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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这时正是上午9点30分。艾森豪威尔将军整夜都在拖车里踱步，等待各项报告进来。他想以惯常的办法——看看西部小说放松心情，可是并不成功。第一批电文开始送达，它们都零零碎碎的，不过消息不错，麾下的空军与海军将领，对攻击的进展极为满意。部队已经在所有滩头登陆，“霸王行动”进行得很顺利。虽然立足点还很浅，但他现在已不需要发布24小时前他悄悄写好的声明了。一旦部队登陆的意图失败，他这么写着：“我军为寻求符合要求的滩头堡，而在瑟堡至勒阿弗尔之间登陆。但登陆失败了，本人已撤出部队。本人于此时此地发动攻击的决心，是基于所得的最佳情报而决定。我地面部队、空军及海军恪尽职责，英勇奉献，力尽所能。因此次行动引起的任何责难或错失，均责在本人。”
艾森豪威尔既已确定所属部队已在各滩头登陆上岸，便下令发布另外一项截然不同的声明。上午9点33分，他的新闻官欧内斯特·杜普伊 （Ernest Dupuy） 上校，向全世界广播这项消息。“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他说，“盟国海军部队，经由强大空军支持，盟国地面部队今晨已在法国北部海岸登陆。”
这正是全世界一直在等待的一刻——而现在已经来临，人人都有如释重负、兴奋、焦急的怪异综合感。“终于，”伦敦《泰晤士报》在D日这天的社论上写道，“紧张感顿时被打破了。”
大多数英国人在上班时间听到了这个消息。一些军工厂里，消息经由广播系统公告，男女工人都从车床往后退一步，同唱《天佑吾王》。乡村教堂打开了大门。在上班的火车车厢上，完全不认识的人都在彼此交谈。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老百姓走到美军士兵前握手。小批的人，群聚在角落里，抬头仰望以前从没见过的庞大机群飞过。
内奥米·科尔斯·昂纳 （Naomi Coles Honour） 海军上尉，X-23袖珍潜水艇艇长昂纳上尉的太太，听到登陆的消息，立刻就知道先生在什么地方了。不久后，海军总部一位作战官打电话给她说：“昂纳很好，不过你绝对猜不到他在做什么。”这一点内奥米以后可以听到所有的经过。现在最重要的，便是他安然无恙。
英军“斯奇拉”号巡洋舰上那位18岁二等水兵诺思伍德的妈妈好兴奋，跑到对街邻居家告诉斯珀吉翁太太 （Mrs. Spurdgeon） 说：“我孩子一定在那里。”斯珀吉翁太太也不甘示弱，她确定她也有“一个亲戚在‘厌战’号战列舰上”。 （除开略微细节不同以外，类似的谈话遍及全英国。）
二等兵盖尔在第一波次登上剑滩滩头。他的太太格雷丝·盖尔 （Grace Gale） 听到新闻快讯时，正在替3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洗澡。她想忍住眼泪可却办不到，她十分确定自己的丈夫人在法国。“挚爱的上帝，”她呢喃道，“带他回来啊。”然后吩咐女儿伊夫琳 （Evelyn） 把收音机关了，她说：“我们不要让爸爸因为担心而泄气。”
多塞特郡的布里德波特 （Bridport） ，在有着宛如教堂般气息的西敏斯特银行 （Westminster Bank） 里，奥黛丽·达克沃思 （Audrey Duckworth） 正在很努力地工作，以至于没有留意到有关登陆的新闻，直到当天稍晚才知道消息。她新婚才5天的美国丈夫，第1步兵师的埃德蒙·达克沃思中尉 （Edmund Duckworth） ，一登上奥马哈滩头便阵亡了。
摩根爵士中将在前往朴次茅斯市艾森豪威尔总部途中，听到英国广播公司预告听众，准备收听特别新闻。他便吩咐驾驶兵把车停下，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然后，这位原始登陆计划起草人，听到了发动反攻的消息。
对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来说，这项报道在午夜时分来到，东海岸为凌晨3点33分，而西海岸则是深夜0点33分。大部分的人都还在睡梦中，但头一批听到D日消息的，便是那些成千上万值夜班的工作人员。男男女女辛苦生产出这次登陆作战中正在使用的火炮、坦克、舰艇和飞机。在各地这些连日生产的军工厂中，工作都暂时停顿下来，人人都在作短暂、庄严的默哀。布鲁克林造船厂，在刺眼的泛光灯照耀下，数以百计的男女工人跪在几艘部分完工的自由轮甲板上，开始念《主祷文》。
跨越整个美国，昏沉的市镇与乡村，灯光亮了、收音机打开了，安静的街道一下子全是声音。人们唤醒邻居，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好多人打电话给亲友，以至电话交换机都接不通。在堪萨斯州的科菲维尔 （Coffeyville） ，人们穿着睡衣，跪在门廊祷告。在一列行驶在华盛顿与纽约之间的火车上，牧师被要求举行实时的布道。乔治亚州的玛丽埃塔 （Marietta） ，人们在凌晨4点钟涌进了教堂。费城的自由钟响了，而在历史上负有盛名的弗吉尼亚——29步兵师的家乡——全州的教堂在夜间敲响，就像当年美国宣布革命时那样。弗吉尼亚州的贝德福德 （Bedford） 是一个人口只有3,800人的小镇，这项消息具有特别的意义。这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儿子、兄弟、男友或者丈夫在29步兵师。当时贝德福德镇的居民还不知道，他们的男儿全都在奥马哈滩头登陆。第116步兵团中来自贝德福德镇的就有46人，但是能再度还乡的仅仅只有23人。
妇女辅助队的洛伊丝·霍夫曼少尉 （Lois Hoffman） ，是美国“科里”号驱逐舰舰长的太太，当时正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 （Norfolk） 海军基地当班，听到了D日的消息。她时时经由作战室里的朋友，追踪那艘驱逐舰的动态，这次消息对她个人并没有太大意义。她以为先生还在北大西洋为一个武器装备舰队护航。
新闻首次发布时，旧金山的露西尔·舒尔茨太太 （Mrs. Lucille M. Schultz） 正在米雷堡 （Fort Miley） 的荣民医院值夜班，她是一位护士。她很想待在收音机边，希望听到关于82空降师的消息。她猜测该师参加了这次的作战，但又怕收音机也许会刺激了她的心脏病病人——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要听收音机的报道，他说：“但愿我也在那里。”“你已经打过你的战争了。”舒尔茨护士说完便把收音机关了。
她坐在黑暗中，悄悄垂泪，为自己21岁的伞兵儿子阿瑟——在505团中，或更为人知的“荷兰佬”——一遍又一遍地念着《玫瑰经》。
罗斯福将军的夫人在长岛家中睡得正酣。大约在凌晨3点钟，她醒了过来却没法再睡得着，就打开收音机——正好赶上D日的官方正式报道。她知道丈夫的性格，他一定会在战事最激烈的地方。她并不知道自己或许是全美国唯一的女性，先生在犹他滩头，儿子——第1师步兵25岁的昆廷·罗斯福 （Quentin Roosevelt） 上尉——在奥马哈滩头。她坐在床上闭上眼睛，念一段家中熟悉又源远流长的祷告词：“啊，上帝求你在今天支持我们……直到黑影变长，夜晚降临。”
奥地利接近克雷姆斯 （Krems） 的第17B战俘营，得到这项消息的战俘们欣喜若狂。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士兵，用自制的小型水晶石收音机，收到了使人欢喜的新闻。这种收音机，小到能放进一个牙刷筒内，还有些可伪装成铅笔一样。一年多以前在德境遭击落的詹姆斯·兰 （James Lang） 上士，无法相信这报道是真的。战俘营中的“新闻监听委员会”，试图警告营内的4,000名战俘，不要过度乐观。“可别希望太高，”他们警告说，“让我们有点时间来查证。”可是各个营房之间，战俘们已秘密动手工作——画出诺曼底海岸的地图，他们打算在地图上标示盟国大军的胜利进军路线。
关于登陆的消息，此时战俘们所知道的远比德国老百姓多。当时走在街上的人都没听说官方消息。讽刺的是，由于柏林广播电台抨击艾森豪威尔的公告达3小时，倒成为第一个宣布盟军登陆的机构。自6点30分起，德国人就一直对心怀疑云的外部世界，不断地播放新闻。这些短波广播，德国民间是收听不到的。但依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其他来源，知道了登陆的消息。尽管收听外国广播被严禁，而且会受罚坐牢，但有些德国人还是收听瑞士、瑞典或者西班牙的广播电台。消息传播得很快，很多听到消息的人都很怀疑，但也有许多人，尤其是有丈夫驻守诺曼底的女性，知道消息之后非常关切，其中一位便是普卢斯卡特太太。
第4步兵师师长雷蒙德·奥斯卡·巴顿少将（照片右侧）正在其首个战地指挥所开会，大约300米外就是犹他海滩。在他的左边戴着羊毛帽的就是副师长小西奥多·罗斯福准将，他是第一批登陆者之一。
她原来想和绍尔 （Frau Sauer） ，也是军官的太太，下午去看电影。但一听到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小道消息后，情绪变得异常激动，立即打电话给绍尔，取消了电影约会。她说：“我一定要晓得我先生出了什么事，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绍尔是个鲁莽且普鲁士性格非常鲜明的女人。“你可不能这样子，”她立刻回嘴说，“你应该相信元首，要像个好军官太太的样子。”
普卢斯卡特太太叫道：“我再也不要和你说话了！”砰然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
在贝希特斯加登，几乎那些围绕着希特勒的人，在确认收听到盟军的正式公告之前，都不敢斗胆告知他这项消息。大约在上午10点钟 （德国时间9点钟） 左右，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普特卡默少将，打电话到约德尔办公室要最新的报告，他得到的答复是：“有众多确定的迹象显示，正发生大规模的登陆行动。”普特卡默和手下参谋就眼前所能搜集到的资料，很快绘制了一幅地图。这时，元首副官施蒙特少将便把希特勒唤醒。希特勒走出寝室时，身上还穿着睡袍，静静聆听侍从武官的报告，然后派人把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凯特尔元帅以及约德尔都找来。他们到达时，希特勒已经着好装等待——而且很激动。
据普特卡默回忆，会议过程“令人不安”。情报资料很缺乏，希特勒根据已知的消息，认为这并不是主攻，反反复复一再说个不停。这场会只开了几分钟，一下子就结束了。约德尔后来回忆，那时希特勒突然对着他和凯特尔咆哮如雷：“说吧，这究竟是不是主攻？”然后脚后跟一转，就离开了会议室。
伦德施泰特所急需的——解除统帅部对那两个装甲师的管制，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到。
10点15分，在赫林根市隆美尔元帅的家中，电话响了。打电话来的是B集团军群参谋长施派德尔，打电话来的目的是对盟军登陆作第一次完整简报
。隆美尔听了大为震惊。
隆美尔一生最天赋异禀的精明直觉告诉他，这一回并不是一次“迪耶普式”的登陆了，他知道自己一直在等待的这一天来了——是他所说过的“最长的一日”。他在电话中耐心地听，直到施派德尔报告完了然后才开口说话，声音很沉着而且丝毫没有情感冲动：“我真糊涂！我真糊涂！”
他挂上电话的时候，隆美尔夫人只见“这通电话使他改变……变得极为紧张”。在接下来的45分钟，他向住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的副官朗上尉家中，打了两次电话，每一次隆美尔告诉朗要返回拉罗什吉永的时间都不同。这件事使得朗担心起来，这么没有决断，完全不像元帅本人。“在电话中，他的声音沮丧得可怖，”朗回忆说，“这一点也完全不像他。”离开的时间终于确定，隆美尔告诉副官：“我们1点整，在弗罗伊登施塔特 （Freudenstadt） 出发。”朗挂上电话，他判断隆美尔把出发时间后延是为了要晋见希特勒。他却不知道在贝希特斯加登，除了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少将以外，没有半个人知道隆美尔人在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