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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大量时间研究了工作记忆指挥官失控的后果—竭尽全力却跟不上学业、沉迷赌博、暴饮暴食、拖延工作，等等。工作记忆超负荷运作也会让我们脾气暴躁、心猿意马（哪怕你已经找到了那个他/她）。无论做什么，工作、学习、运动或是节食，工作记忆都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有赖于它来调动完成一切所需的重要技能。为了更好地理解工作记忆的运作及其好处，我们将在本章中从生命的最典型特征—意志（即我们自主选择、行动、执行计划，并为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的能力）入手，着重分析这一系列的重要技能。
意志是工作记忆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优势。有了意志，我们才有可能追求想要的一切：考某所大学，学某个专业，追求心仪的对象，为事业执着努力，等等。那么，工作记忆何以对运行意志至关重要呢？意志若要发挥作用，有很多条件：评估、安排并执行计划，将长期目标牢记于心，克制冲动，克服困难，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与工作记忆息息相关。
我和罗斯曾在萨尔瓦多执教，那里的治安臭名昭著；也是在这段经历中，我们对工作记忆和意志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知。当时，那里连杂货店都有保安把守，他们身上备着枪，站在牛奶货架旁边，顾客进店购物前，他们会在专门的区域检查枪支和外套。很快，我们就意识到了环境之危险，也迅速学会了以极为客气的方式与人相处。
离开的前一天，我们正开着车，路上车水马龙，突然一辆汽车急转弯停在我们前面。罗斯在驾驶位上，看见那辆车里挤满了人，其中一个手里拿着枪。他只好闭上了嘴。我坐在副驾座位上，目光被挡住，没有看见枪，再加上扑面而来的红色尘雾，我用全世界通用的手势清楚地表示了不满。所幸这些人没有注意到我的动作，或者没有理我，我们得以安然无恙地继续上路。
对同一件事，罗斯和我的反应完全不同。这个例子典型地诠释了意志是如何运行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和生物行为科学教授华金·富斯特（Joaquin Fuster）曾经对此进行过描述。他说在这一过程中，意志需要同时密集处理三类信息：
·内部信息—荷尔蒙水平、情绪、情感、身体器官传递的信号；
·外部信息—由身体感官持续传递的信息流；
·原则体系—信息—语言、记忆、价值观、文化、公序良俗、制约我们的法律。
工作记忆指挥官摄入全部信息，对信息进行归类，决定行动方案，最终执行方案。现在我们来看看如何用富斯特的模型解释我们的经历。
罗斯猛地一刹车，此时他的工作记忆指挥官迅速对三类信息进行了处理：
·内部信息—他的杏仁核非常生气，并向他的工作记忆传递了这一信号；
·外部信息—还没来得及开骂，他的工作记忆让他看到了枪支，以及对方的人多势众；
·原则体系—文化意识让他明白咒骂可能会招来暴力（虽然他很难接受，但他不得不承认一旦引发枪战，除了结结巴巴的西班牙语，他没有别的武器）。
他的工作记忆权衡了所有信息后得出结论—做出回应对他并无好处，于是下达了闭嘴的指令。
我们再来看看我这边发生了什么。我的工作记忆指挥官也在忙着处理信息：
·内部信息—与罗斯一样，我的杏仁核也向前额叶皮层传递了生气的信号；
·外部信息—请注意，与罗斯不同的是，我并没看到枪支，也不知道车上的人数，我只看到车被逼停，但没有接收到与罗斯相同的外部信息；
·原则体系—我坚信罗斯有限的双语能力足够应对任何后果。同时在伦理上，我认为我们受到了不公的对待，需要伸张正义。
我的意志迅速权衡了所有信息，并决定激烈回应以示愤怒。
意志的运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谨慎权衡，它还涉及信息评估、情绪调节、战略抉择等一系列复杂动作。指挥官让我们得以从所有信息中进行筛选，从而制订计划。有时候，果断出击也许是最佳的选择。
假设你为新一期的营销活动想到了一个你觉得值得推广的创意，你很兴奋，并将创意告知了直属上司凯西。第二天，你无意中听到凯西向营销总监汇报了这个创意，抢走了你的功劳。你是默默忍受还是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逆来顺受的话，可以和上司和平相处，但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你只能继续在这个小小的工位打杂。若向营销总监报告，也许会惹恼凯西，但可能让你升职加薪，搬进独立办公室。最后你决定为此一战。工作记忆激发了你的战略思维。最终，你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法子，既让总监知道你的功劳，又避免让凯西难堪。
能够延迟满足的人在生活中会更有优势。赚快钱、走捷径固然轻松，却会因此错失耐心带给我们的奖赏，在本章中我们将会了解工作记忆是如何让我们实现长期目标的。但凡体验过职场“打怪升级”的人都知道，想要升职，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如果想上夜校课程提升工作能力，就得放弃和朋友去酒吧畅饮；如果要为周一的会议做准备，周日就不能赖在电视机前没完没了地看足球赛；如果不想在周一以“节后综合征”为由请假，周末就不要“疯”得太过头。暂时放弃眼前的乐趣，追求未来更高的回报，这是一种能力，对成功至关重要。但我们都知道，人性恰恰与这种能力背道而驰。著名行为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乔治·安斯尔（George Ainsle）在决策和冲动控制领域做过大量理论研究。1975年，他汇总研究结果，发现人们倾向于即时享受较小的奖励，而不愿意花时间等待更大的奖励。其中一项研究给参与者两个选择，即刻拿到11美元的酬金，或是延迟拿到酬金，但金额上涨到85美元。结果表明，大家更愿意选择前者。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约翰·欣森（John Hinson）及其他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显示，在延迟满足的过程中，工作记忆功不可没。他们发现，如果将工作记忆从决策过程中移除，人们普遍会选择较小的即时奖励，而不是等待更好的回报。在实验中，欣森通过输入大量信息，让被试的工作记忆超负荷运作，然后让他们在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即刻获取100—900美元不等的小额奖金，或是延迟获得时间，但奖金提高到2000美元。此时，被试的工作记忆已经无力从长远角度评估哪个选项更有利。最终，他们听任内心的冲动，选择了即时获得小额奖金。
伦敦大学学院的贝内代托·德·马蒂诺（Bennedetto De Martino）也在研究中得出了相同的结果。他关注的是人们在意志作用下等待更好回报的过程中，大脑活动是如何运作的。他为参与者提供了一系列风险情景，然后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他们的大脑。他发现，人们选择小额但确定可得的奖励时，其实并没有真正做过权衡。大脑中的情感中心杏仁核亮起，他们不假思索地做出了更容易的选择。但如果参与者控制冲动并选择更好但确定性较低的奖励，亮起的则是工作记忆运转的核心区域—前额叶皮层。
有些参与者的杏仁核被激活得更明显，意味着他们的情感反应更显著、更强烈。看起来似乎这些人更有可能选择即时满足，但是德·马蒂诺的数据显示，情感强度与即时满足的倾向并不正相关。真正影响他们选择的其实是工作记忆的强度。前额叶皮层激活程度较低的人，更容易冲动；激活程度越高的人，则更有可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心理学家沃尔特·米舍尔（Walter Mischel）在长达数十年间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从1968年著名的棉花糖测试，到2011年发表的最新发现，他的研究也证明了我们的工作记忆指挥官拥有延迟满足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招募了600多名4—6岁的儿童，答应给每人一颗棉花糖。他告诉孩子们，他要出去一会儿，如果他们有耐心等他回来，就能得到一颗额外的棉花糖；如果等不及，可以敲响留在桌子上的小铃铛，他会马上回来把约定过的那颗糖拿给他们吃。有些孩子迫不及待地敲响铃铛，把糖塞进了嘴里，另一些孩子则抵制了诱惑，获得了两颗糖的奖励。
当时米舍尔与他的同事们并没有将棉花糖测试当作一场针对工作记忆的实验，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其中许多相符之处。譬如，牢记目标和更大的回报，避免分心，做计划，有策略地转移注意力，等等。如今我们对工作记忆已经有一些了解，知道一个孩子管理信息的能力很有限，如果眼前摆着一颗美味松软的棉花糖，他们是很难抵制诱惑的。
为了克制迅速“消灭”棉花糖的冲动，孩子们不得不调动工作记忆指挥官来转换视线或转移注意力。他们用了各种方法让自己不去关注那颗松软的棉花糖，有的躲在桌子底下，有的捂住眼睛，有的背过身坐着，还有的唱起了歌。
随后的数十年里，米舍尔一直追踪着这些孩子的情况，研究延迟满足的能力是否给他们带来了优势。例如在1990年的后续研究中，他将孩子们的美国学业能力倾向测试得分与最初实验中的表现进行了对比。他发现，孩子愿意为得到第二颗棉花糖等待的时间越长，其学业能力倾向测试得分就越高。
2011年米舍尔与他的同事们发表了新的论文。在这次研究中，他们对这批孩子做了追踪测试。如今他们已年届四十，其现状是否还和孩童时期的实验表现一致呢？他们找来那些当年体现高延迟能力（能抵制眼前棉花糖的诱惑）的人，还有那些很快缴械投降的人。在第一场测试中，工作人员向这些参与者展示一系列人脸图片。每张人脸表情各异，有高兴、恐惧、面无表情等。被试在看到高兴的表情时需要按下电脑空格键，对于恐惧或者面无表情的人脸则不按键。这一次，两组参与者的表现接近。在第二场测试中，被试需要在每次看到恐惧的表情时按空格键，看到高兴的表情则不按键。对笑脸做出回应是人类的本能，因此在第二场测试中，参与者需要抑制这种本能。结果表明，小时候不能延迟满足的人，长大以后也难以克制对笑脸的回应；而从小就可以延迟满足的人，更能够控制自己的冲动。
为了弄清楚大脑的运作，研究人员在被试进行表情测试的同时也对他们的大脑进行了扫描。高延迟能力的参与者看到笑脸，抑制住冲动不去按空格键，同时他们的前额叶皮层开始活跃。而低延迟能力的参与者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相对较低；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他们使用的是大脑的另一个区域—与人类的本能反应有关的纹状体。
米舍尔的论文没有详细描述参与者的事业成就，但有趣的是，高延迟能力的参与者在专业领域的确更有成就。卡洛琳便是其中之一。她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现在是大学心理学教授。克雷格是其中一位低延迟能力的被试。他后来搬到了洛杉矶，是个什么都干的万事通，但至今还没找到正儿八经的职业。他说：“当然，我希望自己是个更有耐心的人。现在想起来，如果某些时候我更有耐心一些，现在的状况会好很多。”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很好地说明了满足于即时诱惑带来的惨痛教训。为了诱使购房者不假思索地下单，住房市场推出了一个在短期内看来极具吸引力的购房优惠。于是购房者的工作记忆就短路了，买的房子越来越贵，却不考虑经济上的压力以及房价下跌的后果。他们没能抵挡住快速获利的诱惑。
此次金融危机的元凶—信贷市场超额认购，同样为消费者提供即时的满足感。想买那辆新车，但没有现金？不用担心，直接全价买入，只要接下来的60个月每月付款就行。手头没有6000美元，但必须拥有那个路易威登的包包？没问题，只要用年利率18%的信用卡付款购买就行。今天有大赛直播，现在马上就想要台高清电视观赛？分期付款考虑一下，只需10%的月利息即可。
销售员的巧舌如簧往往会干扰工作记忆，使我们处于困境。我们经常会冲动买下诸如玛格丽特鸡尾酒自动调制机、福特探险者埃迪·鲍尔版汽车之类的昂贵而不实用的东西。大家有过网购花钱超预算的经历吗？当然都有，原因是线上竞拍会使工作记忆过载。假设你在竞拍一套家庭娱乐系统，在当地的大卖场你可以以650美元左右的价格买到全新的。但你在网上找到了一个49美元起拍的二手系统。你想，这是个不错的交易。于是你开始出价。
每次有人出价，你的工作记忆指挥官都得根据新的价格重新权衡交易是否依然划算，或者算上运费，再考虑到不保修，这件商品是否仍值这个价。同时，指挥官还要抑制杏仁核的兴奋（这个情感中心总是急切地想让你赢）。最后，拍卖进入倒计时，留给工作记忆处理所有变量的时间越来越少。最终，你花了500美元买下一套可能已经损坏并且没有保修的娱乐系统。
汽车经销商也会使用同样的策略。他们将你置于高压之下，给你一组不断变化的数字让你反复计算，操控你的情绪。“如果我向老板申请到折扣，你保证会下单吗？”然后给你一个限时报价。最终，你会开着新车离开。直到最后坐在方向盘前那一刻，你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明明超了预算，却买了一辆连颜色都不喜欢的车子。
心理学家伊蒂尔·德罗尔（Itiel Dror）曾经做过一项实验。结果表明在限时折扣的刺激之下，我们容易冒更大的风险。他让参与者在实验中玩简版二十一点。每人每次拿一张牌。牌的点数即牌的分值（红桃7相当于7分），分值可以累加。游戏的目标是不让手中所拿牌的累计分值超过21分。总分越高，下一手牌爆分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一般情况下在拿到差不多分值之后，参与者就会停止抓牌。每位参与者需要玩两遍同样的游戏。
在第一遍中，参与者有充足的时间决定是否要拿下一张牌。在第二遍中，他们没有时间权衡，必须迅速做出决定。德罗尔发现当人们被迫快速做出选择时，他们的决策往往是错误的。所以，即便手上的牌已经有相当高的分值，譬如18分，他们仍然会不顾爆分的危险再拿一张牌。但假如没有时间压力，在分值已经较高的情况下，他们就会保守很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心理学家发现在即时满足的引诱之下进行的冲动消费并不能给人带来很大的快感，因为随之而来的是买单的痛苦。为了重新获得转瞬即逝的刺激，我们只能再次刷卡购买新的包包或某个新的小玩意。最终，我们会陷入通过购物获得刺激的死循环。东西越买越多，债务也越背越重。假如人们真正理解“债台高筑，享用无门”这条购物金律的含义，也许就不会举债消费。
在生活的许多领域，拥有延迟满足、合理分配注意力的能力都至关重要。工作记忆能时刻提醒你第二天的重要考试以及即将截止的课题，让你能够果断拒绝约会、派对以及同事的畅饮邀请。工作记忆也可以让你克制住消灭伴侣盘中的芝士千层面的冲动，牢记3周后的海岛蜜月之旅，继续执行你的减肥计划。和上一章一样，好消息是：工作记忆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增强延迟满足的能力，过上我们真正想要的美好生活。
工作记忆的另一个作用是保持专注，这在学习中非常重要，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职场中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为了集中注意力，我们的工作记忆指挥官会牢记目标，避免走神。当然，在如今这个邮件永不停歇、消息源源不断、电脑窗口不停切换的时代，要做到专注是越来越难了。
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迈克尔·凯恩（Michael Kane）团队在2007年进行了一项研究，衡量工作记忆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坚持完成一些高难度的任务。该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工作记忆对保持专注的显著作用。研究人员招募了100多名年轻人参与工作记忆测试，要求他们详细记录一周内走神的情况。他们发现工作记忆较弱的人经常分心。任务难度越大，分心便越明显。相反，那些工作记忆分数较高的人则可以更好地保持注意力。
注意力分散并非保持专注的唯一障碍。如今我们越来越需要多线程工作，而研究显示多线程工作会加重工作记忆的负担，并让它崩溃。
让我们一起看看多线程工作时的大脑活动。现在是周三晚上七点，你在帮你的女儿玛莎完成一个有关长除法的家庭作业。你已经25年没有接触长除法了，这项任务并不轻松。为了解决问题，你的大脑在顶叶内沟和前额叶皮层之间来回发送信号。
突然，手机里的邮件提示音将你从长除法里拽了出来。工作上有重要事情需要你帮忙，你得尽快给他们提供一些重要信息。你将长除法置于一旁，火速回复了邮件。处理完公务后，你再回头关注长除法。
心理学家们将这一技能称为任务切换。日内瓦大学的皮埃尔·巴鲁耶（Pierre Barrouillet）在2008年进行了一项心理学研究，试图解释在任务切换的过程中工作记忆所受的影响。研究表明任务切换与工作记忆能力紧密相关。被试需要参与一项数字测试。电脑屏幕向被试展示红蓝两种颜色的数字。如果数字是红色，被试需要判断它是大于5还是小于5；如果数字是蓝色，则需要判断它是奇数还是偶数。在正式开始前，参与者有一次试测的机会来熟悉两种任务的不同规则。
在这一过程中，巴鲁耶可以观测“红”“蓝”两种任务的切换是否会影响参与者的成绩。在单纯处理红色任务时，他们的表现没有问题；一旦需要在两种任务之间快速切换，就出现了工作记忆过载的状况，此时他们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明显加长，错误也更多了。
如今，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完全把注意力从一件事完全转移到另一件事上，但又不得不同时处理两件事情。譬如，在开家长会的同时，不得不回复一封工作邮件；或者在上班路上开车上匝道的时候接到孩子的老师的电话。工作记忆可以让我们同时做两件事情吗？同时处理两件事的工作效果会比专注于一件事的效果更差吗？这得看具体情况了。
2010年，犹他大学的贾森·沃森（Jason Watson）和戴维·斯特雷耶（David Strayer）对200名参与者进行了多任务处理能力的测试。参与者需要在驾驶模拟器上开车，同时使用免提电话通话。为了增加任务难度，他们还需要听一段由一系列单词及若干数学题组成的录音。这项任务对头脑敏捷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参与者需要调动工作记忆，从大脑的长期记忆中提取信息来解决问题。同时，他们还要记住一系列的单词及其顺序。此外，他们还得应对驾驶模拟器上的交通状况。
在需要调动工作记忆处理多项任务的时候，200名参与者中大部分人的驾驶水平都有所下降，刹车的反应变得迟钝，几乎撞上前面的开道车。在开车的时候考虑工作上的问题，在没有GPS的年代努力辨认纸上潦草的地址，试图找到方向—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你的驾驶。实验结果很清楚地说明，同时执行多个任务会让我们的表现变差。沃森和斯特雷耶还发现，大多数人可以同时处理两件事情。超过两件事情，你的工作记忆指挥官就有可能掉链子。
早在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就已经知道同时做两件事情的结果是两件事情可能都完成得不尽人意。但是沃森和斯特雷耶的研究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工作记忆得分最高的参与者不但可以同时开车和做题，而且两件事的完成质量都很好。他们的工作记忆足够强大，面对事情从容不迫。沃森和斯特雷耶将这些人称为“超级工作者”。如果我们提高工作记忆，也可以接近他们的水平。
信息过量，是工作记忆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信息过量可能会严重影响工作记忆的表现。
这一点得到了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人员的验证。他们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探究信息过量对财务决策的影响。研究中，被试需要参与一个赌博游戏。他们在被试面前放了四沓牌。抓到某些牌可以赢钱，而有些牌则代表着输钱。优秀的牌手能够记住自己手中的赢钱牌，并参考桌上已经打掉的牌，快速判断哪沓中剩有更多赢钱牌，哪沓中剩有更多输钱牌，从而有效避免输更多钱。但是，如果同时要求参与者记住随机的数字序列，他们判断的时间便明显加长，输的钱也更多。这说明，过多的信息会导致错误的投资决策。
在华尔街，情况更是如此。看看股票经纪人办公桌前闪烁的屏幕，你就能感受到他们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在决定是否投资一家公司时，他们要考虑各种指标：公司掌门人，市场的当前规模和潜在规模，公司净利润，其历史股价、当前价格和未来估值，等等。如此多的因素需要考虑，工作记忆高负荷运作，最终将不堪重负。此时的大脑就像一张凌乱的办公桌，堆满了便利贴、表格。过量的信息让经纪人（其他人也一样）无力理性分析，制定策略。最终，他们只能听从直觉做出糟糕的决定。
当信息像海啸一般席卷而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工作中经历大脑短路、无法进行分析与决策的状况。我们会在需要战略性思考的时候做出情绪化的决策。譬如，更换供应商。假设有23位供应商对项目有兴趣，你没有缩小范围将候选人锁定在5位以下，而是大刀阔斧地将所有供应商面试了一遍。结果呢？你的指挥官可能根本记不住他们的经历与资质。最终你只能将重要信息抛诸脑后，跟着感觉随便挑选一个。也许你会选一位纽约洋基棒球队的粉丝，因为你自己也是这支球队的铁杆粉丝。这可不是明智的选择。
同样地，如果学生在课堂上接收的信息过多，他们的工作记忆也会过载。老师如果一次性讲授太多知识，学生的工作记忆指挥官会失控。那么，即使是最聪明的学生在做作业时也无法正常推理，只能瞎猜一个答案了。
信息过量可能还会导致工作记忆的灾难性损失。我的朋友山姆在最近的公司裁员中被解雇了，公司给了他半年的缓冲期重整旗鼓，另谋出路。但是每次坐在电脑前面对大量的信息，他都会不知所措。有的朋友给他发邮件，建议他利用这段时间去南美旅行3个月；有的朋友打电话给他推荐工作。他在求职网站上看到成百上千的工作机会和不同的发展方向。五花八门的选择让他眩晕。对工作记忆来说，过多的选择意味着过多的信息。无数的选择摆在他面前—旅行、当消防员、重返学校学习、写一部美国小说，山姆的工作记忆就像一台电脑同时运行太多程序一样崩溃了。他很受挫，干脆放弃选择，开始一遍遍看电视剧《法律与秩序》重播。工作记忆过载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沮丧情绪。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工作记忆、情绪障碍、日常快乐之间重要的联系。
不过我们需要知道，看似无穷的选择和浩如烟海的信息并不意味着工作记忆指挥官必然会崩溃。我们是会像山姆一样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中，还是能快速筛选出最合适的选项和最重要的信息，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方式处理这些选项和信息。有些人会选择性地忽略某些选项和信息，从而避开信息过量的压力。他们会把眼前的选项减少到可以一一过目的量。在本书最后的速查手册中，我们给出了一些较好的处理方法。
另一个影响生产效率的重要技能是时间管理。如今，每个人都要学会在更短的时间里做更多的事。但我们都知道，各种新技术进步提升了我们的工作速度—我们可以在早上走进办公室之前就开始回复邮件、浏览销售数据、查看新文件，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
新技术的一个问题在于它提供给我们太多消磨时间的方式。我们花大量时间在网上闲逛，在喜欢的网站上查看新闻、旅行折扣、特价商品。这些时间被浪费掉了，没有任何产出。强大的工作记忆可以帮助我们掌控时间，完成手头任务。
伦敦国王学院的卡佳·鲁比亚（Katya Rubia）和安娜·史密斯（Anna Smith）提出“认知时间管理”这一术语，即估算完成一项任务所需的时间，并对这部分时间进行合理分配的能力。她们对认知时间管理相关的脑成像研究进行了整理，发现大脑在计算时间时，前额叶皮层被高度激活。从理论上讲，工作记忆会记录流逝的时间，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何时行动。
罗格斯大学的毛里齐奥·德尔加多（Mauricio Delgado）在研究中发现，如今人们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压力对工作记忆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他设计了一项实验，让参与者双手浸入冷水中，从而产生压力。虽然这看起来和压力无关，但心理学界普遍认同，这样可以在不伤害参与者的情况下引发压力。德尔加多发现，压力极大地削弱了参与者的工作记忆，对于一系列财务投资方案，他们基本上放弃了思考，凭借直觉进行评估。
耶鲁大学的埃米·阿恩斯顿（Amy Arnsten）团队的一项研究也证实了压力对工作记忆的负面影响。他们以小鼠为实验对象，通过提高体内蛋白激酶C的水平来模拟压力。蛋白激酶C水平高时，小鼠的压力相应增强。当研究人员提高小鼠体内蛋白激酶C水平时，它们的工作记忆完全停止运作，随之而来的是判断力下降，注意力分散，并表现出攻击行为。这证明压力过大必然会对工作记忆产生负面影响。
但更有意思的是，提高工作记忆水平也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压力。2006年，西奈山医学院的瑞秋·耶胡达（Rachel Yehuda）和她在耶鲁医学院的同事研究了工作记忆相关技能在各种创伤和压力情境下的作用。他们的实验对象包括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失去家人的人、患乳腺癌早期的女性以及刚刚经历过自然灾害的幸存者。他们发现，工作记忆相关技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这些人缓解压力。
最后，工作记忆还可以帮助我们评估各种情况下的风险和回报，这也是成功人生的关键。风险评估对于人生的抉择至关重要。例如是留在现有的岗位上，做着一眼望到底的工作，还是跳槽去创业公司，走上职业发展的快车道，但同时承担失业的风险？是遵循家庭传统，跟随父母的脚步去他们的母校上学，还是去离家数千英里的小型文理学院？毕业后收到一家公司的入职邀请，是立刻入职还是等待更好的机会？
风险评估在日常小事中也非常重要。比如开车，看似普通，其实涉及大量的风险计算。黄灯时是加速通过还是猛踩刹车？此时工作记忆需要快速评估接下来会发生的情况，观察人行横道上是否有行人，考虑前方是否有交警。正是通过工作记忆，我们可以在一瞬间处理所有这些信息。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需要进行类似的风险评估，可见工作记忆多么重要。
现在我们知道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取得成就所需要的核心技能都离不开工作记忆。下一章中，通过一系列有趣的实验，我们将会了解到，工作记忆对幸福感同样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而幸福感正是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