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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友人留言，愤愤不平地说起对一场讨论的不满，整场讨论中依旧有人以强悍莫名的防卫口吻抨击黄锦树对马华文学的伤害。烧芭多少年过去了，却仍没能以理性的思考、反省与对话来取代情绪性的抨击。只有时间在流逝，仿佛一切没有改变。友人写道，当发觉周围尚没有辨识能力的听众也许都会一一接受这说法的刹那，心中为之寒凛——“直想夺门而出”。
一段段在脸书对话框中浮现的留言，仿佛果真还是对应了多年来黄锦树在多本著作、短评中或隐或显的感受： 故乡人手拿石头，赫赫相对。 翻阅《论尝试文》，王德威早已随着黄的写作、论述与格局的多面向发展与其在文论思考上的重要性，把多年前对黄的“坏小孩”说法加以延伸、重新定位——而远遥地与鲁迅笔下的摩罗诗人衔接。
这几年，黄锦树和时间搏斗，连连出书，小说《南洋人民共和国》等对历史的反思、质疑与嘲讽，散文集《火笑了》中骇笑一如张爱玲的心灰：如果回到当初，还会这样写吗，也许就不会这样写，应该写的是……。 应该要温柔敦厚 （《火笑了》，二六三页）。但那些质疑、嘲讽、骇笑与心灰，那些背面没有写出来、说出来的，真的没有同乡测量出压在纸页底下那厚重的、沉痛的感情的温度吗？然而谁能否认此时此刻，黄锦树不已成为马华文学系统的一部分？任何阅读、思考或准备进入马华文学的人，都必定需要和黄锦树对话。不管是站在他的那一边或对立面。从陈雪风、林建国、许文荣、庄华兴、朱崇科，到王安忆、黎紫书，皆是如此。
辗转经年，黄锦树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虚岁五十一）。在这个时候，着手将最早的两本小说集二合为一，重新排序，再次出现在新世代的读者面前，自然是适宜的。当然，作为他的长期读者，因为手边是有着两本第一版的小说，先入为主，当知悉新版小说会以《乌暗暝》书名覆盖掉第一本《梦与猪与黎明》，倒是有点舍不得。无论如何，这个新版集子里的多篇小说，因为都是旧识，甚是熟悉，重新于纸页间磨蹭，多年前阅读时的思考痕迹与心怀递换、那年代的各种回忆不断如飞絮纷飞。黄锦树小说中永远无法辨认的M、以祖父手迹不停代笔继续写大卷宗的早衰独子、失踪的郑增寿、在小说中带着未明的心事悄悄地回来的郁达夫，当然还有《鱼骸》中潜入热带沼泽水域中爱抚兄长骸骨、嗜好吃龟而落脚台湾的中文系教授。这些小说几乎表征着我大学时期以及前大学时期的马华文学阅读经验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如小说所说的， 竹竿搭就的一条桥道如史前恐龙骸骨般展开。
我初中三年级那年，黄锦树的《M的失踪》和李天葆的《秋千，落花天》并列同获乡青小说首奖。当时并不懂什么是后设或互文，但因为小说里头出现了一连串我当时认识与听过的马华作家，甚至马来作家的名字，真实的人物走入小说，并以一种类侦探式的追踪展开对大作家的思考，自有一种新奇的玩味感。还有那与一般小说写法迥异的结尾声明写法，加上小说得奖后，听到的一些质疑与抨击，也使小说充满话题性。后来在大学时期重读，才领略其中隐隐约约的马华文学微当代史的一种判断眼光。这几年因教文学而常读近现代小说，每每读到鲁迅的S城M城，偶尔还会闪过此篇小说，竟有新生发的触动。此外，《大卷宗》《死在南方》《伤逝》等好几篇小说都各有所指，都如同一把把匕首，清晰亦犀利地指出问题的症结。通过小说书写，黄锦树一直在为马华文学与近现代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细密地做一种内部的勾连。例如其中几篇明显地散发马奎斯
味道的小说，失踪、消散、梦境中故乡的潮湿感、文稿上的蚂蚁，这些熟悉的符号皆反复出现。
对当时在本科阶段的我们来说，小说的意义不仅仅是小说本身，也溢出小说之外。那些年，我和班上那位很喜欢张爱玲、准备读美国博士的同学黄美仪竞相阅读马奎斯，一样对莫言过于凸显、粗糙的魔幻写实感到诧异——我们都觉得若是模仿的话，《大卷宗》的马奎斯味道绝对比《红高粱》中的魔幻写实的穿插来得更为成功。至今，读及郁达夫，脑海里还是很容易地浮现“死在南方”这四个字，以及小说中的一些景象。
现在算来，距离黄锦树第一篇小说《非法移民》，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接触的他，不仅仅小说，更包括了他的论述以及对马华文学的建言。那是九○年代，作为马大中文系的学生，当时的自己和周围的一些学长、同学、学弟妹，即便没有太清晰的自觉，大都还自以为是处于马华文学研究的核心，且以之为己任。当年黄锦树的烧芭事件、他和陈雪风之间的辩论文章、他和林建国的电邮来往刊登在报章，我们都会剪下、细读，并且私下讨论。尤其是黄锦树在华研出版的那本错漏字百出的《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是开启我们尝试以学术口吻讨论与思考马华文学史的入门书：是华人文学还是华文文学？
什么是经典？什么是华文？
这本书，我至今还很是珍惜，认为是惨淡经营的华研的出版物中最有分量的其中一本。用一句自嘲的话来说：在本地，错漏字好像也是常态，我们自然进化出读出它的本来面貌的能力。相较于颜清煌、王赓武的客观史学式的梳理，或其他以个人经验、感叹等主观的情感判断居多的马华文学论集，我们更对黄锦树清晰的问题意识与充满力度的文字力量所震撼，更常会被压在纸背下对马华文学的殷切之情所撼动。
当然，还有林建国的《为什么马华文学》，几个大哉问构建了我们打开马华文学的思考启蒙的框架。前年在新竹和林建国见面，在清华大学湖畔，只觉得心里有一句话时时欲迸齿而出： 和好吧 。因为当年的我们心中，那样相信着，这样的电邮论学，是马华文学中罕见的学术对话。可惜太短促。若能发展成熟，或也许可以是如陈平原、钱理群与黄子平的三人谈，在某个特定的时空点出现之后，各有发展，而情谊永恒。后来在《火笑了》读到最后一篇《几个愚蠢问题》：没有对手的摩罗，到底只能寂寞荷戟。不禁有微微的感叹。
不管愿意不愿意、抵抗或接受，黄锦树的论述与他对很多文学现象的思考，已经成为马华文学及研究的基本知识。如对神州诗社、李永平、张贵兴、商晚筠等的看法，很难逾越黄锦树的基本评价。若稍微注意，就可以发现而今在马来西亚的大学中文系，马华文学课程安排与篇章选读，几乎都无法走出这位马华摩罗的法杖所挥洒出的视界。可以理解，一些本土马华文学研究者对他的不满，或应该说，那更像是一种恐惧感，因为烧芭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奏效了：无论如何，方修之后的马华文学史，真的暂时没有办法写下去。终是烧掉了。是没有办法像方修和杨松年那样地分期、归纳、顺理下来。没那么简单了。没办法再依循着固有的意识形态下去了。不能停滞不前了。这一次，若想写下去，就必须是像黄锦树这样的 真正的思想者 一样地工作。只是，烧芭事件真的是一个悲剧。因为这片土地封闭太久、情绪太大、阻碍太多，要我们承受突然辗压过来的负面判断，的确太难受、太困难。如果我是方北方，我是否真的能嬉笑轻松应对，而没有丝毫的愕然痛苦辗转难眠无言以对？作为耿直不阿、将自己 完全给予 马华文学的老先生，他用生命诚实地回答了这样的诘问。而站在人心的角度，黄锦树这些年难道就不曾感到愕然痛苦辗转反思寂寞汗涔？我们这一代人，要用怎样的姿态正视问题的症结，才能还老先生的死亡事件一个真正的答案？或我们是不是应该认真想：若是彼时，我们的文学评论体系可以更早地建构起来的话，若是学术式讨论可以更早的在本土学界形成……
今年二月底，在丹绒马林见面，是和黄锦树最靠近的一次。此前，并不熟悉黄锦树的人，到底熟悉的是他的小说、他的论述、他引发的事件，脸书上短短的问候和对话的语气。去年十月，就听说依大中文系准备邀请他到大学校园做系列演讲。很快地知道在计划中原是希望至少三场，并且在预想中有学生交流的环节。那是我压在心底没说出来没做到的想望：请他到马来西亚的大学课堂，让我们的学生有亲炙南洋摩罗诗人的机缘。正如去年三月诗人杨泽来马大担任驻系作家，临别时说的：你们需要的，不是我们，是黄锦树、李永平等这些 自己人 。原是我未遂的心愿，德发却先我实践了。吉隆坡这里，有人出版社也给我发信息：你那边，是否有安排一场？若是没有，我们这里想在月树也办一场。然而，很快地传来了黄锦树 旧病复发 的消息。
来回确认了还是会回来，已是二月初了。我陪着德发到机场接机。犹是王祯和见张爱玲。发现我们的南洋摩罗已老。 才不过四十九岁 。坐在机场高速道路往吉隆坡奔驰的车子前座，因为身上的病，他仿佛真的是一位已经完全透支的疲惫旅人在返乡。在不停的瞌睡如梦中和我们断断续续地闲话家常，提到父亲翻种的胶汁稀少的橡胶树、多子的母亲（ 生那么多来做什么 ）和长兄的恩怨等家事。早期多篇小说的片段忽现，那些胶林深处狗吠灯黄的情景清晰地立起，扑面而来。如此地清晰。“如果没有走，也是死路一条。”从某种意义来说，黄锦树在《梦与猪与黎明》与《乌暗暝》中的好几篇小说涉及他的过往、在现实中逐渐不见的胶林与果树、多子的母亲与狗吠灯黄的童年——简直就是伪装成小说的 散文 ，我们的集体的过往。“这病就是这样，讲着讲着，就会睡着。”旅人戴着棕褐色条纹斑鸭舌帽，说话语调急速、顺畅但还是属于马来西亚华语的腔调，话音刚歇，身体就前倾，竟真的睡着了。
在丹绒马林那山色树色青郁的依大校舍转折处，车子转了一个弯，又平顺地向前开去。 梦魂空系潇湘岸，烟水茫茫芦苇花 。我手上拿着列印好的明天的讲座题目：“我们的‘文学的加拉巴哥群岛’”。返乡的旅人提醒我们，马华文学，就是那加拉巴哥群岛上特异的物种。要珍惜这原初的质地。望着车窗外，只觉得长年阅读他的那些小说情节、那些坦诚无畏的散文句子、那些充满火气率真的评论字眼，一如那个很久不见、隔着时间的长河对岸那遥远的文青的自己，好像从很远很远的生命他方，突兀地回到身边。
——最后定稿于二○一七年四月四日
张惠思，现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文中提到的许德发为其先生，现为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现代语言学系中文学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