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人们在成长期间对生存安全或不安全程度的感知将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本书提出了一个现代化理论的修正版本，即演化的现代化理论。它认为，经济和人身的不安全会导致排外主义、强有力的内部团结、威权主义政治以及对共同体传统文化规范的严格遵守。反之，安全的条件会带来对外部共同体更多的宽容、对待新观念更为开放的态度以及更加平等的社会规范。本书分析了涵盖全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国家的调研数据，展示了在最近几十年，经济和人身安全水平的变化在以何种方式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和动机，并改变着国家。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类的生存都处于不安全状态。人口增长需要充分的食物供给，而饥饿、疾病和暴力却使人口大体保持不变。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强调强有力的共同体内部团结，遵守共同体内部规范，反对外部共同体，以及服从强势领导人。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排外是很现实的选择：假如一个部落所拥有的土地仅能满足自身所需，当另一个部落试图主张对该地的所有权时，生存就变成“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零和斗争。在这些条件下，一种成功的生存策略是整个部落紧密地团结在强势领导人身后，形成反对外来者的紧密同盟。这种生存策略可以被称为“威权主义反弹”。相反，高水平的生存安全为更大程度的个人自主和更为开放地对待多样化、变迁及新观念开辟了道路。
将顺从权威与排外主义及其他形式的不宽容联系在一起的观念，首次出现在经典的《权威主义人格》（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 [1] 一书中。此书认为，权威主义人格是由严苛的育儿行为造成的个性特征。从一开始，权威主义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 [2] 围绕这一议题产生了大量文献。它的原始理论基础和用以检验它的工具大部分都已经被取代，但在过去70年中，许多研究都已证明，服从权威与排外主义、不宽容及遵守共同体规范有关。这似乎反映了人们对生存不安全的深层反应。对来自调查、实验和统计数据的大量证据进行的回顾总结认为，威权种族主义（authoritarian racism）与政治的和道德的不宽容现象的联系是存在的，它是由个人天生的不宽容倾向造成的，并与社会威胁程度的变化相互作用。 [3] 笔者自己的研究表明，如果人们是在低水平的生存安全条件下被抚育成人的，他们就往往具有较多的权威主义倾向，反之则反。
在20世纪，工业化、城市化和大众识字率的提高使工人阶层被动员起来，参与和支持了工会和左派政党。他们选出了执行再分配政策的政府，这种政府为民众提供了经济安全保障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经济的高速增长与长期和平的局势给发达工业国家民众带了空前的生存安全感。年轻的社会成员在生存不再成为问题的环境中长大，这带来了代际价值观的变迁。他们从经济和人身安全，转向更加强调自由选择、环境保护、性别平等和宽容同性恋。这又引发了诸如1990年前后的民主化浪潮以及同性婚姻合法化这样的重大社会变迁。
现代化理论有很长的历史。自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提出之日起，经济发展会导致可预测的社会和政治变迁这一理论就一直处于争议之中。这一理论令人兴奋，因为它不仅试图解释已经发生的事，还试图预测未来要发生的事。到目前为止，预测人类行为的大多数尝试都已经失败，人类的行为非常复杂，并为诸多因素所影响。因此，任何要提供确切的、决定论性质的预测的主张都是不现实的。
现代化的中心特征，是它使生活更具安全感，消除了饥饿，提高了预期寿命。高水平的发展带来了人类动机的普遍改变，使人们的生存策略发生了转变，即由基于生存不安全的认知的生存策略转向基于生存为理所当然的认知的生存策略，从而赋予许多超出生存与安全之外的其他人类愿望以最高优先级。
生存不安全感导致人们追随威权领导人，形成以族群为中心的内部团结以对抗外部共同体。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条件下，生存可能确实需要共同体成员在生存斗争中紧密合作。因为人类自诞生以来，大多数时期都处在饥饿线上，所以威权主义的反弹模式逐渐形成：不安全感触发了对强势领导人、强有力的内部团结、排斥外部群体以及严格遵守共同体规范的支持。相反，高水平的生存安全留给个人自由选择以更大的空间，允许更为开放地对待外部群体和新观念。
生物进化法则要求所有有机体赋予生存以最高优先级。没有按此行事的有机体都已经灭亡，世界上曾经存在的物种大多数已经灭绝。因此，在供应短缺的时期，人们会给予任何生存所必需之物以最高优先级。离开氧气，人只能存活数分钟。因而，当氧气稀缺时，人们会倾尽一切努力去获得氧气。离开水，人只能活几天。当它短缺时，人们会为了获取它而拼命争斗，如有必要不惜大开杀戒。当空气和水的可靠供应被确保，被视为理所当然之物时，人们就会给予其他目标以最高优先级。离开食物，人们可以存活数周，但当它短缺时，就变成最重要之物。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食物经常是短缺的，这反映在人口增长需要符合食物供应量这一生物学趋势中。
在生存没有保障的条件下长大，还是在生存有保障的条件下长大，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生存都是没有保障的。生存下去是人们的基本目标，它主宰了人们的生活策略，几乎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但在最近几十年，在不担心自己会挨饿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口的比例在日益增长。在那些将生存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人们的工作动机、宗教、政治、性行为和育儿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社会变迁并不符合历史决定论，但是有一些路径比其他路径更有可能出现。从长期来看，一旦经济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某些变化就很有可能会发生。例如，在任何一个经历了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工业化都带来了城市化、专业化和大众识字率的提升。工业化还带来了日益增长的繁荣、更完善的营养法规和保健计划，从而延长了人们的预期寿命。此外，工作性质的变化和生育控制手段的优化还为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创造了条件。这些变化和相关的文化变迁共同提升了性别平等水平。
一些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抵制这些变迁。社会—文化变迁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属性，并且文化遗产的影响相当持久。尽管从卡尔·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家都认为宗教和民族忠诚最终会走向消亡，但目前宗教和民族主义仍具有强大的势力。因此，新教国家允许妇女投票的时间早于天主教国家数十年；相反，日本把妇女纳入劳动力队伍的进程则比其他发达国家慢得多。但日渐增多的证据表明，当现代化持续推进时，上述及其他变化都会变得更为可能。甚至连日本目前也在向性别平等的方向发展。价值体系反映了现代化的推动力与传统的影响力之间的平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工业国家出现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带来了重大的文化变迁。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口把生存当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出生在这些条件下的数代人开始高度重视诸如环境质量和言论自由这样的目标。
这开启了代际价值观变迁的进程，它一直在改变着高收入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当中国、印度及其他高速发展的国家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视生存为理所当然的环境中长大成人时，价值观变迁就很可能会改变这些国家。这一进程最突出的表现是从物质主义价值观（高度重视经济和人身安全）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自由选择和自我表现）的转变，但这仅是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
的宏观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的变迁正在改变有关政治、宗教、性别平等及宽容外部群体的重大规范，并带来了对环境保护和民主制度的日益增强的支持。
[4]
作为农业社会标志的严格的文化规范，正在让位于允许更多个人自主和自由选择的规范——这一规范有助于知识社会的成功。
近些年来，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关于文化与制度变迁的理论，这些理论惊人地相似。它们都强调，人们免于饥饿、战争或疾病之类生存威胁的程度，会塑造一个国家的文化规范和社会政治制度。
因此，笔者与皮帕·诺里斯、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保罗·艾布拉姆森、韦恩·贝克及其他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提出，一种新的世界观正在逐渐替代主导西方国家数个世纪之久的世界观。 [5] 这种世界观变迁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在成长期感受到的生存安全在程度上出现了重大变化。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米歇尔·盖尔芬德（Michele Gelfand）领导的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团队区分了“紧”（tight）文化与“松”（loose）文化，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所经历的自然威胁和人为威胁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特征。 [6] 这些威胁增加了对强硬的规范和惩罚偏差行为（deviant behavior）的需求，从而达到维持秩序的目的。“紧”文化的国家采取专制统治制度，它们镇压异见，提供强有力的威慑和对犯罪的控制，这些国家往往更具宗教色彩。盖尔芬德等人采用33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对上述预测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那些在历史上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战争威胁的国家，都具有强规范性和对偏差行为相当低的容忍度。
由科里·芬彻（Corey Fincher）和兰迪·桑希尔（Randy Thornhill）带领的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团队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人们面对传染性疾病打击的脆弱性与集体主义、排外主义以及反对性别平等有关，而这些因素都抑制了民主制度的出现。 [7] 他们在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量表上对98个国家的民众进行排序，发现在控制了财富和城市化因素以后，高度的疾病威胁与集体主义态度有关。同样，生物心理学家奈吉尔·巴伯（Nigel Barber）发现，虽然宗教能帮助人们应对危险的状况，但是当经济发展带来更高的经济安全水平和健康水平时，宗教信仰就会减弱。 [8] 这些发现与演化的现代化理论所作出的预测是一致的。
古典学家和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从另一角度展开研究。他在检验了大量历史证据后，得出了“每个时代都发展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这一结论。食物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发展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价值体系，它们的价值观演化过程与演化的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过程类似。 [9]
我认为，经济发展增强了人们的经济和人身安全感，减弱了面对疾病打击时的脆弱性，这些都有利于文化的进一步开放，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维持，以及更具自由色彩的社会立法的通过。
这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等人的经典论断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当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察觉到威胁时，教条主义、僵化和不宽容就变得流行起来。这也与米尔顿·罗克奇（Milton Rokeach）的论点相通。他认为，威胁会使人们变得偏执、戒备和不宽容，而免于威胁则会使人们变得具有安全感、开放和宽容。 [10] 社会现实证实了这些观点。在那些生存安全水平高的繁荣国家，人们对同性恋最宽容，自我表现价值观也最盛行。 [11] 社会经济发展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安全感，它决定着人们对自身生存状况的看法，即生存到底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事，还是一件理所当然之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和信念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和信念存在着重大差异。
发达国家基本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的最早和最广泛的证据，与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变迁有关。45年前，我在《静悄悄的革命》 [12] 一文中指出：“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文化可能正在发生改变。影响特定年龄群体的基本社会化条件的改变，似乎带来了这些群体的基本价值排序的变化。” [13]
代际价值观变迁理论基于两个关键的假设： [14]
（1） 匮乏假设 （scarcity hypothesis） 事实上每个人都珍视自由和自主性，但人们只给他们最迫切需要之物以最高优先级。维持生存的物质和对人身安全的保障关系到人们能否生存下去，因此，当物质变得匮乏或者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人们会优先考虑这些物质主义目标。但在物质安全和人身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加强调归属感、尊严以及自由选择等后物质主义目标。
（2） 社会化假设 （socialization hypothesis） 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这个人在成长期间拥有的主要物质条件，因此价值观优先目标的变化滞后于物质条件的变化。价值观变迁主要通过代际人口更替实现。
匮乏假设类似于边际效用递减原则。它反映了以追求生存和安全为目的的物质需求与以追求自我表现和审美满足为目的的非物质需求之间的差别。
在几十年前，发达工业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口在成长期都经历了饥饿和经济困境。但之后，情况却大为改观。这种重大差异已经引发了价值观变迁，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归属感、尊严和自由选择方面的需求。匮乏假设表明，长期的高度繁荣促使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扩散，而长久的经济下滑有着相反效应。
然而，在社会经济发展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流行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原因在于价值观反映的是一个人的主观安全感，而国家收入水平只能对主观安全感产生部分影响。主观安全感除了受到国家收入水平影响外，还受到社会福利制度和人身安全水平及人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在反映引起价值观变迁的条件的现有指标中，人均收入是最好的指标之一。但在理论上，一个人的生存安全感最能反映影响价值观变迁的条件。
另外，正如社会化假设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基本的优先价值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人的基本性格结构在成年时就已经定型，这是社会科学最普遍的共识之一。大量的证据表明，在成年时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就已经基本定型，在成年后基本价值观发生的变化相当小。 [15]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在那些经历了安全水平上升的国家中，能够发现较年轻的群体的价值观与较年长的群体的价值观之间的显著差异。当较年轻的几代人的成长条件与前几代人的成长条件出现明显差异时，代际价值观变迁就会发生。
从上述两个假设中我们能够得出几个关于价值观变迁的假设。匮乏假设表明繁荣有助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而社会化假设指出国家的价值观变迁将逐渐发生，它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代际人口更替实现。经济变化带来的政治效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会显现。
代际价值观变迁的第一个经验证据来自1970年进行的西欧六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比利时和荷兰）调查，这一调查的目的是检验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迁的假设。
这个调查揭示了较年长的群体与年轻的群体在价值观优先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假如这种年龄群体差异反映的是代际价值观的变迁，而不只是人越年长就越会偏好物质主义的倾向，那么，当较年轻的群体取代了较年长的群体在成年人口中的位置时，我们将会发现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缓慢变迁。倘若这种情况在发生，那么影响是深远的。原因在于这些价值观与许多重要的取向紧密相连，这些取向涵盖了从强调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到支持环境保护、性别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制度等许多方面。
价值观变迁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批评者认为，1970年发现的显著的年龄群体差异反映的是生命周期效应（life-cycle effects）而不是代际变迁。他们指出，年轻人很自然地会喜欢诸如参与和言论自由这样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年轻人就会开始像他们的长辈们一样偏好物质主义。因此，整个国家的价值观不会发生改变。 [16]
与此相反，价值观变迁的假设认为，只要较年轻的群体在成长期的生活条件明显优于较年长的群体，他们就会持有更明显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因此，我们并不期望在经济上停滞不前的国家中发现代际价值观差异。假如后辈人在成长过程中拥有的条件与长辈相比并没有明显改善，那么我们就不能发现代际价值观差异。但人们在成长时期经历的安全水平会产生持久的效应。因而，伴随着战后更为后物质主义的年轻群体取代成年人口中更为物质主义的群体，我们应该可以观测到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逐渐转变。
战后出生的群体与较年长的群体在成长期经历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优先价值目标的重大差别。最初这些年轻的群体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0年，战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具有政治影响力后，优先价值目标上的差异才在社会层面上变得显著起来。战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推动了学生抗议时代的出现。在那个时期，广泛流传的抗议口号是“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任何人！”。
本书文化变迁分析采用的证据来自从1981年到2014年在一百多个国家进行的数百次有代表性的全国样本调查
，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人口和政治数据。数量庞大的证据表明，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代际转变一直在进行，这与我们的预测是一致的。但也正如我们将要观察到的那样，这些转变仅是更广泛的文化变迁的一个方面。人们的价值观从生存价值观逐渐转向自我表现价值观，前者更强调生存需求，而后者更强调性别平等、环境保护、宽容、人际信任和自由选择。人们教育孩子的导向也发生了变化，从强调努力工作，转向强调想象力和宽容。文化变迁正在把新的政治议题带入政治的中心舞台，并在推动民主的广泛传播。
价值观的变迁可以改变社会。文化是在特定环境中有助于生存的规范和技能的集合，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生存策略。与生物演化一样，文化也是通过类似于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的过程完成演化的。与生物演化不同的是，文化是可习得的，因此它能以更快的速度演化。
在最近几十年中，高度发达国家的主导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持续数个世纪之久的关于性别角色、堕胎、离婚、生育控制和性取向的文化规范发生了改变，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的性别角色的出现。纵观整个历史，女性地位低于男性，她们扮演着一系列有限的狭隘角色，依次是女儿、妻子和母亲。在最近几十年中，这一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随着时间的推进，几乎所有向男性开放的工作也向女性敞开了大门。两代人以前，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在群体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如今，在大多数工业国家，女性构成了高校学生的多数，女性教职人员的比例也在上升。在许多民主国家，如今女性不但能投票，而且她们占有的议会席位和高层政治职位的比例都在增长。在处于服从地位长达数个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学术、商业和政府的职务中掌控了领导权。
近期社会变迁的另一个例子，是那些“出柜”的政治人物越来越多地任职了大城市的市长、国会议员、外交部长和政府首脑。自200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宣称同性婚姻合法。然而，各个国家变化的步调并不一致。低收入国家
强烈抵制同性婚姻合法化。在许多国家，同性恋仍然被认为是违法的，甚至有一些国家对同性恋者处以死刑。在对埃及进行的最新调查中，99%的人称同性恋“决不”正当。对那些坚守传统规范的人而言，这些文化变迁令人惊恐。上述差异已经在发达国家引出了一些热门政治议题，它们也有助于解释当前在宗教激进主义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高收入国家民众的价值观一直在发生快速的转变，而大多数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民众的价值观则改变得非常少。从伊斯兰国家的民众的视角来看，高收入国家目前的社会规范是堕落的和令人震惊的。持有传统价值观（traditional values）的伊斯兰国家的民众与发达世界的民众之间的差距正在日益增大。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曾经把西方民主视为效仿的典范，但如今宗教激进主义却视西方文化为抵制对象。
经典现代化理论单方面强调塑造文化变迁的认知因素，这是它需要改进的另一个方面。韦伯把世俗—理性世界观的兴起归因于科学知识的传播，认为科学发现淘汰了传统宗教对世界的解释。他提出，随着科学知识的传播，宗教让位于理性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同样，一些现代化理论家辩称，教育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他们指出，在大多数国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具有现代世界观；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传统宗教世界观将不可避免地让位给世俗—理性世界观。
这种对认知因素的强调只捕捉到了故事的一部分。情感和经验因素，如人们所感受到的生存安全水平，在塑造人们的世界观时至少发挥了与认知因素同等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确实与世俗—理性价值观（secular-rational values）和自我表现价值观相关联，但高等教育不仅是一个人吸收知识程度的指标，也是一个人在成长期经历的相对安全的生存条件的证明。那些来自经济宽裕的家庭的孩子，往往更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
但每个国家也有其独特的社会环境，它反映了民众的主流观念，同时也影响了个人观念的形成。因此，尽管高等教育往往使人们更为重视自我表现价值观，但不同国家之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自我表现价值观的重视程度的差异，要大于给定国家内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异。 [17]
教育中的认知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的，但人的安全感和自主性则不同。对世界安全或不安全的感知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中较早确立、相对稳定的部分，但经济和政治事件可能会对它产生影响，尤其是像苏联解体这样的灾难性事件。这样的大事件很少，但当共产主义制度在1989到1991年间在整个中欧和东欧落幕时，这些地区的国家所经历的正是这类事件。原苏联加盟国家的民众遭受了生活水平的骤然下降，经历了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坍塌，以及信奉了几十年的信仰体系的瓦解。科学知识并没有消失，它仍在持续增长，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也仍然保持在高位。然而，人们的生存安全感和个人对自身生活的控制感大幅下降。如果现代价值观的出现仅由认知因素决定，那么世俗—理性价值观和自我表现价值观将会持续扩散。如果价值观也受到生存安全感的影响，那么我们预测会在原苏联加盟国家发现从现代价值观朝向生存价值观和宗教的回归。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回归确实在发生。事实表明，文化变迁并非只受认知因素的影响，人们直接感知到的生存安全或不安全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文化的变迁。
本书认为，人们在成长期感受到的生存安全水平，与历史文化差异一起，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另一种重要的解释，即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
理性选择与文化模型这两种理论都对个人行为和社会变化提出了解释，二者呈现相互竞争关系。不久以前还一直主导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理性选择学派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人类行为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有意识选择。这种方法对历史或文化因素几乎视而不见，它假定当面对同样的激励时，每个人都会作出同样的选择。这一学派发展出了精致又简洁的模型，但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这些模型并不能充分解释个人的实际行为模式。因此，在融合了情感和文化解释因素后，行为经济学的影响力在最近这些年日益增强。
毫无疑问，政治精英有意识的选择会产生重要且直接的影响。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15年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后，同性婚姻浪潮立即出现。浪潮出现的直接原因是最高法院的决定，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民众价值观的长期变迁。数个世纪以来，同性婚姻不但不合法，而且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但是，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显示，几十年来发生的代际价值观变迁正在慢慢弱化这一规范。同性婚姻得到了民众日渐广泛和明确的支持，直到有关同性婚姻的法律被改变。
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脑的绝大多数活动是在无意识层面进行的。因为我们只能察觉到有意识的部分，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它决定了我们的决策。并且，由于人类善于理性化他们所作的任何选择，因而在事情发生以后人们总能把事件解释成理性选择的结果。但实验研究表明，人们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无意识的偏见或直觉的影响。 [18] 另外，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进程发生在人脑的不同区域。脑部扫描表明，当作出一个决定时，活动首先出现在人脑的无意识区域，然后才出现在有意识区域。由此可见，决定是由无意识的因素作出的，然后人脑的有意识的部分再把所作的决定理性化，组成连贯叙事。 [19] 同样，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最近的发现也表明，道德信念和动机来自直觉和情感，演化已经让人类心智作好准备去发展这些直觉和情感；道德判断是快速且自动的直觉的产物，然后相对慢速的、有意识的推理过程才开始，它的目的是为个人直觉寻找支持理由。 [20]
有情感比仅有理性最终更有益于生存。事实上，情感的发展能使人们对朋友或部落作出长久的承诺，使他们甘苦与共，而一个纯粹理性的人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背叛。情感能使人们在信任和长期的关系中一起工作。从长期来看，自然选择表现得比纯粹“理性”更加理性。 [21]
当人们面对无穷无尽的理性权衡时，情感能使人们作出快速选择，然后有意识地围绕已经作出的选择发展出一套连贯的叙事。因此，理性选择只是看起来决定了人类行为。但是，从长期来看，自然选择能够有效地产生非常适应人类环境的文化规范，所以最终结果往往看起来像是理性选择过程的产物。因而，使用博弈理论，文化变迁往往可以被相当精准地建模。 [22] 关于文化变迁的理性选择模型或许不能解释特定的规范是如何历史地演化出来的，但它们能捕捉到特定规范为何能适应环境并生存下去的内在逻辑。这样的模型很像演化论生物学家对北极熊演化出白色皮毛的解释，他们提出北极熊长出白色的毛是“为了在白雪中不那么显眼”。生物学家当然完全明白北极熊不是有意识地决定生长出白色皮毛，但这是一个描述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的简洁方法。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即使理性选择理论家在认真思考后认识到了演化过程包含了无法预见后果的复杂事件而非有意识选择的结果时，他们还经常把复杂的演化过程描述得像由理性商谈和有意识的选择促成的产物。
文化是一套可习得的行为，这套行为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生存策略。主导这一策略的规范往往变化非常缓慢，经常持续数个世纪之久，但在某种条件下它们会发生非常快的变化。社会潮流变化很快，但基本的价值观往往变化缓慢，它主要通过代际人口更替来实现。往往是在引发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出现几十年后，文化变迁才在社会中显现。 [23] 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迁的经验证据表明，基本价值观变化缓慢，它主要通过代际人口更替来实现。 [24] 按最优选择理论，基本价值观的变迁应该是在全世界同步进行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仅仅当国家达到临界值，即高水平的经济和人身安全使相对年轻的群体在视生存为理所当然的条件下长大时，文化变迁才会发生。与此相反，理性选择理论认为重要制度被采用是精英有意选择的结果，这意味着制度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发生变化。理性选择理论也往往认为制度决定文化，这表明基本的文化规范也会发生快速的变化。
理性选择理论不能解释文化变迁往往通过代际人口更替来实现这一事实，也不能为发生在许多世纪前的宗教分裂和历史事件的持久影响提供解释。
在最近几十年，生存安全水平的上升一直在重塑世界。自1970年到2010年，世界上每个地区的预期寿命、收入和入学率都得到了提升。 [25] 全球范围内的贫困率、文盲率和死亡率都在下降。 [26] 几十年来，战争、犯罪率和暴力也都一直在下降。 [27] 大国之间无战争，世界正处在有史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奇迹以及福利制度的出现共同造就了目前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在视生存为理所当然的环境下成长，这带来了朝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自我表现价值观的代际转变。 [28]
代际人口更替会影响到价值观变迁，除此之外，给定年龄群体也可能由于教育和大众传媒对这些价值观的传播而变得对新的社会规范日益宽容。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教育和大众传媒对这些规范的态度要比几十年前好得多。这可能最终会导致社会广为接受的规范的显著改变。
在安全的发达工业国家中，成功的年轻人的圈子已经不再接受性别歧视者和恐惧同性恋者。但是在较年长的群体中和低收入国家的民众中，性别平等和对同性恋的宽容仍然受到强烈抵制。西方的电影、电视节目、手机和互联网尽管都已经在低收入国家中普及开来，但它们对主导这些国家的生活方式的规范还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29] 教育和大众传媒可能在转变人们对性别平等和宽容同性恋的态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目前为止，它们的影响仍然主要局限于那些具有相对高水平的生存安全的国家。
目前来看，代际人口更替和价值扩散似乎都在发生。我们将会看到，代际变迁似乎在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某种价值扩散似乎也正在进行。给定年龄群体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物质主义，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进，他们反而变得多少有些更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了。
以上所讨论的理论产生了如下预测：
（1）当一个国家获得了相当高水平的生存安全，其人口中的大部分在视生存为理所当然的环境下长大成人时，这个国家就会出现连贯的和大体可预测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产生从由匮乏所塑造的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自我表现价值观的代际变迁。
（2）当较年轻的群体取代成年人口中较年长的群体时，国家的主导价值观会发生变化，但中间有较长时间的滞差。最年轻的群体在刚成年时，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只是成年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还需要再过几十年，他们才能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
（3）除了受到人口更替的影响之外，代际价值观变迁也受到诸如经济繁荣或经济衰退这类短期阶段效应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阶段效应经常会互相抵消，而人口更替效应则往往是累积性的。
（4）代际价值观变迁最终会达到一个临界值，此时新规范变成社会主导规范。在这个点上，从众的压力会反而会促使人们支持他们之前所反对的理念，由此带来的文化变迁比仅由人口更替产生的变迁要快得多。
（5）文化变迁具有路径依赖属性。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并非仅受到其生存安全水平的影响，它还受其整个历史遗产的影响。
接下来的章节会检验上述预测。
[1] Theodor W. Adorno, Else Frenkel-Brunswik, Daniel J. Levinson and R. Nevitt Sanfor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 New York: Harper & Row,1950.
[2] R. E. Christie and M. E Jahoda,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4.
[3] Karen Stenner, 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Ronald Inglehart and Wayne E. Baker, “Moder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0, 65(1), pp. 19-51; Ronald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 Rising Tide: Gender Equality in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ristian Welzel, Freedom Rising: Human Empowerment and the Quest for Emancipation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5]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2, 65(4), pp. 991-1017;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Ronald Inglehart, Cultural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aul Abramson and Ronald F. Inglehart, Value Change in Global Perspective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 Ronald Inglehart and Wayne E. Baker, “Moder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0, 65(1), pp. 19-51; Ronald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 Rising Tide: Gender Equality in Global Perspective ; Pippa Norris and Ronald F. Inglehart,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 Christian Welzel, Freedom Rising: Human Empowerment and the Quest for Emancipation .
[6] Michele J. Gelfand, et al., “Differences between Tight and Loose Cultures: A 33-Nation Study”, Science 2011, 332(6033), pp. 1100-1104.
[7] Randy Thornhill, Corey L. Fincher and Devaraj Aran, “Parasite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Values across Contemporary Countries”, Biological Reviews 2009,84(1), pp. 113–131; Randy Thornhill, Corey L. Fincher, Damian R. Murray and Mark Schaller, “Zoonotic and Non-zoonotic Diseases in Relation to Human Personality and Societal Value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2010(8), pp.151-155; Corey L. Fincher and Randy Thornhill, “Assortative Sociality, Limited Dispersal, Infectious Diseas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Global Pattern of Religious Diversit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2008, 275(1651), pp. 2587-2594; Corey L. Fincher, Randy Thornhill, Damian R. Murray and Mark Schaller, “Pathogen Prevalence Predicts Human Cross-cultural Variability in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008, 275 (1640), pp. 1279-1285.
[8] Nigel Barber, “A cross-national test of the uncertainty hypothesis of religious belief”, Cross-Cultural Research 2011, 45(3), pp. 318-333.
[9] Ian Morris, 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 How Human Values Evolve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0] Theodore W. Adorno, Else Frenkel-Brunswik, Daniel J. Levinson, and R. Nevitte Sanfor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0; Milton Rokeach, The Open and Closed Mind ,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0.
[11] Inglehart and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
[12]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1, 65(4), pp. 991-1017.——译者注
[13]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1, 65(4), pp. 991-1017.
[14]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
[15] Milton Rokeach, Beliefs, Attitudes and Valu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Inc, 1968;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
[16] Ferdinand Böltken and Wolfgang Jagodzinski, “In an Environment of Insecurity: Postmaterialism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1970-1980”,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85, 17 (January), pp.453-484.
[17] 参见Inglehart and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 pp. 219-221。
[18]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Judge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974, 185(4157), pp. 1124-1131; Carey K. Morewedge, and Daniel Kahneman, “Associative Processes in Intuitive Judgment”,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 2010(14), pp. 435-440;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2011.
[19] Alan G. Sanfey, James K. Rilling, Jessica A. Aronson, Leigh E. Nystrom, and Jonathan. D. Cohen, “The Neural Basi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 Science 2003, 300(5626), pp. 1755-1758; Benedetto De Martino, Dharshan Kumaran, Ben Seymour, and Raymond J. Dolan, “Frames, Biases, and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 the Human Brain”, Science 2006, 313(5787), pp. 684-687; Chun Siong Soon, Marcel Brass, Hans-Jochen Heinze, and John-Dylan Haynes, “Unconscious Determinants of Free Decisions in the Human Brain” , Nature Neuroscience 2008,11(5), pp. 543-545.
[20] Joshua Greene, and Jonathan Haidt, “How (and Where) Does Moral Judgment Work?”,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2, 6(12), pp. 517-523; Jonathan Haidt, and Fredrik Bjorklund, “Social Intuitionists Answer Six Questions about Morality”, Moral Psychology 2008, 2, pp.181-217.
[21] Matthew Ridley, The Origins of Virtue: Human Instin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 London: Penguin Press Science, 1996.
[22] Jenna Bednar, Aaron Bramson, Andea Jones-Rooy and Scott Page, “Emergent Cultural Signatures and Persistent Diversit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2010, 22(4), pp. 407-444.
[23]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1; Ronald Inglehart, Cultural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
[24]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1; Ronald Inglehart, Cultural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
[25]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The Rise of the South: Human Progress in a Diverse World ,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3.
[26] Richard Estes, “The World Social Situation: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t the Outset of a New Centur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0(98), pp. 363–402; Matt Ridley, The Rational Optimist: How Prosperity Evolves ,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11; Barry B. Hughes and Evan E. Hillebrand, Exploring and Shaping International Futures ,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ing, 2012.
[27] Joshua S. Goldstein, Winning the War on War: The Decline of Armed Conflict Worldwide , New York: Plume, 2011; 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 New York: Viking Press, 2011.
[28] Ronald Inglehart, “Changing Valu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1970-2006: Postmaterialist Values and the Shift from Survival values to Self-expression value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08, 31(1-2), pp. 130-146.
[29] Pippa Norris and Ronald Inglehart, Cosmopolitan Communic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