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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轴心时代”以前，世界上至少还有“四大文明古国”：古代埃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巴比伦。
然而，这些国家也确实只是“古国”，带着明显的原始痕迹。就以中国为例，在“轴心时代”以前（“轴心时代”开始的时间和东周开始的时间——公元前720 年左右相当，结束的时间基本就是秦亡汉立的时间），尤其是西周（大约建立于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以前，经济尚没有进入以家庭为生产单元的自给自足农耕时代——西周建立于农耕经济基础之上、但只是模糊（土地的所有权是封主、却由大量身份不明的“劳者”耕种）与粗陋（生产工具简陋、耕作模式粗糙）的农耕经济。
所以以“轴心时代”来框定中国，确实有些尴尬——直接割裂了中国最早形成的强大而漫长的周王朝。
在西周之前，中国经济是以简单农耕、早期渔猎、采集等多种简单经济生活模式并存的——农耕在中国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以前，然而农耕经济要成为基本经济，却要到 2000 年之后西周建立的时间——这段漫长的时间，是权力斗争的时间，更是核心地域先进经济模式斗争的时间，最终，以农耕为主要经济模式的西周战胜了经济比较多元却落后的商纣，建立了新的国家。
各方面的史料显示，直到商代的时候，经济生活之中渔猎成分仍然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如此的经济基础之上，国家政权就必然是相当简单、粗糙的逐级分封的“金字塔”结构，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简单而落后。社会结构如此，则相应的以之为主干的思想观念体系也就非常简单和粗陋。
在夏朝建立之后，到商朝、西周的这段历史，“封建”的社会结构逐渐明朗——经济主流逐渐成为稳定的农耕经济、分封的各个诸侯国的政权范围也逐渐稳定明确下来；思想观念方面：由原始的神话、祭祀等粗浅的思想，向固定的“礼乐”为主的思想转化，其他微弱的各支思想流派也逐渐发展。
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能够更早、以更加厚重的姿态进入文明的社会形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过早地倚重于农耕经济，并使之逐渐成为主流经济，由于经济生活方式的稳定和发达，封建的政权结构也就过早地进入稳定状态——政权是直接和经济相关的。
社会结构如此，以之为主干的思想体系也会相应形成，并反过来也影响和决定社会结构。
西周建立之后，由于农耕经济的主流地位（当然，以家庭为生产单元的自给自足的、明确的农耕经济的全面形成，则要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在全国的范围完全确立，所以，封建的政权结构也完全成熟，与如此的社会结构相应的以“礼乐”为主脉的思想体系也走向成熟。礼乐体系以宣扬和维护封建社会结构为主，不仅是维护政权结构，还有对于模糊农耕经济模式（土地由各国国君和各级封主实际拥有——最基层的管理者是家臣与士阶层，但由身份不明的“劳者”耕种）的宣扬和固化。
社会是社会结构与思想体系的双变合体，这两方面在互相支撑、引导、促进，也相互制约，但又是一个整体。
由于稳固的农耕经济生活基础，所以厚重的社会整体得以长远而稳定地发展和积淀。
雅思贝尔斯“轴心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基本就是我提出的中国的第一次社会巨变的时期。
在这段历史时期，西周初确立的封建社会结构开始瓦解：经济模式从模糊的农耕经济向明晰的以家庭为生产单元的自给自足农耕经济转变；政权模式从逐级分封的封建政权结构向中央集权的政权结构转变。在思想方面，以封建礼乐为主脉、其他各支思想微弱依附的封建思想体系开始解体，各支思想开始发展壮大，终于酿成百家争鸣的态势——我们知道，儒家思想完全成为中华民族思想体系的主流，要等到西汉武帝之后—— 武帝之时，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完全形成 （比较彻底地废除分封结构而夯实中央集权政权结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完全形成）， 相应的思想体系 （以儒家主流，法家思想为辅助，其他各家思想伴随而在的庞大的思想体系）也随而形成。
儒家思想之所以会成为此后近两千年的思想主流，原因不是偶然的，现在很多人找出这样那样的部分原因，说儒家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完全是由于少数巨人的作为，或者欺骗愚弄什么的，这都是肤浅之见，投机可能左右一时的天下，绝对没有左右一个民族或大国数千年的可能。
儒家思想能够成为主流思想，从思想体系本身来说，不是孔子一个人的作为——当然他是儒家第一个集大成的人物，而是后继许多儒家大师的共同成就。在战国时期，最主要的思想是儒家和墨家、尤其是法家思想——还有先前的杨朱学说（孟子就曾以“据杨墨”为己任），还有纵横家与兵家。后来秦国一统天下，儒墨弟子几乎被赶尽杀绝，西汉初的时候，黄老之学盛行。在苦难难捱岁月，儒家只能默默壮大而等待时机，在西汉董仲舒时期，儒家和时机都基本成熟。
去除一切随机因素，儒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思想，并在之后近两千年主导中国的思想观念体系整体， 最主要思想是儒家和墨家、尤其是法家思想——与中央集权社会结构是相合的 ，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我们说过，思想观念体系的主干是社会结构，只有这样的思想体系才能近两千年长盛不衰。
儒家思想分为前期儒家和后期儒家。我这里讲的前期儒家不是孔子到董仲舒这段历史时期的儒家，我说的前期儒家是孔子之前到西周初周公时期的“儒家”，这段历史时期的“儒”是指和主流思想结合很紧密的一批知识分子（主持和完善修正礼乐），千万不要以为在孔子之前就没有主流思想和知识分子。
在孔子以前，也就是春秋以前、包括春秋时代（《春秋》记载公元前 722年，也就是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 481 年的大事要闻，“春秋”时代以此而得名。平王东迁是公元前 770 年的事情，东迁将近 50 年后，春秋开始），一直向前到西周初年的周公时代，这段历史时期，西周建立的礼乐体系是一个从盛而衰的状况，到孔子的时代（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开始“礼崩乐坏”——根源是礼乐体系以之为主干的封建社会结构越来越趋向混乱解体。
从周公到孔子这段时期（其实可以一直往商朝和夏朝追溯），有一批文人专门从事于“礼乐”工作，并负责记载历史，这个时间段（包括之后相当的时间段），国家的思想主脉就是以维护和彰显西周的封建社会结构为主要目的的礼乐制度，文化人的主要工作就在于此，这个事情，主要是“儒”者在负责。
到春秋后期，随着封建社会结构和礼乐思想体系的崩坏，各家思想开始勃兴（就社会等提出自己的看法见解），儒家也应时而产生了集大成者孔子——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但是他不是完全迂腐顽固的旧礼乐体系的“卫道士”，恰恰相反，在他那儿，出现了对于“礼乐”体系进行“损益”（对于不合于时代发展的礼乐进行增减、改正）的苗头，如果你能去除感情因素而还原历史真相的话，你就会发现，儒家后续的大师都是“与时俱进”的学者。
“与时俱进”是说，他们都能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而相应地修正“礼乐”体系，并阐发自己的见解。孟子如此，荀子更是如此，而 董仲舒则是儒家和孔子遥相呼应的集大成者 ，孔子尚在尽力恢复和彰显周礼（也开始损益），而董仲舒则主导了中央集权社会思想体系的建立，传统的封建社会的礼乐体系也完全对标中央集权社会而修改。
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就是儒家是和具体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脚步跟的最紧的，还有就是法家。
“轴心时代”，正是中国第一次社会巨变的时间段。
到秦始皇的时候，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的转变粗成——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和模式基本形成，中央集权政权结构形成、并成为之后两千多年的政权模式；法家思想开始成为主流思想。
但是由于秦始皇不注重休养生息、并继续在凋敝的民间和经济层面横征暴敛，很快导致社会大乱，大汉建立之后，不得不在近半数国土面积上容许封建分封制度——这是封建的“回光返照”。
但汉初的封建和封建社会的封建也有基本的不同 ，因为在各封国之内，经济还是以家庭为单元的自给自足状态，而非封建社会的模糊农耕状态；在政权方面，各个诸侯国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中央派出国相直接掌管封国的军政，而非封建社会的基本独立和对“王”象征性地负责。
法家思想仓促退到幕后。
北方匈奴也强大起来，压迫着大汉王朝。
到西汉武帝的时候，中国的第一次社会巨变基本完成——自给自足经济基本形成、中央集权政权基本确立、以儒家为主流的思想体系基本形成。
强大起来的汉朝一度击败匈奴。
自此之后，由于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的互相支撑和制约，中央集权社会一直延续下去，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皇权的形式虽然终结，实质却还在延续、有时候更加强化，因为经济模式一直到 1978 年之后才在局部开始改变，注意是局部（首要一点，就是一直到今天，个人产权还是没有确立和被保护，完全开放和公平竞争也没有完全确立）；传统思想观念体系倒塌，但由于社会结构一直没有完全建构，所以新的思想观念体系也一直没有建立，传统观念之善，以及新的公共经济和政治生活所需的公德意识、公民意识和素养都不具备，传统之恶仍在延续，在不同时段做不同变化…这些在《中国哪里来？向哪里去？》中有专门叙述。
政权的民主和先进程度，直接由经济的开放和发程度决定，经济越落后和封闭，则政权越集中和畸形，相反，经济越开放和发达，政权越民主和健康，这条规律可向一切时代的国家和社会求证——也正因为如此，既得集团为了长期垄断控制，就必然阻碍经济和社会开放，闭关锁国的精妙就在这里，另外就是以各种理由阻碍个人产权确立——开放和个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两条腿，也是民主的。
在封闭经济基础之上，集权是必然的，因为大众只求家庭的自主，对于公共权力无求无欲，于是社会整体权力必然被一个人、一个家族或者几个集团据为己有，由于大环境是集权，所以具体家户所求的自主也大多时候不保；相反，开放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民主就是必然的，因为“人人为人人”的实质社会物质关系，使得人自发也必然求取相应的社会权力，众人的诉求被统一权衡，民主政权（政权结构和相应运行）就建立了。
但这不是说经济基础完全决定政权状态，事实上，开放经济也必须一定程度的民主才能启动，也必须在不断的政治改革之中，才能更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开放和市场化，二者是互相影响和决定的。
还有思想观念，三者都是互相影响决定的——“人的社会的相对论”不讲一方面的绝对决定，而是互相影响和决定，在各自的立场，都是“基础”。
言归正传，“轴心时代”之后的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文明古国”向中央集权社会的转变，此后一直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帝国——是固定和大范围的农耕经济生活保证了这种庞大，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中期，而在“轴心时代”之前，其他“文明古国”，早已衰落或消亡。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形态与“轴心时代”所列举的宗教才逐渐成型——其与中央集权中国一起影响着以后人类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