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欢迎回家

公元前58年，古罗马著名演说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远离家乡，流亡外地。他被放逐到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在爱琴海沿岸熬过了整个酷暑。流亡经历令他的精神遭受重创。他淹没在陌生人群里，陷进悲观沮丧的情绪。此时的他无所事事，饱受着无尽的思乡之苦。为了排解愤懑，他埋首执笔，频繁地往家中寄信，将自己的愤怒、痛苦和孤独宣泄于一封封家书上。被迫与至亲分离的他，在信中向胞弟昆塔斯（Quintus）诉苦，声称自己已经沦为“一具行尸走肉”。他表示，从未有人遭受过他这种悲惨和痛苦。被剥夺公民身份、无法重返自己热爱的城市、与骨肉至亲分离、远离故土浪迹他乡，这些遭遇让西塞罗濒临情绪崩溃边缘，他感觉灵魂仿佛被掏空。“我不仅想念我曾经拥有的一切以及我的家人，”他写道，“我还想念曾经的我。现在的我，算是什么呢？”

每个人都可能会产生同样的疑问：如果我们被迫与家人断绝联系；如果我们与某个地方、某个社群的连接纽带被割断；如果让我们得以立足、不至于变成“外客”的那个熟悉角落被人抢占，那么，我们还算是什么？家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我们抵抗世界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庇护所。家，代表着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理解自己成为陌生人意味着什么，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在家意味着什么。

这位罗马政客因与其政敌克洛狄乌斯·普尔喀（Publius Clodius Pulcher）长期结怨，而遭到对方弹劾，最后被流放。西塞罗被放逐的四年前，克洛狄乌斯曾引起一桩丑闻：他伪装成一名女琴师混入古罗马善德女神（Bona Dea）敬拜仪式现场，结果暴露了身份。该敬拜仪式只允许女性参加，并且是由罗马神话中的女灶神维斯塔（Vesta）的处女祭司（也称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s）助礼。仪式于当时的恺撒（Caesar）长官府邸秘密进行，并由其夫人庞培娅（Pompeia）主礼。根据罗马帝国时期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记载，克洛狄乌斯恋上了庞培娅，并且，就她而言，“她并非不愿意”。克洛狄乌斯乔装打扮潜入集会，是要勾引恺撒的妻子。他伪装成一名女音乐家，据普鲁塔克透露，此人天生就没有胡须，长得一副文弱相，若不是他当时与在场的一名女奴交谈，就不会暴露身份。这位女奴被他深沉的嗓音吓一跳，又仔细端详他的装扮后发现端倪，于是当场揭发了他。

这几乎是最“完美”的丑闻：汇集了宗教与政治、权力与欲望、性别禁忌、神圣与亵渎这些要素，可谓掀起了鼎沸的舆情反应。克洛狄乌斯被控亵渎神明，并送官究治，他面临的最高刑罚是死刑。而在法庭上作证指控他的，正是西塞罗。这项审判持续了两年之久，但最终克洛狄乌斯被无罪释放。如果克洛狄乌斯没有在公元前58年当选上保民官——即平民的代表，那么这件事也就算到此为止了。可他偏偏还是鲁莽的民粹主义政治家，一上任就煽动暴民来壮大自己的权势。

很快，克洛狄乌斯就把靶子对准西塞罗。他提出一项新法案——要求任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就处死罗马市民的官员承担罪责。该法案的重点在于它具有可追溯性。要知道五年前，西塞罗就曾经镇压过企图颠覆罗马共和国政党的喀提林（Catiline）叛党集团。他颁布了戒严令，制服了叛党，并且下令立即处决其中五名叛党党首。克洛狄乌斯在力推该法案时，就已经瞄准了西塞罗，当法案一经通过，西塞罗就被指控和判罪。

西塞罗遭受的惩罚是“流放令”（拉丁语：aquae et ignis inter-dictio），也可以叫“水火禁止令”（interdiction from water and fire）。这是一种社会隔离禁令——禁止任何人向被驱逐者提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水或火，否则即属违法。西塞罗的一切正常社会关系都被切断，他走投无路，唯有选择流亡——这等于是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公民身份和房屋。总之，西塞罗失去了他所熟悉的家的一切。

他不会不明白这个辛辣的讽刺：故事始于克洛狄乌斯亵渎维斯塔贞女祭祀仪式，最后付出代价的却是他自己——他被驱逐出自己和所有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的家。

流亡期间，西塞罗变得萎靡不振。身心所受的折磨令他日渐消瘦，他终日以泪洗面，更企图一死了之。基本生活权利被剥夺，还被迫逃离家乡，这一切对他而言简直是难以承受之痛。他时而暴怒，时而哭泣，时而焦躁地反复踱步。但随着流亡的日子越来越长，他的愤怒、思乡和沮丧情绪渐渐转化为争取回归的强烈决心。他的家书措辞变得更加尖锐，更具雄辩力。他甚至向当权者发出请愿，力辩针对自己的禁令是非法的，应当宣布无效。他敦促撤销克洛狄乌斯颁布的法案，并极力为自己争取缓刑。与此同时，罗马的政治风向也出现了反转，呼吁让西塞罗官复原职的声音时有出现。对此，克洛狄乌斯则通过升级暴力、进一步巩固权势来镇压这些呼声。而亲西塞罗的派系也开始采取强硬手段反抗，这导致街头时有激战爆发。

当克洛狄乌斯的保民官任期届满后，亲西塞罗的政党联盟力量再次崛起。这位流亡政客收到来自家乡的口风，信中称罗马政局正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扭转，得知消息后，西塞罗从塞萨洛尼基搬到临近亚得里亚海岸（Adriatic）的都拉斯（Durrës），以利用当时的政治风向。这样一来，等到政治时机成熟时，他就能够短时间内返回罗马。

在罗马，克洛狄乌斯为了让西塞罗无家可归，竟然把他的家园夷为平地，并在他的土地上矗立起一座供奉自由女神的神庙。然而事态发展迅猛，公元前57年8月4日，元老院在大会上通过了解除西塞罗流放令的法案。就这样，这位流亡政客在经过一番舟车劳顿后，先回到意大利东南部城市布林迪西（Brindisi），然后又辗转抵达罗马。他一抵达罗马，就得到市民的盛情接待。此时罗马的大多数百姓已经厌倦了克洛狄乌斯。正直的罗马市民们纷纷出来迎接这位回归的流亡政客。正如西塞罗之后在写给好友阿提克斯（Atticus）的信中所描述的这样：“老百姓们蜂拥而至，挤得神庙台阶水泄不通。他们热烈欢呼，为我接风洗尘。”

西塞罗回到了属于他的地方，但他依旧不能回家。他本可以收回自己的土地，但自由女神神龛矗立在他的土地上，成为他面对的一个棘手难题。西塞罗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他可以在雕像旁边重建家园，并在这座雕像阴影下度过余生；或者，他也可以弄走这座雕像。但第二个方案显然不现实。在罗马共和国，任何人不得随意拆毁自由女神像。亵渎神明的罪行，随时会让他人头不保，这一点，西塞罗心知肚明。

9月29日，西塞罗向罗马的最高宗教机构——大祭司团（Collegium Pontificum）提出申诉。他的演讲《论他的家宅》（De domo sua）堪称一部雄辩杰作。西塞罗主要从两方面进行辩论。首先，他表示，之前的土地献祭是无效的，因为克洛狄乌斯根本没有遵循正当的礼法进行。再者，此人本身就是一个不虔诚的恶棍。对于一个伪装成女人，偷偷摸摸潜进秘仪会场的男人，你能有什么指望呢？同时，西塞罗辩解，家宅（domus）本身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还有什么比每个公民的家宅更神圣？更受到宗教的严密保护？”西塞罗提出反问，“这里有祭坛、有炉壁、有家神，这里集中了家庭仪式、节日纪念和典礼。家被所有人视为神圣的避难所，强行把任何人驱逐出家宅都是对神明的一种亵渎。”

西塞罗双管齐下的策略很成功。大祭司团作出了对他有利的裁决，而克洛狄乌斯则受到羞辱。这位政治家总算拿回了属于他的土地。他拆除了自由女神像，并申请公费重建了自己的家园。

人类对一个称之为“家”的地方的渴求是极其强烈的，远离家园会让人无所适从。但我们不是唯一会建造或改造自己住所的生物。许多动物也会通过改造环境来打造一个更安全的避难所，重塑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动物王国里到处都是洞穴、巢穴、网巢、地洞和蜂巢等。织巢鸟是动物筑巢界的神话；海狸能根据自身喜好重塑整个生态系统；黑猩猩会挑选最好的木材来打造栖息处，寻觅弹性好又稳当的好位置，然后在高高的森林“地板”上安心打盹；燕子会用泥土搭建它们的窝；园丁鸟则显得轻浮又花哨，堪称最爱卖弄的建筑大师，它们筑巢纯粹是为了炫耀，专门建造外观华美却可能并不实用的巢穴用来求偶；白蚁会堆积金字塔土堆；寄居蟹则是“流浪汉”，专门寄居于其他生物的巢穴；在河床边上，石蛾幼虫（石蚕）将从唾液腺分泌的黏性物质涂抹在石粒和沙粒上，然后把它们粘在一起筑成管状的巢，然后钻进里面栖息。年幼时的我还曾把它们从水中捞出来，那时我好奇于这么小的东西是怎么被建造成一个住所的。

人类对家的特殊渴望，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天生脆弱、血肉之躯易受伤害，以及我们有着安全需求，需要寻求能够保护我们、让我们有安全感的角落。正如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所言：“人类普遍存在某些形式的脆弱性：‘身体的脆弱、疾病、疼痛、受伤、死亡’。”我们无法躲避这些事情，但可以通过建造一个包围自己的“保护壳”，并在这个“保护壳”里寻找舒适感来改善现状。

虽说在应对自身脆弱性方面，人类对家的概念，与动物筑巢目的一样，但人类的家显然比织布鸟的巢、黑猩猩的树上栖息所，或石蚕蛾的管状巢复杂得多。家对我们而言，不仅是一个地方：一块领土、一个空间范围以及世界的一角。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约翰·S.艾伦（John S. Allen）所言：“家，不单纯是人类居住的某块土地上的某个地方而已。”

相反，对人类而言，家在“我们的认知里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正是这种认知层面、这种对家的概念所蕴含的纯粹情感力量，让人类的家园建筑与动物王国的其他建筑物区别开来。家同时也是一个地方、一个社区，一个被赋予了强烈情感和想象的空间。我们对自己的家有强烈的情感。我们待在自己的家里会感到舒适自在，而离开家时会非常想家。

这就是为什么西塞罗关于家的神圣性的主张听起来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家不仅是我们居住的地方，也不仅是我们与所属的人、亲戚和密友的共同生活圈，它还带着一种深沉的归属感。当我们知道这是属于自己的地方时，会觉得很安心，会在情感和认知上将它与其所处的陌生世界区分开来。它关乎着我们如何管理家务，如何布置生活空间；它是一种渴望：我们渴望与亲密的人拥有一个家，彼此相互依偎、挤作一团，打造出一种归属感。

对于家的概念，美国作家韦尔兰·克林肯伯格（Verlyn Klinkenborg）曾这样写道：“一个我们无法从陌生人的眼睛里看得到的地方。”它是一个你从不需要被人提醒“把这儿当成家一样”的地方，因为你压根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你已经在自己的家。

即便我们这些自诩无神论者的人，对于家的概念也带着神圣的色彩。人类最早供奉的神明就是灶神。例如，印度最古老的宗教文本《梨俱吠陀本集》（Rig Veda） 就记录了200多首献给火神阿耆尼（Agni）的圣诗。当中有这么一句：“让我们点燃旺盛的圣火，并被爱着。”“因为当神拥有了熊熊烈火，他们就会让我们愿望成真。让我们点燃圣火祷告吧。”与阿耆尼对应的神包括希腊的赫斯提亚（Hestia），和罗马的维斯塔（Vesta），后者的名字源自原始印欧语系的词根，意为“居住”或“过夜”。西塞罗称维斯塔是我们“最私密生活的守护者”。其他神通常都有神像，而在古罗马的维斯塔神龛中却是一把圣火。这把圣火由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s）守护——克洛狄乌斯试图混进她们的队伍，却以失败告终。在罗马，也有家神（Penates）。在西塞罗那个时代，他们已经被当成神秘莫测的古老之神。与此同时，在中国，很多家庭供奉着灶神，灶神掌管厨房，照看家中事务，并且每年返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凡间的情况。

我们无从得知这些灶神的历史究竟有多古老，然而，鉴于人类一向是如此信奉神明，而火又是如此难以掌控——它似乎拥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这样一来，就算说火神早在人类首次尝试控制火时就已经出现，也不足为奇。但无论火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多远古的过去，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炉灶的发明，使得家的存在成为可能。

假设家起始于人类对火的控制，那么考古学家仍旧还在讨论，如何确定这个转折点的时间。然而，无论我们的祖先是何时开始建造炉灶，如何首次在凝视火苗时形成一种共同的归属感，一些关于人类家园的最佳早期证据却并不是来自智人（Homo sapiens） 的定居点，而是源自我们的亲缘——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 ，即穴居人的炉火。在尼安德特人的居所，可以看见各种具备人类对家的丰富认知特质的出现：社会意义的分层、地方与社区的融合、家的感觉可以不断地重塑，这样它就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正如英国科学记者劳拉·斯宾尼（Laura Spinney）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刊登的文章中提到的：他们作为一个社群，共同居住于小洞穴里，在里面吃喝拉撒。他们组建了专属于他们的家庭空间，从而打造了群居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前往巴塞罗那附近的Abric Romaní洞穴参观，你就能看到大量火堆遗址，尼安德特人世代在那里居住、生活，经历生老病死。从距今11万年至3万年，尼安德特人在那儿陆陆续续生活了8万多年。考古学家在那里挖掘出多个含动物头骨的火堆遗址。根据研究人员María Gema Chacón的记录，考古人员深入挖掘土壤，发现在这些古老火堆附近，仍旧可以闻到烤鹿的气味。一个规模为10至20人左右的群体几乎代代共同居住在这里。在充满危险的世界里，这个共同的家园成了他们的庇护所。它是家人之间彼此关心、照顾的家园，在这里，这些早期人类群体能够应对野兽、疾病、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的危害，以及在日后应对那些麻烦的智人——他们对尼安德特人的灭绝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人类是群居动物，他们最大的希望是通过互相合作、群体互助来获取安全感。这些互助群体通常从家庭内部延伸到外部，所以也包括邻居、外来者。Abric Romaní洞穴处于一个天然的防御位置，但它的组织也结合了内部合作性，讲求在集体生活中互相提供安全感。火炉周围留下了举办集体盛宴的遗迹。尼安德特人的食物出奇地复杂：烤鹿、用来烹饪高汤的鹿骨、烟熏鹿肉，以及香草调味料。然而，尼安德特人并非只限于在小家庭圈子内部聚餐，他们也会邀请客人一起，围在火炉旁边进食的人数往往远超家庭群体的人数。没什么比举办盛宴更能加强他们与外界人士的联盟了。当你坐在火光摇曳的火炉旁，咀嚼着散发着烟火气和香草味的鹿肉块时，你就能感受到归属感带来的社会温暖，就会知道有人在你身边支持你。

家为我们在这世上提供了一个立足点。我们的祖先在寻找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时，偏爱那些能够提供庇护且自然风光好的地方。那里有甘甜的泉水、丰富的猎物，且猛兽极少。他们偏爱低丘、半开放的空间，因为这样的位置视野开阔，在必要时又便于躲藏。就比如Abric Romaní洞穴这样的地方，位处天然的防御位置，但又不至于过于偏僻，可谓接近理想。这些偏好反复出现在世界艺术和宗教传统对“天堂”的构想中：阴凉的洞穴可以避开风吹日晒雨淋，以及阻隔外界的危险；低丘林立；林荫葱葱；树枝上结满了果实；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清澈的小溪里畅游；小鹿悠哉游哉地在溪水中喝水，也不怕生人。

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Jani Närhi曾说过：“天堂的特征，反映了进化的理想，虽然它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达到的。”但天堂的梦想不仅关乎某个特定环境，还关乎某种特定社群：一个与自身和平相处的社群。对于像人类这样的群居动物而言，天堂也应该是具有社会性的：人们和平相处，开心玩乐，一起在凉爽的洞穴、小亭子、景观木屋里悠然闲逛。从进化的角度而言，这个梦想中的天堂是一个富足的地方，作为一个社群，我们在这里一起生活，共享繁荣——这本身就是支持我们的生活繁荣发展的最佳环境。即使世界有时难免会令人失望，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努力去改造这个世界，尽力把事情做到最好。毕竟，人类是聪明的物种，能够在环境最恶劣的地方找到最适宜居住的地点，甚至把沙漠荒原打造成富饶之地。

人类对家的理解一直是灵活、可适应的。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地方、社群与想象力之间的相互作用，造就了人类居住环境的复杂多样化：府邸和洞穴、游牧帐篷和长屋 、郊区住宅与公社。我们人类在打造家的社交氛围方面也是风格各异。人类学家弗兰·巴龙（Fran Barone）曾这样写道：“家不仅是一个地方，它还是一种生活体验，将空间、亲近、爱、团结、行动和创造融合起来。”而这种行动和创造方式的呈现也因地而异。在欧洲北部的许多地方，家庭住宅通常是静谧私隐的，主要居住着核心的家庭成员，访客极少，住宅内外界限分明。而在其他一些地方，住宅则更加热闹活跃；在某些文化里，家里还设有专门用来睡觉和接待宾客的区域。在某些伊朗住宅里，除了厨房和浴室，其他的大部分房间都可以随时任意改造，以发挥各种不同的用途。对某些人而言，家就是一个固定的住所，是你的家人世代居住的地方；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家是可移动的，正如游牧民族，他们的乡愁更多地体现在对搬迁的渴望，而非对某个特定地方的思念；是对旅程，而非居所的渴望。

但如果家可以呈现各种各样的形态，那我们也可以重新构想和重塑它，尤其是在这个人与人之间日渐孤立、人们越来越害怕与陌生人相处的世界，我们从未如此迫切地需要这种重新想象。在我三十出头时，我住在英国中部的伯明翰。当时因为手头拮据，为了赚取生计，我找了一份某欧洲调查项目组调查员的工作，主要负责采访调查老年人的幸福水平。这不是一个讨喜的角色：我每天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敲门，遇到家里有老人的，就会采访他们，了解他们是否过得幸福安康。刚开始数周，我在阿斯顿（Aston）郊区做调查，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民窟，也是暴力斗殴事件频发的中心地带，因为伯明翰两大对立黑帮阵营：约翰逊帮（Johnson Crew）和汉堡吧男孩（Burger Bar Boys），都驻扎于此地，双方因为利益纷争无休止地爆发冲突。当我被分配到这里工作时，老板叮嘱我要多加小心，但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这个地方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里到处都是一排排梯田式的住宅，每家每户大门敞开着，两旁用铰链固定。居民们坐在外面的台阶上闲聊着。孩子们在街上嬉戏玩闹、踢足球。他们的父母在家门口跟我打招呼，叫我过去聊聊天。老人家也很热情：他们邀请我进屋坐，在回答我没完没了的问题期间，给我沏茶、倒咖啡，还请我吃蛋糕，请我喝看上去奇奇怪怪的朗姆酒。

在结束阿斯顿的调查工作后，我又被安排到小镇另一边一个宁静隐秘的私人庄园区。一排排大铁门将这些独栋建筑与外面的马路隔开。每家每户密布安全摄像监控头，街上绿树成荫，却寂静无声，除了几个遛狗的人，几乎没人在这条林荫大道行走，也没有小孩在外面玩耍。这些住宅防卫森严，阻隔了外界的威胁。我在街上走来走去，按着大铁门旁边的门铃。然而，大多数时候，都得不到回应，因为住户已经透过监控看见了我，确认了我是个陌生人，并且已经做出了决定。偶尔扬声器会响起带着金属质感的尖细声音，住户用警惕的语气问我想干什么，并对我的打扰感到愤怒。

我在这些街道上转悠了好些天，但从未有人邀请我进屋。是的，从未。没人出来应门，也没人请我吃蛋糕、喝茶、喝朗姆酒；没人想要跟我聊。就这样耗费了一周时间后，我实在是受够了。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我再也无法忍受。于是，我辞职了。

纵观历史，人类建造家园的目的大相径庭，但在当代城市社会，人们对家已经形成一种特定的理念，那便是——家园是一座用来阻隔陌生人的堡垒，是抵御外界风险的安全王国。关于家园应该像防卫堡垒一样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法学家爱德华·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所推崇的理念。科克爵士在他所著的《英格兰法总论》（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中写道：“每个人的宅邸对其而言，就是他的城堡和堡垒，是用来抵御伤害和暴力的地方，也是用来休养生息的地方。”这位法学家推崇的理念则来自西塞罗，他把西塞罗的拉丁语观点“et domus sua cuique est tutissimum refugiam”（宅邸都是他们最安全的庇护所），转述成“and each person’s home is their true refuge”（每个人的宅邸都是他们真正的庇护所）。

科克爵士的这番阐述涉及一桩棘手的诉讼案件。该案件原告叫彼得·赛马因（Peter Semayne）。1604年初，赛马因向民事法庭提起诉讼，试图向其债务人乔治·贝雷斯福德（George Beresford）追讨一笔数额巨大的欠款。然而，赛马因面临一个难题：贝雷斯福德已经离世。不过，他尚有一丝追讨回债务的希望，因为贝雷斯福德生前与一位名叫理查德·格雷沙姆（Richard Gresham）的人在伦敦市中心的黑衣修士区（Blackfriars）合住一所房子。贝雷斯福德去世后，格雷沙姆继承了室友贝雷斯福德的所有财产。警长打算上门扣押其财产，用以偿还赛马因的债务。但当警长登门拜访格雷沙姆时，户主却拒绝他们进入。双方在门口僵持不下，警长只得撤退，最终赛马因与格雷沙姆在法庭上当面对峙。

法院关注的重点并非财产的所有权，而是更大的一个问题：警长的手下是否有权力破门而入，进入格雷沙姆的住宅？经过一番审议，法院裁定他们没有这个权力，如果户主拒绝他们进入，他们就无权私闯民宅。法院得出结论：“格雷沙姆未犯任何错误，他只是采取了正当防卫，即关上他自己的家门。”

对于科克而言，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任何政府公权力的违法侵权都将被挡在私人宅邸的门槛之外。一个世纪后，时任第9任英国首相的老皮特（Pitt the Elder）在一次演讲中，以公民私宅不容侵犯的权利来定义家：“即使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能够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淋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也就是说，私人宅邸不容陌生人侵犯，即便是国王亲自来召唤也不例外。

今时今日，在许多文化中，这种认为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堡垒、是用来隔绝外界的观念，看上去如此普遍，以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而现代社会，高科技家庭安保系统蓬勃发展，这些安保系统全天候观察、监视和保护我们的私宅，这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防卫观念。然而，我们的堡垒家园往往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安全感，反而起到了反作用。随着各种安保机器的激增，我们越发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杂乱无章、威胁无处不在的世界。

美国人类学家塞萨·洛（Setha Low）长期专注于研究封闭式小区，及记录人们对家宅安全的执着。针对人们采取防卫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家宅，她持这样的观点：“这种趋势实际上加剧了人们对犯罪的恐惧。”当我们竖起高高的围栏、装上监控摄像头、拉下我们的窗帘；当我们视陌生人为自身幸福的威胁，我们就会逃避更广阔的社交圈子。我们与围墙外面世界的联系就会开始减少，这反过来会导致我们变得更脆弱，更觉得威胁无处不在。这就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当我们感到更脆弱时，就会采取更森严的防卫措施……从而变得更加与世隔绝。

来自全球各地的研究表明，这种对安全的高度担忧会加剧等级分化和种族分歧。这些分歧会进一步激化人们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和恐惧感。塞萨·洛做了一项以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住户为主要对象的采访，在采访记录中他写道：尽管有各种安全和防御设备，这些高等社区的住户却始终被笼罩在“恐惧、缺乏安全感、担心、过度警惕和焦虑”的阴影之下。其中一位叫海伦（Helen）的受访者向塞萨·洛解释她选择住在封闭式小区的原因。据她讲述，她有一位住在华盛顿附近的白人朋友，有一天，有位陌生人突然出现在她朋友家门口推销产品。“她当时害怕极了，因为她是白人，对方是黑人，而她所住的小区很少有黑人。”这位家庭主妇被这种情况吓得六神无主。她胡乱跟对方买了一些东西，只想尽快把他打发走。“身处这种情况真的太可怕了，”海伦总结道，“我还是觉得谨慎些好。”

那么，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哪里？在印度尼西亚弗洛雷斯省（Flores）西部，有一个芒加莱县，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被称为芒加莱人（Manggarai）。芒加莱人不是靠无休止地建围墙和防御建筑来维护家园的安全，而是靠团结友爱他人，来建立温暖社会。人类学家凯瑟琳·阿勒顿（Catherine Allerton）曾经在芒加莱县开展实地调查项目，她表示，这些社群与印度尼西亚的大多数社群一样，是依靠“Ramai”来维护家园的安全。“Ramai”是印尼语，意为“活跃、喧闹”。这样的家园充满生活气息，经常有客人来来往往，大家一起分享食物、香烟，聚在一起谈笑风生。这是一个充满安全感、生机勃勃和充满社交氛围的家园，而这一切，都是大家欢聚一堂所带来的。

传统的芒加莱家园尽可能远离堡垒，是开放的家园：妇女们敲打着咖啡豆和食物，发出有节奏的砰砰声；男人们磨着大弯刀，传来尖细的刮擦声；妇女们用织布剑杆捶打着背带织机（back-strap looms） 上的织物，发出人们称之为“tok-tok”的声响，这一切都勾勒出芒加莱家园的生活气息。传统的芒加莱房屋采用木材或竹子建造，一个房屋通常住着好几户人家，其主要特色就是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屋内外吵闹声片片，住户隔着墙壁大声呼喊，与他们的朋友或家人讲笑话、打招呼。芒加莱家园是如此的开放、包容——无论对声音、气味或生活都是如此——住户可能会坐在家里看附近邻居正在干什么，可能还会一边看一边议论：“哎，那个男孩真是哭个不停……不过没关系，这就叫作‘村庄之音’。”或者说：“哇，那一家子真的好热闹啊！”在芒加莱人的世界里，吵闹的邻居并不会令人烦躁，反而会令人感到安心，因为这表明大家都在一起。如果你邻居的房屋晚上变得静悄悄的，那么，你可以大声地呼叫对方：“别那么早睡啦！”

不仅房屋内部和房屋之间充满了阿勒顿所称的“活跃、快乐”的气氛，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处都可见生机。小鸡和小狗进进出出；人们随意地出现在街上，悠闲地四处闲逛；客人或访客络绎不绝——无论是朋友，或是陌生的人类学家，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待在别人家里就跟待在自己家里一样舒适自在，并且每到一个住处，他们都会称“这是我家”。因此，每个家庭除了拥有在家里吃住的家庭成员，还有更多的“家人”。在芒加莱人看来，这些生机活力不仅可以让生活变得“美滋滋”，避免家里被悲伤气氛笼罩，还具有“重要的保护性质”。对他们而言，安全感的真正来源不是依靠脆弱的木墙或竹墙，而是依靠社区的温馨氛围：大家围在一起热闹聚餐；邀请其他人来聊聊天、喝喝咖啡；一帮人成群结队外出闲逛、嬉闹、讲故事、说笑话……因为芒加莱人知道，生活中遇到困难和危险时，最好的庇护所不是坚固的城堡，而是大家一起打造的温暖社区。

我在印度尼西亚住了许多类似这样的地方。他们的家包容性极强：客人来来往往，鸡狗进进出出，蜘蛛和蜥蜴爬来爬去，经常有人类学家来做研究，坐在屋子里会感受到外面传来的各种声音、气味和噪声。我的朋友Paay和Tin还邀请我前往弗洛雷斯省（Flores）以东的马鲁古群岛（Maluku），跟他们一起过新年。Paay来自马鲁古省的首府——安汶（Ambon），他的妻子则来自邻近的萨帕鲁阿岛（Saparua）。他们在安汶岛外面的森林里打造了自己的家园——一座用木板搭建而成的小屋。这简直是一块风水宝地。他们在房屋周围种了成片的菠萝树。山脚下溪流潺潺，成了一块天然洗浴场。森林里有各种挂满果实的果树——红毛丹树、芒果树、庚大利（也叫芒果李，是一种杏大小的甜芒果）。我住进了他们家里，整天和主人外出游玩，随时从树上摘下水果就塞进嘴里；有时也会看看书、聊聊家常，或是到小溪中泡澡；还会与他俩的亲友们分享美食，或是下一整天的棋。邻居、朋友和亲戚会突然造访，他们徒步穿越森林，前来探访你。对于他们的来访，主人会热情招待，请他们喝咖啡，因为客人的到来总会给家里带来活力，大家坐在一起互相取乐、调侃和闲聊。新年期间，Paay和 Tin夫妇举办了一场宴会，他们邀请客人到家里，大家一起喝印尼烈酒助兴。我用烤箱制作小胡瓜海绵蛋糕（courgette cake），烤箱放在一个小煤油炉上，摇摇晃晃，真是好玩又刺激。凌晨时分，远处的天空突然出现璀璨的烟花，随即从港口的船上传来一阵阵悠扬的号角声，这是他们在迎接新年。面对此情此景，我只能感叹：生活真的太美好了！

我对这种生活方式有种熟悉的感觉。我最早的那个家，是一个牧师住宅，位处英格兰东部诺福克郡（Norfolk）的乡下，这个地方相比科克爵士所推崇的堡垒或城堡式家宅，更接近印尼的喧闹式（Ramai）风格住宅，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我是当地牧师的儿子，我的父亲是五代圣公会牧师中的最后一位。我们的房屋四处通风，热气可以从墙壁缝隙中散出去，当然，湿气也能从外面渗进来。蜘蛛、银鱼虫和木虱等小虫子在阴暗的角落里出没。在寒冷的冬季，我们就围在火堆旁烤火取暖，把挡风板塞到门下，阻挡外面的凛冽寒风涌进来。到了夏季，这里就成了庇护所，家里凉爽透风，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发霉地毯和家具抛光油的气味。

我们的住宅其实是教会分派的，它归教会所有。因此，它既是我们的家，却又不完全属于我们。它介于家宅和社区聚会场所之间，既不完全是公共场所，也不完全是私人空间。没有人能够宣称“这是我的地盘”。教徒们会在这里开会，或是讨论教会事务；路人也会进来打招呼；陌生人在无家可归时，也会来这里，因为他们知道在教堂能得到安慰或救助。“马路绅士”（旧时人们对流浪汉的雅称）也会来敲门。碰到这种情况，我父母就会给他们送上芝士三明治和茶，还会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维持一阵生活。

我们很清楚，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随时都可能有人来敲门。有会议时，我们要离开客厅，腾出空间作开会用；有客人来留宿时，我们要马上搬离卧室，把房间让给客人休息；当不用招待客人时，我们还要给需要救助的动物们提供庇护。有一次，我们发现一只撞上电线杆的红隼倒在雪地上。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回家，放进厨房锅炉顶部的鞋盒，给它取暖。妈妈戴上园艺手套，给它喂新鲜肉块，我们对它粉蓝色的羽毛很着迷，会在一旁好奇地盯着它。翌日，我们把它送到郊外，让它回归大自然。只见它“嗖”地一下展翅飞向了天空，然后消失了。

与其说教区住宅是远离喧嚣世界的一处庇护所，还不如说它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小缩影。有时候，要接待来来往往的人群并不容易，但是，这也能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因为会让人感觉到自己跟社会上的其他人在一起，感觉到远离了恐惧，感觉到这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地方，因为它是如此的包容和开放。当然，我们的房屋也有锁——有时我们甚至会刻意上锁。我们也会有“家人时光”，此时只有我们一家四口围在火炉旁，享受亲情的快乐。有时候，你确实需要坐下来静一静，抛下尘世喧嚣。但对于我们而言，这段时光不会维持太久，因为很快就会有人来敲门，然后陌生人就会出现，然后又有新的会议要开，或是有活动要举办，一切又重新开放。

正如我们的远古近亲尼安德特人所知道的，安全感远远不止于抵御。要打造一个安全的家园，不仅是靠坚固的外墙、大铁锁和大铁门。如果我们想要保护脆弱的自己，最理想的方法不是依靠复杂的安保科技，而在于与他人守望相助。它在于透过与他人的相处过程中，寻找那种被保护的温暖；在于邀请外人坐在我们家里的火炉旁；在于我们勇敢走出去，到陌生人家中做客。这样，我们会发现，在面对这个世界的各种挑战时，我们不是单枪匹马，总会有人在关心、帮助我们。

这看起来似乎有违常规，甚至很危险。但有时，当我们的恐惧达到极点时，保护我们家园的最佳方法就是敞开大门。 dJekQmNZ91ThUeneTHBPo0oD45If5rRZZ4pS+8FYJV3M+vQpMpIIYaMOWGe6YWV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