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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纳入了与保罗·艾布拉姆森（Paul Abramson），韦恩·贝克（Wayne Baker），罗贝托·福阿（Roberto Foa），罗纳德·查尔斯·英格尔哈特（Ronald Charles Inglehart），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爱德华·波纳林（Eduard Ponarin），雅克·拉比耶（Jacques Rabier）和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的合作成果的内容。我深深地感激这些朋友、同事，以及我的儿子，在此向他们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他们实际上是这本书的共同作者。
我还要感谢那些在1981年到2014年间在100多个国家进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和欧洲价值观调查（European Values Study）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成就了这本书。感谢下列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调查的主要调查员们：Anthony M. Abela, Suzanne Adams, Q. K. Ahmad, Salvatore Abbruzzese, Abdel-Hamid Abdel-Latif, Marchella Abrasheva, Mohammen Addahri, Alisher Aldashev, Darwish Abdulrahman Al-Emadi, Fathi Ali, Abdulrazaq Ali, Rasa Alishauskene, Helmut Anheier, Jose Arocena, Wil A. Art, Soo Young Auh, Taghi Azadarmaki, Ljiljana Bacevic, Olga Balakireva, Josip Baloban, David Barker, Miguel Basanez, Elena Bashkirova, Abdallah Bedaida, Jorge Benitez, Jaak Billiet, Alan Black, Eduard Bomhoff, Ammar Boukhedir, Rahma Bourquia, Fares al Braizat, Lori Bramwell-Jones, Michael Breen, Ziva Broder, Thawilwadee Bureekul, Karin Bush, Harold Caballeros, Manuel Villaverde, Richard Bachia-Caruana, Claudio Calvaruso, Pavel Campeaunu, Augustin Canzani, Giuseppe Capraro, Marita Carballo, Andres Casas, Henrique Carlos de O. de Castro, Pi-Chao Chen, Pradeep Chhibber, Mark F. Chingono, Hei-yuan Chiu, Vincent Chua, Margit Cleveland, Mircea Comsa, Munqith Dagher, Andrew P. Davidson, Herman De Dijn, Ruud de Moor, Pierre Delooz, Peter J. D. Derenth, Abdel Nasser Djabi, Karel Dobbelaere, Hermann Duelmer, Javier Elzo, Yilmaz Esmer, Paul Estgen, Tony Fahey, Nadjematul Faizah, Tair Faradov, Roberto Stefan Foa, Michael Fogarty, Georgy Fotev, Juis de Franca, Aikaterini Gari, Ilir Gedeshi, James Georgas, C. Geppaart, Bilai Gilani, Mark Gill, Stjepan Gredlj, Renzo Gubert, Linda Luz Guerrero, Peter Gundelach, David Sulmont Haak, Christian Haerpfer, Abdelwahab Ben Hafaiedh, Jacques Hagenaars, Loek Halman, Mustafa Hamarneh, Tracy Hammond, Sang-Jin Han, Elemer Hankiss, Olafur Haraldsson, Stephen Harding, Mari Harris, Pierre Hausman, Bernadette C. Hayes, Gordon Heald, Camilo Herrera, Felix Heunks, Virginia Hodgkinson, Nadra Muhammed Hosen, Joan Rafel Mico Ibanez, Kenji Iijima, Fr. Joe Inganuez, Ljubov Ishimova, Wolfgang Jagodzinski, Meril James, Aleksandra Jasinska-Kania, Fridrik Jonsson, Dominique Joye, Stanislovas Juknevicius, Salue Kalikova, Tatiana Karabchuk, Kieran Kennedy, Jan Kerkhofs S. J., J. F. Kielty, Johann Kinghorn, Hans-Dieter Kilngemann, Renate Kocher, Joanna Konieczna, Hennie Kotze, Hanspeter Kriesi, Miori Kurimura, Zuzana Kusá, Marta Lagos, Bernard Lategan, Michel Legrand, Carlos Lemoine, Noah Lewin-Epstein, Juan Linz, Ola Listhaug, Jin-yun Liu, Leila Lotti, Ruud Lijkx, Susanne Lundasen, Brina Malnar, Heghine Manasyan, Robert Manchin, Mahar Mangahas, Mario Marinov, Mira Marody, Carlos Matheus, Robert Mattes, Ian McAllister, Rafael Mendizabal, Jon Miller, Felipe Miranda, Mansoor Moaddel, Mustapha Mohammed, Jose Molina, Alejandro Moreno, Gaspar K. Munishi, Naasson Munyandamutsa, Kostas Mylonas, Neil Nevitte, Chun Hung Ng, Simplice Ngampou, Juan Diez Nicolas, Jaime Medrano Nicolas,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Pippa Norris, Elone Nwabuzor, Stephen Olafsson, Francisco Andres Orizo, Magued Osman, Merab Pachulia, Christina Paez, Alua Pankhurst, Dragomir Pantic, Juhani Pehkonen, Paul Perry, E. Petersen, Antoanela Petkovska, Doru Petruti, Thorleif Pettersson, Pham Minh Hac, Pham Thanh Nghi, Timothy Phillips, Gevork Pogosian, Eduard Ponarin, Lucien Pop, Bi Puranen, Ladislav Rabusic, Andrei Raichev, Alice Ramos, Anu Realo, Jan Rehak, Helene Riffault, Ole Riis, Angel Rivera-Ortiz, Nils Rohme, Catalina Romero, Gergely Rosta, David Rotman, Victor Roudometof, Giancario Rovati, Samir Abu Ruman, Andrus Saar, Rajab Sattarov, Rahmat Seigh, Tan Ern Ser, Sandeep Shastri, Shen Mingming, Musa Shteivi, Renata Siemienska, Maria Silvestre Cabrera, Richard Sinnott, Alan Smith, Jean Stoetzel, Kancho Stoichev, Marin Stoychev, John Sudarsky, Edward Sullivan, Marc Swyngedouw, Tang Ching-Ping, Farooq Tanwir, Jean-Francois Tchernia, Kareem Tejumola, Noel Timms, Larissa Titarenko, Miklos Tomka, Alfredo Torres, Niko Tos, Istvan Gyorgy Toth, Joseph Troisi, Tu Su-hao, Claudiu Tufis, Jorge Vala, Andrei Vardomatskii, David Voas, Bogdan Voicu, Malina Voicu, Liliane Voye, Richard M. Walker, Alan Webster, Friedrich Welsch, Christian Welzel, Meidam Wester, Chris Whelan, Robert Worcester, Seiko Yamazaki, Birol Yesilada, Ephraim Yuchtman-Yaar, Josefina Zaiter, Catalin Zamfir, Brigita Zepa, Ignacio Zuasnabar and Paul Zulehner。他们创建和分享了如此丰富和复杂的数据集。
本书使用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由1981年到2014年间在105个国家进行的358次调查组成，这些调查覆盖了全球超过90%的人口。本书也使用了由雅克—勒内·拉比耶（Jacques-Rene Rabier）在1970年发起的欧洲晴雨表调查（Euro-Barometer Surveys）的数据。欧洲晴雨表调查是欧洲价值观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其他许多跨国调查的样本，也是价值观调查中使用的关键项目的来源。扬·克尔克霍夫斯（Jan Kerkhofs）和吕德·德·穆尔（Ruud de Moor）组织了欧洲价值观调查，并邀请我在世界其他地方组织相似的调查，这促成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创立。杰米·迪亚兹·梅德兰诺（Jaime Diez Medrano）归档了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调查的数据集，并使它们可供几十万用户使用，这些用户可从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调查的网页上分析和下载数据。
我十分感谢琼·米勒（Jon Miller），威廉·齐默尔曼（William Zimmerman），亚瑟·卢皮亚（Arthur Lupia），肯尼斯·科尔曼（Kenneth Kollman），以及其他密歇根大学的同事，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也十分感谢安娜·科特（Anna Cotter）和杨玉琼（音译，Yujeong Yang）卓越的研究协助，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U. 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瑞典和荷兰外交部，它们支持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组在数个国家的多轮田野调查。我还要感谢俄罗斯教育和科学部（Russ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提供的拨款，使我们得以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高等经济学院（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in Moscow and St. Petersburg）建立比较社会研究实验室，并使得2011年在俄罗斯及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进行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成为可能。这项研究是由俄罗斯学术卓越项目“5-100计划”资助的。我有幸担任密歇根大学的艾美与埃兰·洛温斯坦民主与人权讲座（Amy and Alan Loewenstein Professorship i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教职，这对这项研究工作极有助益。
生存安全的水平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自人类出现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生存一直是没有保障的。这主导了人们的生活策略。人口的增长受到食物供给量的限制，大部分人仅仅生活在饥饿水平线以上。当生存不安全时，人们往往团结在强势领导人身后，组成反对外部群体的统一战线。这种生存策略可以称为“威权主义反弹”（Authoritarian Reflex）。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几十年里，经济发达国家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大部分都认为生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反映在三个方面：（1）西欧、北美、日本和澳大利亚在二战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2）福利国家保障体系的出现保证了几乎没有人因饥饿而死亡；（3）大国之间没有战争。自二战以来，人类世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
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的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带来了普遍的代际文化变迁，重塑了民众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促成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它是从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向自我表现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更广泛的转变的一部分。这种广泛的文化变迁，从优先考虑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和强调个体服从群体规范，转向越来越强调个体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自我表现价值观强调性别平等，宽容同性恋者、外国人及其他外部团体，重视言论自由以及参与经济和政治生活决策的权利。这种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从更强有力的环境保护政策和反战运动，到政府、商业和学术生活中更高层次的性别平等，以及民主的传播。
很久以前，实质性的跨文化差异就已经存在了，这些差异根源于在对抗疾病和饥饿方面条件大不相同的地理环境。从不同角度出发的众多研究者，将这些文化差异描述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生存价值观与自我表现价值观、自主性与嵌入性的差异，但是它们都体现了跨文化差异的一个共同维度，即反映了不同层次的生存安全水平，也就是生存安全或不安全的程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间，不断提升的生存安全使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更加强调个人主义、自主性和自我表现价值观。
自我表现价值观排名高的国家比强调生存价值观的国家更有可能通过支持同性恋的立法。这些国家在联合国性别赋权测度（UN 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中也往往排名靠前，这一测度反映了女性在政治、经济和学术生活中担任高级职务的程度。调查数据显示，尽管这些社会变迁只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但50年来社会基本规范一直在转变。文化变迁发生在体制变迁之前，而且看起来文化变迁促进了这些社会变迁。
高水平的生存安全也有利于世俗化，世俗化又系统地侵蚀了宗教习俗、价值观和信仰。过去50年来，世俗化已经在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的民众中传播开来。但是，因为世俗化对人类的生育率有很大的负面冲击，所以世界范围内持有传统宗教观念的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事实上，目前所有世俗化最彻底的国家的生育率都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而在许多具有传统宗教倾向的国家，生育率是人口替代水平的两倍或三倍。
民众对性别平等和同性恋的态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朝更宽容地对待同性恋和更有力地支持性别平等的方向缓慢转变，它发生在当成年人口中较年轻的群体取代较年长的群体时。最终，当这些新规范被视为高收入国家的主流观念时，这一转变会达到临界点。此时，转变进入第二个阶段。从众的压力（conformist pressures）反而会促使人们开始支持以前他们反对的理念，这种情况带来的文化变迁比单纯依靠人口更替所带来的变迁更迅速。到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都支持同性婚姻，即使是那些较年长的法官也想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发达国家里文化规范的女性化（feminization），也有助于暴力犯罪率和为国而战意愿的下降。此外，自我表现价值观水平较高的国家比自我表现价值观水平较低的国家更有可能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但是，是自我表现价值观带来了民主，还是民主引起了自我表现价值观的出现呢？因果箭头看起来主要是从自我表现价值观指向民主。自我表现价值观的出现，并不需要民主制度的确立。在1990年前后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出现之前的几年，自我表现价值观已经通过代际价值观更替而产生了。不仅在西方民主国家如此，在许多威权国家也是如此。因此，一旦苏联军事干预的威胁消退，自我表现价值观水平高的国家就迅速走向了民主。
文化变迁反映出人类以幸福感的最大化为目的的策略变化。在缺乏甚至完全没有经济发展或社会流动性的农业社会，宗教通过降低人们对今生的欲求并承诺人们会在死后得到回报来使人感到幸福。现代化带来了经济发展、民主化和社会宽容的日益增长，这些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因为它们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生活选择。因此，尽管 在 大多数国家 内部 ，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仰宗教的人更幸福，但生活在现代化、世俗化的国家中的民众比生活在现代化程度较低、高度宗教化的国家中的民众更幸福。因此，尽管在前现代化的条件下，宗教能让人感到幸福，但一旦出现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现代化策略似乎比传统策略更能有效地使人们的幸福感最大化。
但是，人类的幸福感 能 被最大化吗？不久以前，人们还普遍认为幸福感会围绕着一个固定节点上下波动（这个点可能由基因因素所决定），因此，个人和国家都不能持续增加其幸福感。本书将证明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从1981年到2011年，大规模的时间序列数据表明，在62个国家及地区中，52个国家的幸福感增长了，仅有10个国家及地区下降了；在同一时期，40个国家及地区的生活满意度上升了，仅有19个国家下降了（3个国家没有变化）。在绝大多数国家及地区，两个使用最广泛的幸福感指标都上升了。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国家允许自由选择的程度对幸福感有重大影响。在1981年后的30年中，经济发展，民主化和社会宽容度的日益上升，增加了大多数国家民众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自由选择，带来了更高水平的幸福感。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的转变似乎有利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上升。
近几十年来，全球化已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转移到发达国家以外的其他地区，这带来了东亚、东南亚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世界上一半的人口正在摆脱生存线上的贫困。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带来类似于高收入国家已经发生的文化和政治变迁。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和服务外包引发了高收入国家的工人与低收入国家的工人之间的竞争，它们使就业岗位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世界其他地区，这削弱了富裕国家里工人的议价能力。自动化进一步减少了产业工人人数，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人群中产业工人已经成为少数群体。
最初，产业工人工作岗位数量的减少被服务部门大量高薪的工作岗位的增加所抵消。但是，像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目前正在进入人工智能社会（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ciety）阶段。人工智能可能会消除贫困、改善人们的健康水平以及延长人们的预期寿命，但是，如果完全交由市场力量主导，它往往会带来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几乎全部的收益都会归于社会顶尖的精英阶层。在高收入国家，收入和财富的不均衡水平自1970年以来一直在急剧上升。在1965年，美国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普通员工的20倍。到2012年，他们的薪酬是普通员工的354倍。除非有适当的政府政策加以调控，否则，这种“赢者通吃”的趋势可能会破坏二战之后形成的长期的经济增长、民主和文化开放。
人工智能使计算机程序不仅可以取代产业工人，也可以取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如律师、医生、教授、科学家，甚至计算机程序员。在诸如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产业工人的实际收入自197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自1991年以来，具有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学历的群体的实际收入也在下降。
正如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指出的那样，人工智能社会的经济冲突的中心不是在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而是在社会的1%与99%之间。 [1] 对工人阶级而言，稳定、高收入的工作正在消失。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而言也是如此。
高水平的生存安全往往带来更为宽容、开放的前景。相反，生存安全水平的下降往往会引发威权主义反弹，这会为强有力的领导人和内部高度团结、严格遵守团体规范、排斥外部群体的价值观提供支持。目前，这一威权主义的反弹正在许多国家引发了愈演愈烈的排外型民粹主义威权运动（xenophobic populist authoritarian movements），从法国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登场到英国公投退出欧盟，以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总统。但是，与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现的排外型威权主义不同，目前的排外型威权主义不是由客观性的匮乏所导致。如今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民众的不安全感是由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水平所导致的，而这说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通过适当的政治重组，那些致力于重建高水平的生存安全的政府才会被选举出来，而正是高水平的生存安全推动了二战之后越来越自信和宽容的社会的出现。
本书提出了现代化理论的新版本：演化的现代化理论（Evolutionary Modernization theory）。这一理论包含了一系列假设，我们使用独特的数据库对这些假设进行了检验。从1981年到2014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组和欧洲价值观调查组紧密合作，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了数百次调查，覆盖了90%以上的全球人口。
原始数据、调查问卷及实地调研信息可以从世界价值观调查网站（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下载。
一些跨国调查项目仅在那些建立有长期调研机构的国家运作，这样做是为了取得高质量的调查数据，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调查局限于高收入国家。从一开始，世界价值观调查就致力于涵盖所有类型的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这种追求产生了两种相反的效应：（1）测量误差会增加。这主要是由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涵盖了调研机构不完善的低收入国家，它削弱了态度变量与预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2）分析结果的说服力会增强，因为涵盖了所有类型的国家的调查往往会强化相关分析。哪种效应会更强呢？结果是明确的。如果来自低收入国家的数据质量的下降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超过了将其纳入世界价值观调查所产生的有利影响，那么把这些国家纳入世界价值观调查就会削弱它对相关社会现象的预测能力。实证分析显示，分析所有类型国家的数据所获得的预测能力，比仅仅分析那些高收入国家的数据所获得的预测能力要强得多。 [2] 总而言之，涵盖了不同类型国家所获得益处，要远大于数据质量下降所造成的损失。
虽然我愉快地花了很多时间钻研详细的统计表，但很显然，并非每个人都对此感兴趣。除非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否则大多数读者在遇到一系列回归方程时都会无视它们。我认为，如果以非技术的方式展示，那么本书提出的想法将会吸引广泛的读者。因此，本书不列出回归方程，也不展示复杂的统计表，但它所报告的成果的确来自大量定量分析。书中呈现了许多图表，这些图表建立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它们以简单、生动的模式展示了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性别平等水平也会越来越高。
本书旨在帮助读者理解人们的价值观和目标正在发生何种变化，这些变化又在以何种方式改变着世界。我希望，本书的写作方式能够使你体验到阅读的乐趣。
[1] Joseph E. Stiglitz, “Of the 1 percent, by the 1 percent, for the 1 percent”, Vanity Fair , May 2011.
[2]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Changing Mass Priorities: The Link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c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0, 8(2), pp. 551-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