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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年曲坛，孔尚任的《桃花扇》与洪昇的《长生殿》齐名，向有“南洪北孔”之称。与《长生殿》专写李隆基、杨玉环的真情不同，《桃花扇》是借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离合之情”，写南明王朝的兴亡历史。
孔尚任，字聘之、季重，号东塘、岸堂，自号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生于明永历二年，即清顺治五年（1648），卒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
青少年时期，孔尚任一直在曲阜石门山中发奋读书。康熙十七年（1678），他曾去济南参加乡试，未中。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巡视江南，回京路过山东，到曲阜祭孔。孔尚任被荐举在御前讲经，得到康熙褒奖，被擢升为国子监博士。第二年他便奉召进京，开始了仕宦生涯。
入京后第二年，孔尚任受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出使淮扬，督办疏浚黄河海口工程，直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还朝。这段经历对他创作《桃花扇》有很大影响，淮扬一带正是当年南明王朝的根据地，即《桃花扇》本事发生之地。孔尚任利用这次出差机会，到南京、扬州等地广泛拜访明朝遗老，搜集南明野史。
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桃花扇》完稿。这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康熙派内侍向孔尚任索要《桃花扇》稿本。孔尚任匆忙觅得一本，连夜送进宫去。康熙三十九年，孔尚任刚升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之职，三月中旬就因“疑案”被罢官。一般都认为这与《桃花扇》有关，因为《桃花扇》所表现的民族感情触怒了康熙。罢官以后，孔尚任又在北京逗留了两年多。后回到曲阜老家，康熙五十七年春天，病卒于石门山家中。
孔尚任一生著作甚丰，戏曲除《桃花扇》传奇外，还与顾彩合作有《小忽雷》传奇，诗文有《湖海集》《石门山集》《长留集》《岸堂稿》《岸堂文集》等，另编有《平阳府志》《莱州府志》等。
《桃花扇》描写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总结南明王朝覆亡的原因和教训，以此寄托兴亡之感和民族感情。
在试一出《先声》中，孔尚任借老赞礼之口表明此剧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在《小引》中，则更明确可了自己的创作动机：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明清易代，不仅给汉族人民造成了深深的亡国之痛，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明王朝为什么会灭亡。《桃花扇》以传奇的艺术形式，来回答明王朝三百年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的问题，总结历史教训，寄寓兴亡之感，这就必然会引起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共鸣。
南明王朝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政治的黑暗，是其覆灭的根本原因。阮大铖、马士英等阉党余孽拥立昏庸荒淫的福王即位后，不顾中原未复，大敌当前，一面卖官鬻爵，买妾选优，追求声色之乐；一面重兴党狱，捕杀东林党、复社等反对派人物，并排斥史可法等元老重臣。清兵南下，他们不但不抵抗，反而做好了直接投降的准备。
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也是南明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为防清兵南下，朝廷以左良玉镇守长江上游，以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四镇守卫江北。但是，四镇为了争夺扬州的地盘，互相火拼，经过史可法调停才暂时得以平息。另一边，驻守武昌的左良玉会同黄澍、袁继咸等，以“清君侧”之名沿江东下，马士英和阮大铖竟调黄、刘三镇去抵挡，以致江防空虚，清兵乘机南下，扬州失守，南京很快陷落。
在《桃花扇》中，全面展示了以上的真实历史。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将《桃花扇》与《红楼梦》作了比较，如曰：
《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
可见，《桃花扇》不是一部爱情剧，而是一部历史剧，具有政治性。
《桃花扇》是一部历史剧，怎样处理历史与艺术的关系，是关键。
《桃花扇》非常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凡与南明兴亡有关的重要情节与人物，都是“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先声》），“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凡例》）。而且，每一出都标明剧情发生的时间，如第一出《听稗》标明“崇祯癸未二月”，第二十三出《寄扇》标明“甲申十一月”。剧作后，还附有《考据》和《本末》两文，交代《桃花扇》主要人物及情节所据之史料，并引录清无名氏《樵史》所载的二十四段史料。
《桃花扇》不仅在重大事件上“确考时地”，细节描写也有根有据。如《选优》，写福王在清兵即将南下时还想着在宫中选优演戏，沉湎声色。这在徐鼒的《小腆纪年附考》中就有记载：“甲申（十二月）三十日，时警报沓至，王于除夕御兴宁宫，怃然不怡。诸臣进见，谓兵败地蹙，上烦圣虑。王曰：‘后宫寥落，且新春南部无新声。’”
因此，《桃花扇》具有强烈的历史真实性，阅读、观看时有身临其境之感，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明末动乱的明朝遗老，更是触景生情，勾引起对南明往事的回忆。“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炧酒阑，唏嘘而散。”（《本末》）
孔尚任注重历史真实，但又不拘泥于历史，根据创作需要，对史料作了艺术提炼和加工。如《却奁》，描写李香君拒绝杨龙友替阮大铖送来的妆奁。据侯方域《李姬传》等的记载，替阮大铖送妆奁的是一个“王将军”。这件事也不是发生在癸未年（1643），而是在己卯年（1639）。经过孔尚任的剪裁，把剧情集中在明末政治动乱最激烈的三年（1643—1645），突出了李香君的刚烈性格，并使杨龙友、侯方域、李贞丽、阮大铖等人都卷入这场纠葛之中，成为推动全剧矛盾冲突的重要情节。又如田仰以三百金聘香君为妾，被香君拒绝，相关记载十分简略。孔尚任则围绕这一事件，创作了《拒媒》《守楼》《寄扇》《骂筵》等四出戏，进一步展现了李香君的反抗性格。
再如侯方域的结局，在历史上他并没有出家，还于清顺治八年（1651）应省试，中副榜，可以说“晚节不忠”。孔尚任将其出仕改为出家，借此表达对当时那些遁入山林、不仕清庭的明末遗民的肯定和钦慕。
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大都是实有其人，其中有姓名可考的达三十九人。此外，为全面真实地反映南明兴亡的历史，他描写了当时各个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物，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有青楼歌妓、民间艺人，有清客、书生，有权奸、忠臣，人物身份之杂，反映生活如此之广，这在以往的历史剧中都是没有的。
虽然人物众多，关系复杂，但孔尚任安排得当，且别具匠心。他根据“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题，将剧中人物分为左、右、奇、偶、总五部。左、右两部表现“离合之情”，与侯方域有关的为左部，与李香君有关的为右部，共十六人；又按他们在“离合之情”中的作用，分为正色、间色、合色、润色等四色。奇、偶两部是表现南明兴亡的，共十二人，按他们的政治态度分为中气、戾气、余气、煞气等四气。总部只有张道士（瑶星）和老赞礼两人，一经一纬，在剧中分别起着总结兴亡和离合之情、点明主题的作用。
李香君是一个秦淮歌妓，身处社会底层，地位卑贱，然而她出污泥而不染，有着非同一般的见识和品格。李香君嫉恶如仇，爱憎分明，她结交进步文人，同情和支持东林党和复社文人反对阉党的斗争。她与侯方域结合，就是出于对东林党人的敬慕。在《却奁》中，当她知道杨龙友送来的妆奁是阮大铖用以拉拢复社文人的，便毅然拔掉簪子，脱去裙衫，扔在地上。《骂筵》，李香君同阮大铖、马士英等阉党余孽作了正面抗争，是她性格表现得最充分、最集中的一场戏。阮大铖为了取悦福王朱由崧，搜罗秦淮名妓进宫排演他的《燕子笺》传奇，李香君也被强逼而来。李香君当面痛斥他们祸国殃民、倒行逆施，从“家怨”骂到“国仇”，慷慨激烈，字字千钧，句句击中要害。一个风尘女子，敢于指斥痛骂“堂堂列公”、窃居高位的权相奸臣，这需要多么大的胆量啊！显然，孔尚任在李香君身上寄托了正义感和民族气节。
侯方域，虽没有像李香君那样坚决的斗争精神，但作者也赋予了他正直的性格。在反对拥立朱由崧的问题上，他态度鲜明。最后写他毅然与李香君分手，归隐山门，走上了消极反抗的道路。孔尚任借这个人物表达了他对那些保持民族气节、隐居不仕的明末遗民的敬慕。
孔尚任还塑造了史可法这个民族英雄的形象。史可法抱有恢复北朝、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可惜生不逢时，壮志难酬。清军南下，他在扬州孤军奋战，下令：“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誓师》）最后投江殉国，展现出令人震撼的英雄气节。
还有杨龙友，重点刻画了他“圆通世故”的性格特点。杨龙友是马士英的妹夫，又是阮大铖的盟弟；既为侯、李牵线，又周旋于复社文人与阉党权奸之间，串联起了南明兴亡的过程。在《骂筵》中，他一面奉迎马士英和阮大铖，一面又要回护李香君，两头忙。
再如柳敬亭，在剧中起着“往来牵密线”（《先声》）的作用。柳敬亭是一位民间说书艺人，处于社会下层，但人品高尚，爱憎分明。他曾是阮府的门客，当他看清了阮大铖的真实面目后，断然离开。他虽地位卑微，但关心国家兴亡。如在《修札》中，当左良玉领兵东下，要来南京就粮，柳敬亭主动带着侯方域的信前往武昌左良玉辕门加以劝阻。孔尚任安排丑脚来扮演柳敬亭，赋予他诙谐幽默的另一面，这样也符合江湖艺人的身份。
《桃花扇》反映的场面十分宏大，但全剧的结构紧凑，线索清晰。孔尚任从“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出发，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悲欢离合当作中心线索，由此展开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图景。
孔尚任巧妙地把“离合之情”和“兴亡之感”两条线索紧密地糅合在一起，两者联环相牵，相互生发。如开始的《听稗》《传歌》《访翠》《眠香》《却奁》几出，主要描写侯方域、李香君的出场及相遇、结合的过程，同时侧面展现明末社会动荡、派系纷争的混乱局面。《辞院》后，侯、李被迫分离，一条主线分为两条分线，交错进行，展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侯方域一线，他被迫来到扬州史可法府中躲避，引出《争位》《和战》《移防》《赚将》四出。侯方域在史可法府中参谋军事，四镇内讧，他从中调停，由此揭露四镇不顾清兵南下争夺地盘的丑陋行径。李香君一线，则通过《拒媒》《守楼》《骂筵》三出写她拒嫁田仰，坚贞守志，痛骂权奸，又通过马士英、阮大铖等对李香君的迫害，反映了昏君乱臣的苟且偷安、骄奢淫逸。
孔尚任在侯方域这条分线上，写出了南明王朝的“武讧于外”，在李香君这条分线上，写出了南明王朝的“文嬉于内”。最后又写两人重逢后双双入道，点出国破家亡的史实。
孔尚任为了加强“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两者间的联系，还设计了“桃花扇”这一道具贯串始终。他在《凡例》中指出：
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
把桃花扇比作引导龙前行的明珠，即引导全剧发展的关键道具，情节由此徐徐展开。
桃花扇在剧中一共出现了八次，从赠扇、溅扇、题画、寄扇到撕扇，是侯、李的定情之物，见证两人爱情的全过程，同时又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是南明兴亡的见证：
桃花扇何奇乎？妓女之扇也，荡子之题也，游客之画也，皆事之鄙焉者也。……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小识》）
在剧本结构上，《桃花扇》也作了创新，将第一出的副末开场改作试一出《先声》，在上半本的结尾与下半本的开头各加一出，最后又续一出。这样的格局是以往没有的，作者在《凡例》中说，这样“有始有卒，气足神完，且脱去离合悲欢之熟径”。
此外，《桃花扇》还打破了传奇以生旦大团圆为结局的传统形式。南明覆灭后，侯方域与李香君在栖霞山不期而遇，经张瑶星指点，两人毅然抛开儿女之情，分手入道。这样的悲剧结局，正契合了“兴亡之感”。
《桃花扇》的语言与其描写的剧情相应，具有两种不同的风格：一是描写“离合之情”，秾丽而富有文采；一种是描写“兴亡之感”，悲愤苍凉。
《访翠》描写秦淮一带的美景、暖翠楼盒子会的盛况，《眠香》描写侯方域与李香君成亲时的欢乐场面，故曲词优美艳丽。如《眠香》李香君唱的【梁州令】曲：
楼台花颤，帘栊风抖，倚着雄姿英秀。春情无限，金钗肯与梳头。闲花添艳，野草生香，消得夫人做。今宵灯影纱红透，见惯司空也应羞，破题儿真难就。
而在《骂筵》出，同出于李香君之口，但语言悲愤激烈，如【五供养】曲：
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觞咏。
最后《余韵》一出，通过苏昆生、柳敬亭、老赞礼的说唱，总结了全剧的内容，强调“兴亡之感”的主题，最能体现《桃花扇》苍凉悲壮的语言风格。苏昆生叙述南明覆亡后重到南京所见到的情景，“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描绘了经过战火摧残后南京城的破败荒冷。孔尚任的好友顾彩对这套曲子赞赏不已：
读至卒章，见“板桥残照”“杨柳弯腰”之语，虽使柳七复生，犹将下拜。而谓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不拍案叫绝、慷慨起舞者哉！（《桃花扇序》）
《桃花扇》中的念白也独具特色。一般传奇因重抒情，略于叙事，故曲多白少。而《桃花扇》重叙事，“说白详备，不容再添一字”，“抑扬铿锵，语句整练”（《凡例》），念之朗朗上口，声韵铿锵，具有音律之美。
另外，《桃花扇》的下场诗也与众不同。明清传奇的下场诗多采用集唐的形式，即从唐诗中截取与剧情相应的诗句。孔尚任则都是“原创”，“俱创为新诗，起则有端，收则有绪。著往饰归之义，仿佛可追也”（《凡例》），这也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
《桃花扇》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现实，艺术感染力强，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戏班纷纷上演，“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本末》）。连康熙皇帝也听说，并派内侍来索要剧本。
当时在京城，演出《桃花扇》以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的家班金斗班为最胜。康熙三十八年（1699）元宵节，户部左侍郎迁左都御使李木庵邀请金斗班来家中演出《桃花扇》。次年四月，孔尚任被罢官后，李木庵在家中设宴，又请金斗班演《桃花扇》，“群公咸集”，孔尚任“独居上座”，“诸伶更番进觞”，邀请他品题，“座客啧啧指顾，颇有凌云之气”（《本末》）。此后，京城各家戏班争相搬演，“长安之演《桃花扇》，岁无虚日”，孔尚任在《本末》中就记载了当时寄园演出《桃花扇》的盛况。
《桃花扇》不仅在京城频繁上演，还流传到了外地。《本末》中记载，当时楚地容美（今湖北鹤峰）土司田舜年的家班曾演出《桃花扇》；康熙四十五年（1706），孔尚任去探望其好友恒山太守刘中柱，刘中柱也让家班演出《桃花扇》来招待他，连演两天，“缠绵尽致”。
《桃花扇》在民间则成为职业戏班常演剧目，清金埴《不下带编》载：
今勾栏部以《桃花扇》与《长生殿》并行，罕有不习洪、孔两家之传奇，三十余年矣。
近代以来，随着花部兴起，《桃花扇》除了在昆曲舞台上搬演外，还被改编成京剧、越剧、秦腔、湘剧、闽剧、粤剧、晋剧等地方戏。如著名京剧演员汪笑侬受当时民主革命和戏曲改良思潮的影响，改编了京剧《桃花扇》，还自己登台演出。抗日战争爆发后，欧阳予倩为了宣传抗日救国，也改编了京剧《桃花扇》，后在桂林期间，又改编为桂剧《桃花扇》。近代《桃花扇》的改编和演出，多与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有着紧密联系，以《桃花扇》所描写的“南明兴亡”历史教训来感化民众、警醒民众。
新中国成立以后，《桃花扇》依然活跃在戏曲舞台上。欧阳予倩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时，将之改编为话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桃花扇》在戏曲舞台上以昆剧演出为主，除了经典折子戏外，多个院团改编演出了大戏，如北方昆曲剧院的《桃花扇》、上海昆剧团京昆合演的《桃花扇》、江苏昆剧院的昆剧《1699·桃花扇》等。
《桃花扇》现有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初刻本、清乾隆间西园刻本、清康熙间海陵沈氏刻本、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刻本、清听雨楼刻本、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兰雪堂刻本、清光绪间石印本、民国六年（1917）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民国刘世珩暖红室刊本等。此以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为底本校注整理，校正处径改，不出校记。原尚有梁溪梦鹤居士《桃花扇序》、田雯等人《题辞》、《考据》、《本末》、《纲领》等，今因篇幅所限，略去。注释力求简明，以便阅读；并辅以暖红室刊本绣像，以添读曲之乐。
俞为民
2023 年 1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