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那是八月初的某个上午，十时左右，天色阴阴沉沉的。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进屋子，呼唤着我的小猫。小家伙屁颠屁颠地走过来，“喵”了几声回应我。我俯下身去，伸出手轻抚着它。过去一周里，我几乎没有空搭理它，因为我在临终关怀医院待了整整七天，一直守在艾莉的床边。其间我只是偶尔回了几趟家，急急忙忙地给它补充了粮食。说实话，这些日子我对它充满愧疚……我随手关上身后的门，走进了厨房。小猫静静地跟在我后面，一副好奇又饥饿的模样。

厨房柜台上放着一个大塑料桶，里面放着鸡蛋葱豆饭（kedgeree），是我的一位朋友留在那里的，他有我们家的钥匙。那时实在太多人有我们家的钥匙了，我已经记不清究竟都有谁。桶盖上贴着一张手写字条：如果你懒得下厨，就吃我为你准备的这些食物吧。

我望向外面的后花园，太阳好像正在努力地冲破乌云的阻碍，向大地撒出一缕光辉。我想起一周前，艾莉突然离开了我们共同的家，事情发生得令人措手不及，我们都还来不及收拾东西。我们都以为只是简单地去一趟医院而已，几个小时后就会回来，也以为我们可以厮守到老。但当我们抵达医院时，医护人员就直接把她送到急症病房，然后又从急症病房转到临终关怀院，自此，艾莉再也回不来了。

我灰头土脸地在临终关怀院度过了一个星期，每晚倚靠在艾莉床边的椅子上休息。我一直紧握她的手，看着她的意识一点一点地消散，最后眼睁睁地目睹她离开这个世界。现在她走了，我回家了，房子空落落的。我已经疲倦到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此刻我只想沉睡一场。十三年的陪伴，如今一切已成虚空。我还不习惯这种悲伤，以及不知道它会带来怎样的暴风骤雨。我只能等着它会对我做什么，以及如何重塑我。

那天下午，我拨通了亲友们的电话，告诉他们艾莉的死讯。我在脸书上发布了讣告。很快我就收到了海量的慰问，有来自朋友的，还有来自陌生人的。我很感激大家的善意，但信息实在太多了，我回复了其中的几条信息，然后关上笔记本电脑，思考着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丹麦诗人纳娅·玛丽亚·埃特（Naja Marie Aidt）曾在悲伤时写下这些话：“我们对未来没有希望，再也无法想象或感知未来。我们无法预见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一刻钟，甚至一分钟会发生什么。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我们发现自己处于没有未来的时空。”悲痛让人变得麻木，让人失去未来。当世界坍塌时，你会怎么办？我的本能反应是躲起来，带着我的悲痛，像是受伤的小兽一样蜷缩起来，也不向外界展示我的悲痛，好像这种悲痛是独特的、值得被珍视的——专属于我自己的。我想把自己卷成一团，裹进用悲痛筑成的壳里。

晚上，我做了晚餐。我在想要不要大醉一场。餐柜上就放着半瓶单一麦芽威士忌，但想归想，我哪有心情喝酒。于是我泡了一杯热牛奶，喝完就爬上床睡觉了。小猫挨过来，依偎在我身上。临近天亮的几个小时内，我一直辗转难眠，不时地抽泣掉泪，小猫似乎不堪一直被我烦扰，便默默地走开，到楼下去了。

熬过一晚难眠之夜后，翌日清晨，我疲倦地坐在饭厅的餐桌旁，回想起过往那些年，艾莉与我共同打造的家；想起我们曾经接待过的许多访客，其中有陌生人，也有我们的朋友；想起人们来来去去的情形；想起我们的屋子总是敞开大门，好像张嘴“呼吸”的模样。

“我的屋子是透明的，但它不是玻璃打造的，”法国诗人乔治·斯皮里扎基（Georges Spyridaki）写道，“它的本质更像是烟雾。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缩小或放大它的墙壁。有时，我还会将它们拉到我身边，就像是护卫的盾牌……但有时，我会让屋子的墙壁发展出它们自己的空间，还是无限延伸的那种。”

我需要会呼吸的空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我会先让这些墙壁靠近我，围绕着我，然后再让它们自由敞开，呼吸之间，展现生命的气息。

我打开手提电脑，连上网络，发布了一条信息。“我的内心已经支离破碎。”我写道。我悲痛欲绝，但我不想躲起来。我想要跟其他人在一起，与大家重新建立连接。

“过来吧，”我说，“我下厨招待你们。”

失去将我们的世界撕出一道口子。它让我们的伤口暴露，留下一道裂缝、一个缺口。它令人迷失方向，让我们的生活陷入混乱，变得一团糟。失去让人看不到未来，因为它只与过去有关，但我们从来不会全盘失去。有时在那个缝隙、那个缺口中，会有微风轻柔地吹进来；在我们的内心被伤害得千疮百孔、脆弱不堪时——一个陌生人若伸出双手拥抱我们，这个拥抱就是通往未来新事物的桥梁。法国著名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曾写道：“我们与陌生人的关系，就是我们与未来的关系。”

艾莉离世几天后的某天，我的自行车在车站外被盗走了，我只能从大街上走路回家。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恨这个讨厌的小偷为何偏偏要选择这个时间点来偷我的自行车。我在脸书上写道：“致偷车贼：你真不该在这个时间来作案，你本可以挑选一辆更好的自行车！”

我正走着，有位路人拦住了我——原来是一名慈善募捐义工。她看上去约莫二十出头，一副开朗乐观的样子。“您好！”她跟我打招呼，“您看上去是个好人，我能耽误您一分钟吗？”

我踌躇了一下。这时我瞄到了她上衣上的标志，原来她正在为乳腺癌研究项目募集资金。

“你了解乳腺癌吗？”她问。

我本可以撒个谎敷衍她，也可以赶走她，可这时我突然感觉喉咙一阵发紧。罢了，我还是说实话吧。“了解，”我说，“我的伴侣前几天刚在临终关怀院离世。”

陌生人顿了一下，“她叫什么名字？”她随即问。她的这个提问令我感到诧异。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问题了，但此刻在我看来，这就好像是一件礼物。“艾莉。”我回答她。

她微笑着，伸出手抚摸了一下我的手臂。“你需要一个拥抱。”她说。随即，她双手环抱着我，紧紧地，连她衣服上的塑料标志都被碰撞到发出声响。这是代表团结友爱的拥抱，也代表我们对人生苦难的感同身受。

“谢谢你。”我伏在她肩膀上抽泣着，越哭越厉害，“太感谢你了！”

自艾莉离世后的这些日子里，我实在有太多的需求了。我需要独处、需要朋友、需要最亲近的人、需要与我同病相怜的人。我需要把屋子“缩小”成铠甲包围着自己；我又需要它敞开，邀请别人进来。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需要陌生人——那些对艾莉，以及对我的悲痛一无所知的陌生人。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无意识地寻求陌生人、陌生的观念和场景。我打开家门，邀请那些素未谋面的人们来家里做客，我也会到别人家拜访。这些经历一次又一次地重塑我的生活。但直到艾莉离世后，我才意识到与陌生人相处，原来可以成为化解悲痛的一剂良药。咖啡店的员工问我“你还好吗？”（当然，我谎称自己很好）；街市上卖水果的小贩问我“你好吗？伙计”；火车站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班次取消，我与同乘一班列车的旅客对视，彼此不约而同地流露出无奈的眼神；清洁工人如约而至——我们几周前就已经预约好。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情，但在艾莉离世后的那段时光里，正是在我与陌生人的相遇中，我确信这个世界没有坍塌，它依旧在运转，而悲痛，不是生活的全部。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写道：“陌生人与我们的距离，可谓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对此，他抱持乐观态度，认为这种既近又远的结合，“当然是一种完全积极的关系”。很明显，齐美尔没有在最糟糕的时候，被人偷走自行车的经历。不过，虽然无论何地都不存在绝对积极的一种关系——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但在艾莉离世后的那些日子里，我意识到与陌生人相处时感到的自由，以及他们带来的各种可能性。陌生人不会介入到我们的世界和生活中，这反而减轻了我们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有时陌生人会出人意料地成为我们亲密的倾吐对象。齐美尔表示：“我们会与陌生人互爆猛料，吐露最大的秘密。有时就像是身处忏悔室一样。”

当那位陌生的募捐义工在街上拥抱了我之后，我感觉自己的身心放松了一些。就好像从忏悔室走出来的信徒一样，我再次认识到，就算世界被撕得七零八落，也可以被重塑。

这是一本关于陌生人的书。它讲述了我们渴望陌生人给我们带来新鲜感，同时又惧怕他们会带来伤害；它讲述了当世界处于至暗时刻，陌生人将如何让我们的家和世界更好地“呼吸”，变得更开放。根据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研究的“150定律（Rule of 150）”，人类的大脑设定让我们的稳定社交圈子只能容纳150人，有人进来，就意味着有人要出去。这150人是我们所认识的，也是维持联系的人。当我们与他们在街上偶遇时，提议一起去喝杯饮料，或在被封锁的公寓里给他们发信息，建议在Zoom上聊聊天，他们不会觉得奇怪。总之，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自认为自己对他们的内心世界有一些了解和感同身受，并且知道如何让他们振作起来。

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大多数岁月里，这就是我们归属的圈子：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的亲戚、朋友和同事。这些人与我们一起度过人生，陪伴我们熬过生活的艰难，也同享我们的喜乐。他们是我们愿意与之分享自己世界角落的一个小群体。这就是人类大脑结构的设定：它给我们的社会关系设定了这样一个极限。

回到我们祖先群居狩猎的年代，社群里的人多多少少都是亲属关系。如果有一个陌生人出现——一个完全陌生的面孔——这个陌生人要么继续赶路，要么很快就被吸纳进这些亲属圈子。罗宾·邓巴表示：“那些闯进圈子的人，很快就会通过与内部的人结婚生子而被纳入亲属圈子（孤独的人类社会学家可能除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印尼东部的塔宁巴尔群岛（Tanimbar Islands）开展一项人类学野外考察项目时，我的东道主伊布·林（Ibu Lin）告诉我，我应该考虑当她的养子。她说，这样的话，她就有义务帮我娶亲。与其说亲戚关系旨在维护血统，倒不如说是在后代中共享利益。安排我与他们的人成婚，这样我就成为他们未来的一部分，成为这个归属圈的一分子。

在1800年之前，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个面对面的集中小圈子里，身边围绕的不是亲朋，就是邻居，很少有陌生人。一旦有陌生人出现，就会引起大家的纷纷议论。然而，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它开启了城市化潮流，并且这种潮流至今还在持续。随着我们涌进数以百万计陌生人扎堆的大都市，我们会感受到压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与地球上的80亿人口比较时，我们150人的亲密小圈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无论我们如何竭力在这个“同心归属圈”内反复营造家的感觉、打造凝聚力，它很快就会被涌进来的一张张陌生脸孔所冲破。我们如何才能理解所有这些令人眩晕的陌生感、未知和陌生的大众？

我们对陌生人的回应总是充满了矛盾——焦虑与期待、兴奋与恐惧交织在一起。陌生人难以让人读懂，也难以让人看清其真实面目。我们不清楚他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不清楚他们有什么能力，是否有暴力倾向、是否患有怪疾。总之，陌生人超出了我们的掌控和认知范围，可是陌生人又是如此之多。这种对陌生人的恐惧其实就是我们对许多事物的恐惧：我们害怕陌生人会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害怕我们忙不过来；害怕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人需要关照，无暇顾及他人；害怕我们本就脆弱的归属圈子会被打破；害怕陌生人群会淹没我们；害怕改变；害怕陌生人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各种新事物，无论是好或坏。

我们对陌生人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恐惧也可以解释为“仇外心理”（xenophobia）。我们习惯于将仇外心理看作是一种负面心态，但在它演变为仇恨或敌意之前，仇外心理的根源其实在于我们对陌生人的未知，以及对这种未知可能带来的风险而产生的正常焦虑。当我们想到自身的善良、脆弱，又想起这个世界的冰冷无情时，就不禁不寒而栗。这种战栗在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献中就可以感受得到，例如，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Odyssey）中，就充满了对陌生人带来的承诺和威胁的矛盾性，也充满了好客与敌意，以及欢迎与暴力之间的极限拉扯。此外，在《圣经》（Bible）、世界上最古老的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古文献中也有体现。这些著作创作的时代，城市化兴起、陌生人带来重重问题，人们更迫切地想知道，生活在一个被陌生人包围的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但对陌生人的恐惧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陌生人也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他们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和未来。仇外心理有它的对立面，但这种对立面又不是绝对的，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对新鲜感的着迷，和在面对陌生和不熟悉的事物时产生的好奇心。希腊人把这种与陌生人的友谊，以及与陌生人建立联系的渴望称之为“philoxenia”（字面意思是指“与陌生人交朋友”，寓意热情好客，对陌生人友好、有爱心）。这个词来源于《新约》：“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虽然大多数人类古文献强调了陌生人的危险性，但它们同时也对陌生人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激动和期待。它们证明了人类渴望伸出双手，渴望与未知建立联系。

人们每次与新鲜事物的碰撞都编织出一张复杂的情感网络，夹杂着好奇与恐惧、仇外和友好、热情与敌意。这种恐惧与着迷交织的矛盾在语言方面就有所体现。例如，英语词汇“host”（主人）、“guest”（客人）、“hospitality”（好客）、“hostility”（敌意）、“hostage”（人质），更别提还有“hotel”（酒店）, “hostel”（旅馆）及“hospital”（医院），这些词汇拥有共同的词根。继法国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之后，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把所有这些概念的起源追溯至古典词根*hosti-pet（星号表示该词汇是再造词）。再造的词根包括两部分：首先，“hosti”，意为“奇怪的”，其次是“pet”，意为“潜力”或“力量”。陌生人总是给我们带来不确定性：是天使还是恶魔？是可能性还是威胁？这些问题蕴含着力量。陌生人有潜力带来改变，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改变。

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陌生人的世界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孤独感。我们是群居哺乳动物，与他人相互依存而活；我们与他人一起挤住在大厦里，一起挤进地铁里，一起在拥挤的人行道上争夺空间，但我们仍然很难与他人建立起联系。因为城市化加剧了我们的孤独感。在城市中心，我们过着越来越孤独的生活。过去两个世纪，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全球性的大变革。曾经，我们生活在农业社会，数代人同居于一个屋檐下，社会人口流动性低、长途出行极其罕见。那时，人们对自己的部落里有哪些人、对自己属于哪个圈子一清二楚。现在，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分散化：人口流动性更强，许多人都孤立地生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单薄、短暂。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就是，痛苦的孤独感席卷而来。我们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渴望体验与大家结伴同行的人生，但这种联系往往很难实现。美国已逝年轻女作家玛丽娜·基根（Marina Keegan）曾说：“孤独没有反义词……这个词的意思，用‘爱’来表达不够准确，用‘相聚’来解释也稍有欠缺。它是有人一直陪伴在身边的感觉。”城市生活的矛盾在于，我们比过往任何时候都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人，但我们所缺乏的，或所渴求的，却是这种团结的感觉。而这种蔓延开来的孤独感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它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甚至严重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令我们的健康受损。这个事实被反复提及，已经成为一种陈词滥调，即：我们被无数人包围，这些人在我们的世界和生活中来来往往，然而我们却还是孤独凋零。

本书探讨了如何处理这两方面的问题：如何在充满陌生人的世界生活，以及如何应对孤独。我认为进一步敞开心门和寻求建立联系的方法颇为重要，这样我们就能够摆脱孤单，活得更有格局、更平和，以及更勇敢地接受陌生人带来的承诺。在寻求摆脱孤立和仇外心理等这些棘手问题的方法时，我试着跨越文化、学科和历史朝代的界限，融合了哲学、文学、历史和人类学领域的故事。因为虽然这些问题看上去极其棘手、难以化解，但人类的智慧也是无穷无尽的，有时候，我们想要寻求的答案会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本书第一部分探讨了人际交往的亲密关系。这部分提出了关于家的问题——它们如何“呼吸”（寓意接纳外人），以及如何“屏住呼吸”（寓意保护家人）；提出了欢迎陌生人、被陌生人欢迎分别会有什么感受；也探讨了当我们跨越门槛，进入对方生活圈子时必须遵循的一些微妙礼节；还有将我们凝聚在一起，又同样将我们分开的荣誉法则（codes of honour）、主宾之间共享的喜悦，可能会出岔子的举动、相聚后的离别，以及当我们走到生命尽头，成为生者的陌生人的那一刻。

本书第二部分将圈子扩展到外部，不仅探讨有关家和生活亲密圈子的主题，还探讨了我们能如何为打造值得生活的社会助力。第二部分讲述了关于旅行者和移民艰难地跨越边境和门槛的旅程。这一话题与城市和人群的双重性相关：集体快乐的喧嚣和孤独的痛楚；也与我们如何更好地与邻居相处的议题相关。它也讲述了社区对于流动的世界——这个陌生已成为常态的世界，有何意义。

那些围绕在我们身边、人数众多的陌生人，他们不会消失，但我们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躲避，漠不关心，宣称他们的生活与我们无关。我们可以让仇外心理主导内心，随时保持“备战”状态，并驱逐我们生活周围的陌生人，甚至掌控、诋毁他们。但无论是漠视，还是敌意，都不是助力我们打造共同美好未来的可靠方式。本书探索了第三条道路，这是一条更艰难，但更有意义的道路，即：勇敢地向我们周围的陌生人敞开心扉，让他们知晓我们有多害怕，以及有多容易受到伤害；向陌生人敞开大门，说：“你好，陌生人”，以及接纳陌生人的不同——如此，我们就能一起寻找更美好、更有创意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