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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西方的政治气候中，激烈分歧持续存在，社会不平等持续加剧，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债务不断增长，公共服务日渐腐蚀，民众对现状感到愤怒……凡此种种，让人很难想象20年前西方所呈现出的未来会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1999年，作为现代西方世界的中心美国，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正身处有史以来最绵长的增长期，股市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在互联网热潮中，数百万美国人持有股票，财富每天都在增加，并在良性循环中推动经济飙升。不仅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由美国的盟友组成的富裕工业化经济体，主要包括西欧、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都像巨人一样横跨全球。
再往前10年，可以说是20世纪的特殊时刻，东欧反对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在这之后的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美国经济学家开始飞往世界各地，鼓动各国政府效仿西方，重塑本国经济和政治制度。这一时期的中国也实行市场经济。德国统一，欧洲摆脱经济衰退，英国变得更加时尚，美国则蓬勃发展。到1999年，西方消费的全球产出份额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六分之一的人口，消费了全球五分之四的商品和服务产出，这个数字令人震惊。
美国1999年的国情咨文中，洋溢着一种美好时光永不结束的乐观情绪。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宣称：“我们未来的前景无可限量。”美国经济学家告诉政府，“大稳健”（GreatModeration）时代已经到来，经济进入稳定发展期，会带来无限增长，美国政府由此得出结论，政府盈余很快将会达到数万亿美元。克林顿敦促国会，将这笔巨额资金的一部分投入养老金和医疗保健，为此财政部部长宣布，在数十年的赤字递增之后，美国终于将开始偿还政府在前两个世纪积累下来的全部债务，让更多的资金进入普通美国人的口袋。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也有所作为——托尼·布莱尔（TonyBlair）成为新工党政府领导人，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公共服务扩展计划；而欧洲联盟则摆出一副理性自信的姿态，准备欢迎苏联解体后的成员加入西方国家的精英俱乐部。
然而，仅仅数年之后，这种乐观情绪便蒸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紧接着是大萧条和大停滞的出现。1999年刚刚达到的峰值，仅仅十年后便开始下跌，西方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缩水四分之一，在全球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八成跌至六成。尽管各国政府和央行纷纷向其经济体注入资金，股市崩盘得到迅速遏制，最坏后果得以避免，但在此之后，西方国家未能恢复此前的增长率，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关键地区则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因此，西方在全球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继续下滑。而且，西方不仅很快失去了经济领域的优势，曾经闪亮的西方“品牌”，也失去了光环。
对一些西方评论家来说，吉本对罗马帝国衰落的诊断提供了一种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即西方正在经历外来移民潮，特别是穆斯林移民潮，西方阵营的原有身份正在丧失，为此，西方必须加强自身防御，重申核心文化价值观，否则注定会走上罗马帝国的老路。然而，21世纪对罗马历史的理解，为现代西方提供了一些不同以往且令人震惊的启示。
在比尔·克林顿发表乐观演讲的差不多1600年前—— 一名代表帝国的发言人站在元老院前，为西罗马帝国发表“国情咨文”。那是公元399年1月1日，这一天是罗马帝国最负声望的官职——执政官的就职典礼之日，这些执政官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年份，以此流芳百世，而这一年担任执政官的是弗莱维尤斯·曼柳斯·西奥多勒斯（FlaviusManliusTheodorus）。西奥多勒斯是律师和哲学家，其行政管理能力有史可鉴。他在当天发表的演讲洋溢着胜利的气氛，宣告了新的“黄金时代”的来临。西奥多勒斯先是迅速称赞了一番听众——“此次盛会让我得以目睹宇宙之辉煌，与会者的智慧实乃集世界之大成。”（如此恭维，或许当代最胆大的舆论专家也难以启口），接着，一位名叫克劳狄（Claudian）的诗人开始正式演讲。
诗人的演讲包含两个主题。首先，夸赞西奥多勒斯等人所效劳的帝国行政体系之卓越：“在如此英明的皇帝领导之下，谁能拒绝如此荣耀加身的职位？谁能获得比这更丰厚的奖励？历史上哪位先人的智慧与勇气可与当今皇帝媲美？即使布鲁图斯（Brutus，尤利乌斯·恺撒的劲敌）生活在当今皇帝的统治之下，都会感到欢欣鼓舞。”其次，颂扬帝国牢不可破的繁荣——“智者走向通往荣誉的宽敞大道；功臣必将获得嘉奖；勤劳之人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乍看之下，这篇演讲就是历史上正在走下坡路的政权最青睐的那种自吹自擂。当时的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留（Honorius）只有15岁，真正的统治者是一位名叫斯提里科（Stilicho）的将军。斯提里科是铁腕统帅，有着蛮族血统，他的身边则围绕着一群迫不及待想在背后“捅刀子”的官员——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捅刀子。 2 仅仅十年后，罗马城就被一群野蛮战士洗劫一空。这些人最近才移民到罗马，而且有自己的领导人——哥特国王亚拉里克（Alaric）。霍诺留王国在接下来几代人的任期内分崩离析：罗马西部被几位野蛮君主瓜分，哥特人亚拉里克的后裔统治着西班牙和高卢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勃艮第国王占领了高卢东南地区，法兰克国王盘踞在北部，汪达尔人霸占了北非，而盎格鲁-撒克逊战团横扫了英吉利海峡以北。此处不禁要问，执政官也好，皇帝也好，发言人和元老院也好，难道统统参与了这场恣意妄为、自欺欺人的集体仪式吗？吉本显然是这么认为的。根据吉本的观点，从公元2世纪安东尼王朝统治时期起，罗马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黄金时代便已走向衰落。至公元399年，这种颓势已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帝国的崩溃此时不过是一触即发。
吉本之后的几代历史学家不断发展其研究模型，到20世纪中期，他们汇总出罗马帝国的衰落一览表，整个脉络一清二楚：首先是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律法中提到了“agrideserti”一词，即“田地荒芜”。当时，帝国的农民占总人口的85%—90%。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度，荒芜的田地暗示着经济灾难。农民弃耕，起因可能是惩罚性的税收制度（在当代文献中时不时能见到如此控诉）。其次是腐朽势头蔓延至上层结构。在吉本笔下的“黄金时代”，罗马中产阶级和上流阶层通常会在石碑上记录生活中的各种成就，并刻上日期。这些铭文歌颂的是他们获得的荣誉、担任的职务以及获赠的种种礼物，还有赠送给当地村社的房屋和其他便利设施（在罗马世界，公民美德受到高度重视）。19世纪开展了两个重大项目，即收集和出版所有已知的拉丁文和希腊文铭文。得益于此，历史学家很快形成了一种支配性观点——公元3世纪中叶，铭文的年平均镌刻频率突然下降到先前平均水平的约五分之一。罗马世界上层阶层自我歌颂频率的急剧下降，就像荒芜的田地一样，强烈地预示着经济即将崩溃。再次，对埃及纸莎草纸和同一时代现存帝国硬币的仔细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这种观点。公元3世纪下半叶，罗马帝国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泥潭，其剧烈程度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通胀水平。迪纳里厄斯
银币不断贬值，更是雪上加霜。货币贬值、恶性通胀、上流阶层信心流失，再加上土地荒芜，都引向明确的结论，那就是早在西奥多勒斯就职前一个世纪，罗马经济已趋于崩溃，基督教的兴起，不过是推波助澜罢了。
吉本还开创了一种思路，认为帝国的新宗教是一种极为负面的存在。在他看来，基督教成千上万的神职人员和苦行僧都是些“光说不做”的人，他们对帝国的依赖削弱了帝国的经济活力。吉本还认为，基督教对爱的传递——“以德报怨”——破坏了罗马帝国尚武的公民美德，而帝国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这种美德。吉本非常不喜欢基督教领袖之间动不动就争论的现象，因为争论与帝国创始人的教导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削弱了帝国原本的统一目标。因此，20世纪上半叶史学界的普遍共识是，到399年，整座帝国大厦几乎靠极权主义的臃肿官僚体系支撑，而这个体系依赖的又是中央集权式的经济。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之下，继续留下来为帝国效劳的战士只够勉强度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熟的一代学者，长期目睹魏玛共和国的恶性通胀乱局，同时直面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发展壮大，还有纳粹德国极权主义的抬头。根据对罗马历史的广泛共识，罗马帝国晚期问题层出不穷，只需一小群野蛮入侵者，整个帝国就会一溃千里。于是，就在西奥多勒斯担任罗马执政官、象征“黄金时代”来临的几十年后，帝国的衰落如约而至。
这种关于帝国中心道德和经济堕落的叙述——将帝国落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罗马的领导者——对当代产生了一种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一些重要的西方保守派评论家当中盛行，也波及整个社会科学范畴，塑造了国际关系领域当代思想的重要分支，甚至连美国白宫也偶尔能见到其影子。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的前政治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阐述美国因抛弃宗教传统而堕落的论点时，经常引用吉本的世界观，并在特朗普的总统就职演讲中，明确将国家当前的状态描述为“美国大屠杀”。作家兼思想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Kaplan）深刻地影响了比尔·克林顿的外交政策。他对自己从阅读吉本著作所获得的见解赞不绝口，特别是在预测全球边缘国家和地区“即将陷入无政府状态”时，更是引用了吉本的观点。在经济理论方面，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一书中提出，自由制度为现代西方的经济胜利铺平了道路，而专制制度则使衰落不可避免。作为理论支持，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引用了吉本的观点，并表示赞许，他们认为当罗马不再是共和国的那天，帝国的命运便已成定局，从此走上漫长但不可阻挡的崩溃之路。
吉本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美国产生了特别广泛的影响，这点不足为奇。美国自诞生之日起，该国的知识分子就将自己看作是罗马的继承人，并将罗马帝国的历史视为未来的指路灯。而吉本所称内部衰落模式的不同元素，是美国整个工业世界的建立背景。评论家感兴趣的议题各不相同，有些人对罗马帝国的经济衰败兴趣盎然，有些人则对帝国的道德堕落投注了更多的研究视线，但万变不离其宗，所有评论家都将内部因素视为帝国崩溃的根本原因。《罗马帝国衰亡史》叙事精彩，情节引人入胜，单论吉本的文笔，至今吸引着许多人的阅读。除此之外，这本书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历久弥新。就像老师常常告诉学生的那样，观念一旦先入为主就难以改变了。但这种观念必须改变，因为在过去50年中，对罗马历史的不同研究观点开始浮现。
20世纪50年代，一名法国考古学家在叙利亚北部的一个小角落里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让罗马帝国繁荣晚期的一些农村遗迹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些公元4—6世纪之间的遗迹广泛分布在该地区的石灰岩山丘上。该地区的天然建筑材料用的是就地取材的石头，这意味着当时农民的房屋仍然屹立不倒，其中一些还刻着带有日期的铭文。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农民都是用木材或泥砖建造房屋，表面不留痕迹，因此这次的发现可谓独一无二。根据吉本的标准模式，在罗马帝国晚期，这样富裕的农民应该不存在。过度征税不是让农民破产，田地荒芜，农村繁荣从此再无容身之地吗？
在这次惊人发现的同一个十年里，文化历史学家也开始了探索一些途径，削弱吉本对基督教的指责，不过其中一些最后沦为让人会心一笑的谈资。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开始，基督教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宗教，其整体历史涵盖十字军东征、宗教审判和强制改宗。吉本认为，基督教过多地鼓励和平主义，有可能对罗马的帝国主义造成破坏，这个观点体现出了吉本的幽默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更为详细、更讲究平衡的研究明确表明，基督教并未大肆破坏古典文化的统一，而是将其引向令人激动的新方向。公元4世纪和5世纪，《圣经》和古典文化元素通过新的方式实现强有力的融合，促成了基督教的发展和演变，而宗教分裂引发的问题被严重夸大。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君主很快成为教会结构的领袖，在帝国统治的广袤领土上，很好地培育出一种新型的文化统一。另外，关于基督教教职人员“光说不做”的论点也不太有说服力。基督教高级职位很快由罗马行省的绅士盘踞。一方面，他们领导教会，维护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无论是“光说不做”也好，还是勤于事务也好，他们与罗马的精英地主阶层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在实际生活中，各类神职人员主要作为国家官员履职，而不是作为宗教的代表行事。
有观点认为，罗马帝国晚期政府是失败的威权国家代表，新的学术研究也对此提出了质疑。1964年，一位曾担任英国战时公务员的古代历史教授A.H.M.琼斯（A.H.M. Jones）发表了罗马帝国政府结构的报告，抨击了旧有学说的巨大漏洞。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官僚机构确实膨胀了，但相对而言，仍然远远不足以严格掌控庞大的罗马世界，其最长的对角线一直从苏格兰延伸到伊拉克。事实上，官僚机构的膨胀过程并不在帝国中心的掌控之内。如第二章所述，正是罗马各行省的精英自己在组织内部谋求新职位，推动了官僚机构的扩张。乍看之下，这些举动似乎是威权政府的扩张，但实际上，是帝国的现有统治阶级转移了阵地，改成在新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争取支持和影响力。这种转移是相当重要的发展，但并没有明显预示着帝国体制的结束。这些观察结果是对原有的罗马帝国衰落范式的重大修正，但充其量仍只是对非传统罗马帝国历史的孤立一瞥。20世纪70年代，一次具有革命性的新发现将这些个别观察结果汇集，促成了一次基本的范式转变，并以令人瞩目的方式证明，当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笨手笨脚打碎的陶器，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陶器一旦碎了，器物本身几乎就没了用处，但单块碎片会保留下来。因此，尽管木头会腐烂，泥砖会化为尘土，但陶器碎片往往会留在它们掉落的地方，在经历漫长岁月之后，仍然能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图像——告诉我们，最初的主人居住的房屋和村庄是什么样子的。然而，若要完全揭示罗马经济发展的宏观图景，光靠人们打碎的陶器还不够，还需要两项技术突破。一方面，这些碎片需要确定日期。长久以来，人们公认罗马晚宴用具（考古学家的行话称之为“精美器皿”）和储物罐（即amphorea，双耳陶罐）的设计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但研究人员必须在可以确定年代的遗址中找到足够多的这类陶器，根据其设计演变，建立准确的年代学图像。另一方面，他们要能够识别出地表陶器的密度，以确定地下是否埋藏着古代聚落。到20世纪70年代，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这要归功于现代犁地技术，它可以深入地下，让长期埋藏的物品重见天日。
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真正的考古学通常比印第安纳·琼斯
的冒险要无趣得多。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一队又一队的学生和老师来到古罗马遗址，排着整齐的队伍，拾捡他们面前一平方米内能找到每一块碎陶片，统统放进贴有标签的塑料袋。然后，队伍前进一米，重复这个过程。一米又一米，直到覆盖目标地区的全部区域，或者考古季节结束。他们再花上一整个冬天，分析袋子里的东西。不足为奇的是，在郊区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可能需要花费10年，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但考古学家有的是耐心，20世纪70—80年代，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手里拿着袋子，想在古罗马世界的广阔土地上找到蛛丝马迹。
这个过程可能很枯燥，结果却相当惊人。罗马帝国十分庞大，从地图上看幅员辽阔，但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因素，那就是古代人与物的移动速度大约是现代的1/20——至少陆地交通如此，比如步行、坐马车或骑马。要想衡量实际距离，就需要评估某人从A地到B地需要多长时间，而不是随意采用度量单位来计算，因此，罗马帝国不同地方的实际距离比裸眼看到的要远20倍，整个帝国的版图也要宽广20倍。尽管帝国规模庞大，但考古学结果表明，几乎在帝国的每一处，而不仅仅是在叙利亚北部的石灰岩丘陵地带，农村定居地在公元4世纪都达到了巅峰状态，当时正好是帝国崩溃的前夕。英国南部、高卢北部和南部、西班牙、北非、希腊、土耳其和中东等地，都是类似的考古学结果——农村人口密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农业总产量在帝国暮年达到了最高水平。农业经济是古罗马的支柱，因此毋庸置疑，罗马帝国的总经济产出——即总产值——在公元4世纪达到了罗马历史上的峰值。
这次的发现实属惊人。这个规模庞大、不断有新补充的数据库——地下埋藏的陶片数量无法估算——证明罗马宏观经济的发展轨迹与之前有关衰落的叙事推定完全相反。因此，无法动摇的证据大量累积，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原先正统观点所依据的一系列有限因素。
如果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田地荒芜”（agri deserti）实际上是技术术语，指的是不值得征税的土地。更为关键的是，这个词并不一定代表田地是否曾被耕种过。石碑铭文终结——这个历史现象更为重要，但跟“田地荒芜”同理，仔细研究一番就会发现，它并没有明确指向经济衰退。公元3世纪中期以前，帝国的地方上流阶层一直为了在家乡谋个一官半职而你争我夺，因为当地议会有可观的预算供支配，而铭文中记录的馈赠活动在政治竞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到公元3世纪中期，中央没收了这些预算（原因见下文阐述），地方政权钩心斗角的原始动力消失了。对于雄心勃勃的行省地主来说，加入快速扩张的内廷官僚机构，就能攫取新的机会，因为这个机构现在掌控着经济资源。于是行省地主顺应新形势，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用昂贵的法律教育（正如公元399年先是担任律师，后升任执政官的西奥多勒斯那样）取代了原先对地方的慷慨赠予，换取在仕途上出人头地的机会。在这种新背景之下，也就没有必要花上一大笔钱，请人把自己的慷慨行为刻成碑文。至于税收，我们需要记住一个基本观点——迄今为止，人们开展过密集的比较历史研究，但从未发现哪个人类社会认为自己的征税负担是轻的。罗马帝国晚期，纳税人的抱怨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新的考古证据表明，人们并没有因为财政体制而陷入持续的水深火热的生活。恶性通胀确实存在，但其影响比以前想象的要有限。通胀的结果是，按照贬值银币计价的商品价格上涨（所有物品几乎涨价）。但罗马地主的大部分财富都以纯贵金属储备的形式持有，以其拥有的土地及产出为主。所有这些都不受银币逐渐贬值的影响，因此，与魏玛德国不同，古罗马的恶性通胀并没有触动帝国地主精英的实际利益。
基于这个理由，曾经作为经济衰退的明证，实际上并不成立。所以，吉本错了。罗马帝国并没有从公元2世纪的黄金时代开始漫长而缓慢地衰落，直至5世纪分崩离析。 3 实际上，罗马帝国的繁荣在崩溃前夕达到了顶峰。公元399年的那位帝国发言人宣布新的黄金时代到来，于公于私，都既不愚蠢也不犯法。到公元4世纪末，著名的“罗马和平”（paxRomana，即通过军团征服创造的、广泛政治和法律稳定的时代）已经延续了近300年，为帝国各行省创造出持续繁荣数个世纪的宏观经济条件。
这次发现革新了我们对罗马帝国晚期的理解，可能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社会洋溢着大张旗鼓的乐观主义，如今的氛围却一片灰暗，这次发现的意义更是非比寻常。首先得出的明确启示是：帝国崩溃未必由长期经济衰退而造成的。罗马帝国是西亚版图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在达到经济巅峰的几十年后，其中一半土崩瓦解。单方面看，这可能是随机的巧合。然而，对罗马和现代西方更长期历史的深入探讨表明，情况绝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