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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谈了，任何民族的思想体系都有三个方面：对于自然的认识，对于人与社会的认识，对于“统摄”（决定自然和社会的最高范畴）的认识。
在“轴心时代”前后，西方和中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想体系，对于“统摄”的认识也不一样。
古代中国对于“统摄”的认识在民间基本是迷信，由于封闭的经济模式，所以对于“统摄”的认识随着地域的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性甚至表现在相邻的村庄、乃至于邻居和个人之间。中国对于“统摄”的这种散在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极强、差异性极大的“迷信”认识，在全民的层面抽象和概括，就得到极其模糊而抽象的“天”，也只能如此，任何稍微再具体化的对象，都会被差异性很大的具体的主观所抵触，即便是上帝的概念。
古代中国对于“统摄”如此认识，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在“轴心时代”，中国的经济由封建社会的模糊农耕经济转向中央集权社会的以农耕为主的、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的自给自足经济——一种明确但是更为封闭的经济模式。如此的经济生活模式决定了中国民间的思想观念最基本的特点是主观性极强，随意性差异性极大，基本没有理性的探究，而是肤浅和感性、主观的，在生活范围之内（村庄），对于“统摄”认识就是在自己生活范围内的形象化、直观化的迷信——请注意，传统中国民间是承认最大最高的是“天”的，但具体到生活范围，就又是具体的、不同的迷信对象，这不矛盾，在全国的范围统一，就是笼统抽象的“天”，也只能是这样了。
向更加实质追究，民间对迷信对象以及更加笼统的“天”，也都不怎么信（也不怎么信别人），中国人最相信的，其实是自己。但自己的力量实在有限，于是兼信迷信，对象是非常直观具体的，佛教的佛菩萨金刚、道教的神仙，英雄和传说，乃至于可以具体到一棵树，一条狗（哮天犬），对其的“要求”也非常明确具体，比如让给自己和家人“治病”，或者解决其它具体的疑难问题。
中国人普遍讲“精神胜利”，归根是对现实中总不能“胜利”的“自我”的保全，让“自我”不败，这是自己存在的根本所在——从这个抽象，也能得到中华民族“正视又高于现实世界”的基本心态和精神。
基础虽然有各种问题，但抽象出来的精神和基本心态，却是人类社会“本来和应该”的状态，也是克服现在越来越严峻、正在把人类快速导向毁灭的基本困境，应该第一借鉴的，具体我们后面再谈。
与中国恰好相反，在“轴心时代”，西方形成的对于“统摄”的认识，主要是理性推理得到的，就是形而上学。其产生的基本原因是市场交换经济生活模式——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是融通的，这样的话，统一的关于物质关系的规则必然在社会上形成，这是思想层面的理性规则形成的基本基础。
理性与感性的区别就是各种规则在社会上形成统一认识，被统一执行，不仅如此，由于集中并统一全民智慧，所以在认识的时候，也容易深入地讨论问题——就像一个拳头打出去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孤立的一根手指。我们说，西方在“轴心时代”能够对于自然、社会、“统摄”都形成深入的理性认识，最基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就是说， 在“轴心时代”，中国和西方形成了完全相反的思想体系 ，对于“统摄”的认识也是如此：中国对于“统摄”的认识在民间主要是由于生活范围决定的主观、随意、形象化、直观化的迷信，在全民的层面集中和抽象、概括，就是模糊而笼统、又有一定形象化（自然之天）的“天”——是对每一个人对于“统摄”的认识的概括和抽象。
在理论思想之中，中国对于“天”也不展开理性的讨论，由于各自主观认识的差别过大而没有讨论的基础，相反， 传统中国把自然之天和统摄之天结合 ，反过来加在人和社会之上，用“天经地义”（是天让如此的）和“本来”的、“应当”的人和社会状态来规范具体的人和社会——在中央集权社会，就用理想的中央集权社会结构、还有这种社会结构之中具体人应该恪守的规则，来要求具体朝代的社会结构和具体的人。
与中国相反，西方对于“统摄”展开了理性的讨论和认识。这之间的区别，根本原因就是社会结构、尤其经济基础的不同，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封闭的农耕经济、而西方则是开放的市场交换和贸易经济。
下面来看看在中国和西方之外，另外的一种对于统摄的认识——宗教，以及宗教社会。
这里主要谈谈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宗教是对于今天的世界影响最大的两种宗教，宗教都有相似性，我们可以通过这两种有代表性的宗教来观照其他宗教。关于印度教与佛教后面会补充介绍。
“轴心时代”，印度产生了早期印度教与佛教，犹太地区产生了犹太教的先知，在伊朗产生了琐罗雅思德教和查拉图斯图拉。
在“轴心时代”之后不久，在耶路撒冷形成了天主教、基督教。公元一世纪，在耶路撒冷成熟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开始逐渐进入欧洲大陆，在五世纪之后（罗马帝国灭亡），开始全面控制整个地中海北方大陆的社会整体，并向俄罗斯腹地蔓延（这里逐渐形成天主教的变种——东正教）。一直到十六七世纪“宗教改革”，基督教才被从社会结构与相应的思想体系之上的位置拉下来，让伫立社会的一旁，作为心灵的守望者，一直延续到今天，近年则再次向全世界的范围普行。
在公元七世纪，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伊斯兰教，先是回到耶路撒冷完成理论的“淬火”，再开始向东传播。
《古兰经》这样描述早期比较粗浅散乱的伊斯兰教到耶路撒冷完成理论“淬火”过程：
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传教，在麦加城受到当地贵族的反对。一天夜里，他从梦中被唤醒，乘骑由天使送来的一匹有女人头的银灰色牝马，从麦加来到耶路撒冷，在这里踩在一块圣石上，飞上九重天，在直接受到上天启示后，当夜又返回麦加城。
这就是伊斯兰教中有名的“夜行和登宵”，是穆斯林的重要教义之一。由于这夜游神话，耶路撒冷也就成了伊斯兰教仅次于麦加、麦地纳的第三圣地。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伊斯兰教的起源地其实并不在耶路撒冷，但是以当时的伊斯兰教要推行开来，必须需要来自耶路撒冷的光环，其理论的合法性必须要当时宗教的最高殿堂耶路撒冷为之肯定和“加冕”；从理论本身来说，也需要当时世界第一宗教圣地的宗教土壤为之“淬火”。
八世纪之后，在耶路撒冷成熟的伊斯兰教开始向广大的地中海东部陆地蔓延，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其一直波及和影响到东南方向的巴基斯坦，东到中国新疆、并进入中国内地宁夏地区和其他地区，北到俄罗斯边界，乃至于漂洋过海到印尼全境，如此广袤的地域。
那么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基督教没有在全面进入和接管西方之后，再进而挥师东进，而进入和接管后来伊斯兰教所普行的整个中东呢？
追究这段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基督教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罗马帝国的兴盛相伴随的，罗马帝国统一了意大利半岛和希腊半岛之后，市场交换经济逐渐衰落（早期市场由于范围的局限，加上缺少科技推动，所以衰落几乎是必然的）、国家政权越来越专制和贵族化，原先的民主政体逐渐衰落，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理性思想体系也随而全面衰落——思想体系的主干是社会结构。
由于市场经济衰落，所以思想理性也开始衰落，形而上学衰落、并留出巨大的空白，社会需要一种更加直观化、形象化的“统摄”来作为心灵的依靠，于是罗马帝国范围之内的基督教就传进了现在的欧洲，开始全面冲击和管控以原古希腊雅典为中心的形而上学和其之前“统摄”的具体社会学科、自然学科、乃至于艺术学科。
此后，罗马帝国由于社会结构的衰落（越来越专制的政权结构严重限制了市场交换经济的发展，于是社会结构的紧凑性和整体力量开始急速衰落），先在地中海东部陆地被波斯帝国击败，罗马帝国的势力开始向西部的意大利半岛收缩。蛮族从北边开始进攻苟延残喘的罗马帝国，公元 455 年，汪达尔人攻入罗马，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方的政权开始分崩离析为数量众多的小国，并且新的小国也在悄然形成。
西方进入了中世纪——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两个层面都被宗教“统摄”。
而此后的中东，范围不在原先的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虽然原先罗马帝国强盛的时候，其铁蹄曾碾过这里，但是时间不长就全面退回）；再说，在“轴心时代”就已经形成的琐罗雅思德教衰落之后，中东的各种小宗教有遍地开花之势，伊斯兰教在其中酝酿。如此的政权与思想状况，就必然阻隔了基督教的东渐。
其实，耶路撒冷的影响远不止此，我们上面所说受到耶路撒冷影响的只是最主要的地域，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所影响的地域几乎遍及今天的整个世界，只不过在主要地域的影响更为全面和深刻，不仅影响着这些地域的经济生活，也影响着政权结构和思想观念体系。
当今世界，在中国以西，地中海以东，俄罗斯以南，印度以北、以西，基本是伊斯兰教的天下，还有北非，在东南亚几个国家也有很大影响、尤其印尼，伊斯兰教不仅深刻影响着这些地域的经济生活，影响着政权结构——各个国家政权被影响的程度不一样，更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类似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有些更加超过，因为即使是西方的中世纪，理性还是在延续，只不过被一定程度的压制而已。
西方中世纪有个被认为是西方思想史上最为黑暗的“七七禁令”，1277年 3 月 7 日，巴黎主教在教皇约翰二十一世的指示下，颁布一道谴责 219 条偏向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命题的公开信，几个哲学家的思想被谴责。
就这么个事情，被西方认为是思想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其实这个事情在集权国家、或者中东，就不能叫做事儿。
你可见即使在中世纪，理性也在西方传承，只不过被基督教压制而已，中世纪中后期，比今天伊斯兰世界理性的情况都要好。
在这些地区，思想体系中关于“统摄”的知识就是伊斯兰教。
最后，细心的人可能发现，基督教的主要地域，社会相对开放、市场经济是主体经济；而伊斯兰教的主要地域，社会不太开放、交换不太发达，即便如此，伊斯兰教地域经济生活比古代中国还是要开放一些。就理性程度的排名而言，首先是西方哲学、其次是基督教、然后是伊斯兰教，最后是传统中国迷信，这也再次说明理性直接和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和开放程度关联。
基督教和佛教（还有印度教），是“轴心时代”和稍后形成的，伊斯兰教则在数百年之后才形成，这些宗教都是在中国的迷信和“天”、西方的形而上学之外，另外一种对于“统摄”的主要认识。
和古代希腊对于统摄的纯理性认识——形而上学、古代中国对于“统摄”的纯粹感性认识（民间村社的迷信、在全国范围抽象和概括就是笼统的“天”），不同的是， 宗教是对于“统摄”的半感性、半理性的认识。
还可以说宗教是对于“统摄”的有一定理性认识的“具化”，具化是指形象化、直观化，这明显需要感性直观才能获得；可是与简单的、狭隘的、肤浅的、范围很小的更加“具化”的迷信思想不同的是，宗教又明显要得到大范围的公认，这就需要一定理性基础。
所以， 宗教是感性与理性的合体，需要半感性、半理性的思想基础 ——过于理性则就不能“具化”，而只能是纯粹推理的形而上学；过于感性则只能形成范围很小（小到一个村庄），并完全形象化、直观化的迷信——尊奉一个英雄、一个传说人物，乃至于一棵老树和一条狗！完全主观化、形象化的迷信在大的范围内完全不会也不可能相同，尊奉对象各异、程度各异、实际情况各异的迷信根本就不能统一，如果硬要统一的话，只能是笼统而抽象的“天”，传统中国对于“统摄”的认识就是如此。
全理性的思想，其形成于全开放的市场经济地域 ——轴心时代的西方，产生了分别对于自然、社会、统摄的理性认识。
全感性的思想，形成于互相封闭的经济生活地域，就是传统中国的小自耕农地域，形成对社会、尤其对自然和“统摄”的感性思想观念体系。
半理性、半感性的思想，形成于半开放、半封闭的经济地域，产生宗教的地区。
在耶路撒冷真正成为宗教圣地（大约在公元前后）之前，也就是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印度和伊朗首先成为宗教圣地，分别产生了印度教、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关于宗教产生的基础条件也适用于这两个地区。
我们这里所说的宗教对象的形象化、直观化，主要是相对于完全理性的形而上学来说一定程度的直观化、形象化，有一个几乎要呼之欲出的信仰对象——神或上帝，但不是像中国的小范围迷信一样的崇拜对象那么直接和具体。事实上，如果宗教的第一主神形象过于明显和固定了，那么，宗教的生命力也就完全局限了，比如印度教，别处完全不会接受。
归结一下，宗教和迷信的区别，基本有如下几点：
一、宗教的统一范围远远大于迷信。
宗教信仰对象和大体仪式在一个国家、一个大洲或跨越洲际而通行、并基本统一；迷信由于地域的不同而不同，这种不同程度乃至于缩小到相连的两个村庄、或者更小的社、乃至于邻居，在农村经常会看到邻居一家在东边的庙宇上香磕头、而另一户则在西边的庙宇上香磕头，家里面有稍微大点的事情或者家庭成员有了疑难杂症，他们就会各自奔向自己所属的社庙，里面通常供奉着一位主神、若干次一级的神灵，村民对着泥塑彩绘的神像磕头、问卦。有的村民乃至于从没有到医生那儿看过病，一直在求“神药”治病。
二、宗教的形象化、直观化程度比迷信低。
宗教的主神基本没有完全可以直观的形象，而迷信则非常明确、直观，就是神像，或者泥塑彩绘，或者画在纸上、墙上，有的村乃至于信仰着一棵枯树。封闭而落后、肤浅、狭隘的观念意识使得村民必须要看得到、摸得着，才觉得可靠。
但反过来，迷信的这种基于村社的直观化，肯定无法在大范围通行，因为相临的村子就敬奉其他神像，并遵行相应的规则。
三、迷信的主观性、随意性远远大于宗教。
由于封闭的生活，所以，一个村社所信的迷信和另一个相连的村社完全不一样。迷信的主观性非常强烈，一般都是按照自己村社的实际情况来规定“信仰”，有独有和特定的仪式，即使在同一个村社内部，各家各户的理解和信奉方式也大相迥异，这种迥异乃至于存在于家户之内的成员之间！更不要说跨村社、跨乡、跨县、跨省、跨国、跨大洲了。迷信的主观性、随意性如此之强，最为关键的原因就是经济生活过于孤立和封闭——生产和生活只在以家庭为单元的范围展开，至于“社会”，则主要限于村社。
四、由于迷信过于肤浅、随意、主观，所以宗教的理性程度远高于迷信。
宗教在相当大的范围、乃至于全世界的范围基本被统一认识和执行，但是迷信就绝对不可以。宗教要在大的范围保持统一的可信性，那么理性程度必然很高，但是绝对不能高于纯粹理性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相比，宗教的理性程度要低一些，但是形象化、直观化程度要高——几乎要呼之欲出，可是终于没有“呼”出来，因为“呼”出来的话，就变成直观化的迷信了。
在理性程度上，形而上学最高、宗教居中、迷信最低；在形象化、直观化程度上，迷信最高、宗教居中，形而上学最低。
五、宗教的信仰深度比迷信深。
信奉迷信的人一般都是临时抱佛脚，自己有事情了，才想起还有庙上的泥塑神像可以依赖，就赶紧跑到庙上求签问卦，至于平时基本是在各行其是，什么也不信。一家人搬家了，这儿的迷信早就被抛在九霄云外，而去信奉新家所在地的神灵，乃至于打工的都这么“信”。但是选择了宗教信仰，一般就是终此一生的事情，有严格的规则、仪式需要遵行，也要一生践行。
相对于宗教来说，迷信显得相当肤浅和随机。
六、宗教单一，迷信驳杂。
你随便到中国农村的庙宇里面转一下，你就发现在理论上风牛马不相及的神灵竟然同处一室！很多庙宇之中，同时有佛教的佛菩萨金刚、道教的神仙，上古的伏羲、女娲，有历史上的英雄、贤臣，乃至于孔子、毛主席！我一个亲戚的祖爷爷一辈子在守庙，死后由于异相的出现（这很大程度上是编造或者巧合）也在供奉的神灵之列！
总的来说， 宗教在理性程度上高于迷信，低于形而上学；在形象化程度上低于迷信，高于形而上学。是对统摄的半感性、半理性的认识。
在今天，各种宗教在流行范围上远远大于中国的迷信和“天”、也大于形而上学——说明一定的理性才能在大范围普行，但是人们也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形象化的“统摄”来作为心灵的依靠和归宿。
形而上学，其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知识基础和理性推理，才有感兴趣和接受的可能；另外，在黑格尔之后，由于现实物质世界和社会及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统摄”现实社会和科学体系的形而上学越来越没有建构的可能。总体而言，形而上学的学习普行范围越来越收缩，研究者也主要在故纸堆找营生，真正的形而上学体系很难重构。
即便宗教，其说服力随着理性的发展也越来越弱，另外，信仰对象归根是人主观设定的、是“自我”之下的产物，所以对其信仰的深度也在持续降低。
对人类社会来说，最合适、最应该、也最坚实的，还是让人和人的社会保持“正视又高于现实世界”的基本状态，一体而前，不割裂，不滞后——过去的中国主要就是这样（当然具体的苦难另当别论），现在则比较混乱迷茫（一方面新的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一方面也对到底如何转型也相对迷茫），同时迷茫的还有人类整体——事实上，正在面临越来越巨大的困境。
未来世界和人类，如果要克服基本困境（社会分裂、物欲沉沦、人性堕落，同时也越来越被信息技术和AI所冲击），最需要的，就是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层面同时落实“人正视又高于现实世界”的基本状态，具体我们后面再谈。
和西方形而上学、古代中国的“天”一样的，是宗教也是思想体系当中关于统摄的认识，而思想体系的主干与基础是社会结构，所以探讨宗教的形成条件，主要就是探讨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生活基础。
我们说过，思想观念体系，有三个方面：关于人和社会、关于自然、关于统摄者，这三个方面都和社会结构有关（我们谈了，是以社会结构为主干），关于人和社会的认识关系最为紧密，但这不是说关于自然和统摄的认识就没有关系，事实上，也是决定的关系。
古代西方，由于市场交换的经济基础，于是从基础上决定对于自然和统摄都理性展开了；而在大概同时期的中国，由于封闭的农耕经济生活基础，所以对于自然和统摄的认识都没有理性展开，而都笼统在一起，以笼统的天概括，即便是对于人和社会的认识，也是感性和主观界定多、理性推理少，从民间到理论总结都是如此。
开放的经济生活产生理性思想、包括对于统摄的认识；封闭的经济生活产生感性思想、包括对于统摄的认识。那么，产生半感性、半理性的宗教思想，就必然需要半开放、半封闭的经济生活基础。
一切宗教的产生都遵行这样一个规律——就是 宗教是对于“统摄”的半感性、半理性的认识之结晶，这就需要半封闭、半开放的经济模式和生活基础 。宗教形成之后，向外的传播和普行，在一定程度还是受这个规律的影响，前面谈了，基督教主要在开放世界传播和延续，而伊斯兰教则主要在半开放半封闭世界传播和延续、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情况差不多。佛教和伊斯兰教都向中国传播、基督教也传播，但都如沙漠中的河流，越来越干涸微弱——现在中国 14 亿人，13 亿左右不信教，占世界的绝大多数，世界不信教者是 14 亿左右。
当产生于耶路撒冷的天主教、基督教向广袤的俄罗斯腹地传播之后，神话和迷信的色彩加重。这其中的原因从经济基础来说，就是这里的农耕和游牧经济在宽广的大地上零星分散且相对封闭，这里产生着理性程度比西方要低得多的文化思想，并且受到理性程度更低、但是积淀和力量却强大得多的中华文化影响，所以导致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变化。
让我们把视界凝注在地中海沿岸：
在“轴心时代”之前，地中海南岸尼罗河流域产生了古埃及文明。在古埃及衰落之后，在地中海东北部的海岛上产生了爱琴海文明。“轴心时代”，在地中海北岸形成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同样在“轴心时代”，地中海东海岸的巴勒斯坦和犹太地区产生了犹太教先知。在“轴心时代”之后，地中海东岸的耶路撒冷形成了犹太教，稍后又形成了基督教；在七世纪左右，耶路撒冷成为伊斯兰教成熟的温床，伊斯兰教的初生地不在这里。
在“轴心时代”前后，地中海真是孕育了太多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早期文明！幸运之神一再徘徊在地中海沿岸。
把目光定格在耶路撒冷：
以色列各部落在约书亚（Joshua）的指挥下，征服了以色列故土，并定居下来，但他们只是在受到外来威胁时，才在被称为“士师”的领袖统领下联合起来。
公元前 1028 年，所罗门（Saul）建立了君主国。他的继承者大卫（David）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统一了各部落并建都于耶路撒冷（Jerusalem）。
公元前 722 年，以色列王国遭亚述人侵占，它的部分人民被迫流亡（史称“失掉的十个部落”）。公元前 586 年，犹太王国被巴比伦人（Babylonian）征服，入侵者捣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并将大部分犹太人放逐到巴比伦。
公元前 539 年，巴比伦帝国被波斯人征服，之后，许多犹太人返回犹大（以色列故土），并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犹太人在故土上的生活也得以恢复。
此后四个世纪，犹太人在波斯人和古希腊人的交替统治下，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
由于叙利亚塞琉孤王朝强制禁止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导致爆发了公元前168 年由马加比家族（哈斯蒙尼人）领导的起义，随后建立了由哈斯蒙尼王朝犹太诸王统治、历时约 80 年的独立犹太王国。
在“轴心时代”（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时期，巴勒斯坦地区出现了犹太教先知，在“轴心时代”后期，犹太教开始全面形成，并为后来更加健全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形成准备好了大体框架。
在“轴心时代”之后到公元前后，以犹太教为理论源头的基督教开始全面形成——耶路撒冷在公元前 1000 年建立，到公元前后，经过一千年左右的沉淀，终于成为宗教圣地。
此后基督教开始陆续向西传播——基督教传入西方的直接原因是西方关于“统摄”的认识——形而上学和思想基础不可挽救地衰落，根源是市场经济受到地域局限且没有科技支撑，开始衰弱，早期民主也伴随衰落，西方理性思想的基础逐渐削弱，那么对于“统摄”就必然要求一种能够诉诸感性和直观、形象化的认识——容易接受，归属感、可靠性更强，已经准备就绪的基督教正好满足这种需求。
在公元七世纪，耶路撒冷又给来自中东的伊斯兰教以理论支持，并为其合法性“加冕”。
我们来从经济基础来看耶路撒冷成为宗教圣地的原因。
耶路撒冷在地中海的东海岸上，和地中海之中的爱琴海诸岛屿保持着海上联系，和地中海南岸的古埃及，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古罗马都保持着海上和陆地的联系。此外，耶路撒冷和东部的广袤陆地保持着联系，在这片广袤的内陆地区，有一个文明古国——古代巴比伦。
公元前 10 世纪之后，耶路撒冷的西边是市场交换贸易经济，东边则更多是封闭、半封闭的经济模式——农牧和农耕经济、以及一定的交换经济。但是东边和西边，都和耶路撒冷保持着密切的市场交换联系，准确地说， 耶路撒冷成为了连接东西不同经济模式区域的桥梁 ，开放经济和封闭、半封闭经济在这里交汇， 公元前后的耶路撒冷在经济基础方面，形成了宗教形成的天然土壤。
下面我们再看看耶路撒冷成为宗教圣地在 思想方面的基础：
众所周知，古希腊文明的源头主要是在爱琴海，而爱琴海文明则显然受到之前古代埃及的影响至深。虽然，古代罗马人主要是来自于意大利半岛中部的拉丁人，乃至于来自更加北边的早期部落和人群，但是在社会整体上（经济、政权、思想文化），则明显受到更为先进的古希腊、爱琴海文明、古代埃及的影响，这是渐次久远的文明体系。
在“轴心时代”，古埃及早已衰落，而古希腊、古罗马的社会整体已经全面形成，其理性思想远远地传播开去，波及地中海东海岸的耶路撒冷。
在“轴心时代”，在耶路撒冷的东部陆地的两河流域、波斯湾沿岸，大量迷信式（理性程度很低、传播区域非常有限）的“宗教”形成，如此的思想基础，孕育出了伊朗境内的琐罗雅思德教和教主查拉图斯图拉，这些向周边传播，也波及西端的耶路撒冷。
于是，从东边而来的相对感性的思想，和从西边而来的理性思想在耶路撒冷交汇了！
耶路撒冷作为几大文明发源地的中介地带，真是幸运之至，几大不同的文明在这里交汇，都有所改变，同时也融合， 使得这里成为兼有理性基础和感性对象的宗教基础地。
耶路撒冷的经济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都指向了宗教，那么宗教就必然应运而生。
公元前后，后来影响最大的基督教在这里全面形成，并逐渐向西普行；在公元七世纪左右，发源于中东的伊斯兰教，在这里完成最后的理论“淬火”、和圣城光芒的“洗礼”，而逐渐大规模地在整个中东普行开去，并向更远的地域延伸。
两大宗教社会逐渐全面形成。
小结：
我们看宗教，似乎不会想到其产生有着必然的基础和原因，那就需要我们放大自己的视界，和“轴心时代”的西方和中国对于“统摄”的认识对比来理解，并参照这两地产生思想体系的经济生活基础来分析产生宗教的基本基础，这样，就能比较深入地把握和理解宗教和其产生的必要基础和环境。
宗教在独有的地缘——市场开放经济与封闭经济并行或交汇、或者直接是半开放半封闭的游牧经济，理性和感性的思想能够产生或交汇。也就是半感性、半理性的思想要有产生的经济基础与思想条件。
但是宗教要真正发挥巨力，就必须进入一定的区域社会，并和国家政权发生强烈的关系，才有可能全面而深入地影响民众的生活。我们在下一章将会全面介绍这种情况。
宗教本身只是对于“统摄”的一种认识和体行，但是在“轴心时代”之后，先是基督教逐渐进入西方，逐渐全面地影响和控制西方的经济生活、政权、思想体系（中世纪），大约 15 个世纪之后的宗教改革之后，才退出世俗社会，伫立于世俗社会之侧，给世俗社会需要心灵充实和依靠的人提供支持；伊斯兰教在耶路撒冷完成理论“淬火”之后，也开始逐渐全面地影响到中东的经济生活、政权结构、思想体系，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现在佛教在南亚和东南亚的状况和现在基督教在西方的状况相似，但是相对于救世和普世愿望强烈的基督教来说，佛教相对于现实社会要疏远的多，局限于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则相对于佛教来说要贴近现实社会一些——印度教相对于世界性宗教而言，介于这些世界性宗教和迷信之间，派系众多，信仰对象和具体的“谱系”及其信仰的程序方式等差异性很大，只有在全国的范围统合起来，才像比较正规的宗教一些，总体有点像中国的道教在整体和民间的情况，这样的“宗教”（迷信和本地痕迹过重）当然很难在本国之外普行。
总的来说，宗教在产生之后，开始深刻地影响形成社会形态整体，我们就勉为其难将宗教这种对于“统摄”的直观化、但也有理性成分的认识结果，和“轴心时代”的中国社会形态、以及“轴心时代”形成的西方社会形态一起放在本章——准确地说，宗教本身不是社会形态，其是关于“统摄”的认识、同时深远地影响到特定社会形态的形成。
在第二章，我们来看看“轴心时代”之后的西方、中国，以及主要宗教的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