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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一入站，我就随着其他返家的人匆匆拎了行李准备下车。虽然我只不过是一个旅人，突然想下车也许只是因为过早地厌倦了这样的旅行方式。旅途的疲惫也隐约地为我说明了小镇的由来，而我想，说不定他俩也会在这小镇歇脚罢。
当火车远去，下车的旅客一一归去，我才觉得黄昏竟是如此沉重。金色的残照镀上古旧的牌楼，英殖民晚期的建筑样式，顶端是拱状的前缘，浮刻着一逝去的年代：一九五四、一九四七、一九三八、一九二○、一九一一……两只石狮子须发偾张，肌理鳞然，鼓睁的双目里一把熄灭的火。几只黑鸦蓦然从视野未及的角落飞出，刷过铁道。我缓步踏进古老寂寥的街巷。
这时每一家敞开的店面因还没开灯而显得异常昏暗：牙医诊所、杂货铺子、印度餐厅、茶餐室、中药铺、洋服店、神料店……卖小报的印度人嚼着一口槟榔红，像端详异乡人那样漠然地瞅着我。黑色的脸在凝神的一刹那，好似凝成了一幅千年的画面。金色的阳光给予他和他的背景一抹专属于遥远过去的残颓色泽。在那一瞬间，他突然卷起一卷报纸给我——我略略止步，来不及考虑掏钱。约莫是当日的《新生活报》，大标题依稀是某地发现一只长得像麟的四脚蛇。
我胡乱地走进一家陈旧的旅舍，老板娘浓脂抹粉，只问了句：“一个人？”便放我进去。阴暗的楼梯，淫秽的气味。房间里陈设简单，一张双人床一张梳妆台，床单是褪色的红色花布；墙壁上斑斑污渍，那股浓浊的前人休息或体液气味的积淀愈发令人难堪了。我便把窗子打开。
日暮里，金色的铁轨和它深郁的暗影，便是窗外的主景。有些归家的车辆率自亮起了灯，几只乌鸦在树影里间歇叫了几声。我拉了张椅子，临窗坐下，叼了根烟。在视野里那乍红乍绿的交通灯是最刺眼也最文明的存在，两个癯瘦的马来警察配着短枪悠哉地漫步在骑楼的走廊上，皮鞋使劲的敲击声未经修饰地施展着它们的节奏。除了几套换洗衣服和卫生用品之外我什么也没带，即使是我最最心爱的书籍。我留恋地看着日落，轮廓被它自己的光融蚀的太阳，带着一个发亮的中心飞快地隐没在山的那一边，大块大块的层云把剩余的光也挤落山头。这时，所有的街灯便次第地亮起来。
我发了一阵子愣，烟抽完了，淡淡的雾也漫上了我的眼镜片。妹子呀，你和你的他今夜是否也会在这个日落的小镇落脚？
一直到有人敲门，我才下定决心出去吃晚饭。女房东鬼祟地问我，房里的灯怎么没开，是不是坏了？我心里的声音答她说，灯没坏，是日头熄了。
为了暂时的离去我必须记下旅店的名字：南天旅舍。
小镇的结构简单，一间油漆剥落的邮局、电讯局、警察局，老槟榔树下一间华文小学。河边一家没落的戏院，正上演最近颇受欢迎的黄飞鸿。我到华人巴刹
去，囫囵吃了一盘海南鸡饭。沿着河边走去，三三两两的华人老头子聚坐在河堤上，说着熟悉的家乡话。几对各族的情侣牵手散步，老树下停了十余辆三轮车。河床上长着一丛丛芒草，河水融融地晃漾着几盏灯火。小镇似乎不曾辉煌过。
我走遍了镇上的三家杂货店，一家西药局，问他们是否在日落以前见过一对年龄和我差不多的陌生青年男女。可是他们的答案不论是是或否，还是不置可否，都不是十分可信。我渐渐地理解到，他们不全然把我当陌生人看待，因为这样的小镇通常大部分年轻人都离开了，到大城市谋生去。每一个候鸟般归来的青年脸上，都残余着几许异乡的陌生色彩。接着走访了七家服装店，我知道她没带多少衣服，然而我不再向人打听。顺路到一家文具店去，买了刚出版的三种香港漫画，走进A&W喝了一杯可乐，再到小镇唯一的一家百货公司，到她平常爱吃的食物的摊子、女装部各处看看，结果也只是买了几样自己爱吃的零食。我不禁觉得这样的寻找方式十分可笑，这时到了电影院门口，戏正上演，他们会不会就在里头呢？
我就那样隔着一条街望着电影院门口。此时戏院门口冷清清，三个电影看板颜色鲜艳醒目，左右的看板上都挂着个“不日”的牌子。只有中间那个挂着“今天上映”的，李连杰的脸庞给画得肿大走样，好似惨遭过一顿狠打。我又点了一根烟。一股没来由的冲动让我下定决心等电影散场，好似他们就在里头似的——
左边转角一家“多多博彩”灯火耀明，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排了一串，在那里消费命运。
其实我没理由耽搁，说不定他们早已走到下一个城镇，甚至走得比我想象的更远，现在犹相拥在一辆开往异国的火车上（那也好）。她虽然衣服带得不多，却把存折和所有的证件都带走了。她只给我留下一纸便条：
哥，我走了。你们不必来找我，我不会再回来。照顾爸妈。
妹留
她只留那样简单的便条给我……那时距我抵家门也不过是半个小时。她连半个小时都不能等吗？我已多年没见她了，她就不能让我和她见了面再走吗？
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她是因为我要回来才先一步离去吗？
母亲焦急地说她还没出过远门又那么年轻万一给人骗去卖了怎么办。伊说又不是不给她谈恋爱至少也要等高中毕业了啊。父亲没说话，只是哀哀地叹息。我经历了长途的旅程之后初抵家门，一时还搞不清楚状况，愕在大门口。这些年来我不在家，她是怎么过的？和她信中描述的一样吗？屋里难以想象的昏暗，此外一切都没改变。
刚开始谁也不知道她走了。是那张字条，在她房里木桌上。她对父母说，哥哥今天回来，她到市场去多买一些菜。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异样，甚至还带着浅浅的笑。是因为即将离去，即将的冒险，让她难以抑制地兴奋着吗？然而她给我的信，都没有露出任何的征兆，她什么也没说。
她的房间摆设简单，木造的房子，白日里也觉得黑暗。白色的蚊帐因年深日远，经年的洗涤而近乎透明了。墙上挂着一盏陈旧的油灯，桌上还摆着一幅框好的她的照片。那照片我没见过，她蓄着长发，笑得很灿烂。是留给我的吗？
她抽去了我此趟回家的理由。是我宣布了她的离去。我带了那张照片，我发觉照片背后写着：植有木瓜的小镇。我说，我去找她。
“刚回来又要走？”
“找到她才能安心——我会回来的。”
他们补充了一个外乡人的故事，那人经常来找妹子，一道去看电影或干什么的……随后证实了，那外乡人几乎在同一天向工头辞职。
在街上，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叫住了母亲，说妹子把脚踏车寄放在他那里，托他转交。有人看到她在巴士车站等车，又有人说亲眼看到她和一个人上了火车。
从我们那小镇往外，恰好有四条路通向四个不同的方向，然而铁路只有一条，却同时拥有两个方向。我只能从她往昔的讯息，猜测她消失的方向。也许她会跟随那个外乡人回到他的故乡去，一个植有木瓜的小镇。
在漫长的等待中，那场电影像是一出永远也不会散场的戏。天悄然笼上一层朦胧的灰，气温突然下降，闷闷地响了几个远雷，没有轮廓的云快速流动。天陡然坼裂，在一声近郊的暴响之后——余声如密鼓一串远去。我知道，雨即将来临。
先是几颗很大的雨滴打在头上、臂上，触肤生疼，街上的行人飞快地闪入檐下，我买了一把黑雨伞。没等戏散，就往旅舍的方向走去。沉沉的吼声从山的方向凌越千流万树赶来，一瞬间伞面重重向下一坠，所有的雨脚都整齐地落到路面，小镇淹没在千丝万缕的雨声中。雨声中夹着狂风暴雷，身体没两下子就给泼湿了大半。
多年以前，我和妹子每天都要走几英里的路上小学，在黄昏回家途中最怕遇上这种天气。日头一被遮蔽，胶林就过早地入夜了，乌云和滂沱的雨把胶林漫漶成潮湿的赤道雨林，前方一片迷茫，流水沿着山径奔泻，我们走在流水里，穿着胶鞋，披着雨衣。寒冷和恐惧让我们苍白着双唇，都不敢说话，默默地听那一阵雷一阵风雨。每片树叶着了雨滴都不歇地响着，树上的枯枝给风绞落，狂风中橡胶树交相摔打着，响雷劈倒了一棵树。妹子紧跟着我的脚步，我们都觉得书包好像愈来愈重了。那时候，听到狗吠就知道快回到家了。
我知道他们也许不会在这里歇脚，而这里却是她离去的必经之地。是这场雨让我几乎确定了，甚至她路过时匆促的目光曾短暂落在哪一栋方形的建筑。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她在这里的感觉；雨中坠落的黄槐和火焰木被雨水从满是疙瘩的柏油路往铁路围篱旁的小水沟拖曳，伴随着枯叶潴聚在一根枯枝的拦阻中，花片在那儿打转、浮沉、盘旋。妹子她必然不会忘却在花树上留下她目光的隐形刻迹，她甚至已经预约了这场雨，雨水湿了我的鞋和裤管，她一定知道我会随后而来，因为落雨原是这一个小镇的属性。
邮局前方空地上栽了两棵木瓜，已经长得老高了，贫瘠的土地让它们累累的结实却颗颗都像是衰败的乳房。
又一班火车鸣笛入站，不到半分钟，又凄凄戚戚地走了。夜里的旧街只有一盏失色的街灯，几个印度人躺卧在走廊上，铁卷门都已经拉上了。南天旅舍只开了个小门，仍旧是那个妖艳多彩的徐娘。她示意我把雨伞放在楼下，挨近了问我：“要不要找个姑娘？”我摇摇头。
一夜的雨声忽急忽缓，在心情上不知道是归来还是离去，是该算归来还是该算离去。我迷迷糊糊地寐了一阵，隔音很差的墙壁不时为我传来隔墙的异声，仿佛在梦里听到少女的啜泣和呻吟，顿时令我想起这些年来时时发生的“乡村少女被姑爷仔拐骗失身，推入火坑”之类的社会新闻，他们活动的场域便是在旅舍。骗少女来贩卖在这个万般皆下品的年头，是继走私毒品枪械勒索打抢银行之外，发达最快而又风险最小的行业。它维持着固定的成长率，反映了国家经济稳健的成长。他们的诱饵是爱情和物质；她们的结局是在暗巷里哭泣。而我却几乎确定带走我妹妹的男人不会是那种社会新闻里的男主角，妹子她也不是。
夜深以后蛙鸣交响在周遭四野，雨势逐渐减弱。
雨声是回忆和怀旧的原初形式。然而对于身在胶工家庭的我，期盼落雨竟也不由自主地被罪恶感笼罩，夜雨是父母最深的忧虑。
一个陌生的小镇。火车旁就栽了五棵大小不一的木瓜，就在墙边，在水泥地的驱迫下紧紧挨着墙，身子枯瘦的疙瘩，枯枝萎垂开列如伞骨。叶子瘦弱如掌，各自结了实，不过拳头大。其中一颗熟了，竟没人摘，野鸟啄余一深洞，裸着红肉。
另一个小镇。
黄昏时燕群栖止在电线上。电线杆与电线杆之间，密密麻麻的燕子。燕屎给路旁的车顶着上一层白霜，小镇于焉喧嚣如华人新年。
终于上了返乡的火车。等了三个多小时，时间在这个国家之内似乎凝滞了，火车还是那么旧，也还是那么不慌不忙。每一个小站都停，而且停蛮久的，我看着那些马来印度青年在从容地上货和下货，原来这也是一辆货车。大型包裹，机车。火车厢内有一股陈年的怪味，每一扇车窗都开着，走道顶端架着骨董风扇，发出的声音只比火车稍微小些。窗外的景致多年不见却仍熟悉，一间间高脚屋、违建木屋、椰树和水井、河、桥，甚至露出白牙向火车拍手欢呼的印度小孩，也都一如往昔，仿佛我不曾离去，他们也不曾长大。于是我的归来，便仿佛是想象的错误。我突然对这不变的一切感到恐惧，甚至车厢里的人，那喑哑的目光，也似乎指向一个永远的过去。
公路上的机车，大白天亮着大灯。我沿途搜寻，都是如此。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是交通部最新的发明，据说可以大大减少车祸，本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强制推行此种规定的国家。
一个印度老人拦着我，用马来话说，他孩子重病，家贫无以为继，已经饿了两餐，向我要五角钱，我掏给了他，闻到他满口酒味。
不知道走过多少小镇，每一个小镇都下着雨，都散发出一股奇特的忧伤。它们的镇貌大抵类似，一条或两条主街，几排老店，家家挂着华文字的招牌，有意无意地都种了一些热带水果，譬如椰子、芒果，或者木瓜。我不知道那股忧伤之感从何而来，也许和历史有关，小镇的历史都不超过一百年。忧伤，或许和妹子有关……雨水刷走了她的足迹，却刷不走我们共通的感觉。
我们都在雨声中长大，是以记忆总是潮湿多汁。
于是我想，如果雨停了，我是不是还要——或者还有耐心这样一个镇子一个镇子地走下去？是为妹子，为了木瓜，还是为了雨？
妹子是三岁时进我家门的，是一门远房的家道中落的宗亲的遗族。由于家贫而子女众多，兼之父亲遭逢意外，只好把几个年幼的孩子以寄养的名义送人，或以送人的名义寄养。一个家，就那样散了。
在那些护送妹子上学的年岁里，有时在街上碰到陌生却依稀熟识的脸孔，目光灼灼地朝妹子打量时，我都会急急忙忙掩护着妹子离去。那时节，我是多么惧怕妹子有一天突然从我身边被带走啊。
她的兄长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到我家来过，两个一块，都长得瘦而黑，大概都是卖劳力吃饭的罢，小心翼翼地连喝咖啡都生怕打破杯子似的。他们也是在大雨中来的，沿路一家一家地问进来，也没说要带妹子走，只是说来看看她。那时妹子竟瑟缩在我背后，紧紧抓着我的衣袖，但她毕竟了然于自己的身世。她的兄长们见着她时红着眼眶良久说不出话来，战战兢兢地从裤袋中掏出一个蚌状的粉红盒子，说她母亲临终前托付转交，将来给她做嫁妆的。她母亲已经在多年前一场恶病中无奈地死去了。
那时我才知道她来自一流着黑水的家乡。
去国前的清明节，征得家人的同意我陪着她回乡上坟。那是一个遥远偏僻的小镇，那儿的流水都是黑的。清明原是北国的节日，却总在我们南方热带的土地上落雨。妹子在一瞬间长大了许多，在坟前她像成年人一样上香，默默地注视着墓碑上的遗像，好似在进行无言的沟通。她像是许了嫁似的，好像是不需要再回去了。那时怎么也想不到，妹子有一天竟然不告而别……不管什么事，只要她当面恳求我，我都不曾拒绝。是以她的出走必然预设了我的尾随……
一个奇异的小镇。没有落雨。乌云在天上追逐冲涌。小镇里竟然没有一个华人。所有的住家都是高脚屋，街上没有行人，少女和小孩都躲进了屋子，公鸡母鸡也早早地藏在屋子底下。风突然止了，两座回教堂同时响起晚祷之声。全镇没有几盏街灯，只有一座红色的公共电话亭。
在经过若干小镇之后，我决心忘却它们的名字，一如它们过早地忘却了我。
唯有木瓜树，每一棵都那么孤单。在贫瘠的土地上，尤其凄怆——营养不良的枝叶黄萎着，短小，围成一支小小的玩具伞。挂着几颗永远长不大的青木瓜，在一片满是沙石的弃坡上。
入夜了，除了灯火，我什么也看不到。饥饿令我浮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焦躁。也许真正令我不耐烦的是，火车的速度和我内在的速度之间的不和谐。在我的内里，一列火车正在脱轨。我深深感觉到两种时间的差异，一旦曾经离乡，即使归来，内里滴滴答答响着的也是异时的时钟。这种想法令我身心俱疲。刚才向我要过钱的印度人又来了，显然我衣着的整齐“文明”颇为吸引他。他向我重复他那令人哀怜的家庭状况，这次我掏了五块钱给他。他感激地伸出一双黑手捧着。“请你喝酒。”我说。
鸡啼以后，雨声仍淅淅沥沥，是故鸡鸣也像是泡过水似的软绵绵无力。狗远远地吠了几声，仿佛宣布了雨季的到来。接下去的旅程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抵达，必须骑脚踏车。
历史曾经狂暴地进驻过这里。虽然它是那么地隐秘偏远，刻意躲过了主干道路，避开了英殖民地象征便利繁荣的铁道（火车的响声从未传到这里），可是就算再怎么迂曲，也不可能和外界完全隔绝，还是留下了沟通之路，注定了悲剧之必然。
从柏油路转入红石子路，开始了坎坷的历程。载树桐和黄梨等物产的大卡车把路面辗得非常曲折，处处都是一坑一坑一洼一洼的积水，加上这种路面原本就铺着石砾，人坐在车包上，难免跳个不休，双手勉强握着车把手。这里通用的交通工具除了卡车，就是摩哆
，两旁都是咖啡可可，住家盖的都是锌板屋，屋旁种着遮荫的芒果、红毛丹，或者多汁的木瓜。
由于是丘陵地，不断地上坡下坡，下坡时冲如飞，上坡时却踩了满裤裆汗。一辆卡车急速掠过，黄浆溅了一身。渐渐深入时，住家却少了，穿入马来人的保留地，气温突然下降。这是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没有一寸土地没有植物的赤道雨林。沿途招摇的是长形瓶状的猪笼草，路也由红石子路变成了黄泥路。雨后的黄泥路面像稀粥一样的液态，脚踏车轮子一下子就陷进去，给牢牢吸住。只好下车，一步一步徐徐地走，幸好我换上了雨鞋，脚下却仍是滑溜滑溜的身不由己。
多年以前雨季里我载着妹子上学去，也是这幅光景。她坐在脚踏车后座，我脱了鞋子赤着脚搀着车子，每走一步脚趾头都得死命地钉着泥地。车轮随时停止转动，而倾斜滑动。在那样的时节，每走一步就拉拔出一个大象一般的脚印，放晴以后，便晒成铁硬的疙瘩——他们想必在落雨前走过，那时风尘一定很重，却不必留下脚印。
走到几乎连时间都失去意义了，才走过一座木板桥，桥下是黑色的流水。我在桥上呆呆地站了好一阵子。
黑河涮着白色的滔花，在雨林间扭腰奔泻。便是这条流水了，我知道离黑水镇（Air Hitam）已近。
那一年，黑水河还是和今天一样黑，只是河中横陈直插着枯木死树，以致河水格外汹涌喧哗，日夜有声。这一带都是肥沃的黑炭土，来自中国的某个方言族群也许就是贪它这一点好处才不嫌偏远地在这里落户罢。他们花了整整一代的人力开伐了河边的一片莽林，在英殖民者的指引下大量栽种黄梨。为了奖励繁荣，三○年代殖民政府为他们带来了文明，牵来水电，设立小规模的警察局兼邮局、消防局和红十字会。加上华人无所不在的杂货店、咖啡店、大排档、面包店等，使得黑水村得以升级为黑水镇，不像马来甘榜
即使过了一百年也还是甘榜。
那年，几乎是在攻陷新加坡的同时，日军的一支脚踏车队在微雨黎明中悄然抵达（后来才知道是泥泞小路拖了他们一夜——据说带路的马来人曾在镇上当过警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搞不清楚为何日军一入镇就展开全面的屠杀，而不是像其他镇子那样进行敛财、强奸、选择性的杀戮。一九六九年，一位当时参与其事的士兵辻尺信在他的回忆录《南进物语》中才第一次做了披露，他说：
……根据情报，那地方（按：即黑水镇）的居民大都是反日分子，在皇军进出支那时，那里每一家都定期寄钱回去支援国民党政府。而且他们坚持抵制日货，所以到了一九四二年，那里竟然还没有一台收音机。据分析，如果他们知道星马都已沦陷，一定会接收英军的枪械，躲入丛林，成为抗日游击队。（页七八）
第一个受害者家在路口，一家之主刚吃完早饭，在五脚基
上被射杀；他的女儿、老婆、儿子随即遭殃。第一声枪响之后，二十五个士兵以良好的训练快速散入各个民家，狗吠夹杂着人嚎，当历史首度仓促登临，他们由于缺乏经验而慌张忙乱。男人操着刀把妻子和孩子都驱赶入黄梨园，嘱咐他们快速渡河，到对面的原始森林去。他们企图抵挡一阵，不料不到两秒，壮硕的身躯就倒了下来。只有打铁佬以长枪准确地命中一个鬼子的后心，在投掷之后，他同时被七挺步枪打烂。在几近完美的杀戮之后，他们搜索生还的女人，从容享用热腾腾的早餐，踩遍数百亩的黄梨园，搜刮一番之后，在雨中掖着冒烟的枪和红肿脱皮的阳具，把死尸一一抛入河中，所有残存的呻吟都给刺刀戳成寂静。
那时雨突然大了起来，且雷电交加。空前的大雨模糊了来路和去路，鬼子被迫在死者的屋里躲雨。大雨涮走了淋淋血迹，却也因浮尸和废木的阻拦而造成河水暴涨，黑色的流水很快地就与河岸齐平。哗哗的流水越过地平线，漫进家家户户，部分尸体也给带向空洞的房屋。鬼子眼见情况不对，便下令撤退。
躲藏中的生还者匆促地寻觅各自的家人，在大雨中却碍难辨认，他们哭泣着离去，后来一一都成为忠贞的抗日游击队员。
因为那场及时的大雨，援救了下游的那个华人小镇。
它的第一个标志是坟场。
“华人义山”。
古旧的牌楼似是屡经风烟有黑色的烟熏痕迹，字迹褪色苍劲是中国帝制时代某个保皇党余孽的手迹，满山遍野的坟茔，老树苍郁。
那一次杀戮之后，过了几天，另一支部队开拔到黑水镇，那时雨仍细细地洒着。水已经退了，却仍及膝深浅，掺和着尸汁的黑水渗进鬼子们的靴里去。所有的尸体都已浮肿发臭，衣服给撑得鼓胀迸裂，在涉水声中绿头苍蝇轰然炸开，黑压压地直往鬼子身上扑去。多年以后，昔日的步兵，执笔时已是某会社退休社长的鸟田虎次郎写道：
战争的残酷，就那样地给我们亲身体验着了呢。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苍蝇，像乌云那样地笼罩着镇子，嗡嗡之声不绝于耳，我想说不定会带来瘟疫的吧。黑水里浮游着密密麻麻的白蛆，空气中唯一的气味是恶臭，有几个新兵受不了当场就呕吐起来。看这情形，说不定连一个生还者都没有呢。……到了下一个镇子，略做休息，脱下靴子一看，双脚给泡出一层皱巴巴失血的皮，还插着满满的蛆呢。（《赤道の回憶》，页九十九）
入口处有两座庙，分据左右，各有一棵老榕树荫庇着。
新近在屋前的空地上栽了两排木瓜。全是我一个人弄的呢。太久没拿锄头了，手掌都起了水泡。等你回来，木瓜想必都累累地结实了吧。
如今我来到外乡人的家乡，挨家挨户地寻去，他们却说，那个人已经离家很久了，他已很久没回来。找到了他的家，他们说，他出国去了，在许久以前。他家看起来相当熟悉，木屋、水泥地、瓦片盖的屋顶。颇陈旧，浅蓝色的漆依稀剥落，大厅正中央神台上挂着一排黑白的遗照，照片中的人物年龄不等。小孩在门口目送我。家家户户都有人探出头来张望。
火车又停下来了，在一个陌生的小镇，Hakikat，站牌上以马来文写着。小站里头清一色地坐着裹着黑色头巾白Songkok
的马来妇女和男士。这一站似乎是途中最最陌生的，竟然仿佛不曾到过——而火车在这里肃穆地停了很久。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又开始产生离家的错觉，静止的车原就无所谓去来。我不知道如何向你准确地描述这种感觉。车上的人都耐心地等待。坐上了慢车，似乎就有义务停在这里让快车先通过，因为铁轨就只有这么一组。
我不自禁地想起一篇大陆小说中读到的一首草原古歌的最后两句：
黑骏马昂首飞奔哟，跑上那山梁
那熟识的绰约的身影哟，却不是她
午后下了一场大雨，我继续走下去。离开黑水镇，往下游的镇子走去。穿过一片片胶林、油棕园、可可芭、原始森林。滔滔的黑水蛇一般地蜿蜒，一忽儿在路的前方，一忽儿闪现在左边或右边的林中，流水和我有着共同的目的地。下一站是“下黑水镇”。
路泥泞难行，且不时要闪避大卡车，走得很慢。抵达村庄时已入夜，阵阵晚祷远远近近地传来。一切都非常熟悉，我快速地踩踏，循着一条积水和坑洞的路，左转、右转，拐进林中小径，在黑暗中穿行。渐渐地瞧见一盏灯火，间歇的狗吠，渐渐地近了——绿叶拦路，我伸手拨开，是木瓜树！两排木瓜树都已过人头高了，累累地结实。路的尽头大门敞开，是妹子她含笑倚门，一边唤着狗，喜滋滋地扬起了眉。
是吗？是——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号《联合文学》
第七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