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柴荣对佛教动手的原因很多,但要论最直接的那根导火线,可能来自千里之外的陇右。显德二年(955)三月,有秦州(今甘肃秦安)的百姓偷偷越过后蜀与后周之间的边界,来到都城开封请愿:请求朝廷出兵,收复七年前被后蜀占领的秦、凤、阶、成四州失地。柴荣正有一统天下,重现太平的志向,只是一时还没想好先对哪一国下手,现在见陇右父老仍心念中原,不禁大喜,决计要对后蜀用兵。
用兵打仗,自然需要用到数量庞大的军需物资,而获取这些物资的手段,往大了分,无非两种。
第一种方法,是放纵军队自己去抢。如辽国军队数次大规模南侵,其主要的后勤补给方式都是“打草谷”。这种补给方式的好处,是国家的负担很低,即使没什么钱,也可以发动战争。正因有这种方法的存在,所以历史上那些经济落后的游牧族群,在崛起之时常常能干翻经济水平与文明程度都比他们高得多的国家。
但这么干的害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抢劫是一种非常低效且极其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方式,因为财富本身不可能靠抢劫产生,得先有人将它生产出来。军队大规模抢劫,会极大地破坏生产,这与柴荣创建太平盛世的理想背道而驰。
其次,乱世的百姓可不是沉默的羔羊,见惯了厮杀,也是会反抗的,有时战斗力还相当可观。辽军灭掉后晋,侵占了中原,但很快又被中原军民的大起义赶走的事迹,还历历在目。不久前,柴荣亲征太原不下,也与部分后周军队军纪败坏,强抢民财,致使不少北汉百姓结寨与周军对抗有一定关系。这些往事已经成为失败的教训,再要用兵,岂能不引以为戒?
所以,第二种方法才是正道,不管代价多大,战争的开销应该由国家承担。
国家承担后勤,也有两种主要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从各地征集物资,再让民夫送往前线。但古代交通运输系统比较落后,大宗物资远距离运输的效率非常低。一次远征,浪费在路上的军粮,常常比真正送抵前线的军粮多很多倍。所以,第二种方法是理想的补给方法,就是国家出钱在战区或邻近战区的地方购买物资,就近补给。不过这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钱从哪儿来?
前文介绍徐知诰、宋齐丘发起“顺义改革”时说过,自从唐朝中期开始推行两税法,通货紧缩便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的常态,国家发行的铜钱数量远远赶不上市场交易的实际需求量,这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财力。而佛教寺院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之一。唐朝后期,每年开采出来的黄铜本就不太多,其中最大的一部分会进入寺院,铸成宝相庄严的佛像和各种装饰、法器,与流通绝缘,加剧了铜荒,进而导致严重的钱荒。
进入五代,钱荒加剧,因为政局不稳,各朝大多没有精力也没心思重新铸钱,以至于直到后周初年,市面上流通的绝大多数铜钱竟然还是唐朝所铸,人们在交易时只好用自欺欺人的短陌钱略加弥补。
在五代的前几代,因为生产凋敝,钱币数量虽然少,但与之相对应的财富总量也少,铜钱不足的问题还不算太严重。可到了后周,在郭威与柴荣的治理下,中原经济强劲复苏,等新增的财富增加到一定程度,贸易流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短板时,解决货币不足的问题,就显得迫切了。尤其是到了要打仗,需要花大钱的时候。
在实用第一的柴荣看来,为了即将到来的统一战争,不管他信不信佛,都不能再允许佛教寺院继续浪费社会资源了。应该把可以铸钱的铜像、本可种粮交税的僧人、被寺院占据的田产,都解放出来,用到国家更需要的地方。
于是,显德二年(955)五月初一,柴荣同时做出两项重大决定:一、命镇安节度使向训、凤翔节度使王景等统军讨伐后蜀;二、利用国家强制力,对佛教这个势力最大的宗教团体进行大改。
后周与后蜀的战争稍后再说,先看看柴荣怎么“灭佛”。
首先,柴荣规定,要对目前后周境内所有佛教寺院进行资格认证,只有那些有“敕额”的寺院可以保留,无“敕额”的寺院一律关停。所谓“敕额”,是指朝廷赐给寺院的匾额。按这项规定,超过九成的寺院必须关停。
为了缓冲大量关闭寺院带来的冲击,除了铜像、铜器必须上缴,柴荣并不是简单地将被关寺院的房产、田产一概没收,仍然允许原先的僧人继续居住、生活其中。只不过,他们的身份不再是出家人,而变成了国家的编户,免税、免役的特权从此不复存在。
有“敕额”的寺院里的僧人,也别以为朝廷的新政策与他们无关。柴荣拿出整顿禁军的方法整顿后周的僧人:你们都来考试吧,只有考试合格者才能留在寺院。当时规定,只有能背诵经文一百页或诵读经文五百页的男信徒,才有资格当和尚;能背诵经文七十页或诵读经文三百页的女信徒,才有资格当尼姑。如果你连佛经都不会读,怎么证明你一心向佛?
这个标准放在今天并不过分,但那是在一千多年前,在那个重武轻文的乱世,同时代欧洲国家的识字率均不到百分之十,后周百姓的识字率按常理推测也应该不到百分之十。那么,能够大量背诵和阅读经文的僧人比例,恐怕也不太乐观。
大部分僧人自然失去了继续做和尚、当尼姑的资格,都被强制还俗,以后该缴税缴税,该服役服役,别再有二话。少数通过考试的人,朝廷发给度牒,即官方认可的僧人身份证,从此就是合法僧人,仍然可以免税、免役。今后,如果有人要想出家为僧,也依照此标准考核办理,禁止私下剃度。
收铜铸钱,是柴荣新宗教政策的重中之重。已关闭寺院的铜制佛像、器具自然由朝廷收缴,而保留下来的合法寺院,官府也会进行评估,确定能保有多少铜像、铜器,凡超出部分一律在五十天内上缴,当然官府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超过五十天期限还发现有当缴未缴的铜器,数量过五斤以上即行斩首。
柴荣的旨意雷厉风行,但佛教毕竟是当时东亚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信众极广,对于虔诚的信徒而言,大规模销毁佛像、法器,简直是罪不可赦。即使不是虔诚的佛教徒,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也害怕毁坏佛像会遭天谴,往往心存顾忌。很多大臣都很恐惧,纷纷上疏请求皇帝冷静,人力不可胜天,千万不能同法力无边的佛祖作对啊!面对这巨大的阻力,柴荣会知难而退吗?他当然是迎难而上了,否则,那个人就不是柴荣了。
野史记载,当时在镇州隆兴寺,有一尊被列入销毁名单的铜制大佛像,据说极为灵验,没有人敢动手。柴荣知道后,来到镇州,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亲自抡起大斧把佛像劈了。然后,柴荣晓谕众人:“佛是圣人,他为了拯救生灵,连真身都能舍弃来饲虎,何况只是舍弃铜身来造福百姓,怎么可能不愿意?如果佛祖真要怪罪,就让朕一人承担!只要对万民有利,朕不会吝惜己身!”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柴荣又一次用他的勇者无畏,压制了强大的反对声浪,将自己顽强的意志推行了下去。于是,难以计数的铜像、铜器流出寺院,流入官家的铸币作坊,后周钱荒慢慢得到缓解。
再说那些有了敕额,上缴了铜器,通过了考核的寺院、僧众,是不是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当然不是,官府会给每家合法寺院登记造册,里面有多少僧尼,多少财产,多少合法的佛像、法器,都要记录在案。这种册子一式两份,礼部留一份,地方政府留一份,每年四月官府组织复查,一旦发现实际情况和册子记载对不上,胆敢私下度化僧人的寺院,就等候从重处理吧!
柴荣还特别强调,禁止寺院收留“弃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哪家寺院敢顶风作案,那敕额既然是朝廷授予的,当然也有权收回。换句话说,鲁智深如果生活在柴荣时代的后周,肯定是当不上“花和尚”的。
另外,柴荣很反感当时僧人流行的一些自残式的苦行表演,还规定“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以及“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等特殊法事一律禁止。这条禁令显然不能算是迫害佛教,而恰恰相反,是对僧人的保护。
回顾柴荣宗教改革的具体措施,用传统的“灭佛”一词来形容,显然不准确,叫“限佛”更合适。柴荣自始至终都没打算消灭佛教,只是通过极大提高佛教寺院和佛教徒的准入门槛,来限制佛教势力过度膨胀,让它变成一个相对小众但更趋向高端的宗教。
柴荣达到目的了吗?古史统计,经过这次大整顿,后周境内原有佛教寺院共计三万三千零五十四所,共废去三万零三百六十所,保留了两千六百九十四所,保留数仅占原佛寺总数的约百分之八。仍然保有僧籍的合法僧人还剩六万一千二百人,假如僧人还俗的比例与废除佛寺的比例相近(实际可能更高),那就至少有七十多万名僧人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这个数字低于北周武帝灭佛,但高于唐武宗灭佛,对于可控人口数只有九百万人的后周王朝来说,是对国力不容忽视的提升。
柴荣为佛教定下的规矩,在后世不断被打折扣,但大体上沿用了。从此,佛教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更加规范化,没有再出现野蛮生长,也没有再与历代王朝产生过剧烈冲突。从这个角度看,柴荣的宗教改革应该算是“三武一宗”中最成功的。
不过,制度这种东西,终究还是要由人来执行的,从来没有什么制度能够一直合理有效。随着时间的推移,柴荣定下的制度被后人玩出了匪夷所思的新花样。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绍兴二年(1132),宋高宗赵构为表彰岳飞军队的军功,特赐给岳飞军度牒两百道。难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武穆,也是个一心向佛之人?要带着亲戚朋友一起遁入空门?
当然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因为一旦得到一份度牒,就有了合法僧人的身份,同时也有了免税、免役的特权,这是多少人想得到的待遇啊!有了需求,就有了市场,就有很多人走后门花大价钱购买度牒。北宋后期,国家财政常常入不敷出,有些聪明的脑瓜子就想:度牒这玩意儿,礼部每年都要发一批,如果只发给那些考试合格的和尚,是多大的浪费啊!如果拿来卖,将可以解眼前缺银子的燃眉之急。这个口子一开,度牒就不仅仅是僧人的身份证,还变成了一种很特别的货币,可以买卖、转让,在南宋初的比值大约是一道度牒合钱五百贯,而且从不贬值。从此,能不能当上合法僧人,通常就不是看你的佛学修为,而要看你的“钞能力”了,至于这些靠着“钞能力”得到度牒的“合法僧人”,可能根本就不出家,继续喝酒吃肉、娶妻生子。所以岳飞得到的那笔赏赐,并非两百个出家名额,而是两百人份的免税许可,或相当于十万贯的巨款。
柴荣如果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