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慕容彦超举家自杀的同时，后周大军开始在城中搜捕余党，泰宁镇的文武官员无一幸免，都被以慕容彦超余党的罪名抓了起来。郭威先是声称要将他们都处死，但在宰相冯道、范质，以及翰林学士窦仪的劝说下，后来还是将他们都赦免了。随后，郭威下令取消泰宁镇，降级为兖州防御使，不再管辖沂、密两支州。（在下查到的所有资料中，从泰宁割出的沂、密两州并未划给邻近藩镇，也未设立新的藩镇，很可能是被中央收回了。如果在下的推测没错，那这似乎是五代第一次除首都外有州县不归藩镇管辖，郭威开启了在地方上去藩镇化的第一步。）
不过，五代大兵最喜欢干的事，当然不是抓捕逃犯，而是以抓捕逃犯为借口纵火抢劫，大发横财。所以在大搜捕之际，古老的兖州城又迎来了一次大劫难。在混乱中，有一万余人死于非命，更多的人倾家荡产。这当然不是郭威本人的意思，只是这漫长乱世给大兵带来的习惯使然，而郭威要保持他在军队中的支持度，暂时不会加以阻止。但这些其实是后周皇帝正在想方设法要逐渐改变的。
在五代这个乱世，人们的普遍思想，可以用安重荣那句名言加以代表：“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权力游戏的本质，但如果让它变成全民的信仰，让所有人为了赢就可以无视一切秩序和法律，那么这个被黑暗森林化的国家基本上就废掉了，再别指望能有什么稳定或者发展。所以，重建王朝的软约束力，改变乱世的思维方式，使之回归中华文明传统，正是当务之急。也许这就是郭威当时的想法和动机。
郭威说自己是在孔老夫子显灵下才平定了叛乱。现在仗打完了，得去好好感谢他老人家。六月一日，在当地秩序恢复正常后，郭威离开兖州，前往旁边的曲阜，拜谒孔庙，在孔子墓前再次下拜。随后，郭威下诏重修孔庙，禁止在孔林砍柴毁林，寻访孔子与颜回的后人为官。这一切，都是为了向天下人宣示：孔圣人已是超自然的神圣存在，而且他老人家是站在咱大周朝一方的，大周朝将按照孔圣人的教诲，以儒家之术治国。
这也是五代第一次终于有一位皇帝意识到软约束力的重要性，并且开始认真着手建设。虽然这种建设需要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不可能在短期内见到明显效果，而郭威和他的继承人余寿又都太短，后周王朝没能享受到这种改变带来的福报，却让后周朝之后的下一个王朝受益匪浅。这一段历史，在后世被叫作“五代”，而非“六代”“七代”，在某种程度上是与郭威此时的远见卓识分不开的。
既然要重新向天下推广儒学，那最关键的就是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要身体力行地去推行仁政，去实践孔子“仁者爱人”的理念，才能真正取信于天下之人。所以，郭威在很多能代表仁义之君指标方面的表现，都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位五代皇帝。
为提倡节俭，郭威在登位之初就将宫中的珠宝玉器都搬出来，当着众人的面在大殿之上砸碎。郭威边砸边痛斥：“身为帝王，怎么能用这些东西？”然后，郭威吩咐，今后再也不许任何人向皇宫进献此类物品。登位六个月后，郭威又开列了一张长长的清单，禁止了各地几十种美食、特产的进贡，大大减轻了贡品出产区的额外负担。至于这些举措会不会降低皇帝自己的生活品质，郭威是这样说的：“我本是穷苦人出身，如今侥幸当上皇帝，怎么能为了自己的享受，就去让百姓受苦呢！”
五代有一项延续时间很长的临时性赋税，叫作牛租，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朱温还只是宣武节度使的时候。那时，朱温统领大军进攻杨行密，虽然在战场上没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但也对淮南的经济进行了大肆破坏，光耕牛就抢了几万头回来。班师之后，朱温将抢来的耕牛分配给辖区的农夫，但不是白给，分到牛的人家每年需要缴纳一笔租金，也就是牛租。
就当时而言，如果不考虑被抢的淮南百姓，朱温的做法还是比较合理的。但问题是，收牛租的口子一开，就停不下来了。后梁收，没问题。可后梁亡了，后唐也不管自己是否无功受禄，反正接着收。然后，后唐亡了后晋收，后晋亡了后汉收。等到郭威当上皇帝，牛租已经收了六十多年。
这六十多年，中原大地经历了多少次惨绝人寰的大灾大难？经常性的黄河决堤和不时肆虐的蝗灾、旱灾，都算不上号。横征暴敛的军阀和打家劫舍的乱兵土匪，乃至肆无忌惮的“打草谷”的契丹兵，共同将这几十年的神州大地染满了血色。试想，在这种连人都经常变成食物的大环境中，当年那些从淮南强制移民到河南的“耕牛一代”，不被饥民或兵匪宰杀吃掉，还能找到配偶生下“牛二代”“牛三代”，成为“天选之牛”的概率能有多大？所以，绝大多数被迫缴纳牛租的人家，早就没有牛了，但习惯了不讲理的五代官府，仍然会定期向他们收钱。可能因为牛租收取的范围不算广，此前同样被认为有爱民之心的李嗣源执政时，也不曾触动到它，直到细心的郭威当政，才总算将这笔早已不合理的杂税停了。
比起牛租，郭威关于牛的另一项改革，受惠的人更多。出于很好理解的原因，五代时军用物资的消耗量很大，而其中有一项常用物资就是牛皮。牛皮可用于制作轻便的皮甲，可覆盖在战船、战车上充当防火隔层（如前文提到的“贺瓌水堡”），还能熬成胶，在军械制造中充作黏合剂。
因为战争频繁，军队对牛皮的需求居高不下，而中原耕牛的保有量持续走低，于是，五代各朝为保障军用，对牛皮征收和使用而出台的制度越来越严厉。
在后梁时，还是国家出钱向民间购买牛皮；到后唐时，因为财政困难，改用盐来购买牛皮；到后晋时，朝廷认为，向国家上缴牛皮是每个养牛户的义务，还要什么钱，所以改为无偿征用。到了法令最严苛的后汉朝，更将牛皮征收制度彻底发展为暴政：民间牛死之后，胆敢私藏牛皮不上缴，数量超过一寸的，即行斩首。即便如此，收上来的牛皮还是达不到需求，后汉朝干脆将缴纳牛皮的任务当成一种特别税摊派到民间，每年都有定额，完成不了就砍头。在那几年，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因为完成不了上缴牛皮的任务而家破人亡。
好在人们终于熬到了后周朝。郭威认为，国家确实需要牛皮这种物资，民间也需要。但牛皮出在牛身上，国家首先得有人养牛才行。如果国家的制度让养牛无利可图，甚至变成一种沉重的负担，谁还愿意养牛？没有了人养牛，牛皮还能靠横征暴敛不断变出来吗？于是，郭威首先将牛皮的征收标准降低为后汉朝的三分之一，实在没有的也可以用钱或粮代替。征收减少后，民间多出来的牛皮，允许百姓自由买卖，只要别卖给敌国就行。原先专用于征收牛皮的官方机构“巡检牛皮节级”全部撤销。取消牛租和对牛皮买卖的开禁，让养牛重新变得有利可图，中原的耕牛数量终于越过后汉朝的谷底，开始稳步回升，也为这个时代中原农业的全面恢复助了一臂之力。
实际上，除了放开牛皮的买卖，郭威还解除了酒禁、茶禁，取消多项官方专卖，允许民间经营，又降低了对贩私盐的量刑。简单说，就是郭威让渡一部分国家权力给社会，用国家收入的暂时减少，让百姓有了靠自己努力谋求温饱甚至致富的机会，从而换取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重现活力。等经济发展上去，即使不用重税，国家收入自然也能上升。
除了解除五代旧制对经济的禁锢，郭威更重视解除对人的禁锢。唐末天下大乱，有些军阀仿效曹操创立的屯田制度，设置“营田务”，延续到了五代。所谓营田务，就是招募失地逃亡的流民，来耕种官方占有的土地。营田务不属于州县，由中央户部直接管辖，流民一旦进入营田务，成为营田户，便沦为国有农奴，受到一定保护，但也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能擅自离开。他们可以从官方得到种子、农具的支持，但每年得向国家缴纳非常高的田租。
到五代后期，这种制度已是积弊丛生，机构腐化，效率低下，营田户只能勉强糊口，终日挣扎于温饱线，看不到生活改善的希望，生产积极性极低。郭威深知其弊，所以当政不久就取消了营田务这一整套机构，其所属户口划归地方州县管辖，至于里面的物资，如房屋、田地、农具、耕牛等，都分给原先租用它们的营田户。政令一下，三万多户营田户得到解放，成为自耕农，当年，这些土地上的产出就大大超过还属于营田务的时候。从此他们的劳动就有可能改变生活了。
不过，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令，如果得不到良好执行，都只是一纸空文。前文提过，石敬瑭当皇帝时也推出过不少利民措施，但由于自身能力所限，他对军方大佬、藩镇势力的贪赃枉法、胡作非为，都采取了几乎毫无底线的姑息纵容，所以那些措施的实际效果极其有限。到了后周朝，郭威有没有能力管住各级官员与各地藩镇，将自己治国的措施有效地推广到全国呢？
空口无凭，让我们从一些实际案例来看看这个问题。
广顺三年（953）正月，有人检举莱州刺史叶仁鲁贪赃枉法。经过调查，发现叶仁鲁贪污了绢一万五千匹、钱千余贯。按照当时的法令，贪赃超过十五匹即可判处绞刑，即使不算贪污的钱，只论一万五千匹绢，就足够让叶仁鲁死一百次了。但相较那个时代真正的巨贪，如杜重威、赵在礼、张彦泽、杨光远、李守贞等人，都不过是九牛一毛。各级官员早就习以为常，为官一任，捞钱一方，没人会把纸面上的法律条文当回事。
叶仁鲁自然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行伍出身，性情凶暴，曾因施法残酷得到过苏逢吉的通报表扬，同时他又是郭威的老部下，在对抗辽国的战斗中立下过战功。老子一辈子杀人都没眨过眼睛，捞这点儿小钱算什么？何况咱们的皇上一向厚待将士，是出了名的爱兵如子，我是皇上带出来的人，还怕什么？
然而，以往不代表现在，现在已经平定了慕容彦超，国内已稍稍安定，郭威觉得有条件把整治吏治的工作搞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叶仁鲁一头撞上来，正好被抓了个典型。叶仁鲁马上被逮捕，审讯之后，郭威派人告诉他：“你触犯国法，依律当死。我没有办法赦免你，但你的老母我会照顾，你不用挂念。”叶仁鲁大哭一阵，在狱中自杀身亡。
看到这里，朋友们是否认为郭威是位执法如山，对贪污腐化零容忍的皇帝呢？别急，咱们再来看另外的例子。
差不多与叶仁鲁任莱州刺史的同时，有个庆州（今甘肃庆阳）刺史名叫郭彦钦，也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为了捞钱，他私自抬高了官卖食盐的售价，弄得当地百姓怨声载道。庆州周边有好几个党项部落，其中有个“野鸡族”，羊马繁盛，在周边诸部落中比较富有。
郭彦钦觉得这是个敲诈勒索的好对象，三天两头派人去找碴儿，希望野鸡族人经不住恐吓向自己行贿。野鸡族人被迫向官府购买天价盐，已经窝了一肚子火，现在郭刺史再给他们浇点儿油，局面立刻就爆了。
野鸡族人起事造反，打劫往来的官商。郭威接到报告，先派人前往招安，可野鸡族人痛恨郭彦钦，不肯就抚。郭威不得已，派静难节度使折从阮、宁州刺史张建武出兵讨伐野鸡部落。没想到张建武率领的周军军纪败坏，不分青红皂白，把另一支原本支持官军的党项人“杀牛族”抢了。愤怒的杀牛族人反过来与仇家野鸡族人和好，共同造后周的反，大败张建武。后来，还是靠着名将折从阮，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恩威并施，招降了包括野鸡族在内的二十一个部落，才算将庆州党项人的起事慢慢平息。
事情平息之后，对罪魁祸首郭彦钦该怎么处理呢？郭威下令免去他的职务，让他返回京城。他回京之后，郭威痛斥一番，解除他一切官职，让他回家闭门思过。这就结束了？是的，结束了。郭彦钦捅的娄子远比叶仁鲁大，受到的处罚却远比叶仁鲁轻，加之他的姓氏以及郭威对他的处理，在下猜想，他可能是后周的皇室远亲，所以才免受重罚。
郭威因为亲情而对贪腐手软的事，更明显地体现在被他叫作“叔父”的归德节度使常思身上。常思在当时的节度使级高官中，也是出了名的贪婪，在各地任职，唯以聚敛为务。有一次，常思从宋州调任青州，临行前因为有一笔敛财项目还没有收到手，便奏报郭威说：“我在宋州征收熟丝四万两，都是用来进贡的，现在还寄存民间，等我走后，请陛下催促他们赶快上缴。”郭威听罢，不置可否。等常思一走，他马上派人到宋州张贴告示，通知百姓：“凡是常思在任时于税外私自征收的项目，全部撤销。已经缴纳了的，也全部退还。”
但是，郭威终究没有处罚常思，而常思脸皮厚，没有因此感觉不适。
除了亲情，时势、权谋等因素更能干扰制度建设的公平性，比较典型的如后周的第二号开国功臣王殷。
在火神淀之乱发生前，为防备辽国的大举南犯，郭威任命王殷为天雄节度使、邺都留守，代替自己没有实战经验的养子柴荣坐镇河北，准备抵抗契丹。可随后辽主耶律阮暴亡，辽军对河北的进犯并没有发生，但王殷还是就此留在了邺都。这时的王殷，除了节度使的头衔，还身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并有权节制河北各藩镇的军队，其权力、地位与造反前的郭威几乎不相上下。
与当年郭威不同的是，邺都的新留守看起来很贪财，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巨大权力，在河北巧立名目，从民间搜刮了大量财富，填充进自己的私囊。王殷捞钱的数目虽然没有记载，但以常理推测，肯定不是叶仁鲁贪污的小钱能比的。
老资格的成德节度使何福进，对这位上司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慨，悄悄将王殷在河北专横跋扈、大肆敛财的种种劣迹报到京城。这让郭威非常为难。王殷的声望、地位，可远远不是叶仁鲁、郭彦钦甚至常思能比的，鉴于后唐以来数朝亡国的经历，郭威也不敢轻易拿手握重兵的重臣开刀。但如果对这么恶劣的“榜样”完全置之不理，天下官员能不有样学样吗？又如何改善糟糕的官场风气，为新朝开创新气象？思来想去，后周皇帝只是派人去告知自己的这位大功臣：“朕离开邺都的时候，仓库里储存的财物还很多，卿与国家休戚与共，需要多少，从里面随便取就行了，何必担心不够用，还要去强征那几个小民的钱呢？”
王殷是否听从了郭威的劝告而有所收敛，从此对治下的百姓好了一些？史无明文，但从王殷后来的一些表现看，他可能没把郭威的警告太当回事。
由以上几个实例可大致推断，比起之前的后晋、后汉两朝，郭威时代后周的吏治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有限，地方官员特别是依靠军功起家、手里有兵的地方大员，无视国法，在自己的辖区内推行土政策敛财的事，仍很常见。积弊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
如果坐镇地方的二号功臣都能让郭威对他一时没办法，那么留在朝中的一号功臣，被郭威尊称为兄的王峻，表现又会如何？
开国时的功绩就不用说了，之后，挫败辽国与北汉南犯的晋州之战，是由王峻指挥的；后周有可能涉及存亡的关键时刻，提醒郭威要注意慕容彦超的又是王峻；在平定慕容彦超的会战中，尽管是郭威御驾亲征，但最先攻入兖州的还是王峻。这接二连三的大功，以及郭威对他的特别尊敬与推崇，都让王峻自我感觉极其良好。此时的王峻，身兼枢密使、同平章事两大核心要职，同时遥领平卢节度使，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时时要求唯一在上的那个人也要对自己言听计从。不经意间，王峻在朝中的地位，已经与巅峰时期的郭崇韬、安重诲两位前辈不相上下了。
王峻在这个显赫的位子上都做了些什么呢？首先当然是与郭、安两位前辈一样，排挤那些有能力、有功绩，有继续上升空间，有可能威胁自己权力地位的人。比如郑仁诲，长期担任郭威的幕僚，以智谋参谋军机，很受郭威信任，一看就很讨厌；比如李重进，郭威的外甥，骁勇善战，在禁军中有职务继续往上升的潜力，必须阻止；比如向训，追随郭威的时间比王峻还早，同样在击败北汉和平定慕容彦超时立过功，也是个需要压制的对象。
所以，王峻时不时提醒郭威这三个人不堪大用，三人的职务也就很长时间没什么提升。谁知平定慕容彦超后不久，王峻发现一向顺服的郭老弟突然不听话了，竟然打算同时给郑、李、向三人升职。王峻大怒，马上上表辞职。有他们就没有我，你看着办吧！然后也不管郭老弟批不批准，王峻直接罢工回家。王峻当然不会真想退休，所以就在同时，他向各地藩镇寄去多封密信，命令他们造势配合自己。王峻此时对地方可怕的支配力尽情展现，在他辞职的一二十天内，各地藩镇的特使前后不绝，飞骑纷至，都强调大周绝对不能没有王峻，如此的大贤臣、大忠臣如果离任，天下就危险了。
看着各地不断压上的奏章，郭威也颇为震惊：王峻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已经弄出这么大的阵仗了吗？郭威可能在那一刻已经认定王峻不能久留，但其势力已强，不能轻易下手。于是，郭威派人去王峻家中请他复职。一次王峻不来，两次王峻不来，三次王峻还是不来。郭威派人问他：“一定要我亲自到你家中去请你吗？”到这一步，王峻才算给了郭老弟一个面子，前来觐见。王峻总算肯出来了，郭威向他说了一大堆好话，安抚慰劳，场面感人：咱们兄弟有什么误会不能解除呢？
王峻满意了，这才回到枢密院办公，一切仿佛又回到从前。
其实，要论王峻最忌讳的政治对手，郑仁诲等三人还排不上号，在北边的澶州城内，那个大周朝目前唯一的“皇子”，才是最让王峻担忧的存在。王峻与柴荣的私交一直就不好，虽然就目前而言，王峻的权力大过柴荣，但如果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身为皇位第一优先继承人的柴荣拥有着未来。如果自己活得比郭威久（这种可能性还是很高的，五代的皇位仿佛受过诅咒，当上皇帝的人都坐不久），那怎么和个性强硬又精明强干的新君相处？
为了避免这种让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王峻想到的办法是把柴荣按死在澶州城里，不允许他入京。只要柴荣不能入京，他就很难在朝廷内寻求同党，郭威也就没有机会确认他的继承权，这对养父子之间的感情也可能慢慢变淡。假以时日，万一郭威老来得子，一切问题都能解决。
因此，柴荣屡次请求入朝都被王峻一票否决：澶州可是控制黄河的兵家重镇，身为节度使的人，怎么可以轻易离开？让枢密使大人欣慰的是，郭老弟每次都接受了他的谏言，柴荣一直不得入京。
可见咱们兄弟的交情，还是要胜过郭老弟和他养子的感情。基于这种认识，王峻做事越来越高调，越来越不在乎人言物议。从史书记载来看，王峻并不像王殷那么贪财，但他很看重哥们儿义气和私人感情，非常维护小团体利益。
一次，王峻偶然遇见一位故人赵崇勋，此人是后梁奸臣赵岩的侄子。两人见面之后，谈起当年后梁亡国，赵氏破家的往事，都不胜唏嘘。当初，王峻还是一个伶人在赵府唱戏的时候，赵岩待他很不错，现在自己已身居高位，怎么能亏待了恩主后人呢？
王峻利用职权准备给赵岩追赠官职，并立碑纪念。这消息一传出，顿时舆论大哗，激起了不少人反对：“赵岩是梁朝的大奸臣，谄媚事君，陷害忠良，最终导致梁朝灭亡。现在人们说起他的名字，无不切齿痛恨。不在铁枪庙前给他塑个跪像已经很给面子了，岂能反过来为他立碑记功？”
王峻见反对立碑的人实在太多，这才作罢。不过，他还是给赵崇勋弄了一个官职，并赏赐了田地、房屋，报答了一代大奸对他的私恩。至于别人因此会怎么看他，王峻就管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