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增援部队到了。空的营房被住满了，一袋袋稻草垫子也都有主了。他们当中有的是老兵，但有二十五个是从征兵处调来的新丁。他们比我们还小一两岁。克洛普用手肘轻轻碰了碰我：“见到那帮小毛孩了吗？”

我点了点头。我们昂首阔步地走路，在露天刮胡子，把手插在口袋里，审视着那帮新兵，觉得自己已是久经沙场的老兵。

卡钦斯基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经过马厩，走到增援部队那里，他们正在分发毒气面罩和咖啡。

“你们已经很久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了，是吧？”老卡问其中一个新兵。

他扮了个鬼脸：“早饭吃的是萝卜面包，午餐吃的是萝卜炖菜，晚饭吃的是炒萝卜和萝卜沙拉。”

老卡吹了一声口哨表示理解。“萝卜做的面包？你走运了，他们就算用锯末做面包也不出奇。不过，你觉得菜豆怎么样？来一点吧？”

那个小伙子红着脸说：“您别拿我开玩笑了。”

卡钦斯基只是说了一句：“把你的饭盒拿来。”

我们好奇地跟在后面。他带着我们来到他的稻草垫子那里，旁边有一个小木桶。里面有半桶牛肉炖菜豆。卡钦斯基大剌剌地站在木桶前面，俨然像一位将军，开口说：“眼要明，手要快！就像普鲁士人说的那样。”

我们都很惊讶。“好家伙，老卡，你怎么搞到的？”我问他。

“红发男很高兴我把它处理掉。我拿三块降落伞的绸缎料子和他换了这些。豆子冷了也蛮好吃的。”

他慷慨地分了一份给那个新兵，然后说：“下次你带上饭盒，拿雪茄或咀嚼烟草交换，懂吗？”接着他转身对我们说：“当然，你们什么都不用拿，免费任吃。”

要是没有卡钦斯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简直有第六感。这种人到处都是，但一开始你是认不出来的。每个连队里都会有一两个。在我认识的人里，卡钦斯基最精明能干。我相信他是鞋匠出身，但那和他的本事并没有关系；他懂得各种手艺。能和他交上朋友真是太好了，我和克洛普都这么认为，而赫伊·韦瑟斯也是，不过他更像是老卡的帮工兼打手，听从老卡的命令行事，有事时为他助拳。他当打手是够格的。

譬如说，我们曾在晚上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凄凉的地方，东西都被搬得干干净净。我们驻扎在一间阴暗的小工厂里，里面进行过改造以便住人，摆了床铺，毋宁说是通铺——就只是几根木头柱子，拉上了铁丝网。

铁丝网很硌人，没有东西垫在上面。我们的防水席子太薄了，只能盖上毯子保暖。

老卡看了看这个地方，然后对赫伊·韦瑟斯说：“跟我来。”他们出去找东西，半个小时后他们回来了，抱着大捆大捆的稻草。老卡找到一间马厩，里面有稻草。要不是肚子饿得慌，我们现在就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

克洛普问一个已经在这里驻扎了些许时日的炮兵：“这附近有食堂吗？”

“有食堂吗？”他笑着说，“这里啥都没有。你在这里连面包皮都甭想找到。”

“这里难道没有人住吗？”

他啐了一口：“是有几户人家。但他们成天围着炊事房讨东西吃。”

“情况可真是不妙！——那我们只能勒紧裤带，等早上送饭过来。”

但我见到老卡戴上帽子。

“去哪儿，老卡？”我问。

“到周围找找看。”他走了。

那个炮兵轻蔑地咧嘴笑着说：“尽管去找。但无论找到什么，都不用白费力气搬回来。”

我们失望地躺下睡觉，想动用应急干粮充饥，但这么做风险太大了。于是，我们试着睡会儿觉。

克洛普将一根香烟折成两半，递给我半根。查登开始吹嘘他的家乡名菜——熏肉煮蚕豆。他说这道菜得用桃金娘酱调味才算正宗，而且：“看在老天爷的分上，所有的材料得一起煮才好吃，而不是把马铃薯、蚕豆和熏肉分开煮。”某人发誓要是查登再不住口，那他会被捣成桃金娘酱。然后大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几根插在瓶口的蜡烛在闪烁着火光，还有那个炮兵不时地吐口水。

我们刚要睡着，这时房门打开了，老卡闪了进来。我以为自己一定在做梦：他的胳膊下夹着两条面包，手里提着一口沾着血迹的沙包，里面装满了马肉。

那个炮兵的烟斗从嘴里掉了下来。他摸着面包。“上帝啊，真的是面包，还是热乎的。”

老卡没有解释什么。他搞到了面包，其他事情并不重要。我坚信就算他被丢到大沙漠里，不消半个小时，他就能张罗到烤肉、椰枣和红酒，美美地享受一顿晚餐。

“去找些柴火来。”他简略地吩咐了赫伊一句。

然后他从大衣底下拿出一口煎锅，再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食盐和一团肥肉。他想得很周到。赫伊在地板上生了火，火光照亮了空荡荡的厂房。我们纷纷下床。

那个炮兵踌躇再三。他在犹豫要不要拍拍老卡马屁，或许能让自己分点东西吃。但卡钦斯基甚至连正眼都不瞧他，当他是透明空气。他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老卡知道如何煎马肉才能煎得嫩。肉不能直接放进煎锅里，那样肉会变韧，应该先加少许清水焯一焯。我们掏出刀子，围坐一圈，吃得肚子都快撑炸了。

这就是老卡的本事。如果一年中只有一个小时能在某处地方找到东西吃，在那个钟点，似乎福至心灵，他会戴上帽子，出门径直走到那里，似乎有罗盘在指引，然后找到吃的。

他什么都能搞到——如果是大冷天，他能搞到一个小炉子、柴火、干草、稻草和桌椅——最重要的是，搞到吃的东西。那实在是不可思议，你会以为那些是他凭空变出来的。他的杰作是搞到四盒大龙虾。说老实话，我们宁愿吃一顿上好的牛排。

我们在兵营里有日头的那一边休息。这里有一股焦油和臭脚丫的味道，还有夏天的气息。老卡坐在我身边，想找人说说话。今天我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敬礼练习，因为查登给一位少校敬礼时动作松松垮垮。老卡还在为了这件事情感到心里不爽。

“你给我听好了，这场仗我们就要输了，全因为我们敬礼太标准。”他说。

克洛普走过来，他卷着裤腿，光着一双脚，把刚洗好的袜子摊在草地上晾干。老卡抬眼望天，放了一个响屁，然后若有所思地说：“吃豆放屁，天经地义。”

两人开始争吵，还用一瓶啤酒作赌注，赌正在我们头顶进行的一场空战谁赢谁输。卡钦斯基坚持自己作为前线老兵的看法，还编了一段顺口溜：“同役同酬同食物，战争一天就结束。”

克洛普更像是一个思想家。他提议宣战应该搞得像嘉年华，得买门票，有乐队演出，就像一场斗牛表演。上竞技场的是交战两国的部长们和将军们，穿着短裤，拿着棍棒，由他们自己干上一架。谁能活下来，他的国家就是胜利者。比起现在搞成这样，让无辜的人去打仗，这个安排要简单公平得多。

这个话题被搁置了。然后我们聊起了操练。

在我面前呈现这样一幅场面：火辣辣的正午日头照耀着练兵场，热力在广场上弥漫，兵营里悄无一人。万物都在沉睡，你只听见鼓手们在某处地方练习，敲着沉闷单调的断断续续的鼓点。多么美妙的协奏曲！炎热的正午、练兵场和鼓点！

兵营的窗户光秃秃的，漆黑一片。有几扇窗户上吊着裤子在晾干。房间里很凉爽，我们以向往的目光望向那里。

噢，漆黑的发霉的连队营房，里面摆着铁架床、花格床单、储物柜和板凳，充斥着发馊食物、睡床、香烟和衣服的味道。就连你也成了向往的对象，因为你能带来一点家的美妙感觉！

卡钦斯基把房间全都涂上鲜艳的颜色。只要能回家，什么事情我们都愿意做！至于回家后做什么，我们不敢想那么远。

我们在清晨接受培训—“98式步枪有哪些零件？”——在正午时分进行体能训练—“会弹钢琴的，出列！向右转，齐步走。到炊事房报到，去削土豆皮。”

我们沉浸在对往事的缅怀里。克洛普突然笑着说：“在勒讷换乘！”

那是我们的希梅尔斯托斯下士最喜欢玩的游戏。勒讷是一个铁路枢纽。为了让我们这帮家伙别在那里迷路，希梅尔斯托斯经常在营房里叫我们练习换乘。我们了解到，在勒讷要转到支线，我们得经过一条地下通道。我们拿床当地下通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床位左侧立正。然后命令下达：“在勒讷换乘！”大家就像被闪电劈中，钻到床底下，爬到另一边。这个把戏我们一练就是几个小时。

与此同时，那架德军战机被击落了。它就像一颗流星，拖着一道乌烟，倒栽葱掉下来。克洛普输了一瓶啤酒，他不悦地从钱包里掏出了钱。

“我敢肯定希梅尔斯托斯以前当邮递员时是另外一个人，”等阿尔伯特的情绪平复一些后，我开始说，“那他怎么会变成一个这么蛮横霸道的教官呢？”

这个问题令克洛普来了精神，尤其是当他得知食堂里没有啤酒了。“不只是希梅尔斯托斯，那种人太多了。只要他们的肩章上多一条杠或多一颗星，就变了个人，好像心肠都变硬了。”

“都是这身军服惹的祸。”我说。

“大体上说是这样。”老卡开口说，准备好发表一番长篇大论，“但事情的根子在别的地方。譬如说，如果你训练一只狗每天吃土豆，然后在它面前摆一块肉，它还是会扑上去大吃大嚼，那是它的本性。如果你给一个男人些许权力，他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他会朝权力扑上去。道理是一样的，人的本质与野兽没什么两样，只是他会披上一层薄薄的伪装，就像在面包上抹一层黄油。军队的规矩是：一个人永远有权指挥另一个人，问题是，每个人的权力都太大了。士官欺负士兵，中尉欺负士官，上尉欺负中尉，到最后，权力令他们疯狂。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能欺负别人，很快就习以为常。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从训练场上回来，累得跟狗似的。然后命令下达，要我们唱歌。我们唱得有气无力，因为一路跋涉，还得扛着步枪，只能唱成那样。结果呢，全连被勒令立刻掉头，回去再进行一个小时的操练以示惩戒。回去的路上，命令再次下达，于是我们又唱起歌。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那只是因为连长被权力冲昏了头脑。没有人责备他，恰恰相反，他还因治军严明而受到表彰。当然，那只是一桩小事，但其他事情也一样。现在，我问你，在和平时期有什么工作能让他那么嚣张，而不会被揍扁鼻子？只有在军队里他才能这么干。你知道，权力总是令人丧失理智。一个男人在和平时期越是窝囊，他就会变得越是霸道。”

“当然，他们会说纪律是必须维持的。”克洛普随口插了一句。

“没错。”老卡高声说，“他们总是拿这个作为理由。或许这是必须的，但那绝不应该变成虐待。可是，你去试试能不能向一个铁匠或长工或手艺人解释清楚，你去试试能不能向一个农民解释清楚——这里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农民。他只知道自己总算历经种种磨难，然后被派到前线，但他心里明白哪些事情有必要，哪些事情没有必要。我告诉你吧，真是奇怪，我们这些普通士兵居然还在坚守前线，简直不可思议！”

没有人提出抗议。每个人都知道只有上了前线才可以不用再操练，撤到后方几英里处又得重新开始敬礼和走正步这些荒唐事情。无论何时何地，绝不能让士兵闲着，这是一条铁律。

查登过来了，满脸通红。他激动得连话都说得不利索，喜逐颜开地结结巴巴地说：“希梅尔斯托斯正在路上。他也得上前线了！”

查登特别讨厌希梅尔斯托斯，因为他曾在训练营里被希梅尔斯托斯狠狠教训过。夜里睡觉时，查登有尿床的毛病。希梅尔斯托斯认为那纯粹只是出于懒惰，发明了一个方法治查登的尿床病，很有他的个人作风。

他从隔壁营房找来另一个尿床的士兵，名叫金德维特，让他和查登同住。营房里睡的是上下铺的铁架床，床的底部是铁丝网。希梅尔斯托斯让他们一个睡上铺，另一个睡下铺。当然，睡下铺的人可就遭罪了。第二天晚上，两人掉转床位，之前睡下铺的人跑到上铺去了，这样就可以报复对方。这就是希梅尔斯托斯所谓的自助疗法。

这个想法虽然下作，却挺有心机。不幸的是，它根本没有效果，因为其前提是错的：尿床并不是懒惰惹的祸。任何人只要看到他们那蜡黄的脸色就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结局就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总是睡地板，搞得频频着凉。

这时赫伊走过来，在我们身旁坐下。他朝我使了个眼色，然后若有所思地抚摸着拳头。我们曾共度军旅生活中最美妙的一天——那是在我们奔赴前线的前一天。当时我们被分配到一个最近才成立的兵团，但我们先得去驻防地点领取装备，当然，那不是兵员补充站，而是另一座兵营。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会离开。当晚我们做好准备，要和希梅尔斯托斯好好算账。

之前几个星期我们一直信誓旦旦要这么做。克洛普甚至准备等和平到来之后投身邮政行业，当希梅尔斯托斯重拾旧业时，他会成为后者的上司。一想到自己将如何好好收拾希梅尔斯托斯，克洛普就陶醉其中。正是这个幻想，令希梅尔斯托斯无法彻底整垮我们——我们总是盼望着等战争结束后对他实施报复的那一天。

我们决定先狠狠地揍他一顿。再说，要是他认不出我们，而我们一大早就离开，他能拿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知道他每天晚上会去哪一间酒馆。回营房的路上，他得经过一条偏僻阴暗的小路。我们躲在一堆石头后面等他。我手里拿着一条床单。我们不知道情况会是怎样，紧张得身子发颤，希望他会落单。终于，我们听见他的脚步声，我们一听就知道是他，我们总是在清晨听见这个脚步声，然后房门被打开，他大声吼道：“起床！”

“就他一个？”克洛普低声问道。

“就他一个。”

我和查登绕过那堆石头。

希梅尔斯托斯似乎有点喝高了，嘴里哼着小曲儿。他的皮带扣环闪闪发亮。他正走过来，丝毫没有防范。

我们抓起被单，从他身后跳起来，用被单罩住他的脑袋，再拉着它裹住他的身子，他站在那儿，就像被套在一个白口袋里，根本没办法抬起胳膊反抗。小曲儿也戛然而止。然后赫伊·韦瑟斯走过来，伸臂将我们推开，他要第一个动手。他喜滋滋地摆好姿势，抡起铁路信号杆那般粗壮的胳膊，他那只煤铲般的大手狠狠地朝白口袋揍了一拳，哪怕一头牛也会被打趴下。

希梅尔斯托斯瘫倒在地，滚了五码远，开始大声惨叫。但我们早有准备，带了一个枕头过来。赫伊蹲下来，把枕头搁在膝盖上，摸到希梅尔斯托斯的脑袋，将它摁在枕头上。他的喊声立刻被闷住了。每隔一会儿赫伊就让他透口气，他刚要大声叫嚷就又被枕头闷住了。

查登用牙齿叼住一根鞭子，解开希梅尔斯托斯的腰带，把他的裤子脱下，然后站起来开始狠狠地抽他。

那是精彩的一幕：希梅尔斯托斯趴在地上，赫伊俯身对着他，嘴角露出狰狞嗜血的笑容，希梅尔斯托斯的脑袋搁在他的膝盖上；然后，他脱下希梅尔斯托斯的裤子，露出皱巴巴的条纹衬裤和外翻的膝盖，像伐木工人般矗立其上，动手挥鞭，每抽一下希梅尔斯托斯就会以千奇百怪的姿势扭动。他好像不知疲倦。最后，我们不得不把他拉开，好轮到我们自己动手。

接着，赫伊把希梅尔斯托斯扶稳为站姿，最后一次宣泄自己的私愤。他伸出右臂，摆出“欲上九天揽月式”，狠狠地掴了他一记大耳光子。希梅尔斯托斯倒在地上。赫伊又扶他站起来，摆好姿势，用左手又狠狠地掴了他一记漂亮的耳光。希梅尔斯托斯哀号着，连滚带爬溜走了。他那伤痕累累的两个屁股蛋儿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我们赶紧逃走。

赫伊又朝四周张望，心满意足地恶狠狠地阴森森地说：“复仇的滋味是多么甜美！”

希梅尔斯托斯原本应该感到高兴，他一直说我们应该互相教育，现在他的教诲终于收到成效，报应在他自己身上。我们是听话的好学生，学会了他的行事方式。

他一直查不出是谁如此热情地好好招呼了他。至少他捞到了一条床单，因为几个小时后我们回去找床单时，它已经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了，昨晚的报复行动让我们心满意足。一个老兵还啧啧称赞我们是“少年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