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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COVID-19）疫情于2020年初席卷纽约。随着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的攀升，纽约成为当时全球疫情最严重的灾区。大量店铺关门，市民居家办公，地铁和地面交通异常寂静，只有救护车的声音在这座城市的焦虑和恐惧中回响。
纽约市政府于疫情肆虐初期推出了众多政策，其中有一条显得有些不太符合常理：在学校停课、餐厅关门的春季，市政府紧急下令封锁了全城总计300条马路，专门供市民进行室外活动。被封锁的道路会被设置路障禁止机动车穿行，行人和自行车则可以在马路上自由行走或行驶。
纽约的这个政策叫作“开放街道”。通过这个政策，政府增加了市区里人行道和“步行街”的数量，打造出了一个个行人自由穿行的新公共空间。
最初，开放街道仅限于纽约少数几个区域。2020年4月纽约刚提出开放街道的计划时，政府公布了一张表格，指定了具体被封锁的道路清单。这些疫情早期的开放街道大部分位于公园周边，其效果主要是缓解室外空间的拥挤，帮助人们在外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
但随着政策的成熟，纽约的开放街道越来越多，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不同的社区。在当地疫情最初几个月的爆发期和开放街道早期试点阶段结束之后，政府不再垄断开放街道的布局，这套政策的推进建立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自下而上的合作基础上。
疫情期间，个人外出的愿望和政府为控制疫情而采取的隔离措施会产生矛盾。纽约“反其道而行之”，在疫情的初期创造了更多的户外空间来鼓励人们外出，这似乎显得有悖常理。
牛津大学哲学教授艾莉森·希尔斯（Alison Hills）在《卫报》上发表的文章《“能否在公园晒太阳”现在已是一个伦理问题》（"'Can I sunbathe in the park?' is now a deep moral question"）帮助我们思考公共利益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以下段落选自2020年5月8日在《澎湃新闻》上发表的文章《疫论·空间︱纽约“封锁”：把车道开放给市民散步晒太阳》。
“希尔斯指出，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个人选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对该矛盾的不同理解会支持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多种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并对‘疫情期间能否在公园晒太阳’这个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
“第一种观点以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为代表。在自由【意志】主义、效益主义的世界观中，伦理道德的终极目的是要追求最大的幸福。在疫情期间，远离他人、不染病是最基础的幸福；在此同时，如果其他人都待在家中，而你自己可以出门晒太阳不影响他人，那么你就是在已有的基础幸福上又增加了额外的幸福。用博弈论的逻辑来说，如此晒太阳让你更好的同时，并未让其他人更差，因此晒太阳是正当的行为。
“第二种观点以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为代表。康德认为最重要的伦理问题并不是‘我是否可以这么做’，而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做，那么会怎样’——在他看来，正当的行为应是符合普世规范的。疫情期间每个人都出门晒太阳显然不是社会可以承担的，所以这时候出门的人，其实是或有意或无意地指望其他人能尽量待在家中；晒太阳的人将自己特殊对待，这样从道德上来说有失公平。伦理道德在这种框架下并不只是利益得失的问题，而是公平与尊重的问题。
“第三种观点以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为代表。个人的选择得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来看，而社会背景往往并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居家隔离是非常不同的体验。坚持隔离本就不容易，但对于那些房子小、缺少阳台花园、多人共同居住和有孩子的人来说，一直待在家里会是更加艰难的挑战。事实上，居家隔离加剧了社会中已有的种种不平等。对于疫情期间外出者的评价，不应脱离对他实际情况的理解。
“不同的社会面对疫情会制定出不同的措施。在同一个社会中，随着疫情的发展，政府和民众的举动也会发生改变，映射了希尔斯在《卫报》评论文章中所总结出的不同世界观。” [40]
在2022年的政策下，任何的民间社区组织、学校和三个以上店铺组成的团队都可以登录纽约市交通局的网站，申请将自己所在的道路对机动车进行封锁，用作供行人和自行车享用的开放街道。相应地，政府也将开放街道的管理和执行任务下放到了民间：申请者在提交开放街道的申请时，需要同时提交开放街道的管理和活动组织计划，详细地列举道路封锁的具体时间、路障的设置、垃圾的清理以及阐述如何让道路上的店铺和居民参与其中。
有了开放街道，纽约在度过了疫情最初几周的死寂后，渐渐地变得热闹了起来。随着天气的回暖，开放街道上充满了欢声笑语，尤其是孩子在路上玩耍和年轻人在行道树下聚会的场景，和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疫情期间（尤其是初期）倡导居家隔离为主的景象不同。
在疫苗尚未面世、新冠疫情肆虐的早期，减少病毒传播的需求和公众外出活动的愿望之间产生了矛盾。在纽约，不同的人群、文化和社区交织在一起；相应地，在这座城市里，对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的解读也是多样的。
疫情期间的开放街道（2022年6月时的数据）
纽约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它既是重视个人利益、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 ism）的象征，也是全美国在政治上最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保护弱势群体的大城市。在不同的社区里，纽约人有的年轻，有的年迈；有的是亿万富翁，有的则是贫困线以下的穷人
。开放街道政策是自由意志主义和社会关怀等多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糅合产物。
早在北美疫情最初于纽约暴发、政府倡议大家减少外出的时候，纽约州州长和市长曾多次在电视上严厉批评执意出门、在公园聚集的人们。政府甚至将篮球筐拆掉、关闭游乐园等设施来让市民能好好地待在家里。尤其是随着2020年夏天的到来，天气变好，纽约公园人满为患的现象更是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
开放街道对机动车禁行，供行人和自行车使用
纽约人外出活动的愿望非常强烈，且在美国的社会、文化以及法律环境下，政府不能明文限制个人外出。那么，政府要想保证市民的健康和安全，就只能想办法让人们外出活动的空间变得更宽敞，减少病毒在人员密集处传播。开放街道这种举措其实承认了市民哪怕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仍有去公园散步的自由和权利，是一种对自由意志主义的妥协。
现在，纽约市交通局让社区组织参与到开放街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来，相当于给了更多的市民和组织发声的机会，是以达成社会公平、保护弱势群体为价值观的进步主义政策。在纽约，公园等传统的户外空间分布并不均匀，穷人聚集的社区相比富人区，植被和开放空间的覆盖率都要更低。于是，在一些公园相对较少或是人行道狭窄的高密度区域里，开放街道这种参与式的决策机制可以帮助那里的社区、店铺和居民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户外活动空间资源。
虽然开放街道让普通市民有了更多的户外活动空间，但疫情仍重创了纽约这座城市——尤其是在经济上。新冠席卷纽约的初期，由于疫情严重，州长下令所有餐厅不得在室内营业。于是，很多无法只靠外卖为生也没有户外就餐空间的餐厅因此歇业或倒闭。根据纽约州审计官的报告，2020年4月时，纽约市餐饮行业就业人数比3个月前减少了2/3。 [41]
为了帮助餐厅运营下去，纽约市政府于2020年6月推出了“开放餐厅”政策，颁发特殊执照允许餐厅在原本供机动车行驶或停车的街道上以及餐厅外的人行道上摆设桌椅，用来供客人在户外就餐。和开放街道一样，开放餐厅也是由纽约市交通局管理的。餐厅如果想要在马路或是人行道上摆设桌椅，就可以到交通局的网站上递交申请。系统允许餐厅在申请时自行认证其计划符合规定，这大大减少了行政关卡，降低了申请的难度。在申请通过之后，政府机构再不定期地对餐厅进行抽查，对违章的餐厅吊销开放餐厅许可。
一时间，餐厅的桌椅板凳摆上了纽约街道，这座城市的街头有了一番大排档的热闹景象。起初，纽约户外就餐的设施大多非常简陋：各餐厅用交通锥在马路上隔出一块地方，从餐厅里的电源接出照明设施，一些稍有情调的店主则会摆上几盆花花草草，在车流和餐桌之间做一些视觉上的隔离；若是下雨，很多餐厅则无法在室外营业，一些餐厅撑起雨伞，但仍难以抵抗横向的大风大雨。
不过很快就发展出了更加专业的户外就餐建筑。有些餐厅在路边搭起了用塑料和木头制作的大棚，有些餐厅用布料支起了帐篷，更有不少餐厅直接在街上盖起了“小房子”——有墙、屋顶、地板，一些甚至还有门。户外就餐不仅仅是“大排档”的体验了，不少高端餐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并雇佣专业的建筑师和设计师来打造别出心裁的户外就餐空间，让户外就餐设施成为疫情期间的新“网红”建筑。
位于曼哈顿中国城的户外就餐区
更加专业的户外就餐建筑不仅仅满足了人们对美的需求；进入冬天，低温和降雪也使得更高质量的临时建筑成为正常营业的必要条件。然而，许多小型餐厅或低收入地区的餐厅却既没有资本又没有技术来搭建这些坚固的临时建筑。根据统计数据，纽约近一半的开放餐厅位于曼哈顿，其他相对贫穷社区的餐厅则较少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 [1] 。这时候，民间的各类非政府组织采取了行动，为缺少资本和经验的餐厅给予设计和建造上的帮助。
位于曼哈顿中国城的非营利组织“心目华埠”发动了“共建华埠”项目，与当地建筑师联手，免费为中国城的小餐厅提供户外就餐建筑的设计和搭建服务。纽约的建筑师和设计师们还组建了名叫“设计倡导者”的非营利组织，作为建筑师们和设计师们合作为小企业提供免费服务的信息网络和互动平台。民间组织的介入，让更多的餐厅和社区得以享受开放餐厅带来的经济利益。在这项为了应对疫情而推出的应急政策执行了1年后的2021年夏天，纽约全市一共有1万多家餐厅在马路和人行道上经营，纽约市政府也尝试立法让开放街道这个疫情期间的特殊政策能变成纽约市的永久法律。
开放餐厅给疫情期间的纽约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尤其是在没有了机动车的街道上，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这两条政策相结合，路上满是自由行走的路人和户外就餐的人，马路的中央变成了现场演奏等活动的舞台，有些市民甚至直接拿出野餐布在开放街道上野餐、玩桌游，让人竟觉得眼下的这一切其实要比疫情到来之前那充满车辆的马路更加美好。 [2]
不过，随着疫情逐渐被控制，政府取消了起初的餐厅室内营业限制，很多人也随之意识到：一些餐厅既在室内营业，又在室外通过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的政策添加桌位，这使得这些餐厅的营业面积变得比疫情之前还大。这些供餐厅在户外营业的场所属于政府的公共用地（人行道、马路），且餐厅通过开放餐厅政策在公共用地上营业并不需要缴纳任何的申请费和租金，这相当于政府通过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政策对这些餐厅提供了一笔可观的补贴。如果未来疫情对餐饮行业的打击变得很小甚至消失，那么政府这种继续对餐厅进行补贴的政策或许也会变得不再正当。
位于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对面的户外就餐区
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改变了城市的总体面貌，体现了纽约这座城市面对疫情时的创造力和行动力，其成功以及争议的本质是关于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面对疫情，由于美国的法律框架和社会文化使得地方政府无法全面地禁止市民外出，纽约市必须在公民的个人自由与阻断病毒传播中找到平衡点。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这两套政策的推出是一种对抗疫情的缓兵之计（鼓励市民将社交活动转移到病毒传播风险低的户外空间），并为市民创造出了许多以往不存在的权利（行人在机动车道上行走的权利以及餐厅开在马路和人行道上的权利）。
虽然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是由政府发起并管理的，但其执行的特色在于民间的参与。纽约市政府将这些新公共空间的规划权力下放，让社区组织、学校和商家来告诉政府哪儿应该封路、哪里可以摆摊，并且让封路和摆摊的申请者承担起管理和运营的责任。这种模式大大提高了政策执行的效率，使得这套新政策能在短时间内在纽约城内迅速推行。
但是，让民间的个人和组织来主导政策的执行也会产生负面作用。
首先，不同社区有着不同的能力和政治影响力。虽然市交通局尽量将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的申请做得便捷，但成功将道路封锁、允许餐厅在外营业的地方仍然主要集中于曼哈顿和其他相对富有的社区。贫穷、弱势的社区则显得更加无力。所以说，政府将这部分权力下放的同时，也相当于舍弃了政府以往直接承担的关注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性的责任。
位于布鲁克林区第五大道的户外就餐区
其次，虽然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使得行人和店家体会了前所未有的愉悦和经济利益，但许多住在这些街道旁和餐厅上方的居民对此持保留意见甚至反对意见。噪声、气味、垃圾等因素让许多住在店铺楼上的市民不得不问：餐厅和店铺的成功，要建立在牺牲当地居民的利益之上吗？但这些居民的声音也受到了其他市民的反对。毕竟，成功的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吸引和服务的是来自全市其他地方的人们。若是禁止或限制这些政策的执行，岂不是牺牲了全市大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住在这些街道旁的居民这一小部分群体的利益？
既然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政策将一部分公共利益让渡给了私人商家（比如餐厅在公共领域营业不必缴纳额外的租金），那么或许私人商家也应该在运营时将一些利益回馈给公众。现在，一些餐厅和社区组织尝试着在这个方向上探索可能性。之前提到的非营利组织设计倡导者在布朗克斯区帮助一家餐厅建造的户外就餐设施就融合了社区画廊，并为住在附近的居民（非餐厅顾客）提供了聚会和活动的场所。位于布鲁克林区的公益组织“游乐场咖啡店”也通过开放餐厅政策申请了户外空间搭建温室、栽培蔬果，并将蔬果提供给纽约低收入家庭的小孩。这些探索正在试图将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说到底，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政策给纽约提出的挑战是：这座多元的城市能否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去捍卫这座城市的公共性？
在充满多样性的大城市中生活，意味着每个人都能保持他与其他人的区别。但作为城市的一分子，人们也在不停地进行着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碰撞和交流。尤其是在公共空间内——街道、公园、餐厅，人们尽情地展现自身、观察他人并或直接或间接地互相交流，建立起了“纽约人”这个共同的身份。
无论是在疫情肆虐时，还是疫情被控制后，城市的韧性以及复苏将取决于“纽约人”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中的信任度——这既包括市民对政府的信任，也有政府对市民的信任，更有市民之间不同群体和个人的相互信任。自由意志主义者也好，马克思主义者也好，无论一个人的价值观、社会背景以及文化身份是什么，他能够和880多万不同的个体生活在同一个大城市的基础，在于对公共领域和制度的基本信任。人们只有相互信任并对制度有着基本的认同，才能有效地合作；若是信任和认同感丧失了的话，那么就算疫情结束了，整个社会也将难以调动所需的大量资源来重建经济。
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政策虽然有其不足的地方，但它们让纽约人在疫情肆虐期间看到了城市生活新的方式。熙熙攘攘的街道让在疫情中疲惫的人们感受到了快乐和一种作为“纽约人”共同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归属感——这种新的城市运营模式的成功之处离不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但其争议也暴露了个人、群体以及政府机构之间或潜在或明显的不信任。正如《纽约时报》在报道疫情期间餐厅和居民之间的矛盾和融合时所说的：“在疫情到来之前，绝大部分餐厅都在私人领域经营自己的生意。户外就餐意味着：餐厅需要去重新审视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这些餐厅曾经打造出了成功的商业模式让它们服务的对象——顾客——感到在它们的空间内就餐是一种愉快的体验。现在，在户外营业的餐厅得继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重新塑造自己所处的公共空间，让人们——尤其是非顾客——能感到有幸成为餐厅的邻居
[45]
疫情打破了许多社会中曾经人们不曾质疑的基本原则。新的公共空间则更加让人们重新审视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关系。
位于小意大利的开放街道
[40] 罗雨翔，《疫论·空间︱纽约‘封锁’：把车道开放给市民散步晒太阳》，《澎湃新闻》, 2020年5月8号，.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289667。
[41] DiNapoli, Thomas P.“The Restaurant Industry in New York City: Tracking the Recovery.”Office of the New York State Comptroller, September 2020. https://www.osc.state.ny.us/files/reports/osdc/pdf/nyc-restaurant-industry-final.pdf.
[42]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NYC Open Restaurants.”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d. https://experience.arcgis.com/experience/ba953db7d541423a8e67ae1cf52bc698.
[43] Demerjian, Dave.“Study Says Closing Roads Might Cut Congestion. Huh?”Wired, October 9, 2008. https://www.wired.com/2008/10/study-shows-tha.
[44] Edelman, Chet.“New Study Finds That Road Closures Can Alleviate Congestion in Dense Urban Areas.”State Smart Transportation Initiative, February 11, 2019. https://ssti.us/2019/02/11/new-study-finds-that-road-closures-can-alleviate-congestion-in-dense-urban-areas/.
[45] Wells, Pete.“New York Loves Outdoor Dining. Here’s How to Keep the Romance Alive.” The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16,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6/29/dining/outdoor-dining-nyc.html.
[1] 数据来源：纽约市交通局，文中引用2021年8月的数据。 [42]
[2] 在道路封锁执行期间，一些驾车群体担心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会增加其他道路的拥堵情况。不过，研究表明：封锁机动车道、增加步行街反而会减缓城市的交通堵塞。这是因为：当道路的选择变少时，司机的行为也会跟着调整，自私、插队的情况会变少，从而降低整体道路拥堵和交通事故的频率。 [43] ，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