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之文化形态

抗战时期之文化形态，南北差异甚大，东三省最早为日军占领，且扶持了一个所谓的“满洲国”，在东三省的主要城市中“建立”了多所由日本人控制的小学、中学、中等专科学校、师范学校。实际上由他们自己破土动工而“建成”的学校极少；原有学校，驱走彼们认为非“良民”之教师，重组彼们中意的教师队伍，推行去中国化、崇日亲日的奴化教育。在那样一些学校里，必悬天皇画像，伪满洲国国旗与日本旗并挂，独无中国国旗。日语是主课，有的学校甚至取消汉语课，仅教日语、满语。中国家长如若不愿让自己的儿女将来成为缺乏起码汉文化知识的人，只能背地里通过别的途径和方法使儿女学习。

主要城市中随处可见日、满旗帜；穿清服、和服的身影比比皆是；日本军人、宪兵、特务、汉奸时隐时现——绝大多数同胞生活于不安之中。

至于文艺，除了年节的民俗可以纯粹中国特色来体现，寻常之日难见纯粹中国特色的文艺演出——唯京剧与传统戏法例外。京剧是一般国人很难有机会看到的，几乎成为满洲皇室成员、王公大臣、日本军官与特务、汉奸的欣赏特权。传统戏法多是江湖艺人的衣钵，往往穿插舞枪弄棒的卖艺。他们若不能获得“良民证”，便极可能被拘审，故后来也少见了。

然而文学的种子却仍在恶劣凶险的环境中悄然生发。当年东北有一批青年作家，以诗和小说的形式，彰显汉文字的表达魅力，曲笔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之根。他们选择留在东北，乃因差不多皆与“抗联”有着秘密关系，在不同的层面为“抗联”发挥耳目作用。有人被捕过，有人被杀害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后来定义为“东北进步作家群”。

而在农村，特别是较大的农村，私塾仍存，因日伪统治鞭长莫及，也仍能以教汉字汉文为宗旨，起到延续国文传承的作用。

二人转恰在抗战时期体现了更加活跃“皮实”的生命力——其表演天地基本是农村，其表演身影夏在地头，冬在炕边。也基本是两两来去，或夫妻，或兄妹，或父女。其产生年代，不像多数戏剧那般翔实可考。从男女对歌对舞特别是抛彩帕这一点，可往唐代那种性别观念开放的时期推测；且某些舞态，确实带有胡舞之姿。此种推测若不谬，那么二人转便是汉胡民间歌舞的早期结合。而其词风曲调，又具有鲜明的元代杂曲的特征。估计宋末元初，在汉域之北又经历了与北方少数民族娱乐形式的二次组合。成立，那么其史亦不短矣。有一点是肯定的，二人转盛于北方流民潮中，寄于流民团伙，既以慰藉草根阶层的生存苦情为能事，又受到团伙势力的罩护。

也正因为其对象具有草根性、以男性为主，色情成分甚重，每每对性事进行赤裸的极尽渲染的说唱——草根男性沦为流民者，最大苦情乃性苦闷，最欢迎的慰藉乃间接的性慰藉。故二人转一向朝两个方向演化，夫妻搭档的，以“荤”的内容为拿手；兄妹、姐弟或父女搭档的，以“素”段子悦人。其“素”段子多是说唱风花雪月、四季景色、历史典故——类似“舌尖上的中国”“谁不夸俺家乡好”，对于背井离乡的游民，这也是喜闻乐见的。

清末，北京及南方虽然雷鸣电掣、云涌星驰、局势激荡，但是北方反而相对平定。是故二人转的表演空间受限，绅门斥拒，誉村驱逐。倒是到了民国，天下大乱，流民人数剧增，二人转反而适逢“佳期”，得到了空前盛行的发展机遇。在东北林区，煤、金矿区，二人转表演者甚至久住不踄，那些地方的苦工也极依恋他们，正应了民间一句话“两颗苦瓜一根藤”。

那时，在东北，二人转与评书，实为民间底层两大“支柱”文艺形式。

而在长城以南的大城市，文艺形态两相迥然。民国时期的北平，传统的各类戏剧、评弹评书、梆子大鼓乃至江南的丝竹之音、昆曲越调，皆有各自呈现空间、欣赏观众。文学人士在全国人数最多，并有另一种文化现象为全国所不能及，便是大学文化。大学文化的影响，绝非大学围墙可囿，每每与北平的政事军事相互交织、对冲，形成此进彼守、彼强此弱的态势。教师中，常发石破天惊之论；学生中，每每产生文史哲新秀或议政英才。

但日军一占领北平，北大、清华南迁，教授学子与文人名士大批南下，北平几成文化空虚之城矣。正所谓“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众所周知，中国的大学名校都迁到了云南；中研院转移到了湖南的小山坳中；文人名士们集中到了上海——于是当时的上海得以成为文化中心、文艺续热之城。又于是，后来有了所谓“京派”“海派”之论之争。

此前，各呈各的形态，本是互不贬损的。但习性相异的两类“文化动物”一朝关在了同一“城市笼子”里，几无间距可言，摩擦在所难免。

所谓“京派”，好比京剧，因带了一个“京”字，便沾了独大似的光。生旦净末丑，品相气质风格方面，墨线一向有在。在京剧中，丑行是主角的情况甚少；丑行是为衬托生旦净末而有意趣的。并且，京剧的内容，一向以“高大上”为正宗。

所谓“海派”，却好比音乐剧，洋范儿显明——歌星、影星、舞后、交际花、赌场阔少、吃香的买办……如此这般新式人物，在北平既难产生，产生了也难以进入文化人的追捧视野。而这些人物在上海，却每成小说戏剧中的主角。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虽然产生于北平，但至抗战前后，中国的电影公司却都在上海，这一点也可证明上海是多么的不同。

尽管战局于中国不利，但上海的“大世界”，几乎每晚演出好莱坞式的“大腿舞”，这在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是不太可能的。

民国时期的北平，像极了“一战”后的德国。仿佛文人学子，谁都有机会成为康德、尼采或歌德、席勒、海涅；而同时期的上海，像极了马克·吐温笔下的《镀金时代》，似乎谁都有机会成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但中产阶级家庭的少年，又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迷失了正道。

“海派”文化，特别是其文艺部分，总体上是商业化的、市民化的、小资化的、娱乐化的；“京派”文化则总体上仍遵循“经世致用”的理念。

顺带一笔，当年留下了一桩“公案”——关于“为大众的文艺”与“为国防的文艺”，主张“左联”应擎“为国防的文艺”为旗帜的“四条汉子”，与主张喊响“为大众的文艺”之口号的鲁迅，从而结下梗芥，并使周扬等四位中共地下文艺领导人物，在鲁迅死后也长期背负“反鲁迅”的政治罪名。

在特殊时期，文艺主张不同，成罪是很荒诞的文化现象。

这是无法辩白之罪。

依我看来，就当时情况而言，“为国防的文学”之口号，比“为大众的文学”之口号，更是迫切需要之口号；不明白鲁迅何以反之。

还要顺带一笔的是，在北平难保之时，日军入城前，下令将南开、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迁往较能避开战火的云南，不失为明智的、负责任的决定。这使西南联大即使在抗战时期，也继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栋梁之材，而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于各行各业发挥了被历史铭记的作用。

顺带此笔，并非刻意评功摆好，而是要指出——大学的有形概念并非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但大学师生肯定是一个国家不可不及时予以保护的珍贵“种子”，因为这与一个国家的未来怎样关系直接又密切。近代之所以为近代，此点也是国家共识。无此理念之国，尚没迈入近代门槛也。

当时之中国，毕竟已迈入了近代的门槛。

近三十年后，中苏关系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际，中国的重点大学，也与重点工业、军研科研单位一起，纷纷迁离或部分迁离了大都市，转移到中国的大后方去了。

三十年河东也罢，三十年河西也罢，关乎国家文化、科学人才种子，珍惜都是一样的；人类近代史前的国家，绝大多数无此意识——人类的进步，即使意识上进了一小步，对其后之影响也是巨大的。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之中国，文化基本上以五个板块存在并活跃着——“京派”与“海派”相混杂的上海文化现象；重庆的陪都文化现象；西南联大文化现象；中研院文化现象；延安红色文化现象。

当然并不能一言以蔽之曰另外的中国之地便绝无文化现象了。抗战时期的文化特点及活跃性，集中而主要地表现于以上五个方面。除中研院文化现象，其他四个板块的活跃程度不分轩轾。

中研院文化现象之所以例外，在于它的几个研究所并不集中于一地，而是分散于几地，尤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院所迁址“神秘”——于是四川南溪李庄镇属地的山坳里，出现了一些中国当时顶尖的学者的身影。国力薄弱，资金匮乏，立所维艰，生活清苦。但在那样的情况下，中国学者们不仅在甲骨文研究、考古发现、汉语源寻根、古史断代和实证方面卓有建树，而且还招收学生，为中国带出了一批日后的专家。当年体现于他们身上的中国文化现象，是寂寞的，甘贫的，无人喝彩的，呕心沥血“为道日损”的。

将此种文化现象置于全人类近代文化现象的流程中来看，也是值得起敬心的文化现象。他们那种甘当民族文化基石的精神，与当时活跃于延安，居窑洞中，以粗茶淡饭饱腹的另类文化知识分子，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即国家兴亡，知识分子有责；是同根同种同目不同科——仅仅不同科而已的国家文化现象。

窃以为，举凡一切出发点益于国家民族之事，以及一切为此等事有所奉献、付出的人，都是国家与民族应予以公正的评价且不应忘记的。

而西南联大止踄于滇时，一首当时创作的清华校歌，不但很能体现“京派”文化的特点，也很能体现自民国以来至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

它是文言与白话的结合；是热血青年的心声与夫子型学者的情绪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字两种表现力的结合——自“白话文运动”以后中国文化总体景象的缩影；文言与白话并存，用典与直抒胸臆的文采共舞。大趋势是，为最广大的青年所更愿接受的白话文，已渐成主流。

并且应该指出，胡适推行白话文自然其功大焉，中国人今日能使汉语言文字在“白话”方面魅力增色，确乎不应忘记他们那样一些人物的开山贡献；但其完全否定用典的辞藻美感，亦是“绝对思维”之一弊。

仅以孙中山悼战友联为例：“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此悼宋教仁联也，白话简洁有力之美，跃然纸上。“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此悼黄兴联也。其文也古，用典亦多，但谁都不得不承认，大悲大恸之大美感情，两联各有千秋。

从前是，文言夹杂少许白话，现象古已有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言之有理有据。

后来直至现在是，白话的字里行间偶用文言古字，亦成一种文体，鲁迅善此修辞之法，于是其文学语言特色自成一家。

即使当下，即使在某些流行歌曲中，我们仍能听到文言之句以及类似用典的比拟，有别具一格之美感。

便是“之乎者也矣焉哉”之类曾在“白话文运动”时期大受嘲讽的助语单字，实际上今天也仍在频用。用比不用还是要多些意味的。

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不可能从某一时期画一条线——将从前皆视为垃圾或多余饰物，而其后从基因上来次根本改变。

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及其应用成果，古往今来与未来，如江河荡荡，水域此中有彼，彼中有此，非个人或任何运动所能截断——正如谁也不会指着任何一段江河之水说：“看，此昨日之水！”

中国之汉语言文字及其应用成果，宛似装在巨大而敞口的袋子里的琥珀，数量令人叹为观止，姿质各美其美；不论存在于甲骨上的、陶片上的、竹简上的、绢绸还是各类纸上的，都具有琥珀的史美之感。因其敞口，便有近代的、当代的新语言新词汇纳入——汉译英的、汉译日的、汉译梵的以及最新的网络用语，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并且，又总是有好古之人，经常“钻入”其中，将某些遗忘可惜的字词，从“层叠”中发现、带出，使之古为今用，魅力重现。

汉语言文字的丰富性、浪漫性、古今融合性，使之在中译外方面，无论意译还是音译，甚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奥妙与唯美色彩，如——枫丹白露、香榭丽舍、莱茵河、逻辑、幽默、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等。

世界上只有中国汉文字衍生出了书法艺术，这是世界上任何别国文字所未有之现象——别国只有美术字。

由书法与中国画，又衍生出了任何别国所没有的宣纸、毛笔、墨和砚。

所以，我们今人在驾轻就熟地应用现代汉文字并对“白话文运动”充分肯定时，也该对文言文保持一份温情的敬意才对。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皆体现其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情商基因。

在中国的干部履历表中，最常见的是“抗战时期”与“解放时期”两类——首先是时间划分，以区别参加革命的年代；同时，自然而然便意味着资格的不同。

“解放战争”是一个主观概念。此概念的实质是“内战时期”。

内战亦非自日本投降后的 1945年始，此前国民党各路大军对红军所进行的必欲全歼而后安而后快的多次“围剿”，对延安所进行的“斩首”式军事大动作，不能不说是内战。

只不过，后一次内战，在非红色的历史中，被写为“全面内战时期”。

“全面”有三个含义——一是不存在日伪军第三方的介入了；二是局面发生变化了，国共双方军力接近势均力敌了；三是战争主动权发生了逆转，曾被反复“围剿”的一方，战斗力空前强大了，由被动地防守转为主动地攻占了。

被“围剿”时期的红军，联合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解放战争初期的番号一向是几“野”军团，后来曰“解放军”了。

经年局面初见端倪——一方兵败如山倒，每战则丢城失地，溃不成军；一方似风卷残云，愈战愈勇，并以大批缴获武器补充装备，遂使兵强马壮。

毛泽东当时戏称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

在如上背景下，全中国的文化及文艺形态可想而知——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民间深重的伤痕犹在，疼痛未止；广大的农村已几无文化与文艺现象可言；县镇早已不再是孕育文化与文艺人才的“最初的摇篮”。

“几无”不等于根本没有。

还是有种特殊的文化与文艺现象，存在于是“老根据地”的农村和一切“解放大军”所到之处，或可曰之为助长“解放大军”军威士气的文化与文艺形态。

某一面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白灰标语犹在；另一面墙上，“推翻蒋家王朝！”“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相对——在被占领地，“解放之歌”到处传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秧歌在那些地方最为盛行。还有口号诗、快板、街头及麦场表演……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有太多太多极善于利用文艺形式进行宣传鼓励的宣传员，大抵是文艺青年——中年都很少，他们另有使命，往往办刊办报，写影响更大的文章去了。正是那样一些文化程度并不高却具有文艺才华的青年，在曾经的“国统区”找不到文化工作的青年，将共产党解放有理、理直气壮的宣传攻势营造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他们使底层人民尤其是广大贫苦农民确信——这是最后的战争，打完这一仗天下就可以长久太平了；他们盼望过好日子的前提当然是天下太平，下一代的父兄子弟再也不必为战争出生入死了。而尽早结束战争，他们只有站在共产党一边，协助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一向倚重他们，经常与他们苦难同担，长期形成了一种唇亡齿寒、骨伤肉疼的关系。而国民党憎恨此点，视他们为共产党的“赤民”，一心想要绝他们的种……

在打宣传战方面，国民党远不及也。亲“党国”的“文胆”、文僚，一切嫡系文人及宣传机构的要员扈从们，不少真是饱学之士；但也正因为太“饱学”了，其“学”一向根本不接地气，在宣传战方面，对中共土生土长的宣传攻势束手无策，无计可施。

那情形好比《刘三姐》这部电影中几位秀才与刘三姐们的对歌赛，刘三姐们一开口，秀才们就方寸大乱了。

在大都市，文化与文艺处于屏息敛声之境。“解放大军”克县占城的消息根本没法封锁得住，宣败为胜已根本不可能再有人相信，连“微微一信”的人都没有了。解放的炮声由远及近，一觉醒来可能已兵临城下——文化人士也罢，文艺人士也罢，都不约而同地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解放战争第二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农村到城市，中国似乎只有一种文艺现象了，便是欢迎解放的文艺现象；其他文艺现象，基本边缘化了。 CRG1jannnLh43KZEp43APIzvNvsuZpOlwijY3K2GOZ2XltcDR9TIY2Y7eZNejM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