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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仅就国家层面而言，当然会以并且应该以激励全国军民保家卫国、英勇抗日为主流文化——这符合文化在特定时期的文化自觉，甚至可以说是本能；反之倒是很不正常了。
抗战时期是国家生死攸关的时期，是特定得不能再特定的时期。
公而论之，蒋介石的号召宣言，不可谓不掷地有声，体现了破釜沉舟的国家意志。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日方提出的与国民政府“和谈”的前提之一，便是蒋介石必须下台——尽管蒋起初私心在焉，唯恐一旦全面开战，使忠于自己的军队伤亡惨重，由而丧失了对军阀们的军事控制能力，并使共产党的军队有机会发展壮大，从而威胁自己对整个国家的统治。
作为第一夫人的宋美龄，其首次访美，对美国参众两院的求援演讲，不仅是声情并茂、很有说服力的，而且是较为成功的。
她言：“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抵抗日本军阀的淫虐狂暴……中国国民渴望并准备与你们及其他民族合作，不仅为我们自身，且为全人类以建设一合理而进步之世界社会，这就必须对日本之武力予以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解除日本对于文明的威胁。”
顺带一笔，后来美国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确乎一下子使日本之武力被“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也算是宋美龄一语成谶吧。
国民政府的某些文僚，在贡献口号方面，亦有发挥一技之长的表现，如“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确曾深入人心。
还值得顺带一笔的是，“伟大的书生”胡适，千真万确地曾向当局递书，主动要求出任驻日大使。他的书生之见是，肯定会有机会亲晤天皇，便可以当面向天皇说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何等罪过和愚顽。
书生到底是书生，然证明了他和追随他的那些书生，在国家危亡之际，毕竟还是都有中国心的。
“党国”控制下的报刊，在抗战宣传方面，也起到了职责性的作用——但中日军队装配差异悬殊，捷报少，退败频频，只能赖文字给力，用心良苦地将退败渲染得悲壮一些，以稳民心。
奇怪的是——党国党国，国民党乃执政之党，自然也领导着文化艺术之界，但在将口号转化为文艺形式方面，却似乎既乏人，也乏才，几无可圈可点之处。
倒是共产党的旗帜下显得人才济济，文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激荡民族之心——《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不一而足。直唱得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真的起到了为抗战鼓劲的实际作用。连抗日名将张灵甫奋不顾身，率士兵英勇杀敌，负伤也不下火线的事迹，都是由共产党人编剧田汉在重庆搬上话剧舞台的。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
回去，告诉你的女人：
要大家来做鞋子。
像战士脚上穿的，
又大又结实。
好翻山呀，
好打仗呀。
以上是共产党员诗人田间的两首口号诗，或曰诗口号——能写这样诗的诗人，“党国”之文艺家名册上罕有。
一个事实确乎是——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及各地方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具有特殊的宣传能力和经验，善于边战斗、边宣传。
你可以不是战士，
但你绝不可以当汉奸！
抗战需要坚持，
坚持才能胜利！
你的亲人被鬼子杀害了，
我的亲人也被鬼子杀害了，
鬼子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只要你为抗战做了一件有益的事，
国家都会记着你，
子孙后代都会尊敬你！
在中国幅员辽阔的乡村和星罗棋布的小县镇，在日伪军占领的敌后战场，在土墙上乃至残垣断壁上，在凡是共产党的部队驻扎过、战斗过、与敌人周旋过的地方，到处留下了如上那类口号——血浓于水、骨肉相连的口号，谁敢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呢？
《松花江上》这首歌有些例外——的河北青年所作。他 1925年入党，从没去过东北，但屡见东北流亡青年与民众的凄苦处境，每每潸然泪下，忽一夜情不自禁，于是秉烛，一挥而就成词，悲愤而歌唱成曲。
所谓家国情怀、文化自觉，此典型一例也。
抗战时期的另一种文化现象，便是报刊对抗战英烈的及时报道。“国军”高级将领和战斗英雄的事迹，大抵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嘉奖或追悼仪式。每每蒋介石与夫人亲自出席，发表讲话。那些讲话以及英烈们的誓言、访谈录或遗言、遗书，经由报刊和广播的宣传，直达民间，感动民众。
每每中共方面作出积极反应，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唁电、悼文、挽联。
在此点上，中共比“党国”做得周到。
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等东北抗联英雄的名字，当时在“党国”的报刊上似乎没出现过；“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视死如归，决不投降的悲壮事迹，“党国”报刊也未见宣传。
但民间在任何时期都是崇敬民族英烈的，英烈的党派色彩并不影响他们受崇敬的程度。不论何党何派，在民间的百姓眼中，首先都是民族英烈，崇敬之情即使无法诉诸文字，却会以心口相传之方式流传甚远，当然也就同样在民间影响甚深。
如“八女投江”、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的事迹，在当时的东三省几近家喻户晓。李兆麟所作的抗战歌曲，虽从未见诸过任何报刊，却还是能在东三省进步青年中广泛传唱；其影响甚至跨山越水，在流亡各地的东北青年心底激发起爱国抗日的民族精神。
倘言扫盲教字也是文化现象，那么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此方面悟性甚高，有理念，有方法；并且方法良好，堪称宝贵经验。
在有的军队中，就整体文化知识水平而言，“国军”营以上干部的情况肯定高于“共军”。越到后来，差距越成事实。这乃因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罹难者中，知识分子比例颇高——而后者恰是党组织的知识分子主体。“白色恐怖”升级的时期，中小知识分子的罹难之数，比例高过不识字却忠诚的工农骨干。了后来部队的知识性成分结构，以至于毛泽东清醒地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于是在有规模、成建制的军队中，大抵都有了文化教员，负责使文盲战士识字并能读会写。而在缺乏文艺生活的艰苦岁月，教字与学字，似乎也具有了文艺色彩。首长教警卫员、通讯员识字，成为军中司空见惯的事。即使在游击队、武工队中，识字者教文盲战友学字，亦似乎是责任。后来，许多人说——“我本大字不识一个，是部队使我成了有知识的人。”此种说法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此军队特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军队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依然如此。直至再后来有了各级军校，军中文化教员一职才算卸却历史使命。
当年的“国军”，重服从训导，轻文化引领。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军官与是文盲的士兵之间，基本没有文化关系，即使老兵也不太会对军队留下什么文化记忆。
在“国军”那里，兵只不过是兵；在“共军”那里，兵还同时是“阶级弟兄”——此种区别，当年肯定也是“国军”战斗力难抵“共军”的原因之一。举凡天下成败事，本无所谓定数。其成其败，每每于细节处伏因果。
却也不能说“国军”中完全没有文化现象。实际情况是，防守于某些大的战区的“国军”中，亦每配有文化教官，而且官阶大抵为“校”。他们对于自己特殊的军中文化使命，也是几乎以“天职”视之的。新兵同样多为农家子弟，往往连口令也听不明白，扫盲之事同样迫在眉睫。只不过，“国军”中的扫盲，并不进行到人民中去，仅是军内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