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正在前线后方五英里处休整。昨天我们换防离开阵地，现在饱餐了一顿牛肉炖菜豆，心中充满惬意与安宁。每个人还装了满满一饭盒留着晚上吃；而且香肠面包可双份供应，感觉可爽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般走运了。那个长着一头红发的炊事员求着我们吃饭，拿着长柄勺朝每个经过的士兵招徕，慷慨地给他舀出一大团。他着急把锅里的东西清空，好用它煮咖啡，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查登和穆勒不知从哪儿找来两个洗脸盆，把它们装得满满的，当作储备口粮。对查登来说，这是大快朵颐；对穆勒来说，这叫有备无患。查登吃下的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实在令人费解，因为他瘦得像根芦柴棒，一直如此，以后亦如是。

更重要的是，香烟的供应加倍了。每个人分到了十根雪茄、二十根纸烟和两团咀嚼烟草；这才像话嘛。我用自己的咀嚼烟草与卡钦斯基交换他的纸烟，因此，我总共有四十根纸烟，够抽上一天了。

确实，我们没有权利得到这种意外享受。普鲁士人可没有这么慷慨，这全都多亏了他的计算错误。

十四天前，我们被调防到前线。我们把守的阵地风平浪静，因此，留在后方的军需官调配了平时为全连一百五十人准备的物资与伙食。可到了最后一天，我们遭遇了一波出其不意的攻势，英军以猛烈的炮火不停对我方阵地狂轰滥炸，因此，我们伤亡惨重，只有八十人活着回来。

昨晚我们回到后方，总算能睡上一个安稳觉。正如卡钦斯基所言，要是能多睡会儿觉，这场战争其实并不算太糟糕。我们在前线根本睡不着，连续把守阵地两周委实太久了。

我们一觉醒来，挣扎着走出营房已是正午时分。半个小时后，大家都拿着饭盒，聚在炊事房前面，诱人的油脂香味在空中弥漫。排在队伍最前头的人当然最饥饿难耐——有小个子阿尔伯特·克洛普，他是我们当中最聪明最有想法的人，因此，他头一个当上准下士；有穆勒——我们学校里有五个学生名叫穆勒，他是其中之一——他随身带着课本，做梦时都想着考试，在遭遇敌军狂轰滥炸时仍念叨着物理定律；还有莱尔，他蓄着络腮胡子，对军官妓院里的姑娘们念念不忘。他信誓旦旦说，按照军令规定，她们在接待上尉及更高军衔的客人时得先洗澡，还得穿上绸缎内衣；而第四个是我自己，保罗·鲍默。我们四人是同班同学，年龄都是十九岁，结伴志愿参军投身战争。

我们身后是几个朋友：年纪和我们一样大的查登，锁匠出身，瘦得皮包骨头，却是全连最能吃的人，他坐下来吃饭时，身形瘦得就像一只蚱蜢，起身时肚子鼓得就像一只怀孕的虫子；还有赫伊·韦瑟斯，也和我们同龄，挖泥煤出身，他那只大手能轻松抓起一块面包，然后问别人“猜猜我手里拿着什么？”；接着是德特林，农民出身，一心只惦记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和老婆；最后是我们的老班长斯坦尼斯洛斯·卡钦斯基，他四十岁了，久经战场，为人精明，性格坚强，脸上颇有风霜之色，长着一双蓝眼睛，耷拉着肩膀，天气好坏、食物优劣、活儿轻重，他全都了然于心。

我们这帮人站在炊事房前的队伍的最前头，等得实在不耐烦了，因为炊事员不知道出什么事了，还站在那里干等。

最后，卡钦斯基朝他喊话：“嘿，海因里希，开饭吧。大伙儿都知道豆子已经煮熟了。”

海因里希神情恍惚地摇了摇头：“等你们人到齐了再说。”

查登咧嘴一笑：“我们都到齐了呀。”

炊事员还是不明白。“你们这帮人是到齐了，”他说，“可其他人哪儿去了？”

“他们今天是吃不上你做的饭了。他们要么在救护站里，要么去见阎王爷了。”

听到这个消息，炊事员神色为之一变，惊讶地说：“可我准备了一百五十人的伙食呀—”

克洛普捅了捅他的肋部：“那我们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快开饭吧！”

查登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那张耗子般的尖脸为之一亮，眯起狡黠的眼睛，下颚张合着，低声嘶哑地问道：“伙计！那你已经准备了一百五十人的面包咯？”

炊事员迷糊地点了点头，一脸纳闷。

查登抓住他的军大衣：“香肠也是吧？”

红发男又点了点头。

查登的下颚在颤抖：“香烟也是吧？”

“是的，每一样东西都是。”

查登乐开了花：“发达了！那些都归我们了！每个人都可以分到——等等——是的，分到两份。”

这时候红发男清醒过来，说道：“那可不行。”

我们激动地将他围住。

“老萝卜头，怎么就不行呢？”卡钦斯基追问。

“八十个人怎么可以分一百五十个人的东西呢？”

“我们就分给你看。”穆勒吼道。

“饭菜我不管，但其他物资我只会分发八十个人的份额。”

卡钦斯基生气了。“你就不能慷慨一回吗？你领的不是给八十个人的物资。你领的是给二连的物资。那好，让我们把东西分了吧。我们就是二连的人。”

我们开始对这家伙推推搡搡。没有人对他有好印象，因为伙食总是迟迟才送到前线，而且冷冰冰的，这全是他惹的祸。开火交战时他坚决不肯让炊事房靠近前方，因此我们的伙头兵不得不比其他连的伙头兵多走很长一段距离。一连的保尔克就靠谱得多。虽然他胖得像一只冬天里的仓鼠，但打仗时他肯抬着饭锅一溜小跑径直冲到最前线。

我们群情激愤，要不是连长及时出现，肯定会干上一架。他了解争执的原委后，只是说了一句：“是的，我们昨天的伤亡确实挺惨。”

他朝大铁锅瞅了一眼：“豆子看上去蛮好吃的。”

红发男点了点头：“加了肉和油煮的。”

中尉看着我们，知道我们心里在打什么鬼主意。他知道的情况可不少，因为他是非委任军官出身，从基层被提拔上来。他又将大铁锅的盖子掀开，闻了一下，然后说：“待会儿端一盆给我，装满点，把物资都分了。我们能解决掉。”

红发男的样子很狼狈，查登绕着他手舞足蹈。

“你又不会少块肉！谁都知道，军需官把仓库当成是自家的！好啦，分东西吧，你这个肥头大耳的吝啬鬼可别数错了。”

“你他妈的吊死鬼！”红发男破口大骂。每当事情变得不可收拾时，他就会精神崩溃，只好乖乖认。然后，似乎为了展示他的大度，他还主动给每人多分发了半磅人造蜜。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信件送来了，几乎人人都领到了几封信和几份报纸。我们慢悠悠地走到营房后面的草坪。克洛普的胳膊下面夹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

在草坪的右边修了一间大公厕，盖了屋顶，坚固耐用。但那是给新兵用的，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尽情享受每一件事情。我们想拉得更畅快些。草坪上到处散落着供如厕时使用的箱子，它们用坚固的木头做成，四四方方，干净整洁，座位舒适，简直无可挑剔。边上还有把手，可以拉着到处移动。

我们将三个木箱摆成一圈，然后舒舒服服坐上去，得消磨两个小时才肯起身。

我清楚记得我们还是新兵蛋儿的时候在公厕方便有多么尴尬。公厕没有门，二十个男人就像在火车车厢里并排而坐，一眼就能将所有人看在眼里，因为士兵必须时刻接受监督。

从那时起，我们学会了不因这种琐碎而不雅的小事感到害臊。当更难堪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也能处之泰然。

露天如厕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不明白为什么以前我们总是会对这种事情感到扭扭捏捏。其实，吃喝拉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不是它们在我们的生活经历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我们原本不会特别关注它们，也不会觉得露天如厕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对于老兵来说，那早已是家常便饭。

比起其他人，士兵对肠胃有更亲切的感觉。他的词汇有四分之三的内容源自这两个部位，它们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能表达最欢乐的情绪与最深刻的愤慨。用其他方式根本无法如此清晰简洁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回到家里，我们的家人和老师会对这些用语感到震惊，但在这里，它们却是通行的语言。

被迫公开如厕令我们再度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最自然不过。不仅如此，它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能够畅快解决的爽快程度不亚于打牌时拿到一手稳赢的同花顺。而“茅坑八卦”这个词也不是白起的，这里是兵团里散播传闻和社交聚会的场所。

比起贴着白瓷砖的光鲜亮丽的“便所”，我们觉得在这里更加自由自在；那里只是更加卫生干净，而这里却风景宜人。

我们享受着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我们的头顶是蔚蓝的天空，地平线上飘浮着沐浴着阳光的明黄色的观测气球，还有高射炮弹发射时激起的一小团一小团的白烟。它们总是密集发射，追击一架飞机。我们听到从前线传来沉闷的隆隆响声，就像远方的雷声，被近旁飞舞的大黄蜂的嗡鸣声掩盖。我们周围是长着野花的草坪。长长的草叶在左右摇摆，白色的蝴蝶在夏末柔和温暖的轻风中四处飞舞。我们一边抽烟一边读信看报。我们摘下军帽，将其搁在身旁。轻风吹拂着我们的头发，挑逗着我们的言语和思绪。那三口木箱伫立在亮丽的野罂粟花丛中。

我们把那个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摆在膝盖上，当作玩斯卡特牌的桌面。克洛普随身带着纸牌。每个人都作了一番“公开卖惨 ”，然后我们又打了一圈“拿破仑 ”。你可以一直这样永远坐下去。

从兵营传来手风琴演奏的乐声。我们时不时放下手中的扑克牌，环顾四周。一个人会开口说“嘿，伙计们……”或“那回真是死里逃生……”，然后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股压抑感。我们都体会得到，不需要言语的交流。原本出事的人差点会是我们，那今天我们就不能坐在这几口箱子上。一切都那么鲜活，充满生机：殷红的罂粟花、美味的食物、醇厚的香烟、夏日的清风。

克洛普问：“有谁最近见过克梅里希吗？”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我告诉他。

穆勒解释他的大腿受伤了，挺严重的，可以被打发回家了。

我们决定今天下午去探望他。

克洛普拿出一封信：“康托雷克向你们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我们哈哈大笑。穆勒扔掉香烟，然后说：“我真希望他在这里。”

康托雷克曾是我们的老师，性情严肃，体格瘦小，穿一件灰色的燕尾服，长着一张狡诈的耗子脸。他的身材和个头与下士希梅尔斯托斯差不多，后者的绰号是“克罗斯特堡鬼见愁”。真是奇怪，这个世界的不幸总是由小个子的男人制造。比起大块头的男人，他们的精力更加充沛，而且绝不妥协让步。如果某个连的连长是小个子，那我一定会尽量远离。大部分人是讨厌至极的追求严明纪律的控制狂。

在进行体能训练时，康托雷克对我们长篇累牍地说教，到最后，在他的引领下，我们全班都去了地方征兵处志愿报名参军。我的眼前浮现他的模样，他正透过眼镜凝视着我们，以感人肺腑的语气轻声说：“小伙子们，难道你们不去入伍吗？”

这些老师把感情揣在马甲的口袋里，随时随地都能打感情牌。但我们当时并不知情。

事实上，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心存疑虑，不愿奔赴前线。那是约瑟夫·贝姆，一个土头土脑的胖墩。但他最后还是由得自己被说服，否则他会遭到排斥。或许我们当中还有其他人和他有同样的想法，但没有人敢站出来，因为那时候就连父母也会骂我们是“胆小鬼”。没有人知道我们将面临什么。头脑简单的穷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战争意味着不幸，而那些条件较好的人本应更清楚地知道开战的后果会是什么，却感到欢欣鼓舞。

卡钦斯基说那是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的结果，他们都变成了白痴。老卡向来深思熟虑，言必有中。

说来也怪，第一个阵亡的人就是贝姆。在一次冲锋行动中，他眼睛中枪，躺倒在地，我们以为他死了，抛下他不管。我们没办法带上他，因为我们自己不得不仓皇撤退。到了下午，我们突然听见他在喊救命，见到他在无人区匍匐挣扎，原来刚才他只是昏迷了。因为他看不见东西，又疼得要命，没办法为自己找掩护，因此，还没等到有人出去把他救回来，他就已经中弹身亡。

当然，这件事情我们不能怪罪到康托雷克头上。如果你去清算每个人的责任，那么，这个世界不就乱套了？像康托雷克这种人有成千上万，他们都深信自己在尽忠报国——而他们无须付出任何代价。

正是这一点，令我们对他们感到极度失望。

对于我们这帮十八岁的小伙子而言，他们原本应该是带领我们迈进成人世界的导师，在那个世界里，有工作、责任、文化、进步——从而迈向未来。虽然我们总是拿他们开涮，和他们玩恶作剧，但我们打心眼里信任他们。他们代表了权威，在我们的心目中与远见卓识及人道智慧联系在一起。但我们目睹的第一桩死亡动摇了这个信念。我们不得不意识到，比起他们那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更值得信赖。他们比我们厉害的地方只是说话更动听，行动更滑头。第一次轰炸就让我们意识到原来自己错了，在漫天炮火下，他们灌输给我们的那个世界被炸成了碎片。

他们继续在写东西，在高谈阔论，而我们见到的却是死伤的士兵。他们教导我们为国尽忠是最崇高的事情，而我们已经知道临终的痛苦更加可怕。但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发动兵变，不会当逃兵，不会做胆小鬼——虽然他们总是将这些罪名加诸我们。我们的爱国热情并不在他们之下，我们勇敢地投身每一次军事行动，但我们学会了辨别真伪，我们突然睁开眼睛，我们见到他们的世界沦为虚无。我们成为悲哀的孤独者，我们学会了接受孤独。

在去探望克梅里希之前，我们把他的东西收拾打包：回国的路上他用得着。

救治站里一派忙碌，里面弥漫着石炭酸、脓液和汗水的味道。我们已经习惯了兵营的味道，但这里的恶臭差点没把我们熏晕过去。我们询问克梅里希在哪儿。他躺在一个大房间里，见到我们时，他那张憔悴的脸上带着高兴、无助又气愤的表情。有人趁他昏迷时偷了他的手表。

穆勒摇摇头：“我不是一直跟你说嘛，别戴那么好的手表。”

穆勒是一个粗人，说话不知分寸，否则他应该知道何时得闭嘴，因为谁都看得出克梅里希甭想活着离开这里。那块手表能否找回来已经不再重要，我们能做的就只是争取把手表寄回给他的家里人。

“感觉如何，弗兰兹？”克洛普问。

克梅里希耷拉着头。

“还不算太糟……就是脚疼得要命。”

我们看着他的被单。他的一条腿被罩在一个铁丝笼下，盖在上面的床单拱了起来。穆勒正准备把护工们在外面告诉我们的事情说给克梅里希听，我连忙朝穆勒胫骨踢了一脚，让他住口。克梅里希的一只脚没了，他接受了腿部截肢手术。他的气色很差，脸色蜡黄暗淡。他的脸庞已经浮现我们所熟悉的、已经见过好几百遍的皱纹，与其说是皱纹，毋宁说是死亡的印记。他的皮肤下已经没有生命力在搏动，它已经被挤出了身体，死意正由里至外散发出来，笼罩了他的双眼。我们的战友克梅里希就躺在这里，不久前他还和我们一起烤马肉，一起蜷缩在弹坑里。眼前这个人是他，却又不再是他。他的容貌变得模糊走样，就像一张被曝光两回的底片。就连他的声音也变得气若游丝。

我想起我们离开时的情形。他的母亲，一位慈祥的胖大婶，送他去车站。她一直哭个不停，脸都哭肿了。克梅里希觉得怪难为情的，因为在所有人中她最为失态，简直化成了脂肪与泪水。然后她看见我，拽住我的胳膊，再三恳求我在前线要照顾好弗兰兹。弗兰兹长着一张娃娃脸，身子弱不禁风，四个星期扛着背囊的行军就让他成了扁平足。但人在战场，谁还顾得上谁呢？

“很快你就能回家了。”克洛普说，“原本你得等上三四个月才能轮上休假。”

克梅里希点了点头。我不忍心去看他的双手，它们就像蜡做的。指甲下面嵌着战壕的泥土，蓝黑色的，像是毒药。我突然想到，这些指甲就像枯瘦的奇怪的地窖里的植物，在断气许久之后还会继续生长。我的眼前呈现一幅这样的情景：它们就像螺丝般扭曲着，长啊，长啊，而正在腐烂的骷髅上的毛发也在生长，就像沃土里的杂草，这是多么离奇诡异的情景—

穆勒俯身说：“弗兰兹，我们把你的东西带过来了。”

克梅里希比了个手势：“放床底下吧。”

穆勒照做了。克梅里希又说起了那块手表。我们该如何安慰他，让他别再胡思乱想呢？

穆勒又冒了出来，手里拎着一双飞行员的靴子。它们是上好的英式靴子，料子是柔软的黄色皮革，长可及膝，整条靴筒绑着鞋带——这双靴子可让人眼馋。

穆勒一见到它们就喜欢得不得了，拿它们与自己那双笨重的靴子比较鞋底的长短，然后说：“弗兰兹，这双靴子你会带回去吗？”

我们三人都在想：就算他能康复，他也只能穿一只鞋——这双靴子对他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但依照眼下这种情况，它们得留在这里，当然，克梅里希一死，那帮护工就会将其占为己有。

“你能把这双靴子留给我们吗？”穆勒追问。

克梅里希不肯。那是他最贵重的物品。

“嗯，我们交换吧。”穆勒提议，他仍不依不饶，“它们在外面还能派上点用场。”但克梅里希还是不为所动。

我踩了穆勒一脚，他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把那双漂亮的靴子放回床底下。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天，然后准备离开。

“振作起来，弗兰兹。”

我答应他明天早上回来看他。穆勒也说他会来。他仍惦记着那双靴子，想守在这里。

克梅里希痛苦地呻吟着。他发烧了。我们在外面找到一个护工，叫他给克梅里希打一针吗啡。

他不肯。“要是给每个人都打，那我们得有成桶成桶的吗啡才行—”

“你们就只会伺候那帮军官。”克洛普没好气地说。

我赶忙上前解围，递给他一根香烟。他接了过去。

“那您有权给别人打吗啡吗？”我问他。

他不耐烦地说：“要是你不相信我，又何必问我呢？”

我又掏出几根烟塞进他手里。“帮帮忙嘛—”

“嗯，那好吧。”他总算答应了。

克洛普和他一起进病房。他信不过那个护工，得亲眼看见打针才放心。我们在外面等候。

穆勒的话题又回到了那双靴子上。“它们给我穿最合适不过了。这双笨重的靴子让我的脚一直长水泡。你认为他能挺到明天训练结束吗？要是他夜里就断气的话，我们都知道那双靴子就—”

克洛普回来了。“你认为……”他问道。

“死定了。”穆勒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朝营房往回走。我想着明天得写给克梅里希的母亲的那封信。我觉得身子发冷，想喝口朗姆酒。穆勒扯了几根草放在嘴里咀嚼。瘦小的克洛普突然把香烟狠狠扔到地上，拼命踩着它，神情狰狞，一脸晦气地看着自己周围，嘴里喃喃说道：“该死，真他妈该死！”

我们走了很久。克洛普这才平静下来。我们知道他是一时情绪崩溃，在前线，每个士兵时常都会这样。

“康托雷克给你写什么了？”穆勒问他。

他笑着说：“他夸我们是铁血青年。”

我们三人苦笑着。克洛普骂骂咧咧，他很高兴自己还能说话。

是的，那就是他们的想法，那成千上万个康托雷克！铁血青年。青年！我们虽然都还不到二十岁。可是，青年？青春？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们都成老家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