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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鲜鱼口，这条比大栅栏的历史还要悠久的老街。前些年，鲜鱼口被整治一新，成了传统小吃街，在力力餐厅和通三益果品海味店的位置上，原来有一栋二层小楼，那里是“联友照相馆”。
我站在联友照相馆的原址前，见行人来来往往，不由得胡思乱想：他们当中有几个人知道这里原来是家照相馆？即便知道，又能怎样？老街跟人一样，都时兴“整容”——整过的面容，比爹妈给的要好看。如今，人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不断发生变化，也闹不清楚谁对谁错了。
记得十几年前，联友照相馆的那栋小楼还在，只不过变成一个洗印相片的商店，里面破旧不堪。我向店员询问联友照相馆的历史，那个店员看起来有五十多岁，知道的事情比较多。他告诉我联友早就不照相了，一边靠洗印照片勉强维持经营，一边等待照相器材公司的后续安置。
我问他：“有没有可能再把联友照相馆恢复起来？”他摇摇头，说：“大概不会，现在照相馆不好经营，人们都去影楼了。前门大街上的大北照相馆以前多红火啊，现在也差多了。”
他说得没错。我知道，这是我的一厢情愿，也许只有住在附近的老街坊，才对联友照相馆怀着这样特殊的情感。
回顾照相馆在北京城的发展史，第一家照相馆，要追溯到清光绪十八年（1892）由任庆泰在琉璃厂创办的丰泰照相馆。对比丰泰照相馆，联友照相馆的历史没有那么长，它是民国后期才开张的，但在鲜鱼口，它却是第一家有“摩登”味道的店铺——鲜鱼口的许多店铺都是小农经济的产物，而照相馆可是新鲜的“洋玩意儿”。联友照相馆的出现，无疑给鲜鱼口带来了与时俱进的感觉。
这位店员告诉我，联友照相馆的那栋小楼原来是会仙居。会仙居于同治元年（1862）开业，最初是个小酒馆，后来专营炒肝，生意不错。现在人们熟知的老字号天兴居是1933年开业的后起之秀，只不过它在与会仙居的同业竞争中“后来者居上”，把会仙居给吞并了。会仙居的地盘出让后，改建成了联友照相馆。
在鲜鱼口这条老街上，我一直觉得联友照相馆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倒不是因为照相术和照相馆是舶来品，而是会仙居那栋小楼的格局并没有太多改动。门脸仍旧不大，唯独多了一个橱窗，里面摆着几张照片，有些照片还是手工上色的，那么鲜艳，又那么不真实。从我家穿兴隆街到鲜鱼口，一路都是卖点心、百货、鞋帽甚至棺材的传统店铺，只有联友照相馆不卖东西，而是为你提供服务；此店并非“立等可取”，还得几天后再来取。如此独树一帜，让小时候的我对它充满好奇，也有着几分想象与期待。
那时候，对普通家庭而言，照相这件事算不上普遍，除了证件照和“全家福”，一般人家不会去照相馆。记得我和弟弟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联友照相馆拍的。母亲1952年去世后，姐姐扛起家庭的重担，到内蒙古修铁路，临行前，她带我和弟弟到联友照相馆拍了一张全身照。之所以拍全身照，是因为要照上我们为母亲戴孝时穿的白鞋。那一年，我五岁，弟弟两岁，姐姐不到十七岁。
后来姐姐每年回家，都会带我和弟弟到联友照相馆拍一张照片。当时，前门大街一带的照相馆不止联友一家，前门大街东侧有大北照相馆，西侧有中原照相馆，劝业场里也有照相馆，但姐姐只去联友照相馆，所以我对那里的感情更深。
记得最后一次去联友照相馆拍照，是我读高二那年，也就是1965年的冬天。第二年，一切乱了套，我和弟弟分别去了青海和北大荒，姐姐再回北京时，看到姐弟三人分在三处，来去匆匆之中只剩伤感，没有了拍照的期待。
六年前，姐姐八十大寿的时候，我去呼和浩特看望她，见她家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很长——原来姐姐把每次回京探亲时同我和弟弟拍的照片洗在一起了，就像电影胶片一样，串起了我们的童年和少年。从1952年到1965年，这十四年来拍的照片，是我们姐弟三人一段宝贵的记忆，也是联友照相馆一段别样的“断代史”。
如果不是在姐姐家看到这如电影胶片一般的照片，我也不会想起鲜鱼口，更不会到鲜鱼口来。只是，联友照相馆已经不在了，十几年前它还在呢，如今竟然像梦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站在和煦的秋阳下，站在遥远却清晰的记忆深处，眼前忽然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姐姐带我和弟弟到联友照相馆拍照之前，划着了一根火柴，燃到一半时吹灭，她用火柴头上的那点炭，把我和弟弟的眉毛涂黑。照相师傅看着我们，耐心等待姐姐涂完，微笑地招呼我们过去，站在那蒙着黑布的照相机前……
“桃花羞作无情死，感激东风，吹落娇红，飞入窗间伴懊侬。谁怜辛苦东阳瘦，也为春慵，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不知为何，每次想起联友照相馆，想起我和联友照相馆的故事，我都会默念纳兰性德的这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