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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主线。六月二十八日，哭悼完义父的柴荣离开嵩陵，回到国都开封。年轻的皇帝这次回来，与他三个月前离开京城时，情势已判若两人，他有了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国策所需要的威望，并且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后周国家存在着哪些不足。
最让柴荣不能忍受的，自然是国家的禁军系统，尤其是逐渐老化，越来越尾大不掉，差点在高平把后周朝断送的侍卫亲军。毫无疑问，由朱温首创，李存勗改造的侍卫亲军，是在血与火的百战征伐中锤炼出来的精锐之师，有过极为光辉的履历。但那些光荣毕竟是梁晋争雄时代的事了，之后几十年，禁军的战斗烈度有所下降，战斗力因而渐渐不比当年。与此同时，他们的地位却因为一次又一次的兵变，在频繁的改朝换代中被过分抬高。禁军渐渐成为国家的一个特权阶层，国家每有大事发生，每一次权力更替，当政者都要想尽办法来讨好军队，唯恐他们有什么不满。
在如此纵容的条件下，五代禁军逐渐积累出一大堆弊端。首先，是人员的老龄化。因为在当时当兵是个好差使，没事谁也不愿意退役，而当政者害怕兵变，通常也不敢强制将他们退役，于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前的精兵上了年纪，渐渐沦为老弱。其次，作为既得利益的小集团，士兵之间为了相互抱团，热衷于彼此联姻，一支军队内部的人员往往沾亲带故，实现了家族化，更容易齐心协力地排斥外人，让上级军官也不敢轻举妄动。
随着军队中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比例渐渐减少，见惯了王朝更替而越来越圆滑世故的老兵油子占据了大头，五代禁军的平均战斗力也就跟着明显下滑，忠诚度更是堕落到惨不忍睹的程度。平常不遇大敌还好，一遇大敌，到了估计打不赢的时候，他们往往溃不成军，甚至临阵倒戈。
所以，除了五代禁军创建期的后唐取代后梁历经无数血战，之后后唐三朝的更替，再到后晋、后汉、后周的建立，都没有经历激烈的大战，只要分出强弱，天下基本可以传檄而定。
有这样一支忠诚度极低、战斗力又不怎么样的禁军存在，国家社稷哪能维持长远？要借助他们来统一天下，显然也是极为困难的。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军队系统存在的问题呢？当然有，在高平之战中，新扩充的殿前军就用亮眼的表现为柴荣指明了军队改革的方向。没错，必须参考殿前军的模式，对庞大衰老的军队系统做大手术，遏制老龄化，打碎家族化。
为了稳妥起见，柴荣先拿几个弱小藩镇开刀，试试水。八月二十八日，柴荣下令撤销了镇国镇，原辖地由朝廷收回。镇国镇，在今陕西东南部，辖区包括华州、商州两个州，之前最后一任节度使是在忻口阵亡的史彦超。柴荣追悼了史彦超，但没有给他安排一个继任者，而是顺势继承了由郭威开创的去藩镇化工作，把镇国镇取消了。可史彦超是为国牺牲的，与造反的慕容彦超大不相同，镇国镇的原有军队不是叛军，他们怎么安排？柴荣下诏进行挑选，老弱一概淘汰回家，强壮的收编入禁军。
撤销镇国镇的试点很成功，没有出现乱子，镇国军顺从地接受了改组整编。柴荣受此鼓舞，又按照镇国镇的前例，着手撤销了安远镇（辖区包括安、申二州）和永清镇（辖区包括贝、博、冀三州），结果同样平稳，并没有出现兵变或闹事。柴荣觉得心里有底了，之前历朝害怕兵变，不敢对军队动手，如今看来，只要处事公正，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于是，十月十二日，大的来了。柴荣对朝臣说：“自古以来，军队最重要的是精锐能战，不是数量众多。如今军人待遇过高，导致军费过分高昂，常常一百个农夫种粮交的税还不够养一名士兵。试问，我们为什么还要耗尽民间膏血去养一大堆无用的废物？在禁军之中，既有年轻力壮，又有老弱病残，既有英勇的战士，也有胆怯的懦夫，而他们享受到的军饷待遇竟然完全一样。这样搞，岂能奖励有功，处罚有过？”
然后，柴荣以极大的气魄对禁军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缩编。每个人都要进行体能和武艺的检测，过关的才能留下，精锐者升入上军，而过不了关的老弱，统统发钱让他们卸甲还乡。很快，对军人的评测选拔又扩大到全国各个藩镇。柴荣下诏：各藩镇选拔出来的精兵，不许擅留，必须送到京城开封接受二次选拔。二次选拔的直接负责人，是殿前都虞候赵匡胤，由他来优中选优，挑选出后周军队中最精锐的战士。这些最精锐的战士都去了哪里呢？当然是编入了柴荣最信任的殿前军。
殿前军因此成为柴荣军改中最大的赢家。原本，殿前军仅仅是侍卫亲军系统中的一支，经过这次军改，其员额与编制得到极大扩充，级别上也提升为殿前司，与侍卫亲军司并列，而古老的天子六军则进一步弱化，逐渐失去存在感。
经过扩充的殿前军，编制内包括内殿直、大剑直、御马直、铁骑军（原小底军）、散员军、控鹤军、天武军、亲卫军等，统称殿前诸班。
原本从后唐开始，每逢皇帝出征或巡游，往往会设置一个像阅兵总指挥的临行性职务，叫作大内都点检。后汉隐帝刘承祐、后周重臣郑仁诲都曾担任过大内都点检。殿前军的地位提升后，柴荣可能是想突显殿前军的皇帝亲卫队性质，特意在殿前都指挥使之上，设置一个新的官职——殿前都点检，来充当殿前军的最高长官。第一任殿前都点检，就由原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担任。
不过，尽管在柴荣的改制下，最精锐的士卒多配给殿前军，使殿前军的实力和地位都升级了，但出于历史的惯性，传统的侍卫亲军仍然是后周禁军的主力。后周的侍卫亲军，分成侍卫马军（又称龙捷军）、侍卫步军（又称虎捷军）两大部分，下设广锐、东西班、效顺、怀德、怀恩、龙旗直、清塞、骁捷、吐浑、员僚直等诸军，这些名号不见于原来的后汉禁军，大概是淘汰老弱，吸纳新人，重新编组后形成的，因此其平均战斗力也有明显提升。
两相比较，殿前军胜在质，而侍卫军胜在量。隶属侍卫亲军的总兵力，可能是殿前军的三倍以上，有十余万人，其最高长官叫作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位在殿前都点检之上，改组后由李重进担任。另外，殿前军与侍卫军的编制，主要用于日常的管理与训练，真到了战时，殿前军将领指挥的不一定是殿前军，侍卫军将领指挥的也不一定是侍卫军。
总之，通过柴荣的军改，后周禁军得到大幅度强化，用司马光的话说：“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另外，军改还产生了一项影响未来的副作用——谁能加入最精锐的殿前军，多是由赵匡胤选拔决定的，这让这位资历极浅但情商极高的年轻军官，得以将自己的影响力深深嵌入这支军队，为下一个时代的开启埋下了伏笔。
军队是国家机器中最强有力的部分，但并不是国家机器得以存在的根基，一个国家要真正强大起来，还是得从发展经济入手。在工业革命以前，发展经济的重点就是发展农业。之前郭威的各项举措，主要着眼点在于改善民生，提高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但如果要大幅提升国力，那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比如说，郭威撤销了营田务，让营田户得到解放，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就整个国家而言，导致营田务出现的社会基础并没有完全消失。后周仍然有很多土地的田主逃亡、失踪或被掳，谁也不知道他们几时回来或者还能不能回来。反正他们的田地没人去种，只能抛荒。同时，又有很多的流民，虽然身处抛荒的耕地，却因为产权无地可耕，大量劳动力被闲置。
这种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双向浪费，让有心加强国力，开创一番大业的柴荣无法忍受。重设强制性的营田务当然是不行的，柴荣经过研究，出台了一套新政策。
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以向官府提出申请，耕种那些因田主不在而荒废的田地，称为“请射”。官府在审查合格后，将相应田地分配给请射的农民使用，使之恢复生产。但这些田地原本都是有主人的，如果原主人回来怎么办？对此，柴荣做出详细规定。
如果原田主在三年以内回来，请射户应将所耕田地的一半还给原田主；原田主在五年以内回来的，请射户归还三分之一；原田主超过五年才回来的，除了祖坟，所有耕地都归请射户。不过，如果原田主是被契丹等军队强掳至异国，期限可以相应放宽，五年内归来可交还三分之二，十年内归来可交还二分之一，十五年内归来仍可交还三分之一。
“请射制”是柴荣最成功的改革措施之一，它盘活了后周境内相当一部分被闲置的土地与人力，使后周国力得到明显提升。不过，这就够了吗？柴荣的眼睛马上又盯上了另外一批与国家争夺有限资源的团体，那就是佛教。
兴起于古印度的佛教，大约在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延续数百年的宗教革命。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学，儒学是入世的，主张积极有为，学而优则仕。但人生有起有落，有成功就有失败，所以还需要一套出世的哲学体系，与儒学形成互补，用于安抚那些处于低潮的人生，让他们从心理上能够顺从命运的安排。
最初，在中华文明中承担这个角色的是道教，但佛教传入后，与道教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并逐渐占据上风。总体而言，佛教的教义比起道教更加博大精深，又相对比较平和，通常劝人向善，反对暴力对抗（早期道教先后出现了太平道的张角和五斗米道的孙恩），在意识形态领域能够比道教更好地与儒家学说形成互补结构。其自成一派的思想体系，能够将社会中那些悲观失意，有可能带来不安定因素的人吸纳进去，转化为人畜无害的僧侣，从而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
佛教有这些妙用，得到了历朝统治者喜爱以至大力扶持。崇佛的帝王如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一度脱下皇袍穿上僧衣，宣布自己也出家当和尚。有了历代王朝的扶持，加上自身的努力，再遇上一个合适的时代，佛教势力便膨胀起来，在南北朝、唐代形成两个高峰。
但凡事总有例外，《论语》曰：“过犹不及。”佛教势力一旦强大到一定程度，它作为保佑王朝平安的助力，其边际效用会越来越低，反而越来越成为阻碍国家运行的阻力。
首先，佛教徒一旦出家当了和尚、尼姑，就不用再缴纳赋税，也不再承担劳役，变成国家的无效人口。于是，出家的人越多，国家的税源、兵源越少，实力也就相应越弱。
其次，僧人虽然出了家，但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仍然该吃饭要吃饭、该穿衣要穿衣、该住房要住房，虽然不为国家承担责任，可需要消耗的国家资源一点儿没减少。数量越来越多的佛寺，自然也就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寺院也会像世俗的地主一样，将土地出租给佃家以获取财富。而且，因为寺院享有免税特权，军阀、土匪害怕遭报应，通常也不敢打劫寺院，这些因素使寺院在经营地产时，常常享有对世俗地主的不对称优势。每逢天灾人祸，很多农家破产，导致一轮土地兼并过后，佛教寺院往往都是大赢家。日积月累，佛寺越多，僧侣越众，不用缴税、服役的土地和人口也就翻着番往上涨。
仍然占据实力优势的王朝，自然不能容忍这种趋势的无限积累，在某些时候，王朝便会使用国家机器对佛教势力进行大规模打压。在柴荣之前，这样的事件已经发生了三次，史称“三武灭佛”。
所谓“三武”，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以及唐武宗李炎这三位皇帝。拓跋焘对佛教下手最狠，是不打折扣的“灭佛”，见佛经就烧，见寺庙就拆，见和尚就杀。杀剩的僧人全部勒令还俗，改服苦役。宇文邕“灭佛”的规模最大，没有杀和尚，但废弃了大部分佛寺，让三百余万僧人还俗，充实国力。李炎的“灭佛”规模相对小一些，勒令僧尼还俗者共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并释放被寺院役使的良人五十余万人。
他们的灭佛，除了加强国家实力，都附加一定的信仰因素。这三位皇帝中，太武帝拓跋焘受其谋士崔浩的影响，仇视佛教；武帝宇文邕也不喜欢佛教，排定儒、道、释的顺序，将佛教放在最后一位；武宗李炎则非常迷信道家的长生之术，对道教竞争对手的佛教自然没什么好脸色。
不同于之前的灭佛“三武”，柴荣本人其实对佛教没有什么成见。比如他在高平战后，乘胜进攻太原之时，途经团柏谷的佛寺，就在那里拜谒了佛像，又给寺僧赐衣。等攻太原不利而还后，柴荣也没有迁怒佛祖不佑，显德元年九月，还将旧宅“潜龙宫”改建为“皇建禅寺”。为迎合柴荣的崇佛举动，有个叫义楚的僧人向皇帝进献佛学经书三十卷。柴荣尽管公务繁忙，但还是抽时间全部阅读了一遍，然后赏赐了义楚，将佛经收藏于史馆。
只看这些记载，柴荣对佛教的态度好像与史上的大多数帝王没什么两样。但谁能知道，皇建禅寺落成后没几个月，柴荣会发起中国佛教史上，国家政权对佛教势力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压制，从而将自己的名字续到“三武”之后，凑足“三武一宗”、四大“法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