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三月二十三日，柴荣前进至潞州，之后又和迟到的符彦卿、王彦超两路大军会师，周军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刘崇已跑回太原，但柴荣不打算就此放过他。年轻的后周皇帝豪气冲天，要乘胜进军一举灭掉北汉。
事后看，后周此时要对北汉发起灭国性的打击，时机还不太成熟。虽然三路大军会师之后，柴荣手里有了可观的兵力，但军队作战需要消耗粮食、军械等大量物资，在本土防御时这个问题相对好解决，如果要出国境远征，军需物资的运输成本就会飞速上升。这一次，后周三军是在联军突然进犯的情况下，仓促集结赶来打防御战的，没有准备过，实际上也来不及为攻灭北汉聚积充足的物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北汉能否抗拒中央王朝对其发动的统一战争，关键不在于北汉那点儿有限的实力，而在于北汉紧紧抱上的那条粗腿究竟有多大的实力和意愿来保护自己的附庸国。
北汉的利益当然不等于辽国的利益，所以辽国对帮助北汉反攻复国不太热心，高平之战已为此做出了证明。但如果北汉让中原王朝灭掉，那就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了。中原就有可能重新崛起一个强势王朝，进而把辽国从短暂的东北亚霸主的位置上踢飞。这个危险不能等闲视之，一句话，契丹人不会为了北汉而战，但完全会为了自己，加大力道，用各种手段帮助北汉抵抗中原王朝的进攻。
不过，关于这一点，柴荣和他的将军们暂时没有清醒的理性认知，他们刚刚看见的是耶律敌禄全程不战而退，辽军表现软弱。既然如此，能否趁此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汉？
三月二十八日，抱着试试的心态，柴荣命令集结在潞州的后周大军分成三部分，出兵北伐。
东路主将仍然是老将符彦卿，郭崇为副，还有向训、李重进、史彦超等大将，从潞州直接北上，沿着之前刘崇南下的路线，直扑太原；西路由王彦超为主将，韩通为副，出阴地关，沿汾河而上，先攻取太原南部，汾河谷地的州县，打通便捷的运输线，然后与东路军会合围攻太原；其余军队由柴荣本人统率作为总预备队，暂时驻军于潞州，密切注视前线战况的发展，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再说另一方，由于高平之战的失败，北汉损失了三万名精锐，对于这个小国已是元气大伤。刘崇深知危险临近，一回到太原就一刻不停地收集散卒，制造兵器，加固城防，将残存兵力尽可能集中到太原城中，力争都城不失。至于太原以外的其他地方，一时间也真是顾不上了。
由于北汉除了太原的诸城防备空虚，后周两路北伐大军的开局都比较顺利。四月，东路的符彦卿几乎没付出什么代价，就攻到了太原城下，北汉盂县守军投降，连接太行山东西的要道井陉向后周洞开。而西路的王彦超攻抵汾州（今山西汾阳），北汉的汾州防御使董希颜开城投降，汾河通道亦被打通。
与此同时，留在潞州的柴荣也没闲着，他分出两支偏师试探性地进攻辽州（今山西左权）与沁州（今山西沁源）。初次进攻都没能成功，但很快，北汉辽州刺史张汉超就在后周使臣李谦溥的游说之下，开城请降。
伴随着后周军队这一系列胜利，北汉境内的百姓纷纷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们向周军将士哭诉，在北汉刘家人的治下，河东赋税苛重，劳役繁重，民不聊生。河东百姓愿意主动向后周军队供应军需，灭掉北汉，帮助他们获得解放。
出现这种情况也合情合理。此时北汉治下的百姓，其平均生活水平十分困苦，与后周平民拉开了比较明显的差距。这既是因为郭威执政后重视民生，后周平民的境遇有所提高，更是因为北汉与后周之间本来就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
在发展模式和发展程度相当的前提下，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大致与其人口数量成正比。由于振武的丧失和代北的割地，北汉比李存勗继位之初的晋国还小，据估算，其政府可控人口数只有约三十万人，与之对照，后周在广顺三年（953）的调查，可控人口数约九百万（《中国人口史》推算辽国人口巅峰约一千零五十万人，但不清楚是哪一年），是北汉的三十倍。刘崇依靠这么微小的税基，要在军事实力方面大力投入，以期勉强与后周抗衡，还要天天上贡孝敬契丹，开支巨大。仅靠压缩官员的薪水，根本省不了几个钱，反而弄得国内贪腐遍地。
接连的胜利与河东百姓的诉苦，让柴荣喜出望外，看样子要一举灭亡北汉，不是一个让人期待的美梦，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柴荣决定出动预备队，亲率集结在潞州的军队北上，加入太原战场。
出发之前，柴荣先派使者将他的决定告知前方诸将。此时，符彦卿、王彦超等大将身处前线，很清楚前方的情况并不像年轻皇帝以为的那样乐观，相反，遇到的困难巨大，因此大多反对皇帝的计划。他们提出，虽有百姓表示愿意捐资助军，但力度根本不够。现在前方的军队无法就地解决给养，已经出现了兵缺军粮、马缺草料的问题。更有甚者，很多军队开始打劫当地百姓，不少北汉百姓因此逃离家园，躲入深山，凭险结寨，坚壁清野。如果后方大军全都开上来，没有充足准备的周军后勤系统将完全不能负担。现在的情况下，不但不该增兵，反而应该乘早班师，等将来时机成熟，再出兵攻灭北汉不迟。
但柴荣对于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哪会理睬这些嘤嘤嗡嗡的反对之声？所以，后周皇帝不管前方诸将是什么意见，还是决定挥动大军，开赴太原城下。当然，柴荣也并非无视周军在后勤方面的困难，为此他采取了几条应对措施：一、让比较能干的三司使李穀前往太原，统一管理周军后勤，向当地百姓采买和募捐军粮，凡向周军献粮的百姓，都要按其捐粮多少授予官职；二、征调靠近战区的泽、潞、晋、绛、慈、隰诸州及太行山以东各州的库存粮食，由各州民夫火速运往前线；三、严禁军队抢掠北汉百姓，宣布减免光复地区百姓的赋税。
采取这些措施后，前线的后勤危机略有好转，后周军队继续凯歌高奏。四月十八日，据符彦卿奏报，北汉的宪州（今山西静乐）、岚州（今山西岚县）守将献城投降。虽然史书没有明说，但原因可能是永安军节度使折德扆（折从阮之子）已经从府州（今陕西府谷）出兵，攻入北汉。十九日，王彦超攻克了石州（今山西离石），俘虏北汉石州刺史安彦进。二十日，北汉沁州刺史李廷诲举城投降。二十七日，柴荣离开潞州，亲赴前线。三十日，北汉的忻州监军李勍杀死刺史赵臬和辽国派来的援军将领杨耨姑，举忻州投降后周，柴荣立即任命李勍为忻州刺史。
忻州发生的事传到了代州，让已经退至代州的高平“摸鱼王”耶律敌禄提高了警惕，他怀疑北汉方面驻守此地的防御使郑处谦已经暗中同周军勾结，有可能对自己下手。有什么方法能阻止别人动手呢？当然是自己先动手了。耶律敌禄派人通知郑处谦，要他来自己的军营议事，商讨军情。但郑处谦也听到了风声，不肯前来。耶律敌禄再派数十名辽兵去接管代州城门，与郑处谦的手下发生了冲突，双方火并，辽兵全数被杀。郑处谦见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宣布向后周投降。至此，如果只看地图，北汉大部分国土都换上了后周的旗帜。
至于耶律敌禄（杨衮），按中原史书的说法，他率军逃回辽国，辽主耶律璟大怒，认为他丧师辱国，将其逮捕下狱，不久去世。但按《辽史》的说法，耶律敌禄仍留在北汉境内，继续与郑处谦和后周军队对抗，还参加了随后发生的忻口之战，班师回辽后去世。
不管真实情况如何，辽国方面已经认定仅靠耶律敌禄那一万名辽军，肯定是不能应付北汉境内出现的新形势，辽国需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加大对周汉战争的干预力度了。
认为辽国应该向北汉增派援军，可不仅仅是辽国方面的看法，北汉主刘崇更是担心耶律璟“叔叔”不要自己这个“侄儿”，所以刚刚逃回太原就派劝他不要逆风开战的枢密直学士王得中去追耶律敌禄，以欢送辽军回国的名义出使辽国，向辽国皇帝跪求救兵。
王得中不辱使命，要来了救兵，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辽国方面本来就不愿意看到北汉灭亡。很快辽囯便在代北集结了第二批援汉的辽军，蓄势待发。第二批援汉辽军的数量没有记载，但应该比第一批一万名骑兵多得多，他们的主帅官更大也更能干，名叫耶律挞烈。
南院大王耶律挞烈，是此时辽国一位文武全才的宗室名臣，出道比较晚，到四十岁才步入仕途，但一入仕便以优秀的政绩脱颖而出，迅速升至高层。他在担任南院大王期间，整顿了辽国的税收与徭役，让其尽量公平合理，又出台措施鼓励农耕。在他及同时代的北院大王耶律屋质的共同努力下，辽国内政建设终于上了档次，被征服的百姓不再频繁外逃，辽国人口得以自然增长，经济渐趋繁荣。凭借这些成就，耶律挞烈与耶律屋质在辽国国内得到了“富民大王”的称号，并称贤良。
在带兵方面，耶律挞烈也很优秀，沉厚多智，赏罚严明，很得士卒之心。只是因为出道晚，之前辽国进行的那些大战他好像都没赶上。不过，证明其将才的机会即将到来。
再说王得中，在得到了辽国方面的肯定答复后急急返回，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知刘崇以及太原守军。然而，等他回到北汉境内，才知道太原城已在后周大军的团团包围之下，他根本没法回去，只走到代州就停下了。
没想到代州又出事了。原本郑处谦驱逐辽军，投降后周，被柴荣任命为静塞节度使，没过几天，代州将领桑珪、解文遇发动兵变，杀掉了郑处谦。不过，他们没有回归北汉，而是向柴荣上疏诬告郑处谦暗中与辽国勾结，因此他们谋杀长官完全是出于对大周的一片忠心。
这借口显然很蹩脚，桑珪决定拿出实际行动表忠心，正好王得中回来，就派人抓了他和他的随从，送往太原城外的后周军大营。
其间，聚集到此的后周军队早已对太原城发起了多次猛攻。《宋史·太祖本纪》说，有一次，赵匡胤带着一批敢死队奋力冲到城门下，纵火烧毁城门，可马上被守军的箭雨压制，赵匡胤左臂中箭仍坚持作战。柴荣在远处看见，担心这员爱将有失，强令撤退。史书记载这件事，重点是表现赵匡胤的英勇，但也从侧面证明了周军攻城不顺利。毕竟这里是太原，是天下闻名的坚城，是自唐末以来历经多次战火却一次也没被攻破过的太原。
要打破太原的不败金身，虽说不是不可能，但肯定不是短期内做得到的。如果要长期围攻，就有两个问题浮出水面。一是后周的后勤系统能不能坚持住，二是辽国什么时候派出援兵，给不给后周军队留出充足的攻城时间。
第一个问题姑且不论，第二个问题正好需要王得中来回答。柴荣听说过王得中的名气，知道他是北汉的贤臣，便亲自将其松绑，赐予玉带、名马，并设宴款待。
宴席上，柴荣和颜悦色地问道：“王先生既然是从辽国来的，那可知契丹人的援兵什么时候到？”
王得中假装诚恳地答道：“我只是受命送杨衮（耶律敌禄）回国，至于辽国那边会不会派援兵来，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
等宴席结束，有随从悄悄对王得中说：“辽国明明即将出兵，您却不在周朝皇帝面前说实话。一旦辽兵抵达，周人要追究您的欺君之罪，怎么办？”
王得中苦笑道：“我吃的是刘家的俸禄，且老母妻儿尚被围在城中。我如果向周人说出实情，他们就会提前阻断辽军来援的道路，太原城就会被攻破，我的家和国都不能保全！那样的话，剩我一个人苟且偷生，又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我一个，保全家国！”
辽国的援军果然来了。耶律挞烈挥师越过雁门关，插入了代州与忻州之间。考虑到后周大军已云集于太原城下，直接南下解围未必有胜算，耶律挞烈决定先示弱于敌，引诱周军分兵向自己进攻，然后以逸待劳，先破其一部，再徐图进击。
根据这个作战思路，耶律挞烈将自己的主力隐藏起来待命，只派出数千名游骑，不断骚扰忻州至代州之间的大道，袭击后周的来往使节。柴荣听说有辽兵袭扰忻州，但数量不多，又担心代州的桑珪等人不可靠，决定分兵北上扫清忻、代之间的通道，将那“数量不多”的辽兵逐往雁门以北，并阻断辽国的后续援军。
为了执行这个方案，柴荣派出此时军中的头号元老，也是自己的岳父符彦卿，率步骑一万人北上，前往忻州。出动的兵力不算多，从征的大将却不少，有郭从义、向训、白重赞、史彦超等。之所以会如此，估计一来是后周在太原前线的军粮紧张，难以大量调动军队，二来这一万人应该是周军精锐，可以靠质量来弥补数量。
周、辽两军很快在忻州城外遭遇，此前得到的情报好像是真的，辽军果然兵少，一触即退，后周军队没费什么力气就顺利地进入忻州。但身经百战的阅历让符彦卿不敢对辽军掉以轻心，他没有继续前进，而是又派人向柴荣报告战况，并请求援兵。
柴荣接到符彦卿的报告后，再派李筠、张永德率军三千人支援忻州。五月二十三日，得到增援的符彦卿率军开出忻州，向代州方向攻击前进，他以勇悍过人的史彦超率两千名骑兵为先锋，李筠部三千人为后继，符彦卿再率其余军队跟进，其中心思想就是，不管哪一部遇到了敌人，甚至遇险中伏，友军都能尽快支援，不致有失。
但这个布局有个先天不足，走在最前面的先锋大将史彦超自恃骁勇，胆子太大，不像符彦卿那么小心。他一马当先，出忻州往北五十里，进至忻口，并在此遇到契丹骑兵。忻口，顾名思义，是一处交通要隘，它东接五台山，西连云中河，中间通道比较狭窄，就像一个葫芦的腰身部分。辽军主将耶律挞烈早看中这个地形，将此前隐藏起来的大军布置在忻口以北，设下了一个大圈套，又以少量兵出忻口之南，以为诱饵。
再说史彦超一看到数量不太多的辽军，立即热血上涌，立马冲杀了上去。辽军与其稍一交战，便招架不住，再向北溃退，穿过忻口往北逃。史彦超杀上了瘾，也快马加鞭，越过忻口向北追，把接应他的李筠远远甩在后面。耶律挞烈见周军中计，马上指挥大军杀出，先抢占的忻口要隘，将史彦超与李筠两部周军隔断，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史彦超。
恶战开始了，虽然史彦超在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仍勇猛无畏，左右驰击，甚至数次杀出了辽军的包围，但受地形限制，既无法与李筠会合，也无法突围远走。辽军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其包围。最终，史彦超战死，他手下的两千名精骑也全部为辽军所灭。
全歼史彦超所部后，耶律挞烈指挥辽军冲出忻口，扑向李筠所部。因为史彦超战死，李筠部周军为之夺气，也在优势辽军的全面猛攻下大败而溃，李筠仅以身免。后面的符彦卿见前方不利，不敢再战，忙收缩兵力，缓缓退保忻州，不久又放弃忻州，退往太原大营。
忻口之战，根据史书记载，在下推测可能的战损比，是辽军折兵两千人，周军折兵五千人，还折了猛将史彦超。这时，周军已经在太原城下猛攻了将近两个月，没有任何明显的成果，高平胜利带来的兴奋已渐渐退去，反而因为运粮困难，大雨连绵，导致周军太原大营内大量士卒疲惫甚至病倒。所以，这次败战虽然没有让后周军队伤筋动骨，但又给了本已低落的士气一记重击。
得知沂口战败的柴荣非常沮丧，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经过痛苦的反思，一向自信的后周皇帝不得不承认自己此前的判断有误，后周大军已成强弩之末，再打下去，已不可能取胜，反而有无法预料的危险。于是，柴荣决定，放弃攻城，全军班师。
六月初二，愤恨难平的柴荣以欺罔之罪，下令绞死了求仁得仁的王得中。六月初三，后周大军解围南撤。
匡国节度使药元福对柴荣说：“通常胜利进军都不难，但要安全撤军就不容易了。”
柴荣道：“那朕就把掩护大军撤退的重任交给卿。”
药元福于是分派各军，分批次相互掩护，逐步撤退。刘崇虽出兵想捞点儿好处，但由于药元福安排得井井有条、无懈可击，汉军的追击被打退，后周主力得以全师而归。
不过，在后周军队从太原城下撤退的过程中，人员损失虽然轻微，物资损失却颇为可观。仓促之间，大量的军粮、辎重来不及运走，只得付之一炬，腾起的火光与浓烟远近可见。另外，在撤军途中，有部分后周军队军纪败坏，趁乱脱离队伍，抢劫民间财物甚至后方的军用物资，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看到远方的烟火，又遭遇打劫的乱兵，刚刚被后周拿下的各州县人心惶惶，周军的撤退在传闻中被夸大成了大溃败，各处谣言四起，后周委任的各级地方官在惊恐之下，纷纷弃职，逃往后周境内。北汉军队在辽军的协助下，几乎兵不血刃地又将这些州县一一收复。只有代州的桑珪，因为无路可逃，无奈登城守卫，成为周军退走后北汉境内唯一为后周坚守的州城。《辽史》记载，代州守军可能一直坚守到这一年的十月至十一月，才最终城破败亡。不过，就算他们能坚持得更久，也等不到后周的援军，下一次出现在太原城外的已经是宋军了。
北汉、辽国与后周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就这样实现了无协议停火。经过数月的较量，国境线看起来与交战前几乎没有变化，但国境线两侧的国家已和交战前大不相同。
北汉凭借着太原的坚固与辽国的救助，勉强守住了国土，但其本就虚弱的国力再受重创，自此基本上放弃了反攻复国的努力，只求苟延残喘于一隅，直至亡国。与之相比，后周军队在战场上的成绩，是前后两场小败，中间一场胜利，其损失，尤其是物资方面的损失也并不小。但谁让后周远比北汉家大业大，且中原的经济在良好的治理下正强劲地复苏，这点损失完全没有熄灭和减缓柴荣开创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与行动。
这场并不完美的战争，让战场素人柴荣经过了试炼，其中既有成功的操作，也有失败的判断，军队中既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新人，也暴露出大批骄兵悍将自行其是的积弊。这一切，都是柴荣在升级道路上的宝贵经验值，只要正确吸收这些经验，后周开疆拓土、削平天下的事业大有可为。
不过，此时距离柴荣一系列大规模改革措施的出台，还有一段时间，他先得回去。六月初七，柴荣顺着来时的路返回潞州，而后让各军分别回归驻地。六月二十四日，在返程经过郑州境内时，柴荣特意前往嵩陵，祭奠刚刚下葬的义父郭威。在嵩陵，柴荣没有见到那位出征前和他有过一点儿不愉快的工程负责人。因为就在后周军队围攻太原时，五代最著名的文臣，一生侍奉了十二位主君（刘守光、李存勗、李嗣源、李从厚、李从珂、石敬瑭、石重贵、耶律德光、刘知远、刘承祐、郭威、柴荣）的太师兼中书令冯道病逝，享年七十二岁，时为显德元年四月十七日。
冯道的死讯传至柴荣耳中时，后周皇帝好像忘记了这位老先生给过他的难堪，下旨辍朝三日来表示对元老逝世的哀悼。同时，他还给冯道赠官尚书令，追封其为“瀛王”，赐谥“文懿”。谥法中，“文”的含义有经天纬地、道德博文、勤学好问、慈惠爱民，“懿”的含义则是温柔贤善。不但全都是褒扬，而且对照冯道一生的为人行事，也大体相去不远。
在同时代的人眼中，冯道就是当时正人君子的最佳典范，是得到几乎所有人尊敬的忠厚长者，在极端的时刻尤为明显。白再荣那样的人渣，在恒州城中绑票劫财之时，李崧、和凝二相都成了他手中的肉票，他唯独没对冯道下手；刘赟在被冯道带入陷阱，眼看性命难保之时，还要对身边的人说：“你们不要胡来，这不关冯老先生的事。”
刘赟说得大致没错，冯道这辈子帮过很多人，也营救过不少人，却从来没有故意陷害过一个人，甚至包括刘赟。冯道为官清廉，生活俭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生行善，未闻作恶，他迎奉过很多新君，但绝不对旧主落井下石。冯道逝世，朝野很多人认为老先生能与孔子同寿是天意。
这时谁也不会想到，过了不到百年，冯道原本还算光彩的形象竟会在未来诸多道德君子的众口铄金之下，发生天翻地覆的坍塌。这一切，大概源于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个长寿命的赵宋王朝出现了，它有条件也希望所有臣子都对一朝一姓保持长久的忠贞。
954年周汉战争之太原、忻口之战
按新王朝的标准，那些历仕数朝的大臣统统都变得不正确了。冯道虽然是这群大臣中人品最好、最没有污点的一个，但谁让他是标杆性人物呢？这个老爷子晚年居然自称“长乐老”（“长乐”是一语双关，冯道的故乡在隋朝以前叫长乐郡），并写了一篇《长乐老自叙》，以“长乐”的心态回顾自己在乱世中永远逢凶化吉，历仕数朝，并始终能大富大贵的一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冯道这态度，让赵宋以后的历代大儒怒不可遏。
宋代大学者欧阳修，一上来就搬出《管子》的名言，给冯道的行为上纲上线：“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好像五代国祚短促都是冯道这些人的责任。欧阳修还讲了一个不知真假的故事。当时有个叫王凝的官员，在任上病死，妻子李氏带着儿子和丈夫的灵柩返回故乡。途经开封时想住进一家旅馆过夜，那旅馆主人看见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小孩儿和一口棺材，觉得太不吉利，不愿做这笔生意，但李氏觉得天色已晚，进了门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旅馆主人急了，抓住她的手，将其强行拖到门外。李氏仰天高呼：“我身为一个妇人，不能为丈夫守节，这只手竟然被外人抓到了！我不能让这只手玷污我的身体。”然后李氏便用斧头砍断了自己被抓过的那只手。
一代史学巨匠司马光则说：“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伦也。”一个臣子连忠贞这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守不住，那他的大节已亏，其他方面纵有小善，也不值一提。特别像冯道这样“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简直就是奸臣中的奸臣。如此巨奸，五代那些皇帝一再重用他，让他当宰相，也是君主的过错。
司马光也考虑到时代差异，按自己的想法为乱世的士人考虑了一条出路：明智之士，只有在国家有道之时才可投身仕途，如果国家无道，就应该隐居山林，不要出来做官，这样不管如何改朝换代，就都与你无关了。
不过，国家有难，正是仁人志士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躲到山沟里只求自保，虽无可厚非，但于国家何益？何况古人云：“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冯道自己是怎么看的呢？他在年轻尚不知名时（可能是在经人营救，从刘守光的牢中逃出，投奔李存勗时）写过一首诗，可视作其一生的座右铭：
莫为危时便怆神，
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
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
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
狼虎丛中也立身。
“狼虎丛中也立身”才是冯道对自己仕途的描述，并非受明主之召，感知遇之恩，而只是为了在这凶险的乱世洁身自好地生存下去。这就是所谓的大隐隐于朝。因为冯道所求只是隐于朝，所以他和隐于野的士人一样，不对朝代的兴亡负责，在他身上不存在忠心耿耿与铁骨铮铮。又因为他是个有道德的大隐，所以他在不危及自身的前提下，会利用自己的地位力所能及地做好事，这些好事肯定是隐于野做不到的。
去问问那些被冯道从契丹军中花钱赎出送回家的妇女，去问问上党牛皮案中被冯道救下性命的百姓，去问问恒州起义时在冯道的组织和激励下赶跑耶律麻答的义兵，问问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受到过这位老者帮助的人：隐于朝的冯道，是隐于野的士人能代替的吗？
欧阳修与司马光两位先贤批判冯道，批判的不是冯道这个人，而是冯道所代表的道德符号。就像铁枪庙中的王彦章，已经不是史书中那个真实的王彦章一样。《易经》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冯道之道太需要自律，太难被复制了。顺应新朝，迎奉新主，这很容易学，但在同时不同流合污，不刻意取悦新人就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