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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好了，老夫人，”我喊道，“请上桌吧。”
她什么也没说，拄着拐杖，就那么站着。我走了过去，搀起她的胳膊，把她带到桌边，让她坐了下来。她只是喃喃地说着什么。我进了厨房，端来她的菜盘，放在她面前。她看了看，却碰都不碰。她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伸长了脖子。这时我才想起来，赶紧拿出她的围兜，系在她那大大的耳朵下面。
“今晚你又做了些什么饭？”她问道，“说说看，你又胡乱做了些什么？”
“橄榄油烧茄子，”我回答道，“您昨天不是点了这道菜吗！”
“是中午的吗？”
我把盘子推到她跟前。她拿起叉子，自言自语着搅了搅茄子，稍微弄碎后开始吃起来。
“老夫人，您的沙拉也在这儿。”说完我就进了厨房。我给自己也端了一盘茄子，坐下来，开始吃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喊道：“盐，雷吉普，盐在哪儿？”
我站了起来，进了厨房，再出来一看，就在她手里拿着呢。
“那不就是您要的盐吗？”
“我也是刚看到，”她说，“我吃饭的时候你为什么进厨房去了？”
我没回答。
“明天他们不来吗？”
“来，老夫人，他们来！”我说，“您不撒盐吗？”
“你别管！”她说，“他们来吗？”
“明天中午，”我说，“他们不是打过电话了吗？……”
“你还做了些别的什么菜？”
我把她吃剩的半个茄子端回厨房，往干净的盘子里盛上豆角，端了出来。看到她又开始厌恶地搅和起豆角来，我便进了厨房，坐下来吃我的饭。过了一会儿，她又喊了，这次要的是胡椒，可我装作没听见。接着她又要水果，我把水果盘放在她的面前。她那瘦骨嶙峋的手就像只疲惫的蜘蛛一样，在桃子上慢慢爬着，最后停了下来。
“都是烂的！你从哪儿找到的这些，是在树下捡的吗？”
“这不是烂，老夫人，”我回答说，“是熟透了。这些都是最好的桃子，是我从果蔬店买来的。您也知道这里已经没有桃树了……”
她装作没听见，挑了一个桃。我走进厨房，正要吃完我的豆角时，她喊道：
“解开！雷吉普，你在哪儿，快给我解开！”
我跑了过去，正要伸手给她解围兜，可一看，桃子只吃了一半。
“那我给您拿杏来吧，老夫人，”我说，“要不一会儿半夜里您就要把我叫醒喊饿了。”
“谢谢了，”她说，“感谢老天，我还没到要吃那树上掉下来的东西的地步。把这解开！”
我伸手解下了围兜，擦嘴的时候她皱起了眉头，做了个祷告的动作，站了起来。
“扶我上楼去！”
她靠在我的身上，上了几级楼梯，又是在第九级楼梯上停了下来，喘口气。
“他们的房间你准备好了吗？”她气喘吁吁地问道。
“准备好了。”
“那好，我们上吧。”她说，身体的重量更多地压在了我身上。
我们上了楼，到了最后一级楼梯，“十九，感谢老天！”她说着，走进了她的房间。
“把您的灯开开！”我说，“我要去看电影。”
“这么大个人，还要看什么电影！”她说，“别太晚回来。”
“不会太晚。”
我下了楼，吃完豆角，把脏碗洗了洗。摘下围裙，戴上领带，拿起夹克，拿上钱包，出了家门。
海风徐徐吹来，我很惬意。无花果树也哗啦啦地响着。我关好院门，朝海边浴场走去。一走过我们家的院墙，就可以看到人行道和新建的水泥混凝土房子。人们坐在阳台上，坐在窄小的花园里，打开电视，看着、听着新闻；女人们则都在烤炉边上，她们也是那样，看不到我。烤炉架上是肉和烟——家庭、生活，这些都是我很感兴趣的。但一到冬天，就什么人都没有了，那时，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我常常会感到害怕。我感到有点冷，便把夹克穿上，拐进了小街。
大家都在同一时间看着电视吃饭，这么想有些怪怪的！我在小街上转悠着。一辆车停在了一条小街的街口，街口正向着一个小广场。车里下来了一位刚从伊斯坦布尔来的男人，看上去很疲惫，手里拎着包，走进了家。他看上去还有一脸的担忧，似乎是因为没能及时赶上边看电视边吃的那顿饭。当我再次来到岸边的时候，我听到了伊斯梅尔的声音。
“彩票，还剩下六天了。”
他没看到我，我也没吱声。他在饭店的餐桌间来回穿梭着，不时地低头问顾客。后来，有一张桌上的客人叫住了他，他弯下腰，把一捆彩票递给了一位穿着白衣服、束着头发的姑娘。姑娘慎重地挑选着，她父母面露微笑，十分满意。我转过身，不再看他们。要是我出声叫他，要是伊斯梅尔看到了我，他会瘸着腿快步走过来。他会说：大哥，你为什么老不来我们家？而我则会说：你们家太远了，伊斯梅尔，而且还在坡上。他会说：是的，你说得对，当初多昂先生把那些钱给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不是在坡上而是在这儿买了地，大哥，哎，那时候如果我不是因为离火车站近而在那儿买了地，而是在岸边买了地的话，那我现在就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是的，是的，总是相同的话。他那漂亮的妻子则会静静地看着。我为什么要去呢？但有时我想去，在找不到一个人说话的冬夜里我想去，但总是那些相同的话。
岸边的各娱乐场所空空的，电视都开着。卖茶水的把几百只空茶杯整齐地摆放在一起，这些杯子干干净净，在耀眼的灯下闪着光。他们在等着新闻的结束，等着人群拥向街头。猫都缩在了桌子底下。我继续往前走去。
舢板都停泊在防波堤内。又小又脏的沙滩上一个人也没有。冲上岸的干瘪了的海藻、各种各样的瓶子、各种各样的塑料袋……有人说船夫易卜拉欣的家要被扒掉，说是要建咖啡馆。一看到咖啡馆明亮的玻璃，我一下子激动了起来。也许会有人，会有玩牌的人，我们可以聊一聊。他会问，你好吗？我会说一说，他则听着。哎，你怎么样，他会说一说，我也会听着——为了压倒电视的声音和其他吵闹声，我们会相互大声喊着聊，这就是朋友。也许我们还会一块儿去看电影。
但我一走进咖啡馆就感到很扫兴，因为那两个年轻人又在那里。你看，他们一见到我，立刻就显得很高兴，对视一眼笑了起来，但我没看到你们，我在看表，我在找一个朋友。那儿，左边，奈夫扎特就坐在那儿，在看他们玩牌。我走到他身边，爬上凳子坐了下来。我很高兴，转向奈夫扎特笑了笑。
“你好，”我说，“你好吗？”
他没说什么。
我看了会儿电视，新闻就快播完了。之后我看了看出的牌，看了看正在看玩牌的奈夫扎特，我等他们打完这一局。这一局结束了，可他们没和我说话，而是相互间交谈着，笑着。接着他们又开始了，又沉浸在了牌局中，又结束了一局。当又开始发牌的时候，为了说些什么，我说道：
“奈夫扎特，今早你给的奶很好。”
他点了点头，眼睛都没离开牌。
“里面含有很多脂肪，特别好。”
他又点了点头。我看了看表，还差五分钟九点。接着我又看了会儿电视。我太专注于电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那两个年轻人在咯咯地笑。看到他们手里的报纸，我害怕地想道：天啊，我的主，难道又有照片了吗？因为他们看看我，又看看报纸，丑恶地笑着。别生气，雷吉普！但后来我又想：报纸上有时会登照片；他们是很无情的；他们还会在照片下面登荒谬的文章，就像他们在登裸女和动物园里正在生崽的熊的照片时写的文章一样。我突然转向奈夫扎特，想也没想就说道：
“你好吗？”
他嘟囔些什么，突然转向了我，但我脑子里还在想着照片，因而找不到要说的话，错过了谈话的机会，以至于接下来我觉得无所事事而又望向那两个年轻人。当我对住他们的目光时，他们笑得更加不怀好意了。我扭过头。桌上掉下了一张K。玩牌的人们互相骂着，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之后新的一局又开始了，牌和情绪在不断变换。有照片吗？我突然想到。
“杰米尔！”我叫道，“来杯茶！”
就这样，我找到了消遣的事情来忘记刚才的事，但没能坚持多久，我的脑子又想到了年轻人相视而笑着看的报纸。当我再次扭头看时，他们把报纸给了杰米尔，他也在看着他们指的那部分。后来，杰米尔看到我在不安地看着他，感到很不舒服，突然以一种训斥的口气冲年轻人吼道：
“没教养！”
就这样，箭离弦了。我不能再装作没注意到了。我早就应该站起来离开这儿了。那几个年轻人哈哈大笑了起来。
“怎么了，杰米尔？”我问道，“那报纸上有什么？”
“没什么！”他说，“太奇怪了！”
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心了。我努力克制自己，但克制不住。我就像中了邪似的下了凳子，从不出声了的年轻人身边缓缓地走向杰米尔。
“把那报纸给我看看！”
他做了一个像是要把报纸藏起来的动作。接着就像是做了什么错事似的：
“太奇怪了！”他说，“这种事情可能吗？有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幕？”然后转向年轻人说道，“没教养！”最后，感谢老天，他把报纸递给了我。
我就像饿狼似的从他手里夺过报纸，翻了开来，心怦怦直跳。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看着他所指的地方。但没有，没有照片。
“在哪儿？”
“这儿！”杰米尔说，他担心地用指尖指了指。
我飞快地看了看他指的地方：
历史专栏……《于斯屈达尔的历史宝库》……《诗人叶海亚·凯末尔和于斯屈达尔》……小一级的标题：《穆罕默德清真寺》……《艾哈迈德清真寺和饮水池》……《谢姆西帕夏清真寺和图书馆》……然后，随着杰米尔的手指下移，我看到了：
《于斯屈达尔侏儒们的家！》
我满脸通红，一口气读完了它：
除此之外，于斯屈达尔曾经有过侏儒们的家。这房子不是为一般人建的，而是为侏儒们建的。这房子完美无缺，只是房间、门窗、楼梯的大小是按照侏儒们的尺寸设计的，普通人必须弯下腰才能进门。根据我们艺术史老师苏黑尔·恩维尔教授的研究，这房子是穆罕默德三世苏丹的妻子、艾哈迈德一世苏丹的母亲韩丹皇后令人建造的，她非常喜爱侏儒。这个女人对侏儒极度偏爱，这是我们的后宫史上的重要记载。韩丹皇后为了让她这些可爱的朋友在她死后能够免受打扰，宁静地生活在一起，派出了皇宫的首席木匠拉马赞师傅。有人说，精湛的木工活把这房子变成了一个微型的杰作。但我们必须说明，由于同一时代游览于斯屈达尔的埃弗利亚·切莱比
在书中没有提及，所以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到底有没有这样一栋奇怪而又有趣的房子。即使真的有，这奇怪的房子也必定已在1642年吞噬于斯屈达尔的那场著名的大火中消失了。
我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两腿哆嗦着，汗流浃背。
“算了，雷吉普！”杰米尔说，“你跟这些没教养的人生什么气呀？”
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再看一遍报纸，但我做不到。我像是喘不过气来了。报纸从我手里滑落到了地上。
“来，坐下，”杰米尔说，“这样舒服一点儿。你生气了，伤心了。”接着，他转向年轻人，再一次骂道，“没教养的东西！”
我也哆嗦着两腿看着他们。我看到他们暗暗好奇地看着我。
“是的，”我说，“我伤心了。”我停了一会儿，歇了歇，然后集中起我所有的力气再次开口道：
“但我并不因为我是侏儒而伤心。我真正伤心的是，人们已经坏到了连一个五十五岁的侏儒都要嘲弄的地步。”
没有人说话。玩牌的人大概也听到了。我看了看奈夫扎特，他也看着我。他听明白了吗？两个年轻人低头看着地，大概多少有些羞愧了。我有点头晕，电视机也在“呜呜”作响。
“没教养的！”杰米尔再次无力地骂道。
“哎，别走呀，雷吉普，”杰米尔说，“上哪儿去？”
我没回答，摇摇晃晃地迈了几小步，把咖啡馆明亮的灯光抛在了身后。我又来到了外面，走进了凉爽、黑暗的夜里。
我实在走不成路，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又迈出几步，然后坐在防波堤边上的一个缆柱上。我深吸几口清新的空气，心还是怦怦跳得很快。怎么办呢？远处，娱乐场所和饭店的灯光闪耀着；树上挂着彩灯，灯光下，人们在那儿聊天、吃饭。我的主啊！
咖啡馆的门开了，我听到了杰米尔的喊叫声。
“雷吉普，雷吉普！你在哪儿？”
我没吭声。他没看到我，便走了进去。
过了很久，我听到了开往安卡拉的火车的轰鸣声，站了起来。应该有九点十分了，我这样想道：难道所有那些不都是些字，不都是些很容易就会烟消云散的东西吗？心里多少有些舒坦了，但我还不想回家，却又没别的事可干：我要去看电影。我停止出汗了，心跳也正常了，现在好多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向前走去。
这不，咖啡馆被我抛在了身后，我想他们甚至都已经把我和那些字忘记了，我想电视机应该还在呜呜作响，杰米尔没有赶他们走的话，我想那两个年轻人应该在重新寻找可以调侃的人。我又来到了街头，人很多，他们吃完了饭，在再次坐下看电视之前，在坐进娱乐场所之前，散散步，消化消化。女人们，傍晚刚从伊斯坦布尔回来的丈夫们和吃着什么东西的孩子们，他们吃着冰激凌，交谈着，相互打招呼，又看到了别的熟人，就又互相打招呼。我走过饭店门前，伊斯梅尔已经不在了。也许他已经卖完了手里的彩票，正在爬回家的坡。如果我不去看电影，而去他家，我们就可以聊一聊。但都是相同的一些话。
大街上人越来越多。等在卖冰激凌的人跟前的汽车、并肩走着的三三两两的人把路都堵住了。我的领带和夹克都穿戴得好好的，但我受不了这么多的人，我拐进了一条小街道。电视机的蓝光照着狭窄的街道，街道上停了不少车，孩子们就在这车子之间玩着捉迷藏。小时候我总以为自己玩这游戏能玩得很好，但那时候我没有勇气加入伊斯梅尔等人中间。但要是我玩的话，藏得最好的肯定就是我，也许我会藏在这儿，藏在我母亲说发生过瘟疫的那个驿站的废墟里。再比如说，如果是在乡下，我就会藏在马厩里，如果我再也不出来，看他们还能调侃谁。但我母亲会找我，她会问，伊斯梅尔，你大哥在哪儿？伊斯梅尔则会吸吸鼻涕，说，我怎么知道。而在这期间，我可以听他们说话，在心里暗暗地说，妈妈，我可以独自一个人生活，而只有母亲才会在背地里伤心地哭泣。这时，我就会说，好了，好了，我出来了，看，我就在这儿，妈妈，我不再藏了。而母亲也会问，你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儿子？我想也许她是对的，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去藏起来呢？我一下子全忘了。
当我快步穿过大道时，我看到了他们——瑟特克先生，他长大成人了，结了婚，身边跟着他的妻子，甚至还有他那个头跟我一样高的孩子。他认出了我，笑了笑，停了下来。
“你好，雷吉普先生，”他说，“你好吗？”
我总是等别人先说话。
“你好，瑟特克先生，”我回答道，“谢谢关心。”
我们握了握手。不是和他妻子。他的孩子又害怕又好奇地看着。
“亲爱的，雷吉普先生是天堂堡垒最老的人之一。”
他妻子微笑着点了点头。我高兴极了，身为这里最老的人，我感到很骄傲。
“奶奶好吗？”
“就那样，”我说，“老夫人总是牢骚满腹！”
“已经多少年了！”他说，“法鲁克在哪儿？”
“他们明天来。”我回答说。
他转向他妻子，开始说起法鲁克是他童年时代的伙伴。后来我们分手了，没有握手，只是点了点头。现在他大概是在跟他妻子谈他的童年，谈我，谈小时候我是如何把他们带到井边让他们看我是怎么抓鲻鱼的，然后孩子还会问：爸爸，那个人个头为什么那么小？以前我经常会说，那是因为他母亲没结婚就把他生下来了。瑟特克结了婚，法鲁克也结了婚，但还没有孩子。而母亲因为没结婚就生下了我，所以老夫人便让人把母亲和我们送到了乡下。送我们走之前，她先是用言语，后是用她的拐杖逼迫我母亲和我们，那时我母亲哀求道，老夫人，别这样，孩子们有什么罪？我想有时我耳边还能听到那些话，还能感受到可怕的那一天……
走进电影院所在的那条街，我听到了音乐，这是他们在放电影前播放的。这里灯火通明。我看了看海报：《让我们到天堂相会》。这是一部老片子，海报中，胡莉娅·考奇伊易特、埃迪兹·洪先是拥抱在了一起，然后是埃迪兹在监狱里，再后来是胡莉娅在唱歌，但在看完影片之前谁也弄不明白到底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把海报张贴在了外面。人都是有好奇心的。我去了售票口，请给我来一张，他撕下票递给我，谢谢，我问道：
“电影好看吗？”
他说他没看过。有时，我心里会突然有这么一种冲动，想要这么与人交谈。我走进影院，坐到了我的座位上，等着。不一会儿，电影开始了。
先是他们认识了，女孩是个歌手，并不喜欢他，但有一天，男孩把她从他们手里救了出来，女孩便喜欢上了他，她也明白自己爱上了他，但她父亲反对这门婚事。之后男孩进了监狱。中场休息了，我没有随人群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会儿，电影又开始了，女孩与夜总会的老板结了婚，但没有孩子，他们也没有为此做什么努力。丈夫迷恋上了一个坏女人，而埃迪兹也从监狱里逃了出来，他们便在海峡大桥附近一栋房子里见了面，胡莉娅·考奇伊易特唱了歌。听着那首歌我感到有点奇怪。最后，当他要帮她摆脱她那坏丈夫时，她那丈夫却已自食其果，他俩也明白，现在他们可以结婚了。她父亲在他们身后高兴地看着他们，他俩手挽手在路上走着，走着，人影越来越小，电影便结束了。
灯亮了，我们走出电影院，人人都在小声谈论着电影。我也想和人谈谈电影。已经十一点十分了，老夫人肯定还在等我，但我却不想回家。
我径直走向坡上的海滨浴场。也许药店老板凯末尔先生正值着夜班呢，也许他还没有睡意。我会去打扰他，我们会聊一聊，我会跟他讲，他也会看着对面小卖部的灯光下叫喊着赛车的年轻人静静地听我说。看到药店的灯还亮着，我很高兴，他们还没睡。我推开门，风铃响了。哎呀，天哪，不是凯末尔先生，是他老婆。
“你好，”我说，顿了一下，“我要阿司匹林。”
“是一盒，还是一片？”她问道。
“两片。我头疼。还有点郁闷……凯末尔先生……”我说道，可她根本就没在听。她拿了把剪刀，剪了两片阿司匹林，递给了我。我付钱时问道：
“凯末尔先生已经去钓鱼了吗？”
“凯末尔在上面睡觉。”
我看了看阁楼，两拃厚的阁楼上面，他在那儿睡觉。他要是醒来的话，我可以跟他说说话，也许对于那些没教养的年轻人他会说些什么，也许什么也不会说，就那样若有所思，专注地看着外面，而我会说说，我们可以说说话。我拿起了他老婆白皙的小手放下的找头，环顾四周，看见柜台上面放着一本人人都可以翻看的连环画。真是个不错的女人！晚安，我说，没再打扰她，便出了门。风铃又响了响。街上已经空无一人，玩捉迷藏的孩子们都已经回家了。没办法，我也回家了。
掩上院子的门，我从百叶窗看到老夫人房里的灯还亮着——我没躺下之前她是不会睡着的。我从厨房门走了进去，锁上门，转了一圈，慢慢地上了楼梯，这时我想：位于于斯屈达尔的房子真的有楼梯吗？那是什么报纸来着？明天到小卖部去要要看，我会问，你这儿有《代言人》报吗？我会说是我们家法鲁克先生要，他是个历史学家，他对历史专栏很感兴趣……到了楼上，我进了她的房间，她在床上躺着。
“我回来了，老夫人。”我说。
“真了不起！”她说，“你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没办法，电影结束得太晚了。”
“门都关好了吗？”
“关好了，”我说，“您有什么想要的吗？我要睡了，别一会儿又把我叫醒。”
“他们明天来，对吗？”
“是的，”我说，“床我已经铺好了，房间也都准备好了。”
“好吧，”她说，“把我的门关好。”
我关上门出去了。我要马上躺下睡觉。我下了楼梯。
我听到他一级一级地下着楼梯。这么晚才回家，这么长时间他在街上都干了些什么呢？法蒂玛，别去想，你会感到恶心的。但我还是有些好奇。不知道这阴险的侏儒是不是已经把门都关好了？他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件事！他会马上就躺到床上，为了证明他的仆人血统，他整个晚上都会呼噜呼噜睡觉的。这个侏儒，你就像个仆人那样没有烦恼、无忧无虑地睡吧，就把夜晚留给我吧。我睡不着。我想我会睡着的，我会忘了所有的烦恼，但我只能等着睡意来临，等着等着就明白自己终究是白等了。
以前，塞拉赫丁常说，法蒂玛，你的这种睡眠是一种化学反应，和所有的事情一样，睡眠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事情，正如人们突然之间发现水的分子式和汤是两回事，人们总有一天也会突然之间发现睡眠的分子式的。当然，很遗憾，找到这种分子式的不会是我们那些笨蛋，而会是欧洲人，到那时，谁也不会为了消除疲劳而穿上这可笑的睡衣，不会钻进那毫无意义的床单与你那可笑又愚蠢的印花被子里，也就不会白白地等着早晨的来临了。到那时，每天晚上只要一杯水，从一个小小的瓶子里往水里滴上三滴，喝下去，就足以让我们变得就像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时那样精神饱满、朝气蓬勃。法蒂玛，你能想象一下到那时候，在我们不用睡觉的那些时间里我们能做些什么吗？你能想象一下那些不用睡觉的时间吗？
塞拉赫丁，我不用想也知道：我会看着天花板，就这么看着天花板等着，让思绪带着我走，但不会有睡意。要是我能喝葡萄酒和白酒的话，也许我也会像你那样睡着，但我不想要那种丑恶的睡眠。你以前能喝两瓶。法蒂玛，我喝酒是为了要消除百科全书带来的疲劳，是为了让脑子清醒清醒，不是为了酒兴。然后你就张开嘴打着呼噜睡觉，而我则闻着你那嘴里冒出来的酒气，你那张嘴令人想起那寄居着蝎子和青蛙的黑魆魆的井的井口，令人恶心，所以我总是离你远远的。冷冰冰的女人，可怜的女人，你冷得就像冰一样，你根本就没有灵魂！你要是喝一杯也许你就明白了！来吧，法蒂玛，请吧，喝吧，听着，我命令你，你知道你必须服从你丈夫吗？是呀，你知道，因为他们是这么教你的，那我现在命令你。喝吧，有罪孽的话算我的，来吧，法蒂玛，为了让你的脑子得到解放，喝吧，听着，你丈夫要你这么做，来吧，求你了，哎呀，主啊，这个女人非要让我求您了，我已经受够了这种孤独，求你了，法蒂玛，快喝一杯吧，难道说你要反抗你的丈夫吗？
不，我不会相信披着蛇皮的谎言的！我从没喝过，除了那一次。那次我实在是好奇，趁没人的时候喝了。那种味道就像是盐、柠檬和毒药似的。我害怕极了，懊悔极了，马上漱了口，把杯子里的酒倒掉，洗了不知多少遍，然后好奇地等着头发晕，为了不至于瘫倒在地，我还坐了下来，啊，我的主啊，难道我也会像他一样喝醉吗？我担心极了，但什么事也没有。后来我明白了，心里也舒坦了——魔鬼碰不了我。
我看着天花板，还是睡不着，那就起来吧。我走了过去，轻轻地开了百叶窗，因为蚊子也不会来纠缠我。我轻轻地推开窗户，风停了，今夜很平静，无花果树一动也不动。我看了一下，雷吉普房间的灯灭了——他肯定是马上就睡着了，这个侏儒没什么事可想，所以马上就能睡着。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做做饭，洗洗我那几件衣服，然后就是到市场买东西，但他在街上闲逛好几个小时，最终买来的却是烂桃子。
我看不到海，但我在想它是从哪儿伸向哪儿的，它到底能够伸多远：这个世界真大！如果没有那些噪声纷繁的马达和光秃秃的舢板，我就会好好地闻闻它的芳香，好好地喜欢它。我还听到了蛐蛐的叫声。一个星期它就走了一步远的路。而我就连这一步远的路都没走。曾几何时，我以为这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是个笨蛋。我关上百叶窗，插上插销——就让世界留在外面吧。
我慢慢地坐到椅子上，看着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沉默着。半满的玻璃瓶，里面的水纹丝不动。我想喝水的时候就会打开玻璃盖，抓住瓶子拿起来，把水倒到杯子里，看着水是怎么流的，听着它流动的声音。玻璃叮当作响，水发出缓缓的淙淙声，清凉的气流从这儿涌向那儿；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我常常把玩着，自娱自乐，但我不会喝。还不到喝的时候。应该好好地享受这些分割时间的东西。我看着我的梳子，看到了缠在上面的我的头发。我拿了起来，开始清理。那是我九十岁的脆弱纤细的头发。一根一根地掉着。时间，我喃喃着，他们所说的时间，也会掉落的。我停了下来，把梳子朝天放下：它就像一只壳外翻了的虫子一样躺着，我吓了一跳。如果我把每一样东西都这样放下，我一千年不去碰，谁也不去碰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所有的东西就会这样待上一千年。桌上有钥匙、玻璃瓶和其他物品——多奇怪，每样东西都待在它所在的地方一动也不动！那样的话我的思绪也会有点像冰块一样凝固起来，没有色彩，没有气息，就那么待着。
但明天他们要来，我要想一想。你好，你好，你好吗，你好吗，他们会吻我手，祝你长寿，您好吗，亲爱的奶奶，您好吗，您好吗，奶奶？我要琢磨琢磨他们。不要一起说话，不要说同样的话，你过来，到这儿来，到我身边来。说说看，你都在做些什么，我知道我这么问就是为了要受受骗，就是为了要听那一两句敷衍了事的话！哎，总共就这些吗？你们不想和你们的奶奶说说吗？他们会互相望一望，相互间谈一谈，笑一笑，我能听到，也能了解到。最后他们说话就会大声起来。别喊那么大声，别那么大声，谢天谢地，我的耳朵还听得见。对不起，奶奶，我姥姥的耳朵已经听不清了！我不是你们姥姥，我是你们奶奶。对不起，对不起！好吧，好吧，那你们就说说吧，说点什么吧。说什么呢？那就说说你们姥姥，她在做些什么？他们就会一下子愣住：真的，姥姥在做什么？这样一来我就明白，他们没去看她，也没去了解她。我会想，那也没关系，我还是要问一问，不是为了要相信，但我还是要问一问。而这时，他们甚至都已经把这事忘了：他们不是在关心我，而是在关心这房子，不是在想着我的问题，而是在想着他们自己的事情，我，还是独自一个人……
我探起身从盘子里拿了一颗杏，吃着，等着。不，一点用都没有。我还在这儿，还在这些东西当中，并不在想些什么。我看着桌子。还有五分钟就十二点了。钟的旁边是古龙水瓶，再旁边是报纸，报纸旁边则是手帕。它们就那么待在那儿。我常常看着它们，目光常常在它们身上游移，仔细看着它们的表面，等着它们跟我说些什么。但它们已经让我想起了那么多的事情，以至于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有一瓶香水、报纸、手帕、钥匙和钟——它总是那么嘀嗒作响，可谁也不懂得时间是什么，就连塞拉赫丁也是。突然，我的思绪中出现了之后的另外一段回忆，接着是零零散散、忽东忽西的一些。千万不要跟这些回忆中的任何一个纠缠，快跳出来，出来，快出来，快跳出时间，快跳到房间外面去。我又吃了一颗杏，但我没能出来，而是更加盯着这些东西看，仿佛是为了打发时间，直到我对这些旧物感到厌倦——假如我不在这儿，假如谁都不在，那么这些东西就会得到永恒，那时候就没有人会说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了，就连想都不会去想了，谁都不会！
哎，我没能自娱自乐。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上了个厕所，洗了洗。角落里有只蜘蛛悬在半空，我没理它，又走了回来。一转旋钮，吊在天花板上的灯就灭了，只剩床头的灯还亮着，我上了床。天气有点热，但我不能没有被子，有什么办法呢？那是可以拥在怀里的，可以钻进去，可以藏在里面。我的头枕上了枕头，等待着，我知道睡意不会马上就来。昏暗的灯光照着天花板，我听着蛐蛐的叫声。炎热的夏夜！
但好像以前的夏天更热，我们常常喝柠檬水、果子露。不是在街上，但都是些系着白围裙的人。我妈妈常说：法蒂玛，我们可以在家里让人干干净净地做给我们喝。我们从商场回来，商店里没什么新东西。傍晚，我们等父亲回来，他回来后就会不时地咳嗽，浑身烟味，说着，聊着，而我们则听着。有一次他说：法蒂玛，有一个医生想要娶你。我不作回答！有个什么医生，我不说话，而我父亲也不说什么，但第二天他又提了起来，而我才十六岁。我妈妈说：你看，法蒂玛，是个医生。我想：奇怪，不知道他在哪儿见过我？我害怕了，没问，又想道：医生。笨不笨？后来父亲又说了一次，还补充说道：法蒂玛，人们都说他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详细打听了一下，人很勤奋，也许还有点野心，但都说他是个正直、聪明的人，你好好想想。我闭上了嘴。天很热，我们喝着果子露，我不知道。最后我说：好吧。就这样我父亲就把我叫到了他跟前。女儿，你就要离开父母家了，你要牢牢记住，他说，不要太多地过问男人的事情，只有猫才会那么好奇。好的，爸爸，我早就知道。女儿，我再跟你说一遍，手不要那么放，你看，不要咬指甲，你已经多大了。好的，爸爸，我不问，好的，我没有问。
我没有问。四年了，而我们还没有孩子，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伊斯坦布尔的天气。那是一个炎热夏日的夜晚，塞拉赫丁没去诊所，找到了我，说：法蒂玛，我们不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为什么，塞拉赫丁？我没这么问，但他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地接着讲：法蒂玛，我们将不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今天塔拉特帕夏把我叫了去，对我这样说：塞拉赫丁医生，你不会在伊斯坦布尔住下去了，也不会再从事政治了！这个无耻的家伙这么对我说，我一再说不行，他说，你说你很勇敢，我们要立刻用第一艘船把你和其他人一起送往锡诺普监狱，你大概不会乐意，但没办法，你给我们找了太多的麻烦，不断诽谤我们的党，但你像是个有头脑的人，理智些，听说你结婚了，你是个医生，有一个很好的职业，你可以挣很多的钱，足够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过上舒适的生活，你的法语怎么样？该死的，你明白了吗，法蒂玛？这些联合主义分子在胡闹，他们忍受不了自由，他们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有什么分别？好吧，塔拉特先生，即使我接受你的邀请，即使我马上就收拾好我的坛坛罐罐，你也不要以为我是因为害怕进锡诺普监狱：不！那是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在监狱的角落里给你们必要的回应，而是在巴黎。法蒂玛，我们去巴黎，把你的戒指和宝石卖掉一两个！你不愿意吗？那好吧，我现在还有些父亲留下来的家产，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不去欧洲，去塞拉尼克，我们为什么要去国外，我们可以去大马士革，你看，勒扎医生去了伊斯肯德里，他在信中说他在那儿挣了好多钱，我那些信在哪儿，我找不到了，我跟你说不要碰我桌上的东西，哎呀，主啊，也可以去柏林，但你听说过日内瓦吗，这些人比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还要坏，快点，与其这样傻乎乎地看着，不如赶紧收拾行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妻子必须坚强，不是吗，没什么好怕的。我一声不吭，就连一句“随你的便”也没说，而塞拉赫丁还在说着，说着他们在巴黎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所做的事情，说他自己到了巴黎后会对他们做些什么，还说到了那一天我们会如何风光地乘火车从巴黎回来！后来，他说，不，去大马士革，去伊兹密尔，又说去特拉布宗我也愿意，法蒂玛，我们要卖掉我们的家产，你准备好做出牺牲了吗？因为我要尽全力去做斗争，法蒂玛，不要在用人们跟前说这些，隔墙有耳。但是，塔拉特先生，你本就没有必要再跟我说滚了，我本来就不会再在该死的伊斯坦布尔这个窑子里待下去了。但是，法蒂玛，我们去哪儿呢，你倒是说句话呀！我一声不吭，我在想，他还像个孩子。是的，魔鬼只能把个孩子欺骗成这样，我明白了，我和一个用三本书就可以把他引上歧途的孩子结了婚。那天半夜，我走出我的房间，天很热，我想喝点什么，看他屋里亮着灯，我就走了过去，悄悄地打开门一看：塞拉赫丁的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手捧着脑袋在哭，昏暗的灯往那哭泣着的脸上投射出丑陋的光。一直以来都在桌上放着的头盖骨也在望着正在哭泣的大男人。我悄悄地拉上了门，去厨房喝了杯水，想道，真像个孩子，真像。
我慢慢地从床上起来，坐到了桌旁，看着那长颈大肚玻璃瓶。水在里面一动不动，它是怎么做到的？我似乎对此感到吃惊了，似乎这一玻璃瓶的水是那么一种让人感到吃惊的东西。有一次，我用杯子罩住了一只蜜蜂。每当我心烦的时候我就从床上起来看看它：它在杯子中转悠了两天两夜，一直到它明白没有任何出路为止，然后缩在一边一动不动地待着，明白除了等待，除了毫无目的地等待之外已经无事可做了。这样一来我就对它感到厌烦、恶心了，我打开百叶窗，蹭着桌子把杯子移到了桌边，拿开杯子让它飞走，但这蠢货没有飞走！它就那么待在桌子上。我叫来了雷吉普，让他把这恶心的虫子蹍死。他撕了一点报纸，小心地抓住蜜蜂，从窗户扔了下去。他不忍把它杀死。他也和它们一样。
我倒了杯水，慢慢地把水喝完了。我做些什么好呢？我站了起来，上了床，侧身枕到枕头上，回想着在这儿建这栋房子的时候，塞拉赫丁常常拉着我的手，带我到处看一看：这里将会是我的诊所，这里是饭厅，这里是欧式厨房；我给孩子们每人盖一个房间，因为每个人都要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发展自己的个性，是的，法蒂玛，我想要三个孩子；正如你所看到的，每扇窗户我都没让人装上笼子，那是多么丑陋，女人都是鸟吗？都是牲口吗？我们大家都是自由的，你也可以扔下我离开，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在那儿安上百叶窗。法蒂玛，你也别说这说那了，那也不是封闭阳台，阳台是突出的那部分的名字，通向自由的是窗户，多美的景象啊，不是吗，法蒂玛，伊斯坦布尔应该就在老远的那片云彩的下面，好在我们在五十公里远的盖布泽下了火车，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我不相信他们那混蛋政府能够长此以往，也许房子还没盖好，那些联合主义分子就倒台了呢，我们就可以马上回伊斯坦布尔了，法蒂玛……
后来房子盖好了，我的多昂也出生了，接着又发生了战争，但该死的联合主义政府还是没倒台，塞拉赫丁便对我说，法蒂玛，你去一趟伊斯坦布尔吧，塔拉特对我下了禁令，但没有禁止你，你为什么不去呢，你可以去看看你母亲，看看你父亲，可以去拜访一下许克吕帕夏的女儿们，你可以去买点东西，可以买点新衣服穿，至少可以穿上你在这儿日夜踩着缝纫机、熬肿了漂亮的双眼做的和织的衣服去给你母亲看看，他说，法蒂玛，你为什么不去呢？但我说，不，塞拉赫丁，我们一起去，等他们倒台之后我们一起去。但他们老是倒不了台。后来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塞拉赫丁的报纸要晚三天到，但他已不像以前一样一看到报纸就抢着读了，对于那些关于巴勒斯坦、加利西亚和达达尼尔战役的消息也漠不关心了，有些天晚饭后他甚至都忘了去随便翻翻报纸了，因此是我先看到了那份报纸），联合主义者们倒台了，我就把这份报纸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放在了他的盘子上。当他放下百科全书，下来吃午饭时，立刻就看到了那份报纸和那条新闻，因为报纸上的字写得很大很大。他看了，什么也没说。我也没问，但我听到我头顶上的脚步声到了晚上都没有停歇，我明白了，整个下午他的百科全书都没动一个字。晚饭时塞拉赫丁还是什么也没说，我便这么说道：看到了吧，塞拉赫丁，他们倒台了。哈，是的，他说，政府不是倒台了吗，联合主义者们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逃跑了，我们也战败了！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我们什么话也不说。晚饭后，他还是没有看我的眼睛，就像是提起什么想要忘掉的罪过似的扭扭捏捏地说道：法蒂玛，等我写完百科全书后我们就回伊斯坦布尔，因为相对于我要写百科全书这件大事来说，伊斯坦布尔那些混蛋们称之为政治的那些日常事务和微不足道的事情就什么也不是了，我在这儿所做的事情更加意义深远，更加伟大，几百年之后仍会有影响；我没有权利半途而废，法蒂玛，我现在就上楼去。塞拉赫丁说完就上了楼。就这样，那部该死的百科全书他又写了三十年，直到他发现自己得了绝症，发现之后又在难以忍受的病痛之中写了四个月，一直写到口吐鲜血，直至死去。而正因为他写了这部百科全书，我在这儿待了七十年（塞拉赫丁，我唯一要感谢你的也就这一点），我就在天堂堡垒，摆脱了你所谓的“未来的伊斯坦布尔和没有宗教的政府”这一罪孽，不是吗，我法蒂玛已经摆脱掉了，你可以安稳地睡了……
但我睡不着，听着远方来的火车的声音，听着它的汽笛声，接着是机车声和轰隆声。以前我很喜欢这种声音。我会想象着远方没有罪孽的国家、土地、房屋、花园。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很容易上当受骗。又一列火车过去了，我已经听不到了。去哪儿了，不要想！我头枕着的地方有点热了，我便翻了个身。头一枕下就感到耳朵下面很凉爽。冬天晚上常常很冷，但谁也不往谁跟前靠。塞拉赫丁睡觉时打呼噜，我很讨厌他嘴里冒出来的葡萄酒味，我就会到旁边的房间，在冰冷的屋里坐着。有一次我进了另外一个房间，想看看他写的东西，看看他从早到晚都写了些什么。他写了人类的祖先——大猩猩这一词条——今天，当我们见证了科学在西方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后，有关真主安拉的存在这一问题已经作为一个可笑的问题被抛置一边的时候，他写了这一条——他写道，如今东方仍在中世纪深邃而可恶的黑暗中沉睡，这并没有令我们这一小撮知识分子感到绝望，相反，它激起了我们巨大的工作热情，因为很明显，我们不是简单地把这一科学从那儿搬到这儿，而是不得不要重新去发现；他还写道，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弥补东西方之间几百年的差距，现在，当快要进入这项伟大工程的第八个年头时，我看到，有那么一些变傻了的人群，他们害怕真主——我的主啊，法蒂玛，别看了，但我还在看下去——他写道，也就是说，为了唤醒一群麻木的人，我不得不做一堆奇怪的事情，这些事情在那些发达国家看起来是相当滑稽可笑的；他写道，要是我有一个能够诉说所有这些事情的朋友就好了，不，就像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一样，我现在对这个冷漠的女人也绝望了，你完全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塞拉赫丁；他把明天要做的事情写到了一小片纸上，他写道，利用波利考斯基书中的地图来绘制鹳类和鸟类的迁徙图，为了向那些麻木的人证明真主并不存在，他举了三个简单的例子。但是不行，我看不下去了，够了，法蒂玛，我飞快地扔掉了那些罪恶的纸片，逃离了冰凉的房间，这是个充满诅咒的房间，甚至到他死后的那个寒冷的下雪天为止我都没再进去过。第二天早上，塞拉赫丁马上就知道了：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你进我的房间了吧，法蒂玛？我不说话。你进了我的房间，翻看了那些纸片，是吧，法蒂玛？我不说话。你翻过了，把顺序弄乱了，有些还被你弄掉在了地上，法蒂玛，算了，没什么大不了，你想看就可以看，看吧！我不说话。你看过了，不是吗？好极了，做得好，法蒂玛，你有什么想法？我就是不说话。你知道我一直想这样，不是吗？看吧，法蒂玛。读书是最美好的事情，去读，去了解吧，因为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啊？我不说话。你要是看了书悟出了道理的话，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法蒂玛，哎呀，生活中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了。太多了！
不，非常少——我已经九十岁了，我知道，非常少——物品，房间，我望着，看着，从这儿到那儿，然后就又过了一段时间，从一个怎么都关不紧的水龙头里不断滴下的水滴。在我的身体和头脑中，现在是刚才，刚才则是现在，眼睛闭上又睁开，窗户推开又关上，白天黑夜，接着又是一个早晨，但我从不会上当受骗，我还是会等待。他们明天来。你好，你好！祝你长寿。他们会亲吻我的手，会对我笑——那俯向我手的脑袋上的头发真是奇怪。您好吗，您好吗奶奶？像我这样的人能说什么呢？我活着，等待着。坟墓，尸体。来吧，睡意，来吧。
我在床上翻了个身。连蟋蟀的叫声也听不到了。蜜蜂也飞走了。早上还有些什么呢？早上屋顶上会有乌鸦、喜鹊……我可以早点醒来，听听它们的叫声。喜鹊真的是小偷吗？一只喜鹊偷了皇后、公主们的珠宝，每个人都在追赶它。我很好奇那只鸟是怎么带着那么重的东西飞的。这些鸟是怎么飞的呢？气球、齐柏林式飞艇和塞拉赫丁写的那个男人。林德伯格
是怎么飞的呢？要是他喝的不是一瓶而是两瓶的话，他就会忘记我不会去听，就会在饭后说起来。法蒂玛，今天我写了有关飞机、鸟类以及有关飞行的东西，这几天我就快完成“空气”这一词条了，你听着：空气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法蒂玛，它里面含有许多颗粒，就像水上的船一样，吃多少水就有多少水那么重。我，不，我不懂气球和齐柏林式飞艇是怎么飞的，但塞拉赫丁很激动，他一直在说，最后扯着嗓子喊出了一个每次都相同的结论：看吧，人们应该了解这些事情，了解一切事物，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一部百科全书；人们如果了解了整个自然和社会科学，真主就不会存在了，我们也一样。但是我已经不听你说了！他要是再喝了第三瓶的话，我也不听他那咆哮着所说的话：是的，没有真主，法蒂玛，只有科学。你的真主死了，蠢女人！然后除了喜欢和厌恶自己，已不存在任何可以信仰的东西，这时候他会陷入丑陋的欲望，奔向花园里的木屋。别想了，法蒂玛。一个用人……别想了……两个都有病！想点别的吧！美好的早晨，古老的花园，马车……来吧，睡意，来吧。
我像只猫一样小心地伸了一下手，床头的灯就灭了。寂静的黑暗！但从窗户缝里有几丝微弱的光线渗进来，我知道。我已经看不到家具了，它们摆脱了我的视线，静静地进入了自己的世界，就好像在说没有我它们也能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了，但我了解你们：你们就在那儿，家具，你们就在那儿，就在我旁边，像是我感觉到了你们。偶尔有谁发出吱呀声，我认得这个声音，它并不陌生，我也想发出点什么声音。我想：我们所身处的这个被称为空间的东西是多么奇怪啊！表嘀嗒嘀嗒地响着，把它割裂开来。坚决又执着。一个念头，接着是另一个念头。然后就到了早上，他们来了。你好，你好！我睡着了，又醒了，时间过去了，我睡得很好。他们来了，老夫人，他们来了！在我等的时候又听到了一列火车的汽笛声。去哪儿？再见！去哪儿，法蒂玛，去哪儿？我们要走了，妈妈，他们禁止我们待在伊斯坦布尔。你的那些戒指拿了吗？拿了！缝纫机呢？也带了。你的钻石、珍珠呢？你的一生当中会需要它们的，法蒂玛。你可得快点回来呀！别哭了，妈妈。箱子、行李正在装上火车。我还没能生下一个孩子，我们就要上路了，我要和我的丈夫一起被流放到远方，谁知道会被流放到哪个国家，我们上火车了，你们望着我们，我挥了挥手，再见了，爸爸，再见了，妈妈，你们看，我走了，要去远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