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前言

历史人物研究作为整个史学研究的有机构成部分，较之制度史、经济史等专业性很强的课题，其研究成果具有最广泛的读者覆盖面，人物传记因而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读书界的欢迎。作为人物传记的一个门类，帝王传记具有一般人物传记的共性。在数以百计的中国帝王群像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大帝等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积极影响的帝王，成为这类传记的热点，且佳构迭出。这是值得欢迎的。帝王传记的传主选择，也有一种类似市场规律的东西在起作用，一般的史学工作者大概不会选择宋光宗、宋宁宗这样知名度平平的皇帝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

然而，帝王传记还有其特殊性。中国传统的纪传体史书，其第一类即是帝王本纪。刘知幾认为：“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屈细事。”（《史通·二体》）又说：“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史通·本纪》）倘若撇开经传、国统等局限性，这一说法有其合理因素。在君主专制时代，每一个帝王都是一个公认的历史坐标点，这一坐标点对于相关历史的理解和把握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以纪传体史书做类比，少了某一人物的传记，至多是取舍失当，而少了某一帝王的本纪，无疑是义例不明。问题还不止于此。在君主专制下，有什么样的君主，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时代。一代雄主汉武帝与他统治的时代是浑然一体的，白痴晋惠帝与他在位时代的历史何尝没有内在的同一性呢？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帝王就是他统治下那个时代的缩影。

既然帝王具有历史的坐标和时代的缩影的双重意义，显然，不仅那些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帝王应该作为历史人物研究的重点；即便是守成亡国之君、昏庸痿弱之主，也有必要列为传主，加以研究和描述，以便让后人通过帝王列传的系统阅读，就能把握整个历史发展嬗变的长链，理解不同时代治乱兴衰的轨迹。吉林文史出版社约我作“宋帝列传”中的《宋光宗　宋宁宗》，基于以上思路，我力图把光宁时代作为南宋历史演进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去研究，把光宁父子作为南宋中期历史的取镜独特的缩影去表现。

光宁父子的统治时代共三十六年，上承孝宗，下接理宗。孝宗是南宋唯一欲有作为的君主，但正如王夫之所指出：“孝宗欲有为而不克，嗣是日羸日苶，以抵于亡。”（《宋论·宁宗》）南宋历史是以孝宗禅位为分界线走向下坡路的，光宁父子正处在“欲有为”到“抵于亡”的历史转折期上。父子两人，父亲是精神病患者，发病前迫不及待地准备禅代皇位，发病后恋恋不舍地拒绝交出君权，以一个精神病者君临天下近三年；儿子则是一个智能庸弱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可非议处虽不多，作为一个君主却是绝对的不合格和不胜任，被拥立时尽管连呼“做不得”，却终于被赶鸭子上架。所有这些，最充分暴露了君主世袭制荒谬绝伦、缺乏理性的那一侧面。

君主世袭制把这样两位君主放在南宋史的转捩点上，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光宗的统治导致孝宗“乾、淳之业衰焉”（《宋史·光宗纪》）。宁宗的统治由韩侂胄和史弥远相继专政，最后连皇储国统“亦得遂其废立之私，他可知也”（《宋史·宁宗纪》）。王夫之指出：“自光宗以后，君皆昏痿，委国于权奸。”（《宋论·理宗》）这一局面的形成，原因尽管复杂，但最终无不与在位君主的个人才略、识断息息相关。庸懦之君的治下虽未必都有权奸出现，但权奸却必定出在暗弱之君的治下。

南宋历史走向的逆转正是定型于光宁时代。以政治史而论，南宋皇权的一蹶不振和权相的递相专政始于这一时期。以经济史而论，嘉定初年爆发的纸币信用风潮标志着南宋社会经济自此跌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以军事史而论，开禧北伐的溃败和嘉定之役的支绌预示了南宋在即将到来的宋蒙战争中的败局。以思想史而论，嘉定时期理学官学化的前兆折射出统治阶级在社会危机面前向新的统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

如果把宋宁宗后期的统治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审视的话，展现的全景则是：一方面是蒙古铁骑无往不胜的西征和南侵，一方面是西辽、花剌子模的覆灭和西夏、金朝、高丽的乞和，而另一方面却是南宋完全缺乏现实的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为南宋方面扼腕和忧心。明人张溥以为：南宋之亡，“积于理宗四十年，成于度宗十年”（《历代史论》卷十五）。实际上，在勃兴的蒙古马背文明面前，南宋灭亡的种种症状，早在宋宁宗后期就基本具备了。南宋之所以还能苟存半世纪之久，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南宋方面，而在于夏、金的地理缓冲，在于蒙古骑兵更适宜在中亚、东欧广袤的高原平野地带驰骋，在于蒙古贵族的内部纷争，一句话，在于蒙元灭宋时间表的确定。

以帝王传记的形式勾勒出光宁时期的历史逆转，困难还是不少的。不仅现存宋代史料的分布，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详于南宋前期而略于南宋中后期；问题还在于，传记体的形式不容许过多地游离于传主活动之外去表现那一时代的历史。现存孝宗以前宋代列帝的个人史料足以描摹出传主生平，而光宁以后南宋诸帝的个人史料就相对匮乏，由于光宗的精神病，宁宗讷于言寡于行的个性特点，反映他们父子个性特点的史料更是显得寥落。研究南宋中晚期史，尤其是以帝王传记的形式来表现光宁时代，在史料上缺少多金易贾、长袖善舞的优势。

为了弥补史料上先天的不足，只能在文集奏议和笔记野史中去发掘有关光宁父子的零散史料。这是用力多而收获少的艰苦工作，但对丰富传主的个人形象是有所补益的。在使用笔记野史时，我尽力做了比勘考订。这些考证，有的在注释中做了说明，更多的则直接将可信的结论写入正文，以简省篇幅。传记中所有史实性陈述，均有据可查。历史传记不同于文学传记，必须具有史学著作的科学性，它虽允许在史料若断若续、若有若无处做出入情合理的推断分析，却容不得一点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对这一原则，我是严格信守的。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师从程应镠先生研治宋史以来，倏忽已过了十五个春秋。先生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有过深思熟虑的见解和独具风格的实践，他所撰《谈历史人物研究》一文，所著《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二书，成为我研究光宁父子的指针和借鉴。遗憾的是，先生已于两年前逝世，再也不能在研究中当面请益了。令人一思至此，不禁黯然神伤。

1996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