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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皇朝的京都洛阳，是当时全国最为繁华的大都会。
洛阳成为全国性的都城，肇始于西周时期，由执政的周公所建筑。因为位于洛水北岸，所以最初叫作“洛邑”。战国时改名为“洛阳”。到了汉代，又使用了“雒阳”的称呼，在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地理志》中都是如此。一直到了魏文帝曹丕代汉称帝的黄初元年（220 年）十二月，名字才又改回了“洛阳”，从此沿用到如今。
东汉皇朝定都洛阳之后，即对洛阳城进行了大力营建。经过近百年的不断努力，到东汉中期，洛阳已经在城市的宏伟和经济的繁荣上，傲然雄冠天下。其城垣南北长九里，东西宽六里，有城门十二座，通衢大街二十四条。城中心与北区为皇宫所在。东区有马市和小市，西区有金市和大市，南郊有鱼市和专门接待境外来客的四夷馆，天下商贾辐辏于此。城中在册居民接近十万户，单是南郊的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兴盛之时即有四方学子三万余人之多！与现今第一流的大学相比毫无逊色。每逢良辰佳节，只见长街之上，“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可谓繁盛无比。当时有一奇士梁鸿，即与孟光结为伉俪举案齐眉的那一位，来到洛阳之后曾登上城北的北芒山顶，南眺皇都，赞叹之余，作了一首《五噫歌》，其辞曰：“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单单从这五个“噫”字的赞叹上，就能看出赫赫皇都在人们心中引起的震撼。
但是，当袁绍移居洛阳之际，京都已经完全不是昔日的繁荣模样了。
由于桓、灵二帝长期的大肆挥霍，贪官污吏反复残酷的搜括，这座曾经花团锦簇的都城，正在经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三空之厄”。所谓“三空”，是当时一位忠直大臣名叫陈蕃，在上疏指斥朝政时说的话，意思是社会财富被掠夺挥霍，致使“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京畿之地出现“三空”，有识官员忧心不已，平民百姓动荡不安，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正在首都的社会中蔓延开来。往昔的稳定和繁荣，如今都不复存在，金马、铜驼倒在荆棘丛中的日子已经不远矣。
袁绍一进入洛阳，便感受到了人们动荡不安的情绪。“乱世出英雄”，他倒觉得这正是自己崭露头角大展身手的好时候。于是，他购置了一处宽敞的住宅，作为他政治活动的大本营，并且立即开始实施他早已考虑成熟的活动方案。
他的政治活动方案，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即广交朋友，提高声誉，等待时机，重入政界。他很清楚，单凭他在家乡靠“庐墓六年”建立起来的那一点名声，还不足以在京都的政界风云际会一番，必须在洛阳当地，再大大提高一下知名度。同时，要想在政坛上自闯天下有所作为，又必须交结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便将来相互扶持。做到了以上两点，才有比较雄厚的资本去宦场中一搏。主意打定，袁绍便仿效那礼贤下士仗义疏财的孟尝君，倾万贯家财，招四方豪俊，史书上描述当时他的情景说：
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
意思是说，袁绍具有出色的外貌和风度，喜爱人才，重视培养自己的名声。他出身于世代高官的名门贵族，原本就能吸引众多的宾客来归，加之他对人又倾心爱护，谦虚和蔼，所以当时京城洛阳的人士莫不争着来到他的门庭。无论来归者身份的贵贱，见面时他都一律与之施行平等的礼节，所以华丽的和简陋的车辆，都填满了他家门前的大街小巷。
这样一来，汝南袁公子的名声，迅速传遍了京城内外。
不过，袁绍所交结的朋友虽多，与之关系最为密切者，却只有以下数人。
一是何颙。何颙，字伯求，乃荆州南阳郡襄乡县（今湖北省枣阳市东北）人氏。何颙少时游学洛阳，与清流士大夫领袖陈蕃、李膺、郭泰、贾彪等关系友善，为党锢名士集团的中坚人物。其后宦官大肆捕杀清流名士，兴起党锢之祸，何颙乃隐姓埋名，逃亡到汝南郡一带。在老家汝南居丧的袁绍，有心与党锢名士相交结，便暗中与何颙往来，大力提供帮助，从此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一是张邈。张邈，字孟卓，乃兖州东平郡寿张县（今山东省东平县南）人氏。此人自少年时代起，即以行侠仗义而闻名乡里，史称他的表现是“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天下不安，社会动荡，家拥千金的有识之士，散家财交结豪俊，以待时局之变，这也是常见现象，在汉魏之际更是如此。张邈后来寄居京都。袁绍一到洛阳，就与这位豪侠之士结交定好。此后，二人在政治上还将同行好一段路程，这是后话。
一是许攸。许攸，字子远，乃荆州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人氏。其人多智计，善权谋，但是性情躁竟自傲，是当时洛阳游侠少年中的风头人物。
还有一位，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曹操了。曹操，字孟德，乃豫州沛郡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氏。谯县曹氏在当时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势家族。曹操的祖父曹腾，在桓帝之时曾任宦官首领。他历事四帝，在宫禁中度过了三十余年，根基深固不摇。曹操之生父曹嵩，系曹腾的养子。借助宦官老爸积下的权势和财力，曹嵩在汉灵帝时连连升官，最后出任三公之一的太尉。按照东汉官制，太尉为三公之首，而三公乃百僚之冠冕，那么太尉之位是何等尊崇也就可想而知。但是，曹嵩这个太尉职位的到手经过，说来不免令人作呕。原来，贪婪荒淫到了极点的汉灵帝，大肆挥霍民脂民膏，造成朝廷出现了“三空”之厄后，为了再聚敛钱财，竟然想出了一个公开出卖政府官职的主意来。他在皇宫的鸿都门外，高挂出卖官职的价目表，上从三公、九卿、州牧郡守，下至政府各部门的办事吏员以及禁卫军兵士的职位，全都按官位的高低论价，开列得一清二楚。这一举动，在古代中国上千年的政治史上，也算得上一件令人咋舌的奇闻。当时有一位崔烈，花了五百万钱的买官费后，即从九卿升到了三公之一的司徒。这位崔烈本来声望甚高，一旦出钱买到三公，顿时名誉大损。他问其子何故舆论汹汹，直率正直的崔公子立即答道：“论者嫌其铜臭！”此即“铜臭”一词之典故渊源。崔烈的司徒是买来的。曹嵩的太尉同样也是买来的。但是，崔烈才花了五百万钱，曹嵩却付出了一万万，足足一个亿。也就是说，若论铜臭，曹家还要比崔家浓烈二十倍。祖父是受人轻蔑的宦官，老爸又浑身散发铜臭，具有非凡才能的曹操便和袁绍一样，背上了沉重的出身包袱。为了能够甩掉包袱，曹操又和袁绍一样，决心以独立的新姿态进入社会，开创自己的天地。
曹操自辟天地的第一步，乃是争取在清流士大夫中树立起好名声。东汉后期的政治格局，大体上是宦官控制实权而清流士大夫掌握舆论。清流士大夫所掌握的舆论，在当时称为“清议”。一个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能否得到清议的好评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如果遭到清议的讥评，弄不好就会终身被士林不齿，一切便无从谈起。因此，当时凡有志于从政的青年士人，在踏入仕途之先，都要做一番“养名”的准备。养名者，培养声名是也。养名的措施主要有二：一是自我砥砺，尽量在修身进德方面做出世人瞩目的成绩；二是广交名流，努力争取得到他们的了解和赞誉。一般人都要如此，出自宦官之门的曹操就更需要如此。其实，此前袁绍的“庐墓六年”，也不外乎是一种“养名”的手段而已。
求名之心非常迫切的曹操，一入手便找了一位大名士来提携自己。大名士是谁呢？豫州汝南郡平舆县（今河南省平舆县北）人许劭是也。汉灵帝之时，能够左右清议的权威人物，乃是这位汝南名士许劭许子将，及其堂兄许靖。二人每月都要定时公布他们对当时人士的评价，时人称为“汝南月旦评”。所谓“月旦”，即每月初一日之清晨。凡是获得许氏好评者，犹如鲤鱼登龙门，顿时身价百倍。
许劭的家乡平舆县，和袁绍的老家汝阳县乃是邻县，两者相距不过一百里。当初袁绍要回老家为养父母守墓尽孝六年，正是想借许氏“月旦评”的权威来养名立誉。明乎此，那么他一入汝南郡界，就打发宾客随从，自己驾了一辆简朴的车辆回家，还说什么“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也就是我这豪华的车马服饰怎能让许子将看见，也就不难理解了。
曹孟德对许子将软硬兼施，许劭无可奈何，只好给他一个“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评语。曹操大悦而去，由此知名于士林而进入政界。袁绍来到京城洛阳之际，曹操已经担任议郎之职。袁绍之密友何颙、张邈和许攸，也和曹议郎有非同寻常的交情。这样一来，袁绍自然又同曹操认识，并且迅速打得火热，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二十年之久恩怨情仇的复杂关系。袁绍与曹操年岁相近，仅比曹操大一两岁。两人均出自权门，又都在身世的渊源上有深深的耻辱烙印。此后二人一同起兵声讨董卓，继而又加入群雄逐鹿中原的混战，最后又相互决斗，以便决定谁是主宰汉室权力的霸主。由这两位具有多处相似之处的风云角色，来主演关乎汉室命运的一幕，不知是不是上天的有意安排？
袁绍自入洛阳，即与上述诸人结为密友，领导青年士子社交界的新潮流，真可谓“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但是，迎来送往，呼朋唤友，只不过是他政治活动中一个容易看见的侧面。他还有一个隐蔽的侧面，即暗中进行援救党人的活动。
所谓“党人”，即党锢集团中的人物。汉桓帝之时，洛阳太学的三万余名青年学子，在清流士大夫首领人物李膺、陈蕃的支持和领导之下，对专权擅政的宦官集团，展开猛烈的抨击。这大概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第一次组成大规模的政治集团，来进行殊死的现实政治斗争。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十二月，在宦官的策划之下，有人上书天子，诬告李膺等人“共为部党，诽讪朝廷”。别看汉桓帝一直昏庸腐化到了极点，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却是极其快速。他立即下诏天下郡国，捕拿“党人”，先后搜捕李膺等二百余人下狱治罪。次年，桓帝忽然大发慈悲，将下狱的党人全部释放。但又规定：下狱党人全部放逐还乡之后，永远不再叙用，即所谓的“禁锢终身”。两年之后，党事再起，宦官先捕杀李膺等一百余位名流，接着又大肆逐捕其他党人近千人之多。凡是与党人关系较亲近的亲属，以及他们的门生、老部下，全部免官禁锢。这就是东汉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
及至袁绍入洛，党锢之祸已发生十年有余。这时，遭受打击的党人，或者处于贫穷困窘的境地，或者遭到仇家严厉的报复，情况大多艰难异常。袁绍决心给这些深受人们敬佩的人物雪中送炭，以便将来时局变化后，能够取得政治上的回报。于是，他便通过何颙，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向党人提供种种援助。
那何颙本来就是党人中的骨干人物。党祸初起，他就已经看到灾祸降临，立即抢先改名换姓，逃亡出京，来到豫州汝南郡一带。袁绍还乡服丧之日，正是何颙出逃汝南之时，所以二人的交谊，很可能自此即已开始。袁绍进京之初，何颙还不敢公然出现在袁家府邸的社交圈中。他每年数次偷偷混进洛阳，密见袁绍，商议如何为一些处境险恶的党人排忧解难。生活窘困者，袁绍慷慨提供经济帮助；受仇家打击报复者，袁绍则动用上层关系给以暗中保护。这样一来，袁绍在京城的府邸，无形之中便成为党人活动的重要据点之一了。
袁绍入京不到一年，声誉鹊起。与此同时，他的叔父袁隗，在宦官首领之一，即中常侍袁赦的活动之下，也从九卿之一的太常（掌礼仪祭祀之事），升任三公之一的司徒（掌全国民政之事）。袁家势力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不要说一般人均有心巴结，就连当时另外两位身任三公的大人物，也想把袁绍招纳为自己府署之中的幕僚，以表示对袁家的敬爱。这两位大老，就是太尉许彧和司空张济。
许彧是扬州会稽郡阳羡县（今江苏省宜兴市）人。而张济则是豫州汝南郡细阳县（今安徽省阜阳市北）人，与袁家算是大同乡。许、张二人之才德皆无出色表现，其所以能位列三公，小半是靠运气，大半是靠奉承宦官。何以见得？有事实为证。光和五年（182 年）初，汉灵帝忽然心血来潮，要想整肃一番吏治，便下达诏书，命令中央的三公九卿，举报弹劾州郡地方官员中的不法行为。许彧与张济身为三公，不仅不能为老百姓清除贪婪残暴的地方官，反而收取宦官的贿赂，唯宦官之命是从。凡是宦官的子弟宾客出任地方行政官职者，无论其如何贪赃枉法，均不予过问。为了向皇帝有所交待，许、张二人又把边远小郡中，清正廉洁但在朝中无靠山的官员二十六人，诬蔑为贪官污吏，捕送京师。一时间舆论大哗。当时的司徒陈耽，会同议郎曹操上书天子，揭发此一冤案之内幕。上书中有这样的精彩文句：
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
意思是说，朝廷公卿举报弹劾时，都在袒护为私，可以比喻为放过凶恶的鸱鸮，囚禁善良的鸾凤。
对于此次上书的官员，宦官放过同类的子孙，即出自“赘阉遗丑”的曹操，集中对付陈耽。于是，堂堂司徒公陈耽，竟然被诬陷下狱处死。三月陈耽下狱，四月即由袁隗继任其留下的司徒之职。许彧、张济是何等人物，由此一事不是看得清清楚楚了么？
正在养名立誉的袁绍，哪里会去给这两个臭名昭著的宦官走狗当幕僚？否则不是要让好友曹操耻笑一辈子么！所以当太尉府和司空府，相继送来辟召任命文书时，他根本不屑于开封阅读，便径直派人退了回去。
按照东汉的制度，三公有“开府自辟掾属”的特权，也就是有权设立自己的办公厅，并且自行任命办公厅下属官员，无须经过朝廷人事铨选机构的批准。然而同时，受其辟召者，也有拒绝接受任命的自由。因此，不应三公之辟召，本属平常之事，可谓史不绝书。但是，当此许彧、张济与宦官沆瀣一气，并成为清议攻击的重大目标时，相继不应二人的辟召，便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了。所以袁绍的表现，立即引起宦官群体的警觉和注意。
东汉皇宫中的宦官，按照等级的高低，分别有中常侍、小黄门、黄门令、黄门署长、中黄门冗从仆射、中黄门、掖庭令、永巷令、御府令、祠祀令、钩盾令等名称。其中，地位最高而且与皇帝关系最密切者，即是中常侍。按照史籍所言，中常侍的职分是“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也就是说，中常侍是皇帝的侍从、总管并兼顾问。中常侍之“中”，意即宫禁之中。中常侍者，宫禁之中经常服侍天子之人是也。
这一职务并无定员，人数多少完全视皇帝的需要和高兴，但一般在十人左右。汉灵帝置中常侍十二人，他们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和宋典。这十二人“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贱，为人蠹害”，民众举其大数，都称之为祸国殃民的“十常侍”。对于袁绍不应三公辟召有所警觉和注意者，正是“十常侍”的副头目赵忠。
赵忠这名宦官当时究竟有多大的权势，从汉灵帝经常爱说的一句口头禅即可得知。这个混蛋皇帝动辄就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他所说的张常侍，就是“十常侍”的大头目张让，赵常侍即副头目赵忠。至尊至贵的天子都把这两人认作老爹、老娘，甘愿当他俩的干儿子，你说赵忠的权势有多大？
袁绍在京城游侠交友的情形，早已有耳目报告给赵忠等人。由于袁家与宦官素有关系，族人袁赦就曾担任过中常侍，再加上京城中公卿子弟常有呼朋唤友酒食征逐之事，所以赵忠等人起初对此并不在意。但是，现在他们在意了，既然袁绍对宦官的态度如此冷淡，对许彧、张济的任命如此不屑一顾，他那十分起劲的社交活动便值得高度怀疑了。因此，在一次宫中宦官聚会时，赵忠特地把此事提出来，并对在座诸常侍说道：“袁本初在京师自抬身价，不应三公辟召而好养死党，不知此儿究竟意欲何为？”
幸好袁绍暗中与党锢人士来往的秘密未曾暴露，不然他当时就要倒霉。由于未抓到袁绍什么明显的把柄，诸常侍决定将此事暂且放在一旁，视情况的发展再说。
十常侍议论袁绍的消息，不久就传到司徒袁隗的耳朵里。他大吃一惊，深知关系非小，便马上派人去叫袁绍来见。
袁绍应命而至。他见叔父满面愠怒之容，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叔父素来喜欢自己，从来对自己都是和颜悦色。施过家人之礼后，他便垂手而立，静听叔父的训示。
袁隗把十常侍的议论先略说之后，便严厉责备袁绍不该广交朋党，不该拒绝三公的辟召。他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最后以一句严厉话语作结：“你若不悔改，必将破败我袁氏家门！”
对于叔父的训斥，袁绍抱定一条方针：口头虚心接受，实际决心不改。袁隗见他连连认错，也就不再为难他。袁绍告辞叔父归家，依然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依然是视三公之辟召如粪土。唯有在一点上，他比以前加了小心：即与党锢人士的秘密往来。
袁绍在洛阳的游侠生活，大约持续了两三年。使他结束这种生活的，既非天子“老娘”赵忠的恐吓，亦非本家叔父袁隗的训斥，而是一场撼天动地的社会大风暴，即三十六方黄巾农民军的同时大起事。这正是：
养名立誉洛阳市，不料黄巾起暴风。
要想知道这黄巾军掀起了甚么样的巨大风暴，袁绍又如何面临这场风暴的强烈冲击，请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