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face
序言

西方阵营是否能重拾荣光？或者说，它们还能走以前的老路吗？

自1800年到21世纪初，西方崛起，支配整个世界。在这两个世纪里，西方社会从全球的几个新兴经济体之一，发展成为占全球产出80%的生产者。与之呼应的是，西方世界（即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原本平均收入与全球其他地区持平，如今增长至其他地区的50倍。

这种压倒性的经济优势，刺激了以西方形象为典范，对全球政治、文化和社会模式的重塑。欧洲自身演变的产物——民族国家取代以前散布在全球的众多城邦、王国、哈里发国、主教领地、酋长国、酋邦、帝国和封建政权，几乎无一例外，成为政治生活的支柱。英语成为全球商业语言，法语成为全球外交语言（后来被英语取代），全世界都把盈余存放在西方银行，先存英镑，再存美元，它们取代黄金，成为国际贸易的润滑剂。西方高等院校吸引世界各地学子前来就学。到20世纪末，全球开始以观看好莱坞电影和欧洲足球联赛为乐。

然而，突然之间，历史发生了逆转。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由此引发的经济大衰退不断加剧，演变成大停滞。西方国家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从80%下降到60%，并继续缓慢下降。此外，实际工资下跌，青年失业率飙升，公共和私人债务的剧增令公共服务遭到侵蚀。自我怀疑和内讧取代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展现的强大自信。

同时，其他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有影响力。过去4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幅超过8%，这个速度实属惊人，意味着中国的实际收入每十年翻一番。为什么世界力量的天平出现了不利于西方世界的剧烈摇摆？这种衰退是否可逆？或者说这是一种物竞天择，西方世界应顺其自然？

如此戏剧性的兴衰起伏并非史无前例。自公元前2世纪始，罗马帝国逐步主宰其视野所及的世界，在那之后500年的大部分时间，其霸业一直屹立不倒，直到公元四五百年，整个帝国开始分崩离析。这段兴衰史发生在大约1500年前，但本书认为，罗马的衰亡对今时今日仍具前车之鉴。作者将罗马帝国及其所催生的广泛世界作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当代西方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罗马帝国之国运可供现代人吸取教训，并非本书的首创观点。但目前对罗马历史的借鉴，以及对世界发展局势的诊断，在很大程度上都以西方为中心。比如，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借用罗马的兴衰历史，高调评论巴塔克兰剧院惨案，发表在大西洋两岸的杂志上（即《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和《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欧洲的‘购物中心和体育场馆已是一片凋敝’，却对‘固守先人信仰，觊觎欧洲财富的外来客’敞开大门……欧洲就如同5世纪初的罗马帝国一样，如今也放任（原评论着重强调了这个词）其自毁长城。”弗格森总结说：“这便是文明衰落的方式。”弗格森的灵感来自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鸿篇巨制《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该书认为，令罗马缓步政怠国亡的内忧，自其停止抵御外侮——在其境内生根发芽的哥特人、汪达尔人等蛮族而始。罗马帝国从黄金时代逐渐衰败，直至无法维系自身存续，就像病毒渗透，逐渐削弱宿主的体魄一样。吉本的基本观点——罗马的衰落是鱼烂河决，时至今日仍颇有影响，对弗格森等人而言，从中能吸取的教训显而易见。阻止帝国衰落的解药是控制边境，防范“外邦人”，围墙筑垒，重申先贤理念精神，拥抱更强硬的民族主义，并重新审视国际贸易。 ¹

诚然，蛮族入侵和内部衰退的比喻或许很有影响力，但吉本的作品已然问世相当长一段时间，其首卷出版于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的那一年。在这之后的两个半世纪里，人们对罗马历史的理解不断加深，为西方世界分析其自身现状，以及未来几十年内的发展前景，提供了全然不同的视角。

重新解读罗马历史，对西方世界的当前地位进行非传统、去殖民化式的理解，最早出现于本书两位作者十多年前的一次对话。彼得·希瑟是专注于研究罗马和后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即探索帝国边缘的民生如何并入帝国发展轨道，并发生变革。约翰·拉普利则是治学于全球化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家。他在现代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二人发现双方对古今截然不同帝国的逐渐解体所得出的结论殊途同归。

作者认为，“我们”帝国的统治之所以走上终结，并非完全取决于国家内部的选择和各种事件的发展，而是取决于它们在边缘地带所引发的变革。古罗马和现代西方世界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二者的历史却能相互启发和借鉴。帝国的生命周期始于经济发展——帝国出现后，其治下的核心地区产生新的财富流动，这样一来，也在新近征服的行省和更为广泛的边缘地带创造出新财富（这些土地和居民并未正式被殖民，而是在与核心地区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这种经济变革必然会产生政治后果。任何财富的集中或流动，对那些有能力驾驭之，并为己所用的新兴政治力量来说，都可能成为一块基石。其直接结果是，边缘地带的经济出现大规模发展，随之而来的政治进程，终将挑战启动该周期的帝国霸权。

这种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的关系非常强大，以至于旧帝国中心在某种程度上的相对衰落不可避免。过去几个世纪里，西方社会利用自身统治地位建立起全球战略霸权，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人们不能就此认定，同样的方式能“让美国再次伟大”（或者“让英国再次伟大”“让欧盟再次伟大”）。因为重走过去的老路，还意味着用错误的方式对相对衰退进行逆天改命式的尝试，就如同最近“让美国再次伟大”或“英国脱欧”的企图那般，只会加速和深化相对衰退的进程。不过，其总体结果并不一定会表现为绝对的大规模经济衰退，或者社会、政治甚至文化领域的广泛崩溃。

正如罗马历史所示，帝国可以采取一系列可行的举措，适应这个调整的过程。而这些举措既可以酿成大祸，也可以极富创意地实现大治。现代西方世界正处于调整期的开端；而罗马世界在千余年前便经历了完整的自我调整，持续比较这两段历史将为人们提供重要视角。对比罗马帝国长期可觉察的演变，以及公元5世纪的分崩离析，有助于聚焦现代西方世界发展轨迹的真正意义（这种发展目前处于相对早期阶段）。

为了便于对两个帝国的衰微进行全面比较，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通过罗马历史来理解现代西方世界的崛起，揭示几个世纪以来现代西方世界的内在经济和政治演变与罗马帝国的惊人相似，并分析其对世界经济的超凡统治力骤然且持续消退的原因。不过，当代发展中国家处于西方世界的边缘地带，其挑战尚处于早期阶段，罗马帝国风雨飘摇和分崩离析后所崛起的边缘文明对新世界重塑的影响，仍有待探索。因此，本书第二部分采用了一种略微不同的阐述方法，这是因为现代西方社会的衰落过程还远未完成，对两种帝国体系衰落的阐述不能一概而论、等量齐观。第二部分开篇详细分析了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指出了导致帝国衰败的关键因素，余下的章节则讨论了此类因素与现代西方世界凋敝的相关性，以历史之鉴，审视当今可能出现的、或好或坏的各种走势。若以重新称霸全球为出发点来振兴西方世界，已然不可行，但在不可避免的调整期中，这个阵营要么有所作为，让西方文明的大部分融入新兴的全球秩序，要么昏招迭出，使西方社会民众持续繁荣的美梦在重塑的世界中破灭殆尽。最终，正如罗马历史所揭示的，西方世界的未来将取决于，在即将到来的关键时期中，其公民和领导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所做的种种抉择。 UxhqTU1T1yE9OpLNmKOXWuexFThfGNctvi+q9ulX9r1AaEfa1044mxPeTFVT4TQ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