能需要数周时间：这与构成现代帝国交通网络的火车和船只相去甚远。不仅如此，根据公元300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物价法令（PricesEdict），一辆装满小麦的牛车，每走50英里（约80千米）运费就翻一番。这是因为拉车的牛需要喂食，此外还要支付价格高昂的内部通行费。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被征服的土地开始进行密集生产，更低廉的本地货必然会将意大利的产品挤出市场。

到了罗马帝国晚期，只有当某种物品在本地无法生产（比如非地中海地区的葡萄酒和橄榄油），或者物品能够获取特别高的溢价（与普通或本地品种相比，稀有的大理石或昂贵的年份葡萄酒），长途贸易才占主导地位。还有一个例外——为了向帝国首都输送资源或军事物品，国家会给一些运输线路提供补贴，如果货物可以搭乘这些线路，也能走长途贸易（那些应国家要求，运送谷物、葡萄酒和橄榄油横跨地中海的船主似乎也在顺道运输其他货物）。但这样的特殊情况少之又少，运输成本逻辑推动了罗马行省的发展，牺牲了原本意大利核心地区的利益。臃肿的罗马城本身则成为进口商，大规模从西班牙、北非和更广阔的地中海地区进口葡萄酒、油和其他必需品。 ⁵

帝国行省

在宏观经济变化的背后，有数百万则历史故事在推动其前进，奥索尼乌斯笔下的故事不过是其中之一。他自己并非摩泽尔河谷本地人，其诗作开篇透露出一丝高卢本地人的自豪感：

[摩泽尔河谷]风光秀美，

令我想起家乡波尔多，

那儿的景色尤让人陶醉。

奥索尼乌斯家族的起源无从考据，但这个家族属于比提格斯·维维斯基（BitiguresVivisci）部落，在奥索尼乌斯来到摩泽尔河谷的4个世纪前，该部落曾被尤利乌斯·恺撒（JuliusCaesar）征服。波尔多曾是凯尔特的山陵要塞，被征服后经历重建，变成了罗马城市，市议会由当地部落贵族组成。这些贵族最终掌握了装点帝国文化所必需的一切元素——学习拉丁语、建造别墅、浴场和神庙，并通过担任当地职务来获得罗马公民身份。奥索尼乌斯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的，后来成为东罗马帝国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著名大学教师。奥索尼乌斯本人结束大学学业后，担任现任皇帝之子的私人教师。该皇子继位后，出任了一些最高级别的国家职务，最终官至罗马执政官。

奥索尼乌斯家族的荣耀跨越两代人，其经济基础在于不断稳步发展的农业繁荣。古罗马时期，波尔多地区已经是葡萄酒生产中心，又在“罗马和平”政治和经济稳定的背景下，变得更加富裕。因此，奥索尼乌斯家族不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文化层次较高，能积极参与罗马的公共生活。此外，这个家族对如何通向更宏伟的繁荣之路也有敏锐的洞察力。到公元4世纪，担任城市议会职位的吸引力已经不如往日，正如前文所述，这时的帝国没收了地方议会的收入。识时务之举是顺应帝国体制的演变，追随财富和影响力的流动，就像奥索尼乌斯父子那样。奥索尼乌斯的许多同僚都想在帝国不断扩大的各个层级官僚机构谋得一官半职，而且得偿所愿。有些人像西奥多勒斯一样，成了律师，而奥索尼家族则沿着一条历史悠久的老路，通过文化层面的成就换来了世俗层面的成功。就罗马精英而言，他们共同而独特的文化——建立在对语言和文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是构成独特文明和理想社会的要素，因此在官场晋升的博弈中，“学问”扮演着重要角色。 ⁶ 但无论哪种情况，罗马精英谋求帝国职位带来的好处，都会重新拿来购置土地，扩大自己在家乡的地盘。奥索尼乌斯在罗马宫廷的学术和政治生涯也不例外。毕竟时局紧张之时，在农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罗马经济体系中，土地是唯一靠得住的投资。

同理，无数个体精英光宗耀祖的成功故事，推动了现代西方帝国的演进。就像古罗马奥索尼乌斯家族的故事一样，伟大的范德比尔特家族的起源也很扑朔迷离。17世纪，欧洲贸易公司积极开拓海外殖民地，荷兰西印度公司在荷兰获得特许状。该公司的第一项冒险事业就是在曼哈顿岛南部建立贸易站，这个地方后来成为新阿姆斯特丹的首府。为了供养这座要塞，荷兰的农民被带到那里。他们很快发现曼哈顿东边长岛的土壤更加肥沃（后来岛屿的名称英语化，变成“布鲁克林”）。

一位名叫扬·艾尔特森（JanAertsen，意思是“艾尔特之子”）的移民就是其中之一。艾尔特森来自乌特勒支的比尔特村，因此也被称为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意思是“来自比尔特”）。1640年，艾尔特森移民到长岛，当时身无分文、年仅13岁的他给一个荷兰殖民者当学徒，干了三年后，建了自己的农场。从1661年开始，艾尔特森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书面记录中。到17世纪末，这个家族在长岛上已经牢牢扎根。那时，英国已经接管这块殖民地，并更名为纽约，但范德比尔特家族和许多荷兰殖民者一样，心甘情愿地适应了新体制。他们学习英语，以方便与新政府，以及越来越多的英国殖民者交往，但除此之外，生活基本照旧。18世纪后期，大多数荷兰家庭在大部分生意场或社交生活中仍然操荷兰语。

范德比尔特家族的人头脑灵活，又识时务，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之后，很快就适应了新体制。在这之后，美国日渐繁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1776年，扬的来孙——年仅12岁的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弄了一艘小船运送产品到城市，补贴农业收入。科尼利尔斯的儿子，也叫科尼利尔斯，出生于1794年，完全放弃农业，动用小部分家族资金买了一艘稍大的船，运送货物和人员在城市之间往返。这桩生意非常成功，这位小科尼利尔斯很快买了更多的船。1812年英美两国再次爆发战争，正好需要更多的船只为美国沿海港口供应物资。随后，小科尼利尔斯又买了蒸汽船，然后把大西洋客轮也纳入其业务范畴。19世纪中叶，这位“海军准将”进军铁路业，当时联邦政府向欧洲定居者开放西部，他又发了一大笔财。美国大草原为欧洲市场供应大量的粮食，数百万欧洲人涌入农业，范德比尔特的海上和铁路帝国蓬勃发展。

从几个重要方面来看，奥索尼乌斯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历史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一方面是奥索尼乌斯家族，他们在经济和技术相对停滞不前的时期成功攀升社会阶梯。罗马帝国体系内部的生产模式几乎每年都一成不变，因此很难有步步高升的机会：精英家族从葡萄酒和其他农产品中赚取原始财富，用来换取文化资本，有了文化资本，就能提升在帝国社会和政治网络中的地位，捞取好处，这些好处再用来买田置地。另一方面，范德比尔特家族，尤其是科尼利尔斯和小科尼利尔斯，生活在技术和经济革命最为激荡的时期之一，因此家族能够利用全新的机遇，顺应贸易和生产的演变，发展壮大。不过，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这两个家族的历史实际上是同样的发展模式：原本行省出身的家族雄心勃勃，抓住帝国机遇，改变了家族历史的轨迹。

尽管历史背景不同，成功的程度也不同，但罗马帝国也好，美国也好，各自向前发展的历史中都出现了无数个范德比尔特和奥索尼乌斯。从不列颠到叙利亚，数千名当地精英加入罗马帝国（通常在加入前就已经取得身份），现在又继续升官发财，变成体面而富有的帝国公民。还有一些罗马军团的老兵，以及地位卑微的意大利行政官员，他们也融入了帝国行省的蓬勃发展之中。当然，正是这些家族日益增长的繁荣推动了边远地区经济的崛起。相对而言，作为帝国旧中心的意大利地区逐渐黯然失色。当时罗马军团打到哪里，帝国的边界就延伸到哪里，一批批移民，还有被罗马同化的当地人，通过农业繁荣撑起了帝国这座大厦。

现代西方帝国同样是由征服者和移民创造的。他们利用新占领的土地、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发掘新的机遇。与罗马帝国相比，现代移民的规模可谓巨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交的几十年间是移民潮的鼎盛时期，约5,500万欧洲人移民到了“新世界”。这个过程中，既有吸引力也有推力——吸引力来自欧洲帝国开辟的土地，推力则来自欧洲本身，因为劳动力供应激增和技术变革，迫使人们与土地分离。

医疗技术进步，特别是疫苗接种的普及和公共卫生的改善，让西方人寿命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尤其是从1870年左右开始，儿童死亡率急剧下降（见图2-1）。19世纪中期，德国的婴儿死亡率高达50%，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骤降，其他欧洲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一开始略低。但同样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约30%，其后也开始下降。不过，虽然越来越多的儿童活了下来，但家庭的平均规模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调整才会变小。因此，人口统计史上出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欧洲人在全球总人口中的占比大幅增长。在历史上，欧洲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5%（后来也大致跌落到该水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地球上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欧洲人。与此同时，农业技术得到改进，人们可以更加密集地耕种土地，大大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此外，在传统农业模式与新式大型农场并存的地方，比如在南欧，随着每一代人的土地进一步细分，农场的平均规模逐渐变小。结果，留在农村的人无法靠土地谋生。这时，殖民地的吸引力对许多人来说变得不可抗拒。

来源：Gapminder统计软件（2017年）以及联合国儿童死亡率估算机构间小组（UN IGME）（2018年）

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当时的经济相对不发达，如今这些国家获得独立，渴望加速发展。他们没有局限于吸引来自帝国旧核心地区的移民，而是扩大范围，吸收来自欧洲南部和东部等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其中一些移民，如奥本海默（Oppenheimer）、卡内基（Carnegie）、洛克菲勒（Rockefeller）和布朗夫曼（Bronfman）等家族，也像范德比尔特家族一样，从贫穷移民的身份起步，逐渐积累起了巨额财富。到19世纪末，全球呈现出这样一幅景象——最富有的家族不再是欧洲皇室成员或英国工业家，而是那些在大西洋彼岸积累了巨额财富的新富豪。此外，就像古代的奥索尼乌斯家族一样，新富豪当中最显赫的家族通常会以胜利的姿态回归旧帝国中心，与欧洲贵族家庭联姻（正如范德比尔特家族所做的），获取与其财富相匹配的社会地位。鉴于欧洲贵族阶层的财富主要来自农业，当时正在走经济下坡路（至少相对而言），联姻对双方来说都算得上门当户对。

然而，大多数移民没有获得如此巨额的财富或攀上高枝，许多人甚至是被迫移民的。16世纪到19世纪，大西洋奴隶贸易迫使约1,200万非洲人登上船只。他们被运送到美洲种植园，从事甘蔗和棉花种植，数不清的人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丧命了。

这种长期的、可怕的人口流动改变了美洲的经济轨迹，进而改变了整个世界。无论自愿与否，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最终导致了帝国原本的边缘地带繁荣壮大，超越了最初的核心区域。上述几大家族的历史故事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帝国繁荣的中心在几个世纪内会发生转移，而奥索尼乌斯的六音步诗《摩泽尔》则完全展现了其中的变化过程。

两大西方帝国

古代文学作品会造成什么样的反响，如今通常很难找到证据，不过《摩泽尔》却是个引人注目的例外。这部洋洋洒洒的诗作，当时立即招来了一封投诉信。该信出自名门望族、罗马议员昆图斯·奥勒留·叙马库斯（QuintusAureliusSymmachus）之手。叙马库斯之所以投诉，是因为“奥索尼乌斯没有将誊本送给他”。叙马库斯表示，自己欣赏这部作品，尽管他打趣了奥索尼乌斯提到的所有的鱼——其点评时而温和委婉，时而辛辣直接。（“虽然我经常与你在同一张餐桌吃饭，对桌上的很多其他菜肴感到惊讶……但我从未在餐桌上见过你诗中的那些鱼。”）不过，这位议员最后无奈之下偷看罗马城中其他人流传的誊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奥索尼乌斯没有想着把自己的诗作誊本送给叙马库斯，并不是疏忽造成的。

两年前，叙马库斯曾率领元老院大使团前往摩泽尔河谷的特里尔市。该市当时是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I）西部皇室所在地。在特里尔，叙马库斯结识了奥索尼乌斯，两人曾共进晚餐。叙马库斯当时可能对奥索尼乌斯的鱼肉菜品不太满意。这次出访期间，叙马库斯在瓦伦提尼安的宫廷上发表了几次演讲，但只有一些片段幸存下来。尽管如此，其中一篇演讲很能说明问题。叙马库斯对罗马西北边疆地区的看法与奥索尼乌斯的《摩泽尔》截然不同。他的演讲并未重点讲述该地区深受罗马文化影响的特征，而是强调了“半野蛮的莱茵河”对保护台伯河 所起到的英勇作用。叙马库斯的字里行间意外点明了奥索尼乌斯诗歌的真正意义：《摩泽尔》是高傲的高卢行省对罗马贵族傲慢态度的回应。不出所料，比起叙马库斯在特里尔宫廷的演讲，奥索尼乌斯的诗作受到了更大的欢迎。大使团将叙马库斯遣返，并打发了一个“三等伯爵”封号（这个封号听起来就很糟糕，而且更好笑的是，如果被授予皇家尊号而不使用，就会构成叛国罪，因此叙马库斯不得不永远顶着这个封号，向世人昭告自己的失败）。奥索尼乌斯则于公元4世纪70年代中期从帝国导师升至高位，最终于379年担任罗马执政官。奥索尼乌斯和叙马库斯之间逸趣横生又剑拔弩张的关系，可以洞见罗马和现代西方比较史的另一个关键议题：政治发展。

像其他帝国一样，罗马帝国也始于征服。大多数被罗马征服并纳入正式统治的行省，都与帝国有过剑拔弩张的时刻，也经历过最初阶段的那种残酷，发生过大规模叛乱。公元60年，布狄卡（Boudicca）以风卷残云之势摧毁了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圣奥尔本斯（St Albans）、伦敦和第九军团的一部分，这种叛乱在当时再常见不过。不过，这些叛乱通常发生在罗马统治的最初几十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行省及其精英人士（如奥索尼乌斯一家）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彻底变化。先前被征服的行省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正如奥索尼乌斯和叙马库斯之间的争执所表明的那样，在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之后，有了相应的体现。从公元2世纪开始，帝国仍然是以罗马为中心、名义上统一的实体，但鉴于其庞大的规模和原始的通信方式，中央对边缘地带的控制日益薄弱。到了帝国晚期，维系帝国大厦的不再是具有支配性的中心，而是更加强大的东西：共同的金融和法律体系，这种体系建立在广义上的罗马统治阶级——行省土地所有者——共同秉持的核心文化价值观之上。

到公元399年，经过400年的帝国统治，先前被征服的居民早已适应了最初由军团铸就的崭新世界。在最初阶段，如果想在这个庞大的帝国内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获得罗马公民身份，并加入帝国教会，这两者都要求行省精英重塑自己的文化，这样就与体面的帝国文化保持一致。到公元4世纪，就像奥索尼乌斯的职业生涯所揭示的那样，最有利可图的职位就是为帝国效力，因此官僚机构的大规模扩张是地方需求的产物，而不是中央集权的结果。自始至终，如果行省精英希望在罗马帝国取得成功，就要绝对接受帝国的希腊-罗马文化范式（而且是通过成本高昂的方式），结果到了公元4世纪，从哈德良长城到幼发拉底河，各行省都全心全意臣服，适应了征服者的拉丁语、城镇、长袍和生活哲学。甚至基督教也通过融入统治阶层的文化而得到传播，正如奥索尼乌斯和叙马库斯之间的争执所表明的，波尔多行省官员也能用拉丁诗文来教训出身高贵的议员，虽然方式是文明的。

最初，被罗马征服的国家在欧亚大陆西部发展成为庞大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拥有基本的税收体系，用于供养军队，军队则保护帝国的法律体制，而帝国的法律体制用来确定和维护行省精英的荣华富贵，以及他们在道德和伦理层面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又是通过教育灌输给他们的。帝国中心甚至无力再管理整个帝国，因为这个中心与那些重要边缘地带的距离实在太远：远至欧洲的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及波斯的幼发拉底河。这一时期罗马帝国的重心“从内部转向外部”，靠近边界的地方有了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对整个帝国进行管理。迫于现实，帝国不得不在政治层面上分成两半，东罗马由君士坦丁堡管理，西罗马由莱茵河的特里尔或意大利北部的米兰管理，但帝国的法律和文化仍然是统一的。西奥多勒斯担任执政官时，罗马仍是重要的教育、文化和象征性中心，但仅此而已。“罗马仍是神圣之地”，正如4世纪的一位评论家所说，“却不再是决策中心”。

从罗马帝国的历史还能得出一个平凡但深刻的教训。那就是，帝国并非静态的实体。它不是“事物”，而是经济和政治互相融合的动态系统。因此，任何一个长命的帝国，如果国家体系中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改变，那整个体系的结构就会发生改变，帝国本身也会发生演变。也就是说，如果经济权力的所在地发生重大变化，将迅速导致政治影响力发生相应的变化。

这种变化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现代西方帝国演变的视角。有些人可能否认现代西方帝国的整体存在，他们的依据是，现代西方帝国并非一系列征服的后果，也并非围绕某个中心大都市组建的单一实体，但我们依然不能否认西方经济增长的整体连续性。1999年，该经济体在全球GDP的占比达到了历史巅峰。尽管西方帝国的起源有时充斥着激烈的竞争和冲突——人类历史上首个真正的全球冲突发生在18世纪的一系列英法战争中——但西方国家集团之所以能在近代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其根源是贸易、资本流动和人口迁移在内部经济层面的深度融合。欧洲旧帝国中心的大量移民创造出了继承者——现代美国，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这些帝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文化和价值观，这点表现在美国与欧洲精英的通婚，以及美国对欧洲文化模式的模仿。比如，范德比尔特家族将最能代表欧洲高雅文化的事物——也就是一所大学——移植到美国，并捐钱建立了一所最终以家族名字命名的学院，而且，他们希望申请这所学院的学子能流利地使用拉丁语和希腊语。

最终，现代西方帝国的共同文化——拉丁语、城镇和古罗马托加袍的现代化身，通过正式的法律、金融和制度找到了表达方式：这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行省崛起，自内而外占据帝国的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功登上霸主地位，以至于它可以管束那些争吵不休的盟友，主导一系列机构的创建——关贸总协定、经合组织、G7等，这些机构确立了西方政府及其所倡导原则的全球支配地位。尽管西方国家的模式在细节上有所差别（特别是在政府服务和外交政策方面），但他们围绕着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团结在一起，在彼此的关系中高度合作。而负责监督所有这些事务的是领头的军事强国——美国，就像古罗马一样，负责确保帝国最远的边缘地带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如果将一老一新两大帝国理解为经久不衰、不断发展的帝国体系，他们的政治演变也就没有乍看之下那么不同。罗马帝国是一系列征服的结果，但经历发展演变之后，有了共享的金融、文化和法律结构，并由此变成占全球主导地位（在其自身语境下）的联邦。而现代西方世界则是通过最终合作伙伴之间激烈的内部冲突而实现的，但到1999年，也走到了与古罗马帝国殊途同归的节点：成为通过共同的法律和金融制度运作，具有重要共同价值观并自我认同的实体。

罗马和现代西方帝国的历史有两个高度相似之处：第一，在看似最繁荣的时刻，危机骤然降临；第二，从长远来看，其内部经济和政治支配中心都发生了定期转移。这两点相似之处绝非偶然。帝国的根基如此稳固，为何会在经济与社会一派繁荣之时爆发危机，如果将目光转向外部，答案便会水落石出——因为帝国体系的运作并不以其正式的边界为限，而是超越了其边界。无论是古罗马帝国，还是现代西方帝国，鼎盛时期都从周围的世界中获得了财富。然而，这样一来，无意中改变了帝国运作的地缘战略背景，其衰落的祸根也就此埋下。 gtfdHaf+n3fKpqoMWTV44s997Tzy6gLqUKk6Q+74ttv0io1RJf4Lz5Gc5uJwC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