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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80.5公里处，接近比利时边境的乡村和小镇，荷兰人都欣喜若狂。他们不敢置信地眼看希特勒驻扎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大军的残兵败将，川流不息地在他们窗前经过。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崩溃情况似乎有种传染性，除军事单位，成千上万的德国平民和荷兰纳粹党人也在离开。一路上，逃脱的部队看来全是朝着德国边境走。

一开始时的撤退很缓慢——只有稀稀落落的公务车和汽车越过比利时边境——几乎没有几个荷兰人说得准撤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些人认为，撤退是9月2日开始，还有人说是3日。可是到了4日这天，德军和后续人员的行动，就看得出是打败仗的样子。到了9月5日，荷兰历史上称为“发疯的星期二 （Dolle Dinsdag） ”这天，逃亡的状况更是来到了狂乱的最高潮。

由英、美、波三国空降部队占领的各处渡河点，最北面的就是跨过下莱茵河的阿纳姆大桥，由厄克特少将的英国第1空降师，以及索沙保斯基少将的波兰第1空降旅负责占领。该桥是蒙哥马利计划在1944年结束战争的关键。照片显示与大桥相连的林荫大道，一直延伸至左下方的音乐厅。此为阿纳姆大桥的北岸。

德军的出逃可以说是惊慌、处于瓦解的状态。每一种用得上的工具都不放过。从比利时边境北上阿纳姆的路上、路边都挤满了货车、巴士、公务车、半履带车、装甲车、马拉的农用大车和民用的木炭车。在杂乱的车队里，到处都挤满了疲困不堪、满身尘土、骑着强行征用的自行车的士兵。

运输手法可说是五花八门。在比利时边境北边不到几公里的法尔肯斯瓦德 （Valkenswaard） ，老百姓看见满身负重的德国兵，边走边吃力推着儿童的踏板车。96.7公里外的阿纳姆，好多人挤在阿姆斯特丹大道 （Amsterdamseweg） 上，看着一辆硕大的银黑两色的灵车，由两匹种田的马缓缓拖着，车后面放灵柩的位置，是好些军服散乱、精疲力尽的德国兵。

在这些可悲的车队中拖着脚步前行的，是好多个单位混杂在一起的德军士兵。其中有穿着黑色野战服、丢了坦克的装甲兵，还有空军的士兵，大部分是在法国或者比利时被打垮后的空军残部。同时还有从好几个国防军正规师败阵下来的士兵，以及武装党卫军里的士兵，他们军服上有骷髅和交叉骨头的可怕徽章。住在圣乌登罗德 （St. Oedenrode） 的年轻威廉敏娜·科彭斯 （Wilhelmina Coppens） ，眼见这些显然没有人领头的士兵，毫无目标地茫然前进，他认为“他们绝大部分根本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甚至不晓得要往哪里去”。有些德军士兵还要求指点德国的方向，让在旁边观看的荷兰人觉得好有趣，他们连方向都搞不清楚。

在飞利浦电器公司所在地的工业城埃因霍温 （Eindhoven） ，当地居民好几天以来都听到了来自比利时方向的低沉炮击声。而今，眼见打败的德国大军残部挤在路上，人们预想盟军在几小时内就会到达，德国人也是这么想。在市政府财政处当职员的弗兰斯·科尔蒂 （Frans Kortie） ，当时才24岁，他认为这些部队并不打算停下来防守。附近的机场正传来爆炸的咆哮声，工兵正在爆破跑道、弹药库、油槽和机库。科尔蒂从一阵飘过市区的黑烟望过去，只见一批批的士兵，正匆忙撤收飞利浦公司屋顶上的高射炮。

从埃因霍温以北一路到奈梅亨附近，德军工兵都在拼命工作。在流经费赫尔 （Veghel） 的南威廉斯运河 （Zuid Willemsvaart） ，小学教师科内利斯·德·菲瑟 （Cornelis de Visser） ，目击一艘满载的驳船向天空炸开，飞机引擎的零件，像一片片致命的碎片般如雨而下。在不远处的于登 （Uden） ，45岁的车体建造工匠约翰内斯·德·赫罗特 （Johannes de Groot） ，跟家人一起见证了德军的撤退，目击了德军放火焚烧距离他们家才274米远的前荷兰兵营。几分钟以后，营房中贮放的大量炸弹爆炸，把赫罗特家的4个孩子——5岁到18岁——给炸死了。

在一些像埃因霍温这类地方，学校都付之一炬，德军不准消防队去救火，整条街区都被烧光。与在公路上溃逃的纵队成对比的是工兵，他们显然进行着某些既定计划。

在逃难潮中最着急、最昏头转向的就是平民，他们是德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和法国国社党员。荷兰人丝毫不同情他们。圣乌登罗德的农人约翰内斯·许尔森 （Johannes Hulsen） 说，他们看来都“吓呆了”；他想起来很称心如意，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盟军“在步步紧逼，这些卖国贼晓得清算的日子 （Bijltjesdag） 不远了”。

荷兰纳粹分子和德国平民之所以忙乱逃避，是荷兰总督 （Reichskommissar） 引起的。声名狼藉的52岁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博士 （Dr. Arthur Seyss-Inquart） ，还有野心勃勃、心性残暴的荷兰纳粹党 （Nationaal-Socialistische Beweging in Nederland, NSB） 领袖安东·阿德里安·穆塞特 （Anton Adriaan Mussert） 眼见德军在法国及比利时大势不妙，英夸特就在9月1日紧忙下达命令，要德国平民撤退到荷兰东部靠近德国边境的地方。50岁的穆塞特也就亦步亦趋，警示手下的荷兰纳粹党员。他们两个人是第一批从海牙东部撤到距阿纳姆24公里的阿珀尔多伦 （Apeldoorn） ^[1] 的。穆塞特让他一家人急忙地搬到更接近第三帝国，边境附近的艾瑟尔省 （Overijssel） 的特文特 （Twente） 。一开始，大多数德国人和荷兰人逃离时还从容不迫，后来因为一连串的事件竟演变成混乱状态。9月3日，英军攻占布鲁塞尔，第二天夺下安特卫普 （Antwerp） 。当时，英军的坦克和部队距离荷兰国境不过几公里远了。

紧跟着这些惊人的胜利，年事已高的荷兰女王威廉敏娜 （Wilhelmina） ，从伦敦向子民广播，说光复即将到来。女王宣布已命驸马伯恩哈德亲王 （Prince Bernhard） 为荷军总司令，同时他也担任所有地下抵抗组织的首长。地下抵抗组织共分成三个党派的组织，在政治光谱上从左派到极右派各自独立，而今都编成一体，官方赋予的名称是“国内军” （Binnenlandse Strijdkrachten） 。33岁的伯恩哈德亲王，是王位继承人朱丽安娜公主 （Princess Juliana） 的夫婿，在女王广播以后，也陆续发表了讲话。他要求地下武力准备好武器“在一声‘橘子’号令之下动手”，但是“没有我的命令”，不能遂行反抗。伯恩哈德警告他们“保持当下的积极性，要抑制过早和各自的行动，否则将危害到你们个人以及即将来临的作战”。

接下来，轮到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特别广播，证实自由为期不远。他许诺：“光复荷兰的时刻，已经等待了很久，现在已来到眼前。”这些广播发表之后几个小时，荷兰流亡政府首相彼得·舒尔茨·海布兰迪 （Pieter Sjoerds Gerbrandy） ，作出了最乐观的声明。他告诉荷兰听众：“现在势不可当的盟国大军，已经越过了荷兰边境……我要求各位对来到我国的盟军，予以最热诚的欢迎……”

荷兰人乐坏了，荷兰纳粹党员都赶紧逃命去了。之前穆塞特一直吹牛说他们有50,000多名党员。假如这话不假，荷兰人认为他们全都在同一时间跑上马路去了。全荷兰的无数乡镇，由德国人指派的乡镇长和官员，都突然要逃离——不过却是在发薪以后才走。埃因霍温市市长和手下一些官员坚持要拿薪俸；市公所科员赫拉尔杜斯·莱吉厄斯 （Gerardus Legius） 认为他们的想法简直岂有此理，不过他发钱打发他们却一点都不觉得不高兴。相反，眼看着他们“把所有东西都装上汽车”，匆匆离开市区，他不禁想：“他们能跑多远？能跑到哪里去？”银行这时也出现挤兑。9月4日星期一，瓦赫宁恩 （Wageningen） 的银行职员，24岁的尼古拉斯·范德韦尔德 （Nicolaas van de Weerd） 上班时，只见银行外，荷兰纳粹党员大摆长龙，银行大门一开，急急结束他们的户头，并清空保险柜内的一切。

火车站挤满了怕得要死的老百姓，驶向德国的火车塞得满坑满谷。年轻的弗兰斯·维辛 （Frans Wiessing） 坐火车到了阿纳姆。刚一下车，就见人山人海的乘客争先恐后上车，挣扎之剧烈，等到火车开走以后，可以看见丢弃在月台上堆积如山的行李。奈梅亨西边的泽滕村 （Zetten） ，学生保罗·范·韦利 （Paul van Wely） 看见荷兰纳粹党员挤在火车站，等一班驶向德国的火车整整一天，可这班火车根本没有驶到。女人和小孩都在哭叫，在韦利看来，“候车室就像塞满了乱七八糟旧货的二手店”。各地城镇都有类似的状况。荷奸们抓到任何不是钉牢的财物就逃之夭夭。阿纳姆大桥附近的市政建筑师威廉·蒂曼斯 （Willem Tiemans） 从办公室窗户看出去，荷兰纳粹党员正“没命似的”抢着上一艘驶向莱茵河往德国去的驳船。

随着时间过去，交通量越来越密。即使到了晚上，交通量还在持续增加当中。9月3日、4日的晚上，德军不顾一切要去到安全地区，完全无视盟军飞机的攻击。士兵们在一些交叉路口装设了探照灯，很多超载的车辆大开车头灯，在路口蠕蠕驶过。德国军官似乎已经无法管控了，在阿纳姆开业的家庭科医师安东·拉特费尔博士 （Dr. Anton Laterveer） ，就看见德军士兵把步枪都扔掉了——有些德兵甚至想把他们的武器卖给荷兰人。少年约普·穆塞拉斯 （Joop Muselaars） ，看见一名中尉想要叫停一辆空空如也的军车，可是驾驶员不理他的命令，把车径直开了过去，气得中尉失去理性用手枪朝着地面的鹅卵石开枪。

到处都有士兵开小差，在埃尔德村 （Eerde） ，18岁的办事员阿德里亚努斯·马里纳斯 （Adrianus Marinus） 看见一名士兵从军卡上跳下来，朝一处农庄跑去不见踪迹了。马里纳斯后来才晓得那名士兵原本是苏军战俘，被强迫征入德军部队。距奈梅亨3.2公里远，位于瓦尔河北岸的伦特村 （Lent） ，出诊的弗兰斯·惠更 （Frans Huygen） 医师目击部队在跟老百姓讨衣服，可是村民不肯给。在奈梅亨的逃兵就没有这么客气，有好多人都是用枪抢到的衣服。41岁的牧师威廉默斯·彼得斯 （Wilhelmus Peterse） ，是加尔默罗会 （Carmelite） 的修道士，看见士兵匆忙脱下军服，换上民装，然后徒步朝德国走去。“德国人对战争感到厌烦极了，”阿纳姆的林业巡察长加里特·梅姆林克 （Garrit Memelink） 回忆当年说，“他们使尽各种方法就是为了要躲开宪兵。”

军官们丧失了控制力，军纪也就荡然无存。一批批失控的散兵游勇开始偷窃马车、货车、脚踏车。有的用枪逼迫农民，要他们用马车把德国人送回德国去。荷兰人看见车队的货车、马车、手推车上——甚至溃逃士兵推着的婴儿车——高高地堆满了从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偷来的、抢来的财物，从雕像、家具到女性内衣，应有尽有。在奈梅亨，德国兵想要把缝纫机、布料、油画、打字机等转售，有一名士兵甚至还提了一只关在大黑笼里的鹦鹉待价而沽。

撤退的德国兵绝不缺酒。距离德国边境不到8公里远的赫鲁斯贝克镇 （Groesbeek） ，赫尔曼·胡克神父 （Herman Hoek） 看见一辆马拉的两轮车，装满了大批的葡萄酒与烈酒。赖因霍尔德·范戴伊克牧师 （Reinhold Dijker） 则是在阿纳姆看见一辆卡车上的德军，疯狂喝着好大一桶的葡萄酒，显然是从法国一路带过来的。阿纳姆市立医院药房主任舒尔特的16岁女儿阿加莎·舒尔特 （Agatha Schulte） 表示她所见到的大部分士兵都是醉醺醺的。他们将大把大把的法国、比利时硬币朝小孩们抛，想把一瓶瓶的葡萄酒、香槟、干邑卖给大人。阿加莎的妈妈亨德丽娜·舒尔特 （Hendrina Schulte） 记得很清楚，她看见一辆德军卡车载着另一种抢来的东西，一张好大的双人床——床上有个女人 ^[2] 。

除了从南面驶来七零八落的纵队以外，从荷兰西部和海岸，也撤离了大量德军和平民的车辆，它们涌入阿纳姆区，然后朝东面往德国驶去。在阿纳姆繁荣的郊外奥斯特贝克 （Oosterbeek） ，38岁的化学工程师扬·福斯凯尔 （Jan Voskuil） ，正躲在老丈人家里。知道自己名列人质名单，是会被德国人逮捕的，便带着太太贝尔莎 （Bertha） 和9岁的儿子，从32公里外的海尔德马尔森镇 （Geldermalsen） 的家里逃了出来。他抵达奥斯特贝克时，刚好目击了这次的撤退。老丈人告诉他：“不要再担心德国人了，现在你也用不着‘潜伏’了。”福斯凯尔俯瞰着奥斯特贝克的大街，只见“极端的混乱”。有几十辆装满了德国人的货车首尾相接，“全都危险超载”。他看见“骑着自行车、把皮箱提把挂在车把手上的士兵，拼命地踩着车前进”。福斯凯尔这下安心了，战争将在几天之内结束了。

阿纳姆的圣优西比乌大教堂 （Church of St. Eusebius） ——15世纪的宏伟建筑物，有一座高达93米的著名钟塔——大教堂司事扬·迈恩哈特 （Jan Mijnhart） ，看见“德国佬”们“四个一排的队伍穿过市区向德国方向”走去。有些士兵看起来年老体衰。在附近的埃德村 （Ede） ，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兵，恳求年轻的鲁道夫·范德阿 （Rudolph van der Aa） 通知他在德国的家人，就说他们遇见过他。“我的心脏很差，”他补充说道，“或许活不太久了。”10岁少年卢西亚努斯·弗鲁曼 （Lucianus Vroemen） 在阿纳姆注意到德国兵都精疲力尽，且缺乏“战斗精神和傲气”。他见到军官们很想把溃散的士兵整顿整顿，但只有些许或甚至没有效果。他们对荷兰人都没有反应，荷兰人都在吼叫：“滚回去！英国兵和美国兵几个钟头就要到了。”

眼看着德国兵从阿纳姆向东行进，40岁的外科医师彼得·德赫拉夫 （Pieter de Graaff） ，认定自己见到了“结局，德国陆军显然已经崩溃”。高中数学教师苏珊·范·茨韦登 （Suze van Zweden） 有特别的理由记得这一天，她的丈夫约翰 （Johan） ，是一位受人敬重的雕刻家，因为藏匿荷兰籍犹太人，自从1942年起就被关押在德国的达豪 （Dachau） 集中营里，现在战争显然接近尾声，先生也应该可以获释了。苏珊决心要见证历史性一刻——德军的撤走和前来解放的盟军抵达。她的儿子罗伯特 （Robert） 太小了，不会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她决定带9岁的女儿索尼娅 （Sonja） 进城。她替索尼娅穿衣服时说：“这是你一定要见证的事情，我要你一辈子都记住。”

各地的荷兰人都欢欣鼓舞。荷兰国旗都露面了。有头脑的商人开始贩卖橘色纪念章和大型橘色缎带给期待的民众。伦克姆村 （Renkum） 的布料行生意大好，经理约翰内斯·斯努克 （Johannes Snoek） 的橘色缎带剪得多快就卖得多快。他大为吃惊的是，村民们当场把缎带做成蝴蝶结，马上就傲然地佩戴起来。斯努克本身就是地下抵抗组织的一分子，认为“这可有点太过头了”。为了防止村民们过于激动，他的缎带便不卖了。他妹妹玛丽亚 （Maria） 也感染了这种激动气氛，在日记中快乐地写道：“街上的喜气洋洋，差不多就像是女王日 （Koninginnedag） 。”高兴的群众站在人行道上高喊：“女王万岁！”老百姓唱着荷兰国歌《威廉颂》 （ Het Wilhelmus ） 和民谣《奥兰治至高无上》 （ Oranje Boven ） 。阿纳姆圣伊丽莎白医院 （St. Elisabeth’s Hospital） 的安东尼娅·斯特兰茨基修女 （Antonia Stranzky） 和修女克里斯蒂娜·范戴伊克 （Christine van Dijk） ，长袍飘扬地骑着自行车，到了市内最大的费尔佩普莱恩广场 （Velperplein） 。她们在那里加入了咖啡馆路旁的人群；那里，人们细品咖啡，慢嚼土豆饼，看着边上德军和荷兰纳粹党人流水般经过。

奈梅亨的圣卡尼修斯医院 （St. Canisius Hospital） ，多塞特·西蒙斯修女 （M. Dosithee Symons） 看见护士们在修道院走廊上，高兴地跳起舞来。人们把藏了好久的收音机拿出来，边看着撤退的洪流从窗外流过，边听着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播出的荷兰专属电台“橘色电台” （Radio Orange） 。这还是相隔多月之后，人们再次公开收听敌后节目。圣乌登罗德的果农约翰内斯·胡尔克斯 （Joannes Hurkx） ，认为广播内容实在太令人兴奋了，竟没有注意到有德军从他家后头，把家里几辆自行车都偷走了。

好多地方，学校停课、工人停工。法尔肯斯瓦德的雪茄工厂员工，立刻离开制烟机器，挤进街道上的人群。政府所在地的海牙市内电车停驶；首都阿姆斯特丹，气氛紧张但不真实。公司关门歇业，股票交易停止，主要通道上的军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央车站被德国人和荷兰纳粹党人吵翻天。在进入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市郊入口的公路旁边，夹道站满了携带着国旗和鲜花的人们，希望自己是第一个见证英军坦克从南方驶来的人。

每一小时都有谣言如雪球般传出。很多阿姆斯特丹人，认为英军部队已经解放西南方48公里靠近海岸的海牙。而许多海牙人，又以为24公里外的大港鹿特丹已经光复。火车乘客每逢火车停站，就收到新的传闻。其中一位是25岁的地下抵抗组织领袖亨利·约安·派恩堡 （Henri Peijnenburg） ，他正从海牙坐火车回去奈梅亨，这段距离不到129公里，出发时已经听说英军进入国境的古城马斯特里赫特 （Maastricht） ；到乌得勒支 （Utrecht） ，别人告诉他说英军抵达了鲁尔蒙德 （Roermond） ；然后，他到了阿纳姆，又有人向他保证，英军已经拿下了距德国国境不过几公里远的芬洛 （Venlo） 。“等终于到家时，”他回想，“我以为会在街道上看见盟军，可是我所见到的全是撤退的德军。”派恩堡觉得困惑和不安。

其他人也有跟他一样的顾虑——尤其是在海牙秘密召开的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会议。他们紧张地注视着当前情况，荷兰似乎已经到了自由的门前，盟军坦克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国境中穿越，能够从比利时一路冲到须德海 （Zuider Zee） 。地下抵抗组织确定，这条“通路”——经荷兰、穿越莱茵河、进入德国——已是大大敞开。

地下抵抗组织领袖们都知道，德军实际上已经没有武力足以阻挡意志坚定的盟军长驱直入。他们几乎看不起驻荷兰的德军，认为他们是虚弱、缺员的师级部队，都是老兵，负责海岸防卫 （他们自1940年起，就蹲在混凝土碉堡内，一枪都没放过） 。还有一批低水平的部队，他们的作战能力也大有问题。其中有荷兰武装党卫军和杂凑成军的卫戍部队，不是在休养就是体格状况很差——最后编进来的，人们只知道是“胃病营”和“耳朵营”，因为大部分士兵都罹患了胃溃疡和听觉失调。

就荷兰人的角度看，盟军的挺进是显而易见的，反攻是指日可待的。但是它的成功，却要看英军从南面冲得多快而定。对于这一点，地下抵抗组织司令部却知之甚少。他们无法判定盟军推进的确实范围。

海布兰迪首相的声明，说盟军部队已越过边境。要证实这项消息的真实与否并不简单。荷兰不大——只有爱尔兰的2/3大小，但有900多万的密集人口，因此，德国人很难控制颠覆性活动。在每一个村镇里都有反抗组织成员；然而，传递情报依然很危险。打电话是最主要，但也最具风险的方法。在情况紧急时，地下抵抗组织领袖可以使用复杂的网络、秘密线路和密码方式，转达信息给全荷兰的地下抵抗组织。因此，地下抵抗组织干部几分钟内就知道海布兰迪的声明是言之过早了，英军并没有越过边境。

“橘色电台”的另一项广播，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困惑。12小时之内 （9月4日晚上11点45分播了一次，9月5日早上又播一次） 广播了两回，英国广播公司的荷兰节目部宣布，距离荷比边境11.3公里远的布雷达要塞城 （Breda） 已经光复了。消息传播得很快，违法秘密印行的报纸，立即印出了光复专刊，标题是“攻占布雷达”。可是阿纳姆地区地下抵抗组织大队长，38岁的彼得·克鲁伊夫 （Pieter Kruyff） ——该大队是全荷兰训练最精良、纪律最严明的队伍之一——极度怀疑“橘色电台”的声明。他要手下的通信专家约翰内斯·施泰因福特 （Johannes Steinfort） 查证这个消息。施泰因福特是电话公司年轻的仪器制造技工，他马上通过一条秘密线路跟布雷达的地下抵抗组织接通。他成为第一个晓得残酷事实的人——那座要塞城依然在德军手里，没有人见到盟军部队，英军也好，美军也罢，都没见着。

由于谣言满天下，很多地下抵抗组织团体紧急开会，讨论该怎么办。虽然伯恩哈德亲王和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 （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 SHAEF） ，都已警告不得大举起事，有些地下人员却按捺不住。他们相信时机已经来临，直接攻击敌军，也就是协助盟军的前进。他们指出，德军显然很害怕全面起义，警戒的卫兵都坐在后撤车队的挡泥板上，手端步枪或者冲锋枪戒备。很多地下抵抗组织成员不怕这些，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位于奥斯特贝克西北方几公里外的埃德村，25岁的门诺·安东尼·“托尼”·德诺伊 （Menno “Tony” de Nooy） ，想说服小组的首领比尔·维尔德布尔 （Bill Wildeboer） 发动攻击。他主张过去一直以来的计划，就是配合盟军反攻时，他们的小组就占领埃德村。埃德村的兵营，原来是德国海军的训练营区，现在已是空无一人，德诺伊要把那些建筑物占领下来。年龄比较大的维尔德布尔，曾经在荷兰陆军担任过军士长，却不同意。“我不相信眼前的情况，”他告诉小组成员，“时机还没成熟，我们一定要等待。”

并不是所有的反抗组织都止住了脚步。鹿特丹的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就占领了自来水公司的办公室。距离比荷边境不远的阿克塞尔 （Axel） ，镇公所和它古老的城墙都被夺下来，好几百名德军士兵向平民战士投降。在不少村落，很多德国官员想开溜时被抓住。阿纳姆西面，以建有精神病院而为人所知的沃尔夫海泽村 （Wolfheze） ，当地的警察局长在坐车中被抓了，并把他临时关押在附近的现成隔离所——精神病院——“英军来到时”再交出去。

以上这些都是个案。一般来说，地下抵抗组织各单位都按兵不动。然而，他们到处都在利用混乱状况，为盟军部队的到达做着准备。阿纳姆42岁的夏尔·拉布谢尔 （Charles Labouchere） ，是法国一古老家族的后人，他在情报单位里相当活跃，忙得不可开交，才不理会那些谣言。他跟一批助手，坐在阿纳姆大桥附近的办公室窗边，注视着德军朝东边泽弗纳尔 （Zevenaar） 和东北边聚特芬 （Zutphen） 后退的每小时动态。拉布谢尔的任务便是判断部队数目，可能时还要辨识出所属单位。他把重要的情报资料记下来，由交通员送往阿姆斯特丹，再从那里经由秘密情报网络转往伦敦。

奥斯特贝克郊区，年轻的扬·艾克尔霍夫 （Jan Eijkelhoff） 在人群中客气地分开一条路，把伪造的食物配给券分送给当地躲避德军的荷兰人。阿纳姆的地下抵抗组织组织的其中一位首领，外号“老头子”的57岁约翰内斯·彭塞尔 （Johannus Penseel） ，因他足智多谋，是手下弟兄当中了不起的人物。他认为搬运大批武器的时机已经来临。趁到处是德军时，他公然与一批挑选过的助手，沉着地把一辆糕饼坊的有顶货车，开到隐藏武器的市立医院。他们用棕色包装纸把武器包覆起来，把整批武器都运到彭塞尔家中。他家的地窖窗户，是监视市区广场非常方便的位置。彭塞尔和副队长托恩·范达伦 （Toon van Daalen） 认为时候一到，那里是向德军射击的最理想阵地。他的小组外号是“暴力小子” （Landelyke Knokploegen） ，他决心不要辜负了部队的名号。

兵力浩大的地下抵抗组织，各地的男女成员都在待命作战，在南部的村镇里，老百姓以为荷兰有部分已经解放了，全都跑出家门来欢迎盟军。奈梅亨西南方的奥斯村 （Oss） ，气氛是狂喜的。神父蒂布尔齐乌斯·诺德梅尔 （Tiburtius Noordermeer） 看见兴高采烈的群众，在以庆祝的心情彼此拍拍背。把公路上垂头丧气的德军和欢欣旁观的荷兰人两相比较，他注意到“有一边怕得要死，另外一边却像是发了疯似的、无止境的狂欢下去”。这位顽强的荷兰神父回忆，“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正常的。”

随着时间过去，很多人就越发焦急。奥斯特贝克大街上的药店里，卡雷尔·德威特 （Karel de Wit） 正担忧着，他告诉太太兼主任药剂师约翰娜 （Johanna） ，他不懂为什么盟军飞机不攻击德军的车队。荷军退役少校弗兰斯·舒尔特 （Frans Schulte） 认为，满街的欢庆鼓舞为之过早。尽管他弟弟和弟媳对于德军貌似瓦解的情况都欣喜若狂，施修德却不以为意。“事情或许会恶化，”他警告，“德军还没有被击垮。如果盟军想要渡过莱茵河，相信我，我们将会见证到一场恶战。” TapR5fCFSpccYaABQRvQkImx/wNdOOw6tZ8ttQjv7ySI8BzuneE+Dq6J1ogEPu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