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抑郁症

马泰奥告诉我的故事，我必须经过抽象化处理，把他精神状态的画面扁平化，像是把救护车上的担架床折叠起来一样，如此我才能把它存放在我的脑海里。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不去想他在那场翻车事故里，被车上的安全带倒挂了多长时间，不去想当他看着身旁的家人渐渐死去时有多无助，我只想要一个瞬时，一个静止的画面。

或者，我可以把马泰奥这个人简化处理，减少他的维度，降低他所占据的储存空间——在我的脑海里将他身为人的质感压缩成一个二维平面。然后我才可以将他的故事和我听到的、看到的其他类似的故事捆在一起，如同一叠旧报纸，去掉所有属于个人的东西。如此一来，我就能把苦难总结成一个比较容易处理的物品，一个属于成千上万人的物品。“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不出来”，这是他的开场白。在他说完他的故事以后，我知道这只是又一个关于一个人的世界被毁灭的故事而已。

医学训练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操作规范流程，专门用来保护暴露在这些极端负面事件下的医生的心理状态。医生、护士、战士、救灾人员为了能够面对各种极端的人类苦难与折磨，他们必须学会自我保护。他们面对的不光有痛苦，还有痛苦的无穷延续——残酷无情地坠落在一个无底深渊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果没有自我保护机制，这是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的。

面对一个痛失至爱之人，我们的自然反应是去和他发生深刻而全面的联结，希望可以借此明白这个不幸事件对他的意义，重建他人完整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但在某些极端可怖的痛苦经历里，如果我们将视野缩窄，保留同理心，在病人混乱如麻的生命中找到某一个点，再从这个点入手去帮助病人重塑生命的颜色和形状，可能会更有效。

有一点很重要：虽然全盘审视是可行的，但是这样做并不会将不幸事件合理化。而且在这些痛苦的时刻，投入很深的感情对精密工作并不会有帮助，无论是在脊梁骨上做腰椎穿刺，还是在精神科疗程中引导出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感觉。我们的思考维度会自然扩张，有时甚至是在毫无警觉的情况下发生，例如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或者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突然哭起来。直到那时，病人的人生、病人的梦想，各样线条的轨迹虽然看不见，但它一直在那里，从锚定点和来源出发，经过了一段旅途和关系，直到灾难和冲突发生的那一刻，霎时停止。

每一个不幸事件对医生来说仍旧感受强烈，每一个承受苦难的人仍旧被医生小心翼翼地捧在心里——每一个在车祸中失去至亲后惊慌失措的父亲，每一个在孩子被诊断为脑癌后拼命寻找词语应对的母亲，他们需要的是医生的照护。在一个医生的培训阶段和职业生涯早期（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更晚些时候），当累积的病例数量还比较少的时候，一次单一经历足以像暴风一般，击垮这个医生的内在自我。在这一内在自我中，可以看到、感觉到他人的内在形象，也存放着所在乎的人的影像，这些影像富有纹理，像是映着火光的大堂壁上的挂毯。如果我们是城堡，内在自我就是自我的隐藏空间，是坚固无比的避难所。

我应该准备得更充分，但当时并没有任何警告，告诉我我的避难所看似坚固，其实却是多么不堪一击。在遇到马泰奥之前（当时我的身份是正在值班的住院总医生，被叫到急诊室来评估他），我已经好多年（从我成为一个年轻且毫无经验的医学院学生以来）不再因为自己的同理心而受伤。以前我的情绪只局限在医学院里，作为一个医学院学生，当时的我相对更容易受情绪影响：我在医学的殿堂里才刚成年，还无法下达任何指令或开处方，我一边学习这个领域的语言，一边作为一个单亲父亲，在外面的世界里独自抚养我的孩子。

我第一次受伤，且伤得最深的那个夜晚，是在多年前我尚未遇到马泰奥时。当时我在我们儿童医院的儿科值夜班。那天晚上并不算特别忙碌，我的第一份差事是将一个有囊肿性纤维化病家族史的患者收入院，记录他的病史。这是那天晚上即将来临的事件的前奏。病人是一对三岁的双胞胎，因为呼吸困难而来。孩子们呼吸十分费力。

那一家人是老病人了。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形容，是因为他们过去多次入院，父母都是看病经验丰富的老手，经验丰富到我才刚开始问问题，他们就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了，经验丰富到他们已经在办离婚手续。

在这对双胞胎出生以后，这对夫妻才发现他们结婚背后隐藏的缺陷。在大多数囊肿性纤维化病家庭里，父母都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各自携带了一个突变基因。哺乳动物身上几乎所有基因都是成双成对的，如此一来，若有其中一个基因受到损伤，只要另一个正常基因能维持健康状况，也不会有任何疾病症状显现出来。

这对父母都是囊肿性纤维化病的健康带原者，本人通常都不知道有这个问题存在，直到孩子带着一对有缺陷的基因出生。那天晚上他们告诉我他们离婚的决定，原因也很简单：两人都还相对年轻，出于实际考量，两人决定分手后，各自再和一个非带原者结婚，以此保证家庭的健康。但与此同时，在他们向人口基因学发起挑战之前，我得先在混乱中处理好哭闹尖叫的双胞胎病人。我一边有耐心地收集我需要的信息，在嘈杂的背景声音下问清楚他们的病史，一边完成病人收入院的过程。

到了午夜，一切总算恢复平静。也就在这时，我听说有一个从外院紧急转诊过来的病人——一个叫作安迪的四岁小女孩，被发现脑干异常。

我背负着这个伤痕，度过了好多年；这是一个深深的伤痕，或许比我想象的还要深。或许它已经不只是伤痕，而是完全穿透了我内心深处的某个东西。我帮忙把安迪收入院。她非常可爱，天真无邪的神情，扎了个高高的马尾辫，跪在她的病床上，整理她的布娃娃玩具。她的双眼有点斗鸡眼，其中一只眼稍微向内斜视。那天晚上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玩接球游戏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那天安迪玩得比平时还要晚，这带给她的兴奋和快乐，也几乎淹没了这个小小细节。只不过是傍晚出现的复视问题，引起了家人的一点点担心而已。

虽然我是为了这个病例而组建的团队里最不重要的人，但我发现自己很快深陷其中。所有人都挤在住院部讨论室里。会议开始时，我靠墙站着，随着情绪上的冲击变化，我发现我不想坐下，连把我的身体重心从抽筋的脚移到另一只脚上都不愿意，我就这样一直僵在原地，直到接近清晨破晓，会议结束。

她的父母带来一张灰色长方形胶片，是她的脑干扫描影像，他们讨厌这张胶片，却又将它紧紧抓在手上，这是他们从山谷深处的外院转来我们医院的凭证。他们带着那张片子来到这间没有窗户的讨论室，现在那张片子被放在一个灯箱上，像一首灰暗的安魂曲。安迪的父母双眼泛红，噙着泪水，坐在我对面，但是他们似乎身处在另一个空间里，在满是人的房间里显得如此孤独。负责记录的医生，一个小儿神经肿瘤科主治医生，坐在我的左手边，身体向前倾。他大半夜被用传呼机叫来医院，不是为了某个操作，或是为了做出某个临床决定，其实那天晚上没有任何事可做——他来，只是为了将我们检查的结论，还有阅片的结果，告诉这家人。

语言是神经内科医生那天晚上唯一的工具。他向前倾着身子，连续好几个小时，整个晚上没有看我或者任何其他人一眼，他的话只为了这个人满为患的房间里的两个人，只为了那对父母，只为了他们。

复视这个症状对我们而言并不神秘。片子上已经发现问题，也知道原因了，有道阴影落在她的脑桥上。

在脑干，即头骨的基底平面上，有一块由各类细胞和纤维组成的突出结构，叫作脑桥。脑桥的上方是大脑，是我们身为人的一切起源，而脑桥的下方，出了颅骨，就是脊髓。脑桥作为联结二者的致密结构，至关重要。脑桥的拉丁文“pons”的意思就是桥梁。如果行经脑桥的神经纤维被打乱，医生不需要断层扫描或者磁共振检查，不需要医学影像学的帮助，只要用肉眼观察病人的眼睛就能发现异常。

安迪有斗鸡眼，但只是其中一只眼向内，这是因为一条小小的叫作外直肌的肌肉失去了正常作用。外直肌，顾名思义，负责将眼球向外旋转，比如看着一颗棒球向外飞去。安迪的这条肌肉不再接收来自大脑的指令，因为专职传送信息的神经失去了反应。

我们人总共有十二对脑神经从大脑延伸出颅骨。其中第六对脑神经叫作展神经。被神经解剖搞得晕头转向的医学生都特别喜欢它，因为与其他走行曲折离奇、到处分叉的脑神经相比，展神经的走行路线笔直到近乎异常。展神经，又被亲昵地称为“简单的六号”，只有一根神经，连接到一块肌肉——外直肌——上。它只有一件工作，负责将眼球向外旋转。展神经的路径位于脑干的同一侧，带着它唯一一项任务，趋向脑桥深处。

但是今天晚上，展神经扮演了另一个角色：它将脑干里的异常情况汇报出来。我们通过在片子上看见的横跨在脑桥上的黑暗形体，进一步明确了诊断。脑桥一侧的神经纤维遭到破坏，所以眼睛无法再同时转动，完成协同工作。

正常情况下，双眼的协调运动是件美妙的事。包括我们在内的灵长类动物通过双眼协调运动，一起面对外面的世界。两只眼睛同时接收来自大脑的同一指令，比如在黄昏的山坡上看着父亲丢来的球。但是两只眼睛各有各的形状和角度，而且之间没有联系。一切都得在最完美的协作下，双眼才能一起联动，不至于产生复视。

生物工程学家尤其喜欢这样的结构，将其视为设计挑战。在生物界，这样的同步与对称象征可靠、均衡与健康。两个感受器，两只眼睛，在刹那间取得平衡。生物体系里一定会发生通信失败的情况——噪声、各种变数、混乱，有时候错误信息甚至是有利于生物体的。也因此，在每一个生物体系中，都需要反馈机制来进行检查和调整工作。在生命之初，在我们还没有察觉以前，复视作为一个错误信息，被传送到大脑里。大脑会根据这个错误信息进行修正，调整通过脑神经传递到眼球周围肌肉的信号，如此反复、缜密地微调，直到重影消失。

在问题再次出现以前，我们眼里的世界都将维持正常。今晚这样的问题降临在这个小女孩身上，而且这次它再也无法恢复原有的平衡。当这对脑神经中的任意一条出了任何一点差错，就表示有入侵者来了，背后的疾病也跟着显现出来。随着阴影的扩散，经过脑桥的神经纤维受到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在这个位置上，不会有别的脑神经一定是展神经，十二对中的第六对。脑干肿瘤里，永远是第六对脑神经第一个发出如此直接的警讯，如同在边界上站岗的部队，刚听到遥远的马蹄声，就立刻发出警报。

主治医生非常谨慎小心，并没有在那天晚上明确给出预后判断。但是根据我在课堂上和病房查房时学到的知识，我知道死亡已经朝她走来。这是DIPG，即弥漫性内生性脑桥胶质瘤，而她还有六到九个月可以活。她的父母已经依稀察觉到有问题，但是并不完全明白它的严重性，他们不知道具体数字，但是感觉到某个不好的东西即将成为现实。一个纤维样的入侵者进入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它将自己包裹其中，缠绕住他们的每一个想法，每一分感觉，每一丝气息，直到生命本身。他们的话语干巴巴的，让人窒息，仿佛是从他们的喉咙深处分泌出的黏稠物质。

我知道还有一件更糟的事，但是他们当时还不清楚，那就是这个病的死亡过程。几个月内安迪就不能再说话，不能再活动——全身瘫痪，只有眼睛还能睁开。她的意识依然清楚，依旧聪明伶俐，还能像今晚一样感知到所有事情。在肿瘤的侵袭下，她的脑桥逐渐失去正常机能。这是闭锁综合征，一个噩梦般的状态。

一切在瞬间发生天旋地转的变化。原本只是一个平常的夜晚，因为女儿的复视，去见了当地医生一趟。我的第一个孩子马上满四岁，和她的年龄差不多——我难以让这个想法在我的思绪上驻足停留。那天晚上，每当这个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时，出于恐惧，大脑会开始处理别的东西，将这个想法给关上，如同关死一道厚重的闸门一样。别看，别发生联结，连当时的我也知道，这是一个原始的、不成熟的防御机制，但至少暂时有效。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一种全新的悲痛感出现在我心里。我学会将那扇闸门打开，就开个缝，让微微的光线透过，但是当我把安迪和我的儿子连在一起，光是这样轻轻一瞥，愤怒的眼泪就会忍不住流下来。我对这个疾病产生不理性的愤恨，对DIPG的存在感到狂怒。而安迪父母的悲伤，又必定远超我的想象。这个世界上应该存在某种希望可以击败这个邪恶的疾病；这个世界上应该存在一个希望给安迪才对。

当我深陷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突然有个想法萌生——有些人能每天面对这样的生活，但我不能；我无法在医学领域继续待下去，我无法一辈子都面对这样的事。我得退到一个避风港，即我的实验室去，我说服自己，这个我熟悉的科学港湾，是一个没有小女孩会死去的地方。

这个充满悲伤、愤怒、不切实际的希望，打算退缩的想法，如暴风雨，随着时间流逝渐渐减弱。我开始疗伤，但仍然是通过非常不成熟的方法，逐渐把伤痛用一堵墙隔开，如同在感染的伤口上结的痂。我停止寻找希望；我的想法是，这个世界需要的不只是希望而已。

我们无法为安迪做任何事。面对DIPG，没有手术能安全地避开脑桥和与生命、呼吸、运动相关的神经纤维，没有化疗或放疗手段有长期疗效。我和安迪的父母一样，面对她的疾病束手无策。它像是黑暗幽灵一样笼罩在脑干上，隐身在皮肤和头骨，还有那层薄薄的膜——我们叫作硬脑膜的结构之下。硬脑膜像是一个慈爱的母亲，仍旧保护着安迪的大脑。

当我停止寄托于希望以后，我的眼泪也旋即停下。我将注意力转向外面的世界，放在生活的小细节上。我在儿科的轮转结束，我再也没见到安迪。这是无法承受但终究由我背负很久的伤痕。我明白，虽然没有亲眼看见她的结局，但她仍然被我记在心里。

直到今日，那些感觉仍渗透到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我现在必须停笔，不然我会流下眼泪。那时的内在状态一直在那儿，随时准备回归，虽然我的感情已经变得更温和而复杂；世界改变了，我也改变了。但我内心深处还存有其他许多人的影像，他们与安迪结合在一起。

现在那些回忆，伴随新的科学发现，被我一起织在心里。随着光遗传学的发展，我可以一窥大脑内在的工作机制，探索内在情感状态是如何在细胞上形成的，同时测试每一个零部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方法是通过在一个有机生命里，重新创造出另一个有机生命的一部分，让新创造出的这部分能在接收它的生命体内存活下去，并且与之融为一体。新的那部分——一段基因，会为宿主提供一种全新的行为模式，如同一个新的想法或者体验所能提供的一样。

一个生命体跨过边界进入另一个生命体，在生物界中是相当平常的事。它有时候是自发的，有时候是故意为之。它可以是一个单细胞生物，只带着所有生命共有的精华——DNA，基因的蓝图，活着的酸性物质——包裹在一层薄薄的脂肪层中，像是一叶脆弱的生命之舟，来到边界线上。这是地球上生命的故事，随时随地都在不同形式下发生。但是通常情况下，跨界的路途遥远，或是边界厚实得让人生畏。因此，对跨界存在的生命体来说，基因跨界的概率更高。

地球上每一个植物和动物生命的存在，包括人类的生命在内，都得感谢来自另一个生物王国的旅行者——一个叫作古细菌的古老微生物。是它在二十亿年前，在旅途中进入了我们祖先的细胞里，把可以将氧气转化为能量的神秘技术传授给他们。这些旅行者是入侵者，在破坏细胞屏障以后进入其内，它们的目的只是掠夺吗？抑或我们祖先的细胞才是真正的侵略者，四处猎食，将这些生活自由又懂得将氧气燃烧成能量的生命体吞食进体内？

无论如何，结局就是一个生命体越过了边界。如此跨界移动对双方来说都有风险，但如果大的生命体能学习并保留小的生命体，而非破坏它，一种新的生命体将从原本危险的跨界行为中诞生。以我们人类为例，我们就是如此才获得生命的气息。

当两种生命体忽然被凑到一块儿时，他们必须同时进化，彼此适应对方的缺点和怪癖。只要这两种生命体的结合不致引发即刻的灾难性变化，它们有几亿年的时间去适应对方。遵循达尔文物竞天择理论，这两个生命体分别存活下来。如今，他们的结合体会在同一股力量下，继续进化下去。

双方结合以后，各自的亚文化也可以被保留下来。那些小小的氧气燃烧器变成了我们的线粒体，这是每一个细胞里的能量工厂。线粒体的来源非常古老，古老到连生命的基本语法——DNA，都像是地方方言一样，和我们的系统存在着微小差异。而且在和我们共同生活了几十亿年以后，它们仍旧保有自己的母语系统，供内部使用。同时，为了生存这个共同目标，也为了更好地适应我们的体系，这些微生物做出了无数改变。我们亦然。我们和它们，彼此都需要对方——它们已经成了我们的一部分，永远不会再分离。

这些显微镜下才看得到的迁移活动——从微生物到动物，或者从微生物到植物，对地球有深远影响。这些活动可以导致星球上能量流向的变化，从太阳到植物到动物，进而引发地球地貌的变化。这样的迁徙活动时常发生，但只有一部分会延续下来。虽然成功率近乎零，但是宇宙有几十亿年的时间来让它运作。随着时间的流逝，概率再低也终将成为必然。

但是在过去十五年里，人类通过光遗传学技术这条捷径，微生物的DNA再次回到了动物细胞里。这些微生物基因的目标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实验室里的动物；不是在生物王国里纯凭概率乱枪打鸟，而是在科学家的介导下，通过科学假设与方法加速基因信息的传递，将生命之树上的不同分支桥接在一起。

今日，为了更加精准地控制大脑里的细胞，以探索大脑内部无比奇妙的细胞之间电流脉冲传递与工作的机制，我们用科技取代了随机推动进化的那双手。我们不想再等十亿年了。于是我们将自然界里常见的一个微生物的DNA——来源同样古老——直接放进哺乳动物的神经细胞里。这么做是为了利用这门微生物拥有的一个如同炼金术般的特殊能力——将光，而非氧气，转化成能量和信息。它们是透过一组叫作微生物视蛋白的特殊基因，来完成将光转化为细胞表面跨膜离子流的任务。而离子流——带电粒子的运动，恰好正是神经细胞激活和失活的天然信号。

大部分神经元不会对光有如此反应。但其实它们需要的只是这组外来的微生物视蛋白基因。再加上科学家提供的一些零部件——可以将视蛋白放进某具体细胞的基因工具（如此才能确保只有这些细胞对光有反应，其他细胞对光不会有反应），以及可以将激光送进大脑的特殊技巧（透过光纤和全息投影技术，将光线准确照在某些细胞上）——光遗传学技术就此诞生。

通过这门技术，我们可以隔着一定距离，将一束光照进大脑里，直接诱发神经细胞的电活动，如同指挥家指挥交响乐团演奏一样。如果大脑功能，包括感觉、知觉、运动功能，是一首乐曲，那么脑细胞就是十分之一微米大的音乐家。每一个哺乳动物的大脑里有数百万到数十亿个这样的音乐家。光遗传学技术使用光来指挥神经环路的活动，引出一曲自然界的音乐；动物根据来自大脑里不同群体、不同种类的神经细胞，完成任务。

光遗传学技术将我的两个病人——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年轻人，安迪和马泰奥——拉在一块儿，像连接两个小调一样，将这两个曾经向我寻求帮助的人联结在一起。他们带着各自的疾患，在我内心深处同一个小小的点上（这是所有哺乳动物大脑都有的古老部位），奏起了不同的和弦。

“为什么我今天晚上会在这里？”马泰奥问。他摘下眼镜，小心翼翼地放在推床上。“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不出来。”

他的双手放在大腿上。他看着自己的双手，一一审视它们，似乎为它们的空虚感到困惑。然后他的目光回到我身上，将他的故事娓娓道来。

他以前曾经被他的三个兄弟送来急诊室。他的兄弟们在走廊尽头的小小等待室里，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第一次见马泰奥时，我一走进房间，就感觉他像个孩子——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但是看上去更加年轻，他的肌肤光滑，深棕色的眼睛配上黑色粗框眼镜，孤零零一个人坐在八号房间里。他看起来像是把背包搞丢了，或是在担心他的家庭作业没有写完。八周之后，他告诉我，他新婚一年的妻子，怀着身孕被压死在他们的车里。那时他们正行驶在漆黑的乡间高速公路上，他们刚结束周末出游，从门多西诺的一个民宿回家。一台白色厢型车突然冲进他们的车道，当晚他的妻子就死在他身旁。

厢型车突然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出现，马泰奥来不及刹车，死亡降临。在最后时刻，他努力做出任何哺乳动物所能及的最后反抗。他向左急转弯，他们的小车子翻向马路中线，撞上一棵树。为了这一刻，这棵树已经在此等待了五十年之久。他们倒挂在车里，马泰奥毫发无伤，一旁的妻子身体破碎，年轻的一家人被安全带悬吊在半空——还包括他们未出世的宝宝，在妻子轻柔但无法再提供安全保护的身体里，宝宝和母亲一起慢慢丧失体温。

如今他盯着面前的墙壁，两手空空。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两个月，他的心中依旧存有某种发自肺腑的恐惧感，以及索然、无情的孤独感。“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不出来。”接下来的一小时，我跟随他提供的信息提问，知道了关于他妻子的事，他的热忱所在，以及他从巴塞罗那移民到美国的事。他是个热爱国际象棋的建筑师。当他在婚礼上，看见妻子从户外花园走向他时，他哭了。过没多久，当他知道妻子怀孕时，他又哭了。

坐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他的内在自我，他的感情，正向外在世界投射，但是他的维度已经减少，就连他的语句也平淡无奇。他看起来已经和世界脱离关系，和时间分离，只能在某一个维度方向上才能看见他。当我问他关于未来的计划时，他的眼前只有虚空。他连未来几分钟的事都无法预见，未来如同一堵看不见的、无法突破的、无形无相的白墙。

虽然马泰奥的未来一片空白，他仍旧承受着他复杂的过去带给他的痛苦，而且那些痛苦巨细靡遗，仿佛有一条线萦绕心头。这条线不停地旋转搅扰，使他的大脑集中全力放在数年前的某一时刻：那时他撞死了一只高等哺乳动物——浣熊。这件事同样发生在高速公路上。天刚破晓，他独自一人开在宽阔的280州际公路上。浣熊就在超车道上，全身发僵回头看他。马泰奥没有转方向盘，因为他对他的汽车，这台庞然大物、巨型机器充满信心，同时也清楚在高速下转向的风险。他就这样笔直开过，以为一劳永逸。当时的决定权在他手里，这只浣熊的生命在他手上。冲击力在短短一瞬间，砰的一声就过去了。浣熊的家人在窝里，等待回不来的温暖和食物，永远回不来。马泰奥的车继续开，将马泰奥——也只有他一个人，带回家里。

他试图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过去的作为对他的未来产生了多少影响？他不断回放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他和他妻子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弯是否需要转得那么急？他之前没这么做，因为当时他没想要去挽救另一条生命。他的脑海里充斥着过去的决定，这些决定堆叠在一起，他尝试去分析、去理解每个事件之间的关系与联结。但这一切都是徒劳又无解的反省而已。他把自己一个人留在棋盘上，他是孤独的国王，陷入毫无意义的僵局。他想要重重捶打地球，要求上帝告诉他，究竟他为什么还在这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不出来。”

一个新婚丈夫经历丧妻之痛却哭不出来，一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流下意外的眼泪。有太多时候眼泪来得突然而意外，这背后的复杂性和主观性，似乎难以用科学来解释。为了尝试去解开这个谜，科学家可能首先得找个方法将问题简化——将主观因素剔除，留下可以测量的变量。然而，此时此刻，所有事情的核心似乎就是主观性。

但是这样的难题并不会让我们就此停下脚步，不再去寻找答案。事实上，大部分现代学科领域所提出的疑问，在一开始都不易被纳入科学的讨论和规范中。创新的思维想法在一开始时常被排挤在外，直到某些有趣的变因能被稳定重复测量到，并逐渐发展成能被接受的科学论述。比如科学界最近刚发生的一个重要论点的改变：我们现在终于知道我们人类（拉丁学名为 Homo Sapiens ，智人）是否曾经和史前另一人属尼安德特人交配。我们曾一同生活在欧亚大陆上长达数千年之久。这个问题在数十年前还只是一个假设，一个浪漫的虚构故事，经过过去几年的研究，如今已经铁证如山。现在我们不只确定了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交配行为确实存在，我们还知道现代欧亚人类的基因有多少来自这样的互动——大约2%。这样一个本来被认为是虚构的故事，之所以最终得到科学认可，得归功于一个新的测量方法——实际上，它属于一个叫作古遗传学的全新学科。它的诞生，是科技（对化石骨头进行DNA测序）和人类好奇心（来自数个在相关工作中扮演开创者角色的基因实验室）结合的成果。

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因为测量出的这2%，这些问题都有了更好的答案。但是非洲人和欧亚人之间发生的故事，人属之间的交配，以及四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灭种的悲剧——不过一千四百代以前，最后一个尼安德特人孤独地在伊比利亚海岸的一处堡垒，一个隐秘的洞穴里，在黑暗之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仍旧有很多细节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其中一部分可以通过DNA测序技术得到答案）。

而且在完成了这些测量以后，人类探索未知的脚步，并没有因为找到了某个问题的答案，或者找到了2%这样一个数字而减慢。这似乎充满矛盾。但事实是，科学知识会拓展人类的想象空间，幻想会从对自然世界更深层次的理解启航，到达更远的地方。现在，在同一条道路上，硬科学迎来了新客人——我们的内在精神状态，比如愤怒、希望，还有精神上的痛苦，这些我们过去只能通过自身的体会才能理解的状态。他们不请自来，如同光，如同天气，像暴风，像黎明，像迟暮。

科学的进展几乎总是从测量开始。而内在状态虽然是主观体验，却也有可以测量的表征。光遗传学试验已经表明，这些表征的生理起源是神经轴突，神经轴突又是构成哺乳动物大脑三维编织结构的丝线。探索与焦虑症状相关的神经丝线，是这方面科学进展较早的例子之一。

焦虑是个复杂的精神状态。具体表现包括身体功能的变化，例如心率加快，呼吸变得短而急促。行为变化，例如忧虑和不安，即便没有任何即刻的威胁，也会主动避免任何与风险有关的情况。还有主观的负面或是充满厌恶感的内在状态（我们可能会说“心情不好”）。这些表现我们在自省过程中都体会过。

这些表现都很不一样，可能分别来自大脑里的不同细胞。光遗传学技术结合其他研究方法，揭示了我们大脑里不同神经细胞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结如何构成和拆解我们如此熟悉，却又如此复杂的内在状态。焦虑症状的组成包括呼吸节律、回避风险行为，还有内心不快的感觉等等，运用光遗传学技术，我们发现了负责每个组成部分的神经轴突，同时还能独立控制这些组成部分的行为表现。

我们当时是这样做的：想象大脑深处存在某一点，一个单一的锚定点。有许多线从这个点辐射而出，如同从纺织机的一个经轴到另一个经轴上，每一根线延伸到大脑里另一个位置结构上，与其发生联结。有许多向外发出的神经联结（神经轴突）就类似这样，从大脑深部一个专门控制焦虑，名叫杏仁核的区域，放射而出。更准确地说，是杏仁核的延伸部分，一个叫作终纹床核（bed nucleus of stria terminalis，简称BNST）的结构。

这些神经纤维不停地延伸、下潜，深入大脑的不同部位，找到所有共同构成焦虑症状的细胞。甚至有一条纤维走到了脑桥去。安迪大脑里的阴影就在这里。

大脑里的神经纤维交织精密而复杂，我们是如何知道就是这些纤维控制了焦虑症状的呢？就是在这儿，我们应用了微生物的基因，让每一条神经纤维都多了一个操控逻辑。我们将另一个生物的行为准则输入颅骨下那片寂静的黑暗中，教会一个又一个的神经联结如何对光发生反应。

我们借用了绿藻这个单细胞生物的其中一条微生物基因。这条基因只是用来生产某个光激活蛋白的DNA蓝图。此光激活蛋白名为光敏感通道蛋白，可以让正离子进入细胞内，正离子进入后会激活细胞，细胞放电，同时将信号传递出去。通过合适的病毒载体（这个病毒是我们特别挑选过的，因为它特别擅长将DNA运送到哺乳动物的神经细胞里），我们将这条基因输送到小鼠的BNST中。BNST里的细胞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收了藻类的基因，根据DNA蓝图——地球上所有生物共享的基因语言和生产说明书，生产藻类的光敏感通道蛋白。

现在，只要将明亮的蓝光照在BNST上，BNST里的细胞就会发出动作电位，就是那些尖尖的神经电活动。光照的问题也容易解决，只要将几乎和发丝一样细的光纤植入BNST，就能将激光透过光纤照进BNST里。这是一个崭新的能力，一个由藻类通过我们的帮助介导，传授给动物的全新语言。但是在这些焦虑试验中，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将光照进大脑。我们在等待一个更加丰富的语言显现出来。

经过几周时间，不光神经细胞胞体内部会充满光敏感通道蛋白，神经轴突，作为神经细胞的一部分，里头同样充满了光敏感通道蛋白。我们在这些蛋白上特别安了一组黄荧光蛋白，方便我们观察追踪这些蛋白的生产情况和位置。BNST里每一个神经细胞都有各自的传出神经纤维，各自的轴突联结。不同细胞的轴突联结到大脑不同位置。数周后，以BNST为核心，带有黄荧光蛋白的光敏感通道蛋白，弥漫在从BNST辐射而出的神经纤维里，如同在一片黑暗中，一颗散发出光芒的太阳一样。BNST通过这些纤维与大脑不同部位发生对话，这些部位需要听取BNST这个焦虑中心发出的指令。

现在这个崭新的能力变得更加清晰明确了。光纤不只能植入BNST里，也能放在外周其他区域，只要是大脑里BNST有发生联结的部位。通过光纤将激光传入该部位，神奇的事就会发生。该部位唯一对光敏感的部分，即黄色神经纤维发生联结的部分——比如脑桥——有从BNST发出到该部位的轴突。将光传进脑桥这个脑干深处的基底结构里，只会直接激活该部位某些特定神经细胞，这些神经细胞胞体在BNST里，纤维一直传到脑桥。只要知道纤维的锚定点和靶点（起点和终点），我们便可以从一块错综复杂的织布中，挑出任意一条特定纤维，通过光直接控制它。

在小鼠实验里，我们发现有一个神经联结从BNST通到脑桥。这里除了有展神经，还有一个叫作臂旁核的亚区域，它的激活会引起呼吸节律的改变，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肉眼可见效应。应用光遗传学技术刺激这条通路会影响呼吸节律，如同在焦虑症状里看到的改变一样，但是有趣的是，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效应，比如说刺激这条通路，小鼠并没有因此出现风险回避行为。

风险回避行为是由另一条神经纤维控制的。这条神经纤维从BNST通向另一个叫作外侧下丘脑的结构。这个结构不如脑桥那么深。用光遗传学技术激活这个通路的细胞，会改变小鼠暴露在某些环境（比如一个空旷区域的中央位置，这个位置对小鼠而言是风险最大的区域，因为最难躲避猎食者）的时间。但是激活这条通路并不会引起任何别的改变，比如也不会改变呼吸节律。就此，焦虑症状的第二个特征也被完整利落地分离出来了。它是由另一种细胞介导的。同时我们开始发现，不同的内在精神状态与不同生理神经联结之间的关联。

那焦虑症状的第三个特征“心情不好”呢？我们将这个特征称为“负面情绪”。与之相对应的是“正面情绪”（心情好，像是突然从焦虑情绪中解放出来，实际感觉比“没有负面情绪”又好得多）。一开始，这个特征似乎难以被评估，尤其是在不会说话的小鼠身上；即便对象是人，可能也会有难度，因为语言文字有时候也不够准确或可靠。但就是这样一个内在状态，无论它如何主观，就算它是属于一只小鼠的体验，也会有可以测量的外在变量。

有一个实验叫作“位置偏好”。在这个实验中，小鼠可以在相连的两个类似空间中自由活动。如同一个人进到一间新房子里，这是里头有两间一模一样的房间组成的套房，这人可以在其中自由活动一样。假如这人每次走进其中一间房的时候，都会立马感受到强烈的正向感觉（像是内在感受到狂野的亲吻一样，只是没有真的亲吻发生），而一踏出这个房间，这个感觉就会立刻消失，不难想象这人会选择在这个房间里一直待下去。这个选择就是一个可以测量的变量，它会告诉观察者某些隐藏的内在状态。当然，关于小鼠的具体感觉，观察者无法下精准的结论，只知道是正面情绪。其他一系列实验可以进一步帮助确认实验结果。负面情绪同样可以被测量。只要把房间引起的情绪从正向换为负向（内在负向感觉，或许和突然失去至亲的感觉一样），测量的行为从偏好行为转变为回避行为。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在动物身上探索它们的情绪变化。光遗传学技术则提供了一个方法，可以瞬时刺激特定细胞或者神经联结，影响它们的活动。在小鼠版本的位置偏好实验中，小鼠可以自由地在两个类似的房间里活动——起初先不给予光遗传学刺激。然后，我们再把激光设备安装好，同时设定好程序，只有当小鼠进入其中一个房间（就比如左手边那间房吧）时，光才会透过细细的光纤照进大脑里。在这只小鼠的大脑里，光遗传学技术控制的靶点区域的神经纤维已经对光产生敏感性了。如果这个区域的神经活动和厌恶情绪、负面感觉有关，小鼠会立刻回避左手边的房间。小鼠似乎不想待在和负面体验有关的地方——换作我们，也不会想。相反，如果是和内在正面感觉有关联的话，小鼠会花更多时间待在有光刺激的房间里。如此一来，我们就知道它们对位置的偏好了。

究竟是大脑深处的哪一根神经纤维，从BNST出发，掌管了正面与负面情绪（甚至和我们的内在精神状态的主观感觉也有关联）这个与焦虑症有关的重要特征呢？让人惊讶的是，之前提到的两个从BNST出发，分别到脑桥和外侧下丘脑的神经联结，都没有控制这个特征。这项任务反而是由第三个神经投射去完成的。它从BNST出发，通向大脑深部的另一个区域，那是一个几乎到达脑桥，但又没那么深，叫作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简称VTA）的地方。这里的神经元会释放一种叫作多巴胺的微小化学神经传导物质。这群细胞的角色和功能相当多元，但总的来说，它们和奖赏以及动机有关联。

另外两个神经投射的活动（到达脑桥和外侧下丘脑），似乎对小鼠影响不大。刺激它们虽然会引起呼吸和风险回避行为的改变，但是和正面以及负面情绪不存在关联，至少从位置偏好实验的结果来看是如此。让人更惊讶的是，到VTA的这第三个神经纤维，居然是在不影响其他焦虑症状——包括呼吸频率和风险回避行为——的前提下，改变了位置偏好实验的结果（它可能也因此和人类主观感受有关）。就此，一个复杂的内在精神状态已经被拆解为独立的特征。这些特征分别由大脑内部的不同生理联结（不同起点和终点的神经纤维束）来控制。

这样的实验方法最后被证明不光可以拿来研究焦虑症，还可以广泛应用在哺乳动物行为学的研究中。即便是哺乳动物亲密照料幼儿这样复杂的养育行为，也可以被拆解成许多独立部分，再在大脑中找到与各个部分相对应的神经投射。这项发现是由另一组科学家在五年后完成的。他们应用了同样的光遗传学工具，以及同样将神经投射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法。当然，关于焦虑症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我们虽然已经将焦虑的内在状态拆解成很多部分了，但还是无法回答长久以来的一个难题：正面和负面内在状态的价值究竟何在（虽然我们也为这个难题提供了强而有力的证据）？位置偏好和风险回避行为之间的关系被分离得如此清晰而明确，也突出了另一个简单又让人迷惑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状态的感觉就必须是好的（或者不好的）？如果为了生存这个目的，行为已经被适当地调控了——已经借由外侧下丘脑这条神经联结避免风险了——那么由VTA神经联结负责的偏好或主观感觉，它的意义又何在？

我们认为物竞天择的进化过程是通过行为发生的——行为比感受对动物的生存和繁衍影响更大——也因此或许只要行为调控好了，动物（还有我们）的内在感受也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如果小鼠已经因为生存天性，在从BNST到外侧下丘脑的神经纤维的介导下，避开了充满风险的空旷区域，而且不存在正面或负面情绪的关联，那么从BNST到VTA的这条神经纤维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心情不好就像个赠品一样，而且还会带来巨大的、不必要的痛苦。毕竟临床上的精神残疾，常常是由焦虑、抑郁等主观负面情绪和状态造成的。

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动物所面对的选择不属于同一范畴，不可以直接比较。主观感觉——比如说感觉好或者感觉差——可能是大脑内在经济系统的金融工具，能让许多不同范畴的正面和负面感觉，从进食、睡眠、性生活到生命本身，全都转换为同一个通用货币。这样的安排可以帮助动物做出跨范畴的决定和行为选择——又快速，又能够针对每一个物种自身的生存需求，做出最合适的决定。否则，在一个节奏快速的复杂世界里，动物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在该转弯的时候僵住不动，在该停下的时候反而转弯。

或许行为学上的进化，就是通过在这些转换因素上的作用而完成的。大脑赋予每一个状态的相对价值（也就是主观感觉这个通用货币），无可避免地决定了人和其他动物做出的最终会影响生存的抉择。但是这些通用货币的转换方法必须是有弹性的，需要在生命进化过程中，随着价值的变化发生改变——而这样的弹性，也能以某种生理形式存在，比如联结情感状态相关大脑区域（例如VTA）的神经纤维的强度变化。

光遗传学技术在焦虑症上的研究结果带给我的启发，是主观价值（包括正面和负面）和外在可测量的变量（呼吸，或许还有哭泣），都能以一种令人敬畏的精准程度，附加在某个大脑状态上，或者从某个大脑状态上移除。但是这样的认识，是在马泰奥出现在我生命中，又从我生命中消失许多年以后才萌生的。当时在急诊室里的我，没有可能知道一个人的内在状态的不同组成部分，能够被如此高精准地分离开来，也不知道每个内在状态的组成部分，都是由对应的生理结构，将电活动从大脑一头通过神经纤维传到另一头来完成的。马泰奥没有缺少任何身为人所能经历体会的深刻悲痛的因素，正常情况下，他应该哭。看着马泰奥，我连一点理解他为什么哭不出来的框架头绪也没有。

直到今日，科学仍然无法回答许多关于我们自身内在精神状态的难题。研究爱，研究意识，研究哭，这些研究听上去都是很糟糕的选择，因为目前没有可以客观量化评估这些东西的工具（像研究史前尼安德特人的古遗传学工具，或探索大脑基础功能的光遗传学工具）来回答这些问题。

就拿哭做例子吧。一个生物学家会认为，对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而言，液体从泪腺经过导管排出这件事，应该是一个时间非常精准，起因固定，而且背后大概率有其演化意义存在，也应该能在科学上去客观评估的事件。一个结合了主、客观变化的事件，比如一个强烈的感觉（一个主观的内在状态）和泪腺导管状态的变化（一个客观事件）同时发生，都会让科学家、精神科医生，或是任何一个学生去思考关于人类身体和心灵之间的问题。

哭是精神病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我们的病人正在体验极端情绪，而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他们的言语、认知、表达，来处理这些极端情绪。我们也很习惯看到那些不那么真诚的眼泪，这些眼泪具有不同等级的欺骗性质，有些来自受到了轻微痛苦的病人，有些是适时捏造出来的，还有些极具操控性和诱导性。然而事实就是，科学对带有情感的眼泪仍旧一无所知。

我们很难研究动物因为情感引发的哭泣行为。哭泣现象对我们而言再熟悉不过，但是就连我们人类的近亲——类人猿，都没有明显表现出因为纯粹的情感变化而引发的哭泣行为。这背后的原因，如果真有原因，至今还是个谜。眼泪是促使人们在情感上发生联系的强而有力的工具；我们已经知道在数位人脸照片上修改眼泪，比修改其他面容特征，更能引发看图者的同情心和想去伸出援手的冲动变化。我们和我们的近亲——黑猩猩，还有倭黑猩猩——都是社群动物，但只有我们掌握了眼泪的谜，独自流泪。

我们通过这个奇特的外在信号，将我们的内在精神状态表现出来。无论是否有观众在，我们不需要任何意志力或动机，只是把感觉向外传播给所有旁人和我们自己。而且不光我们的近亲类人猿缺乏这个能力，就连一部分人类也无法因为感情变化而落泪。这个现象可能是单向的——无法因为感情变化而落泪的人，依旧能理解别人眼泪的意义，并做出相应反应。但是也有其代价：研究显示，无法落泪的人产生的个人情感上的依附程度比较低，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这样的关联是因为后天生活经历的不同，还是先天偏好的不同。

我们的近亲动物和我们其中一部分人，都缺少这样一个非自主性的由情感引起的哭泣行为。这个现象其实可能提示着，这是一个尚未完全建立的演化创新——或许是因为它的价值直到今日都尚未得到公认，又或许这是一个最近才刚开始进行的实验：一个演化上的意外，直到现在都还在人类中慢慢地显现（或是消失）。每一个演化路上的创新都是从意外开始；也许由情绪变化引起的哭泣行为，起初就是神经轴突搭错线造成的。在大脑发育过程中，所有神经轴突的生长发育，包括BNST发出的多种神经纤维，是由许多不同种类的分子引导完成的。这些分子专门负责设定神经纤维的发展方向，如同织布机上的导线器一样。这些微小的指路牌，指引着生长缓慢的神经轴突往下一个大脑区域前进，或者在它生长过头的时候命令它掉头，或者指引它越过中线，往身体对侧方向生长。这一切，如同生物学里所有的事情一样，都是在经过了为期数百万年之久的意外突变以后，才形成的新能力。

在上述过程中，任何一个引导神经纤维生长的分子的基因发生突变，大脑里那些长途跋涉的神经轴突的走行都会发生改变。那些从大脑情感相关区域出发的神经纤维，它们的走向若是发生细微变化，一个具有与众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的新型人类，就会降生在这世界上。

这样的演化创新有可能开启另一个沟通交流的新渠道，而且过程非常有效率，实践过程所需要付出的代价非常小：只要一组神经轴突少了一个指路牌，在发育过程中长过了头，就够了。几乎所有的演化进程都是如此：主角们都已经在台上了，只需要教会他们一个新规则，他们就能扮演新的角色。在我们的例子里，相关神经轴突，例如已经从前脑区域（比如BNST）通向更深、更古老的脑干区域（比如臂旁核）的这条控制呼吸频率的纤维，其原本就存在，演化过程中，只要路径做出稍稍改变，就有了全新的功能。

有两对脑神经从臂旁核旁边发出。不光有第六对脑神经——展神经（就是安迪患有的肿瘤所破坏的那对脑神经）而已，还有它的邻居，第七对脑神经——面神经。这些结构，包括第六对和第七对脑神经，还有臂旁核，实际上只是成簇分布在脑桥里的细胞，挤在从脊髓通往大脑的那条桥上。眼泪，作为一个新目标，是由第七对脑神经负责的。第七对脑神经是情感表达的大师，它比展神经精密复杂得多，功能也比展神经更加多样，可接收大量来自面部皮肤传感器里的信息，也传送大量信息到面部肌肉去。第七对脑神经面神经，是面部表达的大师，同时也掌控着泪腺——专司储存眼泪的水库。

整个泪道系统，最初可能是为了清洗眼球上的刺激物和异物而演化出来的。现在，只需要一丁点神经纤维（或许也是其他通往臂旁核，调控呼吸的一部分纤维）走行上的变化，泪道系统就被动加入了情感表达，成为啜泣这个动作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膈肌的收缩）。当第一个拥有这个突变基因的人类开始哭泣，甚至啜泣的时候，他对周遭的人——朋友、家人或者竞争对手，一群从没见过人哭的人——会产生什么影响？一直以来，通过眼神沟通交流十分重要，眼睛是人类注意力的焦点。眼睛拥有大量信息，又是察言观色的主要对象，流泪作为一个演化上的创新，偶然间从一开始就拥有非常高的信息传递价值。但最早的时候，可能没有人能理解眼泪的意义，也没有人做出任何情感上的反馈。大家只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独特信号的存在。眼泪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在生存方面，还是在繁衍后代方面，需要经过好几个世代才能完整体现出来。

如果因为情感而流泪这个行为，在演化过程中有任何重要意义，我们或许可以从它发生的时刻找到些蛛丝马迹。在绝大多数人中，流泪不是一个自主行为，比起露出微笑或是痛苦的表情，我们对它有意识的控制要弱得多。哭泣是一个大部分时候保持诚实的记者，出于某种原因对一个感觉做出相应报道。学者们过去一直在研究它在社交上的价值，但即便在我们独处时，情绪化的哭泣也会发生，且有它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具有建设性，能帮助我们认识自身的某些需求。

身处高度复杂的社会环境，传递虚假情感其实是有好处的。将真实又无法控制的情感显露在外，这不是个优势，反而更像是个缺陷。从个体角度去分析，这更像是个会被淘汰，而不是被保留的特质。有趣的是，无论哭泣背后包含的信息是什么，目的是传递给别人还是自己，因为它绝大多数时候是一个非自控行为，它也注定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行为。

哭泣这个行为是否还在物竞天择的压力下演化？它是否正在逐渐脱离我们意志的控制，抑或是我们的意志在慢慢学会控制它？除非它的非自控性在演化上的价值，高于它的自控性在个体上的优势，否则有一天我们控制哭泣可以像控制笑容一样容易。对大多数现代人而言，哭泣是相对真实的。已经有一个程序一样的东西被写进我们的大脑里，使哭泣比其他相对更容易操控的面部表情（比如笑容）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更大。如此一来，或许在我们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它更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使我们获得支持。

这样来看，其实同时有两个和情感相关的行为——哭泣以及对哭泣的反应，在我们人类当中进行演化。它是一个暗语，一个内部共通的语言，对个人和群体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如同生物学里的任何东西，它也可以被人为操控。带有欺骗性的哭泣行为总是有利可图的，但只要这样的欺骗行为不常见，人们哭泣以及对哭泣的反应，就能成为人与人之间一个相对真诚的沟通渠道。

当我们的社交关系越发复杂，欺骗和抵赖行为层出不穷，同时我们对表达的控制能力越发熟练，能人为控制所有情感的解读时，社交活动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诚的沟通渠道，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人类整体而言，更显现出其存在的价值。真实与谎言之间的一场军备竞赛就此展开：先是认知控制能力占上风（这对具有如此控制能力的个人有好处，但是对整体而言，却失去了部分具备价值的有效沟通），直到历经数百万年，一条迷了路的神经轴突意外连上了大脑里的一群神经细胞，这群细胞有可能负责掌管表皮生理功能，最终的结果是产生脸红、哭，还有其他无法控制的真实情感表达。

我们知道哭泣这个行为特征并非源于尼安德特人，因为尼安德特人是欧亚人种的起源，但是哭泣是平均分布在各个人种之间的。我们目前尚不清楚尼安德特人是否也具有哭泣这个行为特征。他们很可能有，因为哭泣应该是来源于所有人类共同祖先的一项行为特征。尼安德特人有稳定的社会结构，保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会将自己心爱的子女埋葬在土里，即便当他们逐渐走向灭亡，仍会将时间精力花在符号艺术的绘画创作上。至少在我的想象中，他们和我们一样会哭泣，直到最后灭亡。

马泰奥没有自杀倾向，但是还是可以被诊断为患有重度抑郁症。我那天晚上就将这张诊断标签贴在了他身上。虽然这个过程看似过度简化，但是他极度绝望的表现，对未来的毫无期盼，都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马泰奥对未来不抱一丝希望，他只能回看过去。

他那天晚上并没有因为他的家人而哭——至少我没看到，他也无法告诉我实情。在我看来，哭泣发生的那一刻，其实是悲伤的眼泪和更神秘的快乐的眼泪发生了奇妙混合。当我们同时感受到希望与脆弱时，我们才会流泪。我最终没有把这样的想法写在病历上——我没有写马泰奥没有哭，是因为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希望。

物质生活上的些许改善，轻微到不会对我们对自身和周围环境的认识产生任何实质影响，比如只是因为某个原因，多赚了一点钱，而且这多赚的钱也符合社会预期，这并不会让大多数人就因此高兴得哭了出来。但是当我们真正因为快乐而流泪——在婚礼上突然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产生的温暖与希望，或者是不经意间看到一个年轻孩子表现出的同理心——我们会突然对社会、对人类充满希望，并一起对抗冷漠。我们会在婚礼上或者在一个孩子出生时，内心发出真挚的祝福，即便我们深知生命和爱的脆弱：我希望我在这里看到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我希望这个世界有足够的宽容，能让这份快乐一直维持下去；我希望我现在的感觉可以持续存在——但是我很清楚它们很有可能不会如愿。

这看上去像是某种焦虑症。就算我们认为是快乐的泪水，背后还是能感觉到一个潜在威胁的存在，即使这个威胁不一定是即刻面临的。

在另一个完全负面的极端情绪下，成年人流下的悲伤的眼泪，通常也不是已知风险下的轻微损失造成的。成年人悲伤的眼泪，往往来自突发的个人困境，而且严重到必须去面对它——像是背叛带来的震惊。背叛打破了我们原先对未来的希望，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毁坏了我们规划未来的蓝图（一种希望），我们必须重画。在我们哭泣的时候，即使我们内心感觉是负面的，但还是抱有希望——建立在新条件上的希望，至少也是希望。然后在我们意识到我们脆弱的未来，意识到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改变的那一刻，我们真实地、不自主地，发送出一个信号给我们的同类，我们的社群，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自己，这个信号就是哭泣。

在进化论里，希望这东西真的重要吗？希望看似非常抽象，但是它可是生物之间的大宗商品，需要被小心地管制调控——只有当输出量恰到好处时，它才会驱使生物做出合理的行为。不合理的希望可能是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每一个生物体都会碰到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应当选择继续奋斗挣扎下去，什么时候应当选择保留能量，降低风险，坐等风头过去？对抗还是休息，宣战还是冬眠，哭还是不哭——所有生命都必须计算现实世界的危害程度，做出类似的选择——当面前的困难无法克服的时候，就应该选择止损撤退。控制希望的神经环路必须维持运行，而且得运行得很好。我们灵长类动物的生活形态，迫使我们的大脑每天消耗的热量占总体热量的四分之一。控制退缩行为的古老神经环路，也可能延伸到了我们灵长类动物的大脑里，我们因此会放弃希望，而希望有时是一种骄傲，只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而不是肌肉里，而且会让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

控制退缩行为的神经环路在进化过程中由来已久——即使是冷血鱼类，在碰到威胁时，也懂得要闪躲，而不是正面迎战。2019年，科学家对微小的斑马鱼全脑细胞进行了彻底研究。斑马鱼和我们一样，都是脊椎动物，都有一根脊柱和相似的大脑结构。它们足够小，也足够透光，让我们能在它们活动的时候，用光线直接观察它们的大脑细胞。缰核和中缝核这两个鱼脑里的深部结构，在斑马鱼面对威胁时，一起介导了它在应对挑战时从积极主动向消极被动转换的过程。在被动应对状态下，斑马鱼将不再尝试挑战威胁。

光遗传学实验发现，缰核的神经活动与被动应对行为（面对威胁时保持不动）相关；相较之下，中缝核的神经活动与主动应对行为（主动面对威胁）相关。中缝核也是大脑内一个叫作血清素的神经化学介质的主要来源。通过光遗传学技术去刺激或者抑制缰核，我们可以实时降低和提高斑马鱼花精力去面对挑战的概率，而当我们用光遗传学技术去控制中缝核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与调控缰核时相反的应对现象。

在几年前，光遗传学技术结合其他技术方法，揭示了这两个大脑结构与哺乳动物里主动与被动应对行为状态的转换有关，也揭示了各自所扮演的角色。现在我们在远亲动物斑马鱼身上也见到了一样的结果。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当情况不再乐观时，生物做出抑制行为背后的生物学基础是个古老的机制，它被完好地保留下来，而且强而有力——也因此可能对生存至关重要。

任何一个小动物都可以躲在石头缝中或者地洞里一动不动，从而被动应对威胁。就连小小的秀丽新小杆线虫（ Caenorhabditis elegans ），都能充分利用它仅有的302个神经元，去计算主动觅食和原地不动两种行为各自对应的价值。但是更大的大脑拥有思考更多可能行为和结果的能力，它一边反复思考，一边担心，同时在脑海里画出布满各种分支选择的决策树，思考它对未来的深远影响。思想上的消极被动或许也是必需的——不再把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的价值看得那么重要。希望会消耗我们的注意力和感情，当希望不复存在的时候，省下挣扎的力气，连哭泣都省去，或许才是最好的应对方式。

那晚在急诊室，我想不到如何才能帮助马泰奥。医院床位很紧张，无法收他入院。他没有自杀倾向，也不想住进医院，我也无法将他收到我们的隔离病房，而我们的开放病房又是满的。我们考虑过转到其他医院的可能，但是在和马泰奥以及他的兄弟们讨论过后，我们最终决定让他们带他回家，同时为他预约好门诊照护、治疗，还有带药。但是在他回家之前，就在急诊室里，就在破晓时分，我又花了一个小时为他做心理治疗，为未来的治疗计划打基础。

在精神科，只要情况允许，就算是在最繁忙的值班时间，在拥挤的空间（比如那晚的八号房间）里，我们总会想办法挤出点时间来做心理治疗。这几乎像是本能反应，很难有任何人、事、物可以阻止我们去做这件事，就像要阻止外科医生为病人开刀治病一样困难。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为自己搭建的那艘船上。

如果没有打下适当的基础，精神科的一切都是空谈，如同编织时没有结构线，根本编织不出任何花样图案一样。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从生物学角度、社会角度，还有心理精神角度，在这一团错综复杂的线里，拼凑联结出痊愈究竟对这个人的意义是什么。而且不能着急，因为我们明白构建任何一个强壮稳健的东西都需要花时间。就算我们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见到这个病人，我们也会这样做。那天晚上我就这样怀疑过，我正在帮马泰奥办出院手续，将他交给他的家人照料，同时安排后续的门诊治疗。我会继续照着时间表，在医院轮转工作，而马泰奥也会继续走在这个宇宙为他安排的运行轨道之上。我们未来应该再也不会相遇。

但是我仍旧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他身上，这是在经过了一个小时的心理治疗以后，我才意识到的。直到那天值班结束，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泪水从我眼里流下，将交通号志的灯光衍射开，我才看到了整件事的全貌，才看到另一个人，一个病人。

那天晚上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在马泰奥身上，是因为之前的我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他，面对当时的地狱。所以这次的治疗，也是给我自己的治疗，是为了这些眼泪的治疗。一种穿越时间的联结在我的意识里被构建出来。只有透过泪水，我才看见了我和安迪的联结。安迪也带我来过这里，当时的我同样毫无准备。安迪，一个许多年前被发现脑干上长了东西的小女孩，她已经走了很久，走在一条不能与人分享的路上。

这一次，我认为我可以做些什么，虽然能做的不多。当你在某时某地被召唤，意识到自己身而为人的价值，无论那价值是什么，必定有其意义。这绝不是虚空。

许多年之后，随着我们光遗传学技术在BNST与焦虑症的相关性方面的研究成果日增，一个安迪与马泰奥之间更深层的联结浮现出来。这两个病人有个奇妙的共通点：他们都是我在医学路上碰到的最低谷，我要奋力挣扎才能从中逃脱。而他们之所以会在我值班的那个夜晚来到医院，又恰巧是因为神经系统里同一个部位的神经纤维出了问题。这个部位叫作脑桥，是大脑的地基和基石，掌管眼球运动、流泪和呼吸功能。紧邻着脑桥的是第六对和第七对脑神经，我的病人就是因为这两对脑神经受到影响，而失去了原本的和谐。

但这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有任何意义存在），我无法定义。我只知道这个部位很深、很古老。

博物学家洛伦·艾斯利认为一个符号“一旦被定义，就无法再满足人类对符号的需求”。艾斯利收集他从自然界观察到的现象，将这些现象视作符号，并记录下他心中被这些现象激起的想法。譬如一只反季节的蜘蛛撑过了严冬，在一个人工热源（一盏灯）的帮助下织起了网。艾斯利被这个现象打动，虽然他几乎笃定“这只蜘蛛无法对抗冬天那足以蔑视一切的力量，她对温暖的那盏灯的渴求，最终只会徒增绝望……这背后有某个东西，必须传递在那场面对虚空的冷酷终战里，奋起而战的人们……在冰霜的岁月里去寻找小太阳”。希望，在此处以“复杂的生命对抗无法逃离的严寒”这样一种形式被诠释，这种希望触动了艾斯利，也触动了科学家和艺术家。它十分接近那种会让我们感动落泪的事物的核心。

对马泰奥而言，他的妻子和宝宝已经逝去，已经不存在任何希望值得哭泣。他缺乏眼泪，他对未来是盲目的。但是我知道，至少我以为我知道，经过一段时间，他还能以某种形式去爱。希望尚未死去，虽然他还无法看见。因此，流泪的是我，不是马泰奥。

灭绝——当一个有知觉、情感的种族的最后一名成员，孤独而缓慢地倒在泥地里时，这才是希望真正结束的时候。在我们谱系的历史长河中，这样的终局发生过好多次，如同一株庞大的家族树上的细小枝节枯萎凋落一样。尼安德特人以及其他种族，在他们最后的时空里，经历了如此万劫不复的悲剧。

灭绝是常态。每一种哺乳动物，似乎平均可以存活一百万年，一路上会碰到几次几乎要灭绝的事件，直到最终灭绝降临。至今，人类只存活了大约五分之一的时长，但就已经经历过几次神秘的危机。我们的基因研究发现，这几次危机就曾经让我们的物种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下降到寥寥数千人。

这样的人口事件足以解释，为什么会有许多奇特而看似无价值的特征存在，比如一些未经修饰的行为（像是哭泣行为）。因为它的价值有限，所以尚未普及全人类。当一个物种面临种群规模的瓶颈，只有一小部分成员能存活下来或者迁移时，幸存者（或是迁移者）带有的特征会在一段时间内享有数量上的优势，无论这些特征对生存是否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情感原因而流泪可能也属于这类特征，这样就能解释这个特征为何在动物界里会显得如此独特。

另一方面，或许因为比起其他相近物种，我们更加需要一个真诚的沟通方式，尤其是如果要打造一个庞大而复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社会体系的话。哭泣这个行为，最初可能只是因为脑干里的神经纤维投射出了差错才得以发生，但是相关基因在东非，在我们现代人类的起源处找到了自我价值。当时的我们用双手和头脑为彼此盖房子，建立起坚固的社群，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或许我们后来变得太善于在情感上造假，太善于操弄情感表达，才因此需要眼泪。盖房子需要地基；建立社会需要诚信作为基础。

最后一个尼安德特人，他的脑袋很大，浑身是伤，拥有几乎和现代人类一样的外形。他们会为迷路的人举行葬礼。他是我们家族树上某个分支的最后一名成员，眨眼之前才刚在我们后世称作直布罗陀海岸的一个山洞里，苦苦挣扎直到最后死去。他在那个山洞里，为的是躲避艾斯利所谓的“第一个弓箭手，伟大的艺术家，可怕的、流有同样血液的、永不言休的生物”。尼安德特人或许在婚礼上，在孩子出生时会流泪——但是当最后一个饿着肚子的尼安德特人看着他仅存的、挨饿的宝宝，将宝宝紧紧抱在怀里，绝望地想去哺乳，却发现没有一滴奶水剩下时……他已经没有任何希望可以质疑，未来已经不存在，所以也不值得去思考，或者惧怕。那时没有眼泪，月光下没有答案——只剩一条发咸的海水消退后留下的干枯河床。 VJxlVMoor/Yumv70F5WXliNzneQXf93NAZ6R6pKKIWf6sFr2hSgEbDsEByf1OK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