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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借助人的社会的相对论，你无法看清和划分人的社会，更无法做出走向的判断。
“人的社会是外在的社会结构与内在思想体系的双变合体”——人的社会的相对论，这是我在多年提炼并贯彻的主要观点，借助这个观点，我们比较清晰地观照了中国的来龙去脉。
我们也运用这个观点，来对世界的来龙去脉做一个整体观照。
先整体回顾总结一下“人的社会的相对论”——
伟大的爱因斯坦提出了物理学的相对论，认为物体之间的力是相互的，物体相互的吸引与排斥现象在大质量的星体之间表现的尤为明显。
我们可以再往前追溯，早在古希腊的时候，自然哲学家，伊奥尼亚派的赫拉克利特（活跃在公元前六世纪中期），认为“火”是生成世界的本原，“火”内在的变化规律被他称为生成辩证法“逻各斯”（逻辑），有“转化”、“和谐”、“同一”、“相对”几个表现。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可视为人类关于辩证法最早的总结性认识，当然也是雏形认识，可是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面，由于此论断得不到相关理论的支持与推动，一直保持着休眠与沉寂状态。
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似乎被漫长的历史和众多的思想者所忽视和遗忘。
一直到十八世纪后期，康德（1724--1804）才在自己的“理性宇宙论”中认为存在四组二律背反，也就是矛盾：
（1）正题：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
反题：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
（2）正题：世界上一切事物由单一东西构成。
反题：没有单一的东西，世界上一切事物由复合的东西构成。
（3）正题：世界有出于自由的原因。
反题：没有自由，世界上一切东西被决定着。
（4）正题：世界的因果系列以一个必然存在者为第一因。
反题：没有绝对的必然存在者，世界的最初原因是偶然的。
康德对于四组矛盾分别予以证明，但是最后，康德认为，这些矛盾“是世界的本质所不应该具有的污点”，没有把其上升到基础性规律的高度。
此后，费希特提出辩证逻辑的三段式形式：即正题、反题、合题。他肯定了康德的关于自我意识是知识最高原则的观点，并用正、反、合的逻辑三段式予以表达：“自我设定自身”、“自我设定非我”、“自我与非我的统一”，费希特第一次把辩证法形式表达为正题、反题、合题。
康德提出理性的二律背反，而费希特则把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提高到第一原则的高度，这是辩证法的重大突破和发展。
接下来，黑格尔对于辩证法进行了空前的总结性阐述——与两千多年前的赫拉克利特的见解遥相呼应。
黑格尔认为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是一种普遍而无法抵抗的力量”，在这个大力面前，无论表面如何稳固坚定的事物，没有一个能够坚持不动。
可是黑格尔的缺陷是将辩证法的基础建立在“绝对精神”之上，他认为辩证法是绝对精神的基本原则，绝对精神根据这一原则构建了世界，包括其外化之后的表现（自然界）。
也就是说，黑格尔虽然肯定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是整个世界的基本原则，但认为整个世界的根本却是绝对精神，所以，辩证法更是绝对精神的基本原则。可以说，由于黑格尔的误区，使得辩证法是整个世界基本原则的理论体系没有最终构建起来，事实上，黑格尔自己就陷入了用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泥淖。
辩证法从粗糙的被认识，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酝酿与充实，达到历史的最高度，完成了一个周期。
在黑格尔之后，曾今在柏林大学旁听过黑格尔授课的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的思想予以彻底地颠覆，他说，黑格尔思想是本末倒置的，现实的总和是自然界，人和人的思维都是自然的产物，而黑格尔却颠倒了自然界与思维的关系，从第二性的东西来推导第一性的东西，等于是从结果推导原因和前提——
费尔巴哈说：“从精神里面推出自然，意思是算账不用找掌柜，等于处女不与男子交媾仅仅凭着圣灵生出救世主，等于从水中做出酒，等于用语言呼风唤雨，用语言移山倒海，用语言使得瞎子复明”。
现在我们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看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的反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费尔巴哈的反驳是无效的，因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显然不是人的意识，而是对于人的意识的绝对抽象和升华得到的意识的“理念”，是绝对前提，乃至于在“世界”之前，而非人的意识。 黑格尔的意思是整个世界是有能动性和目的性的构造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前提就是绝对精神。 这个“世界意识”外化就表现为自然界，并在人的身上表现为具体的精神（自我意识、客观意识——认识与构造现实社会与历史），我们看黑格尔外化的精神，其实是主观与客观意识（虽然是人的，但更是绝对精神的）的统一。绝对精神完成外化的过程之后，回到自身，就是绝对精神完成了自己的周期，而更高一级地回到自身。
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构建过程，仅仅凭借唯物的眼光予以反驳，假使黑格尔活着，他将对于如此的反驳嗤之以鼻或完全不予理睬——因为反驳和自己的立意和推论不在一个层面上。可是话说回来，由于黑格尔过于强调绝对精神的基础作用，并用绝对精神来决定世界，用费尔巴哈的话说，这是宗教的变体——当时宗教改革接近尾声，上帝被从社会结构与思想体系隔离出去，而成为世俗社会之外人心的守望者，任何精神性和主观性的东西再也难以左右西方现实社会。所以，黑格尔的努力在深层上和西方思想的大势不相符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后，上帝（失去对于现实社会和思想认识的“统摄”位置，而沦为现实社会之外的守望者），由于形而上学的胜利进军，宗教连守望者的地盘也被毫不留情地压缩——从 16 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到 18 世纪中期，由于康德的理性努力“砍了上帝的头”，在 19 世纪末的尼采那里，他宣布“上帝死了”。
上帝在西方的声望与地位跌至近两千年来的最低点，此后，随着形而上学的衰落，基督教逐渐重新起死回生，近些年，由于社会越来越沉溺于物欲、人性堕落，人心空虚无依，于是重新诉诸于宗教，所以宗教开始全面复兴——但即便如此，近年人们信仰宗教和之前有了很大变化，一个是不会花太多时间在宗教上，一个是也不会过于恪守相关仪式，表现要随机、灵活和自由得多，信仰的深度也远不能和之前相比，宗教半感性半理性的描述，连宗教改革之后的西方都越来越难以说服，更何况理性更加发展的现当代众生，宗教，归根是人主观设定的最高“统摄”。
从现实来讲，欧洲的工业革命即将开始——这是自然科学和市场经济第一次全面而深刻的结合和互相助力，自然界的规律被空前地重视和挖掘，偏重主观精神的黑格尔思想体系必然被现实疏远。
即便如此， 黑格尔第一次，也是最大一次将辩证法用于决定和支撑世界 ，这一总结性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和地位是谁也不能取代的。
黑格尔之后，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视角和黑格尔的基本方法，想要“正确地使用”辩证法，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是，他花了大量时间专注于“物质”，认为世界的基础是物质，在人的社会领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在一直注重意识和精神力量的西方掀起了轩然大波，招致了几乎整个西方思想界的普遍质疑和攻讦。在二十世纪，弗洛姆开始“纠正”马克思的观点， 他认为马克思在社会领域过于强调经济与政治的作用，而忽视了心理的作用 ，于是他借鉴弗洛伊德的意识、尤其是关于潜意识的论述，两者结合，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
西方在古希腊时候起，就追求用统摄性原则（形而上学）来“统摄”世界，后来随着形而上学的衰落，基督教进入、并“统摄”了西方现实社会（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之后，上帝的“统摄”地位被逐渐质疑，并最终被从现实社会之上的“统摄”位置拉下来，归置到世俗社会一旁，作为人心的守望者。此后，上帝“守望者”的地盘也在迅猛发展的形而上学面前急剧缩减。不过，在形上学衰落之后（经济生活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日千里地发展，形而上学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再也难以追上世俗世界的脚步、也无法构建用一般性原则“统摄”具体科学的哲学体系），现代科技推动的世俗社会飞速向前，人越来越被物质所左右、人性越来越堕落，心灵越来越需要依靠和充实，于是宗教开始绝地反击，并逐渐极大恢复了在宗教改革之后失去的领域，更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但即便如此，也和之前的信教情况有极大不同，我们前面谈过了。
在现在的西方和相似国家，现实世界其实没有“统摄” （中世纪之前、还有中世纪之后一段时间是形而上学），人越来越被物欲控制、人性越来越堕落——人越来越失去本真本我。而在现实社会之外，心灵偶然求助于上帝——让人主观设定的精神性和直观的“统摄”来充实拯救空虚沉沦的心灵。
下面来看看 弗洛姆 的观点——总体来看，我的思想和弗洛姆很像，说实话，我在大学毕业后不久写完前两本著作、在构思第三本著作的时候，才看到了弗洛姆的文字。当时，我着实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多年努力着的，人家却早已构建完成，可是仔细推究，却发现原来我们的观点相差很大，这样，我才得以在冷静和客观的立场审视弗洛姆，老实说，我要对于他的思想提出批评。
人性是什么，是弗洛姆的理论起点。弗洛姆认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人，力图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但是过于高估经济与政治的作用，忽视人的心理因素，正是基于这一点，弗洛伊德进行了补充，可是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又过于注重人的心理作用，而忽视人的社会性（我认为其实社会性本身就有人的“内在”心理因素在内，社会性是“外在”与“内在”的合体），弗洛姆认为，要全面认识人的社会的规律，必须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结合考虑。
弗洛姆从生物进化来阐释人性，认为人性是由人类生存矛盾决定的，人在进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生存矛盾，比如生与死、个体化与社会化。就在这些生存矛盾基础上，人类特有的生存需要，除过动物性需要之外，还有爱的需要、自我意识的需要、超越的需要、献身的需要。他们一起构成人的全部精神力量的源泉，推动人去适应环境、改造环境。
弗洛姆又从人与动物的区别方面来探究人性，他认为动物只靠本能求得生存，但人类却有自己独立的能力，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理性、自我意识和想象力，它们就是人的本性。
为了更好地说明人性，弗洛姆提出了三个新概念：
社会性格。 这一概念是对弗洛伊德性格概念的补充，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是在人共有的生活方式和基本经验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为了自身的顺畅运行，将一套共同的要求施加在人们身上（这些说法都很牵强），人们为了在社会中生存下去，必将适应这些要求。于是社会性格就此形成。
社会无意识。 是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基础上修正得来的，是社会大多数人所压抑的经验，是决定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往往通过社会过滤器（语言、逻辑、社会禁忌等）将不符合社会要求的意识排斥在意识之外而生成。
社会自恋。 这是弗洛伊德自恋范畴运用于群体而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像种族、民族、国家、宗教、政党以及各种社会群体都有自恋倾向，往往通过强化这种自恋倾向而使得群体得以巩固与发展。可是弗洛姆更加担心由此引起的冲突和灾难，因此他更加强调超越集体组织，以人类社会为自恋对象。
弗洛姆竭力将弗洛伊德学说与马克思学说调合起来创立自己的学说，在此基础上，弗洛姆提出人性毕竟是不同于动物本能的东西，其虽然不是永恒不变的，但是也有自身固定的要求，主要表现为：
人的相关性和自恋性： 个人一方面迫切需要建立与他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又都有维持自我而不与他人融合的自恋性； 人的超越性： 人要求超越自己消极的生物状态的意愿； 人的根性： 人类丧失了与自然的密切关联，必须寻求新的命脉所在； 人的认同性： 也就是自我肯定与自我意识。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并存于人性中。
在这些人性的固定需要中，最需要的是爱和工作。
所谓爱，不是人把自己迷失在别人那里，也非占有别人，而是肯定自己、肯定他人，把自己和他人融合在一起，爱之所以是人的重要需要，是因为只有爱才能使人摆脱隔离和孤独。
所谓“工作”，不是为了逃避孤独，也非为了铸造自然而做。而是一种创造，通过创造，人和人合而为一。工作之所以被称为人最重要的需要，原因在于他是人个性的发挥，是自我的实现。
所以，一个健全的人，具有爱与创造的能力、具有自我肯定的能力，是自己本身力量的主宰。他以理性、爱、信心生活着，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而一个健康的社会就是培养这样的人的摇篮，必须和人性的需要相一致，这一理论成为弗洛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武器。
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异化的现象，从根本上违反了人性的要求（是怎么违反的？没有从基本的原因入手而说明清楚），人和人的关系沦落为物与物的关系，人自身堕落为自动化的机器，人们不能再去爱，不能再理性地面对这个世界（其实是过于理性而忽视了超越理性的人性），人的自我意识与生命尊严消失殆尽，这样的社会已距离专为吞噬生命的地狱不远了。
那么，如何把人从这个病态的社会中解救出来，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真正以人为中心，真正满足人性需要的健全的社会。
具体地说，该怎么办呢？弗洛姆反对暴力革命，提出“唯有在工业和政治组织上，在精神与哲学方向上，在个性结构上，在文化行动上，同时有所改变，才能到达健全与精神健康之境”，这就是他所提倡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精神齐头并进的改革，他把这个改革方案称为“激进的人道主义”。只有这样，“人”才能摆脱异化，才有可能不会成为机器。
很明显，弗洛姆的“改革”，其原因非常牵强、操作也很模糊——为什么要这么做？依据是什么？具体如何做？都牵强模糊，我将立足于“人的社会的相对论”谈论类似问题。
弗洛姆又认为，这些改革都不能强制进行，必须依靠人自身的彻底觉醒。
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我还是有异议：人如果在觉醒之前已经自我毁灭了呢？或者永远不能觉醒，还有为什么非要觉醒那么迟、以至于要人承受那么漫长的痛苦呢？难道除此之外再无他法？
那么如何才能唤醒人的觉醒呢？弗洛姆求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治疗原则。他说，通过精神分析，可以使人看清人性的需要和导致痛苦社会的症结，看清无意识的存在，从而摆脱那些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需要、欲望、冲动，运用爱和理性的力量去发展人与世界的非异化世界，以此真正消除人的痛苦、获得自由与快乐。
将整个世界的“人”的觉醒，寄托于简单而狭隘的“精神治疗”，着实有点荒唐，但是弗洛伊德和弗洛姆就是如此看待的。
弗洛姆的理论，归根是缺少核心观点所致，总体偏重感性，但他的“感觉”大体不差，事实上，能达到他的高度的人不多。
其实，将马克思和弗洛姆的思想对比来看，马克思的观点有点“达尔文”的倾向。当然，相对于整个世界强调物质的 基础 作用，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微生物界、植物界、动物界、尤其是人类社会这些动物能动性层次越来越高的生物界，过于地强调物质的 决定 作用、以低等的“优胜劣汰”法则观照人的社会的发展，则不免有失偏颇。
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唯物史观”，唯有物质怎么可能成就人类历史？“达尔文”主义有机械论的倾向，马克思的思想则有达尔文倾向。
我们看人类社会，最明显的特点不是物质，而是意识，当然物质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物质基础，正是在物质基础作用的观点指导下，马克思在人的社会领域，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是指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思想上层建筑是指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美学、宗教、文化等等。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里面谈到，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 意识形态 的总和。
马克思用“上层建筑”这样一个概念，囊括整个政治与思想的所有因素，同时与经济严格地以上下分层划分开来，这有很多问题：
首先，这样的划分，使人感觉经济只是整个社会的地基，而不是社会结构本身的一部分，事实上， 经济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性部分 ，或称为底层建构。
其次，既然称为上层建筑，就要体现“建筑”的特性，思想这些内容无形无相，是人的社会的“内在”，怎么能和“显见”的、“外在”的政治机构、政治，法律机构、制度这些放在一起，而成为“上层建筑”呢？这样划分至少有逻辑不周延的错误。
再次，将整个人类社会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专注于“建筑结构”的概念来囊括，使得人觉得人类社会只是机器与物质的世界，而不是有最高能动性的人的社会。
还有，经济活动、以及和思想上层建筑分开的政治上层建筑，其实都有思想的因素在里面，将其截然分开，这完全是错的，没有思想，还能称其为经济和政治吗？
现在我们来看，在经济与政治里面，本身就是有意识、思想的成分在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和政治的“外在形态”，内在思想观念、意识因素 做逻辑的剥离 （现实中无法剥离，是一体的），得到的就是整个人的社会的外在的结构，至于和经济、政治相应的、附生的思想内在，应该予以另外的划分。
这样我们就把整个社会的“外在结构”与“内在思想观念”区分了开来。必须补充的是，人的思想内在绝不只是关于经济、政治为主的思想，这只是社会思想，思想至少还有关于自然的内容、关于“统摄”的内容，事实上，仅社会方面的思想还有艺术等等。关于自然与“统摄”的思想虽然距离人的社会较远，但是也有关系，我们后面会再说。
外在结构与内在思想体系观念共同构成社会整体 ——就像人的肉体和精神意识思想构成完整的人一样， 社会的进程和变化是由社会的内在和外在共同推动的，外在与内在互相支撑和影响、包括制约 ，正如具体的人是物质肉体和精神意识思想共同支撑和推动一样。
至于弗洛姆的观点，虽然看到了社会是物质与思想共同推动的，看到了社会的内在的思想与精神的巨力，但是他只把这种巨力归结为笼统抽象的意识、尤其是社会无意识。
由于他对于社会内在——思想整体没有理性而明确的认识，更没有看到其与外在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关系，所以将人的社会的内在意识、观念，与外在的、显见的要素——经济与政治，完全脱离来讲，使其成为孤立的存在。
他没有看到思想对于外在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作用，他更没有看到社会是外在的社会结构和内在的思想内容一起决定的——共同推动也互相影响和制约。
总之，弗洛姆的学说虽然隐隐约约看到人的社会应该“内外”结合以整体考虑，但是，他没有看到外在与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也看不到互相的作用和影响，当然就看不到内外到底如何决定和推动社会整体，更看不到外在的经济和政治其实也是互相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更进一步，弗洛姆在经济和政治，在思想意识方面都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认识、更没有核心观点，而更多征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强行拼凑。
所以，他的整个理论模糊而难以操作，当然指导性的意义也不大，但是作为统合考虑的尝试，至少给予世人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弗洛伊德、弗洛姆在构建人的社会的基本理论的时候，各有所长，但是都有缺陷，我们只能再次站在巨人的肩上而构建自己的理论了——
黑格尔对于辩证法的绝对运用使得自己的理论体系面临诸多诟病，黑格尔哲学体系和社会发展、尤其是西方的社会发展基本脱节，只能眼看着没有“统摄”的世俗社会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绝尘而去，自己的体系也逐渐萎缩和解体，即便如此，在黑格尔之后，辩证法还是成为整个世界的基本认识规律。
以马克思、弗洛姆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极力地将辩证法运用到社会领域去，虽然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没有被学术界大范围公认，但是也取得一定成果，为后人的努力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和空间、以及进取的方向。回到客观理性的立场，我们发现马克思、弗洛姆的努力确实各有缺陷，前面已经大体说过了。
辩证法在自然领域的运用要成功的多，代表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物质的相对作用没有“外在”与“内在”的区分，在显见的维度相互发生，对其的认识在同一个向度上努力就可以。
物质世界（包括人的身体）当然遵循自然界的“相对论”， 但是人的社会的“相对论”的建立，则要复杂和艰难的多 ，因为里面涉及人的“能动性”——思想，这无形无相但却“实在”的东西，是人和自然界、生物界区分的最主要的标志，如果要很好地认识它，必须找到其与人的社会的“外在”——显见的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才能形成对于其的可靠的认识，不然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和杜撰而已；同时必须在此基础之上，对于由意识构建起来的思想体系予以明确的缕析。
人的社会的“外在”与“内在”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只有互相结合才能使得各自的认识明朗。
现在我们综合马克思、弗洛姆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尝试构建关于人的社会的“相对论”。
有一个大势基本明朗，就是 人的社会是“外在”的经济、政权结构，与“内在”的由意识主导和构建的思想观念体系的双变合体 ，自觉地使用辩证法以认识社会的思想家、尤其是马克思与弗洛姆都程度不同趋向这一点。马克思过于强调经济与政治的作用而忽视了内在的思想的作用——事实上，他过于强调的是经济的基础作用，政权政治也是被决定的，忽视政权政治对于经济的反作用——社会结构是经济与政权的双螺旋线，更没有认识到思想观念体系的主干是社会结构，也认识不到思想观念体系对于社会结构的反作用，终于没有认识到社会结构与思想体系的统一性。经济、政治、思想在各自的立场，都是基础，是互相影响的。
弗洛伊德和弗洛姆、尤其是弗洛伊德则过于倚重内在的意识作用。
我们看到，过于倚重人和社会的“外在”或者“内在”都是不可取的，都有孤立和偏颇的倾向，事实上，这本是内外互相作用的一个整体，不能抽取一个方面极力强调而忽视或者弱化另一方面的作用，人的社会是相对的内外两个方面，弱化任何一方面的作用，那么人的社会就不会形成，道理和自然界的相对论是一样的。
自然界的相对论在显见的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基础上成立，而“人的社会的相对论”则涉及人的能动性、主观性主导的社会的“内在”思想观念——无形无相却真实存在，和外在表现（主要是经济与政权），人的社会的“相对论”比自然界的“相对论”要复杂的多，所以提取也滞后得多。
我们将这一理论用“人的社会是社会结构与思想观念体系的双变合体”来表述。
已经在《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那本书中验证了这一理论，但普遍真理从来就不是只在局部使用，我们将在本书中，以这个理论继续解析人类世界几个主要社会形态的历史、观照现状、前瞻未来，来对这一观点加以推广验证。
附设几条推论：
社会结构是经济与政权的双螺旋线结构 。这在前面反驳马克思理论的时候已经说明。
思想观念体系的基础与主干是社会结构，反过来，思想观念也影响和制约社会结构的发展。 说经济生活是思想的基础，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但我要说，从主干和基础的层面影响思想的至少还有政权因素，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状态，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政治制度与结构的逐渐完善，政权与经济共同组成人的社会的外在结构，也共同地直接影响到内在思想、尤其是思想体系中关于社会的思想内容，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民主政权直接决定了公民意识和素养、以及相关理论思想的形成，而集权政权则使得民众没有公民意识，相关思想也是笼统而感性的。
社会结构也影响到关于自然和“统摄”（决定者）的认识，比如西方早期的社会结构（市场交换经济和早期民主政权）就决定对于自然的认识可以理性展开，而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封闭的农耕为主的自给自足经济支撑着绝对皇权）就决定对于自然和统摄的认识不能理性展开——事实上，连基本理性都没有；在“统摄”（决定者）方面的的认识——西方形而上学，宗教，中国的“天”，都是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影响而形成的。
思想观念也反过来影响和引导、制约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比如中国在第一次社会巨变（就是从封建社会向中央集权社会转变）过程中，经济基础越来越从模糊农耕向明晰的以家庭为单元的小自耕农发展，万民也越来越渴望这种模式，国君也越来越想要集权，共同促成了中央集权社会结构的形成——秦朝建立，之后思想体系也在西汉武帝时候形成。之后经济和政权，和思想体系各自变化、互相影响和决定，共同把社会固定在中央集权的社会形态范畴之内，延续两千多年。
任何民族的思想体系都有三个方面——关于人和人的社会、关于自然、关于“统摄”；有三个层次——具体的全民的生活中的思想观念、抽象而得的理论思想、再抽象而得的民族精神。由于各个民族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与政权状况不一样，所以以之为主干的思想体系的框架与内容不一样。
经济、政治、思想，在各自的立场都是“基础”，是互相影响和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