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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90年，彼时我独自在巴基斯坦的荒郊野岭中跋涉前行，当时我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那是我第一次长时间远离家乡去独自旅行，我正在体验享受自由，享受在陌生人群中当一个陌生人的冒险感觉。
我刚到巴基斯坦的大半年期间，一直在拉合尔市（Lahore）的一所学校担任英语教师，后来合约结束后，我便开始了四处旅行。此时我正赶往盐岭地区（Salt Range）的卡塔斯（Katas）山麓，这是一座以富含盐矿知名的山脉，沿着巴基斯坦旁遮普平原上河流——杰赫勒姆河（Jhelum River）的最北岸一路延伸。这是我在这段旅程中的最后一站，它几乎耗费了我一整天的时间。此刻，我正坐在一辆摩托车上，这是我在附近的乔赛丹沙阿（Choa Saidan Shah）矿区搭到的顺风车。当司机加速驶进山谷时，太阳正在落山。“卡塔斯到了。”司机说。他停下摩托车，在马路边上把我放下。然后，他说了一句“再见，祝你好运”后，就骑着摩托车呼啸而去，很快，他就从我眼前消失了。
时下是下午六点，卡塔斯空无一人。在山谷底部有一片湖，湖水倒映着天空。尽管这里有盐矿石，湖水却清明如镜，因为这里的水是地下山泉水汇集而成的。据传说，这片湖是印度三大主神中的破坏之神湿婆为离世的妻子萨蒂（Sati）伤心哭泣，流下的眼泪幻化而成的。也有一说是他为死去的马儿悲伤哭泣，流下的眼泪最后化成了这片湖。总之众说纷纭，毕竟神可能因为各种理由而哭泣。
沿着湖边上，坐落着一排排破旧不堪的庙宇。有传言称，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里，英雄兄弟潘达瓦（Pandava）被流放时，就是在这里的庙宇度过了四年。曾经这里也是朝圣之地，11世纪，阿拉伯学者比鲁尼（Al-Biruni）曾在此学习梵语，并撰写了关于印度历史文化的著作。但现在，在伊斯兰教主导的巴基斯坦，这里几乎被遗弃。
按理说，这里应该有住宿场所，我那本过时且不靠谱的旅行指南就是这么说的，但当我走到半山腰的旅馆时，透过外面积尘的窗户往里看，发现屋内毫无生气，甚至连一件家具都没有。我在周围转了一圈，大声呼喊：“你好，有人在吗？”随后，值守人员出现了。他很震惊地看着我——这个身穿印度传统民族服装纱丽克米兹（salwar kameez）
的白人。“这儿不提供住宿。”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意味着我要离开，折返到乔赛丹沙阿那儿，但我不想就这样离开。经过一番软磨硬泡，他最后答应送我到山脚下，据他说那里有部分古庙宇建筑被改造成了住宅。
我跟随这个值守人员下山，来到山脚古庙遗迹扎堆的地方。我看见了一群人，其中一个老者站在他们的前面。他身材挺拔，留着白色胡须，身上穿着一件华美的刺绣长袍。当我们走近他时，他向我打招呼。他的英语很流利，说话彬彬有礼。随后，他把我引进一个院子。在那儿，我看见几个小孩子在四处奔跑玩闹，用棍子轻轻地敲敲这里，敲敲那里。然后，主人给我端来了茶。
我接过茶杯。他微笑着问我为什么会来卡塔斯，我告诉他，我是来看古庙的。“你打算待在哪儿？”他问我。我迟疑了一下。“如果你要待在我家里，我也很乐意。”他又说，“但我得说，我的孙子们都从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来我这儿住了，你要是待在这儿，可得忍受吵闹。”
这时，主人的一个朋友走了出来，他叫坦维尔（Tanveer），是一名当地教师。他建议我留在当地的学校，随后，他又改变了主意。“那里可能住得不太舒服。但是，”他补充道，“山腰上有个小木屋，那里生活设施完善，能够满足你的日常需求，你愿意待在那里吗？”
“好的。谢谢您！”我回应他。
喝完茶，我跟主人道别。他叫我一会再回来一起吃晚饭。“我还有另外两个客人，”他说，“他们都是人类学家，你会感兴趣的。”
坦维尔领着我沿着湿婆的“泪湖”岸边一直往上走，来到了山坡的小屋子。他打开了门。屋子里有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两把椅子，在这里还能饱览盐矿山麓的美景。这实在是太完美了。随后，坦维尔让我放好行李。
那天晚上，我跟主人及他的另外两个客人坐在旧堡垒古遗迹里，他们三人谈得不亦乐乎，从人类学谈到历史，再谈到政治，时而讲着乌尔都语，时而切换到英语。他们也很有礼貌，一直尝试让我融入他们的话题，但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讲的，因此，我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幸好这时，坦维尔来了，帮我解了围。“过来看场电影吧。”他跟我说。
我向主人致谢后便告辞了。坦维尔骑着摩托车载我回他家里。我们吃着零食，听着宝莱坞风格的翻唱歌曲，唱的是麦当娜和迈克尔·杰克逊的歌。然后，我们坐着看完了时长170分钟的宝莱坞电影《黑暗世界》（Paap Ki Duniya）。这是一部关于狱警和犯罪大师的故事，中间还穿插了虐人的三角恋情节。
当电影结束时，已经是深夜。此时月亮高高地悬挂在山谷上方，倒映在湖水中，波光粼粼。坦维尔把我送回山坡上的小屋，跟我道了一声“晚安”后便回去了。我躺在床上，看着洒满月光的小山丘，时不时还能听到不远处传来豺狼的嚎叫声。
我安心地睡着了，因为我知道，在远离家乡的这里，我也是安全的。
在过往几十年里，人类的旅行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便在最偏僻的角落，人们也能使用手机和互联网。你可以在网上查询在哪里住宿；可以在不同的选项之间比较；可以参考别人的评论；可以浏览网上的图片，也可以提前预订。即便是在没有旅店或招待所的地方，你也可以提前致电当地住户，让他们认识你。但当我来到盐岭——出现在陌生人的家门口，希望得到善意、温暖、庇护和安全时——我就像史前的人类那样旅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没有提前告知、四处游荡、对陌生人喊一声“你好”，到处敲门，直到有人出来回应。
人类从诞生起，就是迁徙的物种。英国旅行作家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写道：“进化让我们变成旅行者。”如果进化实际上是不带任何意图的，那么就谈不上进化了——查特文对于人类灵魂深处的不安理解得很透彻。人属（genus Homo）首次迁徙出非洲始于200万年前。自6万年前起，我们人类的物种——智人就开始从非洲出发，历经数次大迁徙，占领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些智人和我们一样，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会讲故事，会创作艺术。他们带着他们的故事和艺术去旅行。
迁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出于某种需求、气候变化、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或纯粹因为好奇，种种原因促使我们的祖先不断地迁徙，踪迹遍布全球各地。人类的创造性让迁徙成为可能。人类的大脑智力、语言学习能力和文化适应性，“几乎肯定地对于现代人类的栖息地快速从非洲，扩展到更广阔的地域和气候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因果关系还是双向的，我们的创造力推动了迁徙，而迁徙反过来又会促进这种创造力和灵活性发展。
回到有历史记载之前，这种场面肯定已经重复出现了千千万万遍：一位陌生人出现了，他讲着让人不太能听懂的语言，如果这种语言能够被完全听懂的话，那么此人就会带来新的承诺——新的机会、新的创新，当然还有令人战栗的危险。
世界文化充满了关于陌生人的故事，故事中人们对陌生人的态度夹杂着好客主义（philoxenia）
和包容主义（xenophilia）
，警示着我们要善待外人，否则后果可能会很糟糕。你会发现，在最早的文献记录中，陌生人的形象是这样的：他站在门槛边上——神秘、激动、充满希望和威胁。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一些中国古青铜器，就刻有汉字“賓”，意指宾客。该词的词源是个象形字：上面是屋顶，屋顶下面是一个人手持贝壳货币，寓意是陌生人站在你的屋檐下，带着宝贵的财富。几个世纪后，《诗经》记载的最早期的诗歌中（追溯至公元前9—8世纪），就谈及了客人的吉祥寓意，谈到他们如何带来福气，值得主人款待。当中，就有这么一句：“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在古代世界文献中，客人不仅是吉祥的，还是神圣的。公元前6世纪《旧约·出埃及记》中，记载了三个访客出现在亚伯拉罕（Abraham）的帐篷门口的故事。那是天气炎热的一天，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纳凉，不经意间，他抬头望见眼前出现了三个陌生人。亚伯拉罕热情接待了他们，亲自给他们倒水洗脚，又吩咐妻子撒拉（Sarah）用细面调和做饼招待他们。最后，他们给客人准备了一场盛宴，有饼、牛奶、奶油以及新鲜的牛犊肉。
原来，这三个陌生人竟然是天使。为了报答亚伯拉罕的盛情接待，天使预言撒拉会生下一个儿子，虽然她已经年老。撒拉听到这个预言，不禁偷笑。但天使们的预言是真的：不久，撒拉真的怀孕了。孩子生下来后，被唤作“艾萨克”（Isaac），这个名字的寓意是“他会笑”。难怪《新约》（New Testament）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好客，因为陌生人有可能是乔装打扮的天使。
如果古人对家的观念可以追溯到灶神，那么门槛和陌生人也一定有神圣的寓意。希腊人称之为“theoxenia”，“theo”在希腊语中意指“神”，而“xenia”则是“对陌生人热情好客”的意思，“theoxenia”即是对神伪装的陌生人的热情好客。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某天夜晚，在泰安那（Tyana，如今位于土耳其中南部）镇上，有两个看上去疲惫不堪的旅客上门寻找食物和住宿，结果却到处吃闭门羹。这时，一对贫穷的老夫妇鲍西丝（Baucis）和费莱蒙（Philemon）开门迎接他们。老夫妇给他们呈上家中最好的美食：水煮培根、卷心菜、鸡蛋、凝乳、小萝卜、菊苣、腌菜及甜酒。当老妇人在斟酒时，却发现酒壶里的酒总是斟不完。这时老夫妇才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原来这两位不是普通访客，而是天神宙斯（Zeus）及其子赫尔墨斯（Hermes）伪装而成的。为了向天神致敬，老夫妇还决定宰杀守门的大鹅招待他们。宙斯却反对他们杀掉那只大鹅，表示不必过于隆重。他赞扬老夫妇的热情好客，为了回报老夫妇，他把老夫妇的破房子变成豪华的寺庙，虽然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实用。
当我思考我们与陌生人的复杂关系时，我发现自己会一次次地联想到荷马（Homer）的《奥德赛》中那些令人不安的故事。这是一本讲述家乡、旅行及好客（客人友谊）的本质，或者是关于宾主之间的荣誉法则的史诗小说。该著作的译者艾米莉·威尔逊（Emily Wilson）记述了荷马时代的希腊是如何热情待客的：当一名衣衫褴褛的陌生人出现在你的家门口求助时，你必须——在打听对方的名字之前——请他进屋洗个热水澡，让他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给他呈上美酒佳肴，并请他围坐在火炉旁，欣赏你的常驻诗人或歌手的表演——倘若你有幸拥有这样的诗人或歌手的话。威尔逊在他译著的《奥德赛》引言中写道，在没有“金钱、酒店和公共交通”的年代，旅行者只能依赖陌生人的慷慨相助。
这至少是理想状态，但现实总是事与愿违。在《奥德赛》中，主人公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是一个性格复杂的男人，他想要离开特洛伊战场返回家乡。他胸中燃起了强烈的思乡之情，但他返乡旅途却充满各种艰难险阻。当他在地中海与反复无常的众神及厄运之风抗争时，他发现自己既是希腊待客礼仪的受益者，又是受害者。纵观全书，奥德修斯的身份总是在转变，从贵客，到人质，再到食客：好客礼仪是种理想，但并非每个人都做得到，甚至连奥德修斯本人也做不到。当奥德修斯与手下跟希腊海神波塞冬（Poseidon）之子——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Cyclops Polyphemus）待在一起时，后者并没有招待他们，而是要吃掉他们。奥德修斯请求这个怪兽放过自己：“宙斯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因为他照顾访客、客人朋友和那些需要救助的人。”
独眼巨人却嗤之以鼻，他骂奥德修斯是蠢货，诋毁宙斯，还叫嚣自己只会对自己负责，因此要“听从我自己的意愿。”
奥德修斯只得先下手为强，他用美酒灌醉了对方，从而逃过了一劫。然后，他用点着火的树干戳瞎了独眼巨人，让自己从可怜的人质变身为复仇的客人。他侥幸逃过一死。然而，即便你性命危在旦夕，你也难逃“待客之道”（code of xenia），之后，独眼巨人的父亲波塞冬报复了奥德修斯，就因为奥德修斯得罪过他儿子。
在《奥德赛》中，待客之道同时保护了主人和客人，但它也有阴暗的一面。威尔逊写道，它徘徊在“道德和礼仪之间那个令人不安的空间里”，隐藏着暴力和野蛮。它可以充当一种借口，因着这种借口，人们冠冕堂皇地抢劫、杀戮、奴役或殖民他人，只因这些人不愿意欢迎一群可能对他们的家乡进行烧杀抢掠的外来人士。或者直白地说，它可以充当奥德修斯戳瞎独眼巨人唯一的一只眼睛的借口。
待客之道导致的后果往往事与愿违。《奥德赛》见证了所有与陌生人的相遇所潜伏的恐惧、希望、危险和人类赤裸裸的欲望。但是《奥德赛》的故事也扎根于对人生无常的深刻觉醒，正如你可能会有朝一日发现自己也是个陌生人。这种人生的无常感也出现在其他古代文献中，正如《旧约》（出埃及记 23:9）里所说的：“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
定居群体总是害怕出现在门口的陌生人，但至少陌生人来敲门时，你是在自己熟悉的地盘上。当角色调转时，就像西塞罗那样，你发现自己是个陌生人——远离家乡、流亡在外、孤立无援、寂寞孤独——那样风险更高。依赖他人的善意很难，有时还会令人恐惧。
接受陌生人的给予需要信任，而信任并不容易建立。我刚到巴基斯坦时，就遭受了严重的文化冲击。为此，我尽我所能去适应环境：我开始学习乌尔都语；我穿上了巴基斯坦民族服饰纱丽克米兹；我从我任教的学校借了一辆自行车，踩着它到当地各处去探索。
在我刚到巴基斯坦的前几周，有一天，我踩着单车四处闲逛，不经意间就来到了一个拥挤的集市，我正在锁车，这时一个男子从一间茶馆走了出来。这个男子看上去约莫三十多到四十岁出头，跟我一样穿着纱丽克米兹。他双手叉腰，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我锁车。当我锁好车后，他朝我走过来。
“朋友，你好。”他跟我打招呼，握住我的手，“你是哪里人？”
“英格兰。”我回答他，他微笑着。
“欢迎，一起喝杯茶吧。”他邀请我。我犹豫了一下。以我浅薄的人生经验，我认为陌生人不会平白无故地请不认识的人喝茶。我下意识地起了疑心。我在想他看似友善的笑容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对不起，”我说，“我赶时间。”
这个男子却执意邀请我。“来吧。”他说。他挽住我的手臂，把我拉进店里面。
我在阴暗的茶馆里坐下来，紧张地耸起肩膀。男子向茶馆老板示意，老板给我们每人端上一杯热腾腾的甜茶。“请喝茶。”男子对我说，同时脸上露出笑意。
我曾经听过许多骇人听闻的故事，比如，外国人喝了当地人下了迷药的茶之后，失去知觉，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身上的证件、钱财都不见了，或是连衣服都被脱光了。
我一定是个不得体的客人。出于疑心，我表现得焦躁不安，双手也颤抖着，紧张得一下子就把热茶灌进喉咙，连舌头都烫麻了。男子礼貌地问了几个问题，我都只是简短地作答。喝完茶后，我提出我来结账。
男子伸出手，推开我手上的钱，“让我来吧。”他说。
我坚持自己付钱，而且显得很生气。“不！”我对他说，“我会自己结账。”
他第一次对我的举动感到恼火，但他依旧坚持请客。跟老板结完账后，他转过来面对着我说：“很高兴认识你。”他再次伸出手。
我们生硬地握了握手，说了声“再见”。我走出茶馆，离开了。
我再也没有心思继续闲逛，只想快点逃离这里。我解开自行车的锁，骑车离开了集市。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的恼火。我竟然对这个陌生人的善意感到狂怒。
那天晚上，当我坐下来写日记时，我的怒火还没有平息下来，我一心想弄清楚这种愤怒是怎么冒出来的。“我讨厌这种人情债，”我写道，“我讨厌亏欠陌生人；我讨厌被掌控的感觉。”
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曾说过，愤怒总是与我们的无助，以及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脆弱紧密相关。当世界颠覆我们的世界时，当我们觉得无法再掌控自己的生活或命运时，愤怒就产生了。“愤怒旨在帮助我们找回失去的控制感，”努斯鲍姆写道，“并且至少它通常在假象上达到了目的。”当我回想起我骑着自行车离开集市时的暴怒情绪，我为自己对这位热心男子的不信任感到羞耻。虽然我不能原谅自己，但至少我能够理解自己举动背后的原因。我生气是因为我害怕，我害怕是因为我脆弱无助、面临风险。
这是我在巴基斯坦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正视我们对陌生人的依赖，是需要勇气的。而这种勇气并不是总能带来好的结果。畅销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认为，过于信任我们与陌生人的关系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奥德修斯信任独眼巨人，结果他成了对方菜谱上的一道食物。在巴基斯坦的我比奥德修斯幸运，但我这次可能是侥幸。陌生人总是会给我们带来各种风险。他们难以看透、难以了解。我们很难确定他们下一步的动作，所以，保持警惕还是很有必要的。
然而，格拉德威尔又认为：“另一个极端——为了防范掠夺和欺骗而放弃信任——更加糟糕。”我在巴基斯坦待得越久，我就越习惯于身在异乡当陌生人的感觉，也越多地认识到通常信任是帮助我渡过难关的最大希望，尽管信任从来不是毫无风险的。古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塞内加（Seneca）在写给他朋友卢西乌斯（Lucilius）的信中曾说过：“相信所有人和不相信任何人一样，都是错的（虽然我应该称第一种行为更有价值，第二种行为更安全）。”但塞内加错了：没什么比一刀切的不信任会更能令你暴露在外、更加与世隔绝及身处险境了。
“信任（trust）”一词的词源来自古诺尔斯语中的“treysta”，意为“保护”“依赖”及“使变得安全和强大”。信任就像是你在神话故事中见识到的蛛丝桥——只有在你相信它的存在，并且敢于踏出第一步的前提下才会出现。你无法保证这座桥真的会出现在你颤抖的脚下，所以你必须保持警惕，必须时刻小心翼翼。英国女哲学家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在她2002年的里斯讲座中（Reith Lectures）表示，信任之所以很重要，“不是因为每件事都是完全可预测的，更不用说是可保证的，相反，是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无法保证的”。这就使得懂得如何信任、什么时候该信任的艺术变得微妙。但是拒绝信任，拒绝一切可能的联系，只会让你独自面对脆弱。因此，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你的身体颤抖着，你小心翼翼地迈出第一步，登上蛛丝桥。如果一切顺利，你就不会坠入万丈深渊，而是会发现你置身一个比之前更加安全一点的世界。
仇外心理及对陌生人的恐惧实属情有可原。我们每次与陌生人接触时，它都会跳出来，无论是第一次约会、面试工作，还是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陌生地方时。谴责仇外心理是一种必须铲除的恶习，其无益于消除我们对陌生人恐惧的根源，也无助于消除我们对他们可能改变世界的恐惧，无论这种改变是好是坏。这种对陌生人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且比我们想象中更难以解除。一些科学家认为仇外心理具有自适应性，因为它可能有助于预防传染病。试问在面临早前的新冠疫情时，谁不会一看到大街上的人群就瑟瑟发抖？因为我们知道除了自己身边最亲近的社交圈子，与任何陌生人接触都可能被传染，甚至还会丢掉性命。还有些研究者则认为，这种对陌生人的恐惧感，有助于降低外来者带来的风险，因为外来者有可能会打破小团体所依赖的紧密合作关系。无论仇外心理的进化起源是什么，针对幼童的研究表明，人类对陌生人的恐惧感自年幼起就存在了。在他们学会爬行或行走之前，无论是来自哪种文化背景的幼童，就已经会区分自己人和外人。他们对熟悉的脸孔和陌生脸孔的反应也不同。对婴儿来说，这个世界的人分为两组，一组是“我们”——近亲和家人；一组是“他们”——陌生人和非亲属。当幼童开始独立探索世界时，他们对陌生人的恐惧感更为明显。这种现象在各种文化中普遍出现，并且一直持续到婴幼儿18个月到2岁之间，随后开始消减，但不会完全消除。
但对于婴儿而言，并非所有的陌生人都一样可怕。环境也有影响。婴儿很善于察言观色。如果周围的人没有表现出受惊的样子，他们也不会那么容易受到惊吓。此外，婴儿通常会觉得家里的陌生人没有外面的陌生人那么可怕。证据还显示，儿童对陌生人的恐惧程度还与性别有关：他们对男性的恐惧比对女性更为明显。陌生的成年男性——尤其是来历不明的陌生成年男性——是儿童最为恐惧的对象。难怪无论是当代的数据，还是历史资料都显示，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灵长类动物，对婴幼儿施暴的最大风险都主要来自那些陌生的成年男性。如果这就是现实的话，那么不过于相信他人还是有好处的。
然而，恐惧并非婴幼儿对陌生人的唯一反应。虽然他们通常会惧怕陌生男性，却往往没有那么惧怕陌生女性，并且他们还会对其他陌生的孩童感到好奇。他们看到粗壮的大汉时，会害怕退缩，但看见其他孩童时，就会产生想要跟对方交流、想用手指戳戳对方、向对方打招呼的冲动。所以说，孩子在面对陌生人时，也有着夹杂了恐惧与好奇、仇外与好客的复杂心理。
仇外心理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一种心理，是人们与陌生人接触时，复杂心路历程的一部分。但通常，它会演变成为偏见和憎恨。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种族仇恨引发的犯罪案件激增，因为特朗普在大选期间就经常公开发表仇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言论。这导致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尤其是穆斯林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特朗普当选后，种族仇恨案件激增的地区，正是集中在他的选票以较大优势胜出的区县。
当面对极端种族仇恨时，人们的反应通常是加强防御，阻隔外界，但其实他们并不一定要采取这种强硬的态度。特朗普宣誓就职后，一名加州的少数族裔女孩，在看到针对自己社区的种族仇恨日渐激化后，就有胆识地作出了有创意的回应。这个女孩叫尤思拉·拉菲奇（Yusra Rafeeqi），她才15岁，原本是个害羞、内向的女孩。她的家族有巴基斯坦血统，他们一家是当地社区的活跃成员，是虔诚的穆斯林。像许多家庭一样，他们一家也对周围发生的变化感到担忧。尤思拉的母亲卡莉达（Khalida）总是戴着头巾，身穿宽松的长袍，在大选之前，在公众场合没有人会特别留意她，但是如今，身穿伊斯兰服饰的她越来越引起他人的怀疑和敌意。在学校，同学们更是指控尤思拉是恐怖分子。尤思拉的姐姐萨姆拉（Samrah）带着她一岁的孩子去公园玩时甚至遭到他人的虐待。
一天晚上，尤思拉一家人在吃晚饭时，谈到了目前的形势，并商量起对策。尤思拉建议发起一场运动——一场结合公共抗议和私人活动的运动，这个想法既涉及门口的陌生人，也涉及亲密关系。他们将每周去一次市中心最繁忙的十字路口邀请陌生人来家中共进晚餐。
尤思拉和父亲制作了一些标语，姐姐萨姆拉主动请缨担任活动主理人，哥哥则担任官方摄影师。2017年5月的某个周四，临近下午四点时，他们驱车前往旧金山附近的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城市的国王大道（El Camino Real）和内河码头路（Embarcadero Road）交叉口。在车上时，尤思拉就很紧张。他们到达后，泊好车，从车里走下来，双手举着标语，标语上写着“与穆斯林家庭共进晚餐”及“反对仇视伊斯兰，跟我的伊斯兰家庭共进晚餐”。
刚开始，这种尴尬场面令尤思拉感到十分煎熬。她很不自在地站在公路旁，不确定举办这个活动究竟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她的哥哥在一旁拍着照。不一会儿，一辆汽车从他们身边经过，司机对她竖起了大拇指，还鸣笛表示支持。“当我看到他为我点赞，听到他的鸣笛支持，”尤思拉表示，“我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格格不入了。”
这就是这次活动的开篇，而这场活动持续了一年多。尤思拉一家人在自己家里举办了50多场宴席，邀请完全不熟识的陌生人来家里吃饭聊天。分享食物的礼节很简单，但它是巴基斯坦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正如在所有伊斯兰教文化中一样。活跃于12世纪初的哲学家安萨里（Al-Ghazālī）曾经这样提问：“什么是信仰？”并回答：“互赠食物和相互问候。”
随后的每个周四，尤思拉与父亲都会外出，邀请陌生人来家用餐。他们停留在路口交界处，有些路人会主动走近他们——偶尔出于好奇、有时带着敌意，通常是充满疑惑、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来跟他们聊天。经过简短交谈，路人确定尤思拉他们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时，才愿意跟他们交换联系方式，并约定前来拜访的日期。还有一些人在网上了解到这个活动后，给尤思拉和家人发邮件，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来家里拜访。尤思拉一家努力地与陌生人建立联系，在数周乃至数月间，他们接待了一大批的陌生人，这些人来到他们的家中，大家聚在一起交朋友、聊天，共享巴基斯坦美食。
尤思拉的母亲有时还会喊上姑妈一起来帮忙，他们做各种美食：新鲜的印度烤饼、鲜香美味的印度香饭、咖喱鸡块、慢炖牛肉、甜米布丁，搭配玛莎拉茶下肚。刚开始用餐时，客人往往会显得很拘谨，他们都默默地吃着小吃，偶尔低声交谈几句。但通常主食呈上来时，气氛就变得更轻松了，大家聊的话题也更有实质性。“尽情地聊吧，什么话题都可以。”尤思拉的爸爸跟客人们说。于是，客人们就开始聊起了各种话题：伊斯兰教、基督教、暴力、恐怖主义、历史、政治、文化、可兰经、穆斯林从小在美国生活长大是什么感觉、最喜欢的美食、流行文化，以及如何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等等。到餐后甜点时，话题又转移到更轻松、美好的主题上。这时大家都不再是陌生人，尤思拉一家和他们的客人有说有笑，彼此吐露心声。宴会进入尾声，客人打算告辞时，他们心怀感恩，向主人表达善意，还会发出回请。大家承诺会保持联系。
我通过Skype软件致电尤思拉及萨姆拉，因为我想了解他们这个活动，了解他们如何能够在仇恨面前展示出这种非凡的信任。在大多数人会选择关上门窗、拉下窗帘的关头，他们选择向门口的陌生人敞开大门，这看起来很不寻常。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举办这个活动？”我问他们，“为什么选择邀请陌生人来家里进餐？”
“特朗普专门针对我们这个族群，”尤思拉告诉我，“这伤到了我的心。我想让人们知道我也是他们的一分子。我认为晚餐是做这件事的最佳时机。”
但在我看来，尤思拉一家不得不先主动发起“破冰”行动，这有点不公平。难道这个群体不是被威胁的对象吗？难道他们不是承受恐惧、被仇视、被误解的对象吗？我想问，为什么不是他们的错，却要他们来承担责任？
萨姆拉首先回应：“如果我们想做某件事，我们就必须亲自行动，确保我们被如实地代表。我们讨厌被人误解，但尽管备受困扰，我们也要把焦点放在改变别人对我们的误解上面。一旦你开始交流，你就会看到面前的人发生了变化。你就会看到希望之光。”
尤思拉补充道：“当人们心怀敌意时，善待他们有助于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也是人类。人们在我们面前表现出强烈的戒心，但当我们视彼此为邻居、甚至朋友时，就有助于他们消除这种戒心。”
萨姆拉表示认可。她说，正是我们处于这种脆弱的状态时，我们才能开始改变。
我回想起安萨里对信仰的理解，即互相问候和分享食物，又回想起我在巴基斯坦遇到的种种美好的事。“这是属于伊斯兰的好客，还是巴基斯坦的好客呢？”我问这姐妹俩，“或者，从更广的层面讲，是属于全人类的呢？”
“人性本善。”萨姆拉认为“宗教旨在培养这种善良”。
尤思拉又说，如果我有朝一日来到了帕洛阿尔托这个城市，一定要告诉她，要到她家里跟她家人共进晚餐。谈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对话。
我想起自己年少住在巴基斯坦时，也努力地冲破信任和质疑的边界，克服对自身脆弱的恐惧，并学到了一个道理：只有与陌生人建立联系，才能让我真正变得安全。经历了集市的那件事后，怒气消退后的我，感到难堪与尴尬。我为自己感到羞耻，也为自己的敌意感到羞耻。之后再有陌生人请我喝茶时，我都努力克制我的焦虑，当一个更好的客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习惯了来自巴基斯坦陌生人的友好与关怀。我认为巴基斯坦简直就是世界上最热情好客的国家。在信德省（Sindh）的一个小城市纳瓦布沙（Nawabshah），曾经有位酒店老板收留了我好几天，他请我在他的餐厅吃饭，介绍我给他的家人认识，带我去镇上游玩。当我离开时，他还送我上路，并赠送了一套新的纱丽克米兹服饰给我，还给我买了一张前往下个目的地的车票。当我在南部的塔尔沙漠（Thar Desert）时，有一次我生病了，一家平价餐馆的老板找到了我，我曾经光顾过他家餐馆几次。他知道我会在那里待久一点，当我一两天没有出现在他的餐厅时，他开始担心我。他到处打探我的消息，最后终于找到了我。当时我正昏昏沉沉地躺在一间石膏墙壁围成的廉价小旅馆里，发着高烧，瑟瑟发抖。他骑着摩托车载我去看病，还给我支付了医药费。还有一次，在西北部边境的一个小镇上，我与一群陌生人在一个防御工事大院进餐。他们把冲锋枪堆在门口，我们围成一圈坐在地上，将小豆蔻味的什尔玛馕（Sheermal bread）浸在浓稠的香料炖菜里。
当我从巴基斯坦重返自己的国家时，已经跟出发时的我不同了。我更容易信任他人，而非质疑他人。我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孤独了。我更懂得感恩，并对自己的这种意识倍觉欣慰。此外，我更能接纳陌生人，以及他们可能带来的希望。
因为，正如尤思拉姐妹提醒我的：通过互相问候、分享食物；通过呈上一杯茶；通过跟一群陌生人围在餐桌旁，共享一锅香气扑鼻、热辣滚烫的咖喱美食，这是化解隔阂、误解和建立信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