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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全世界的官员都是喜欢政绩的—在纽约亦是如此。通过修路、建学校、造桥梁等大型公共项目，官员可以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拉拢自己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为未来的政治抱负打下基础。
在纽约，官员
们喜欢拨款建设大大小小的市政公园，尤其是靠近市民生活和工作场所的中小型公园。这主要是因为，与其他超大型公共项目相比，市政公园—特别是社区尺度的中小型公园—具有投入相对较低、建设周期较短的特点，是一种“多快好省”的讨选民欢心的方法。同时，社区中的中小型公园往往难以吸引大笔的州政府、联邦政府以及私人富豪的捐赠，因此是地方官员施展拳脚的主战场。
维护良好的社区中的公园
纽约市14%的土地都是公共绿地，城内分布着1700多个市政公园、游乐场以及体育设施。 [34] 虽然公园类项目一直很受官员的青睐，但是纽约市政府里不同类型的官员对于公园建设却有着各不相同的拨款倾向和行为模式。了解公共空间背后的政治算盘，可以帮助人们从侧面“窥视”纽约这座大城市独特的政治生活。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公共权力的运作都涉及不同的部门和人物。在中国城市，市长和市委书记分别执行着不同的权力。在纽约，与市民生活接触最密切的民选政府官员则有三种：市长、行政区长以及市议会的成员。
市长是纽约这座城市的首席执行官，统领全市的各个政府部门。全市的选民每四年通过投票选出纽约的市长。作为全美最大城市的掌舵者，不少纽约市长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都是名人
。
行政区长（简称“区长”）则处于市长之下。就像许多中国的城市也分成不同的区一样，纽约也是由经济、人口以及地理状况各异的5个行政区构成。每个行政区拥有自己的区政府以及长官，住在各个区的选民投票选出各自的区长。
市议会的成员（简称“市议员”）则掌管了这座城市的立法大权。和美国许多城市一样，纽约市拥有自己的法律；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照宪章以及其他法律条令来运行。市议员即为立法机构里的市民代表。今天的纽约市被分成了51个市议会选区
，每个区的选民投票选出代表自己这个区的市议员，参与制定纽约市的法律和政策。
虽然这些官员的角色有别，权力所涉及的范围也不一样
，但他们都想要政绩，都在为公园的建设出钱。那么，在这些不同的官员里，谁的公园建设拨款比较多？他们的拨款倾向又有哪些不同？对于普通的纽约市民来说，不同官员背后的“小算盘”又对他们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
？
在纽约，纳税人的钱是政府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选官员就像基金经理一样，负责制定“投资”策略，帮客户（纳税人）将钱投入到符合他们利益的项目上——公园就是这样一种产生公共利益的项目。对于官员个体来说，为优质的项目“投资”还能积累竞选时所需的政治资本：每当一个公园项目建成时，为它拨款的官员会参与现场剪彩仪式，与群众见面，并发布新闻，宣传自己为社区做的贡献。公园和游乐设施是纽约市政府最受居民欢迎的公共资产之一，投资其建设是官员用有限的时间与金钱为民众谋福利的方法，也是官员增加自身正面新闻曝光度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为了分析纽约公园背后的经济账，我收集了从2013年7月至2017年6月这4年间纽约市政府批准建设的各种公园类项目的公开资金数据。除去一些非常特殊的项目以外
，在这4年间，纽约市政府投资建设了379个公园项目，累计金额高达9.6亿美元，相当于平均每天都有60多万美元的政府资金流入市政公园的建设。
前文提到，单个公园项目的价格普遍相对较低。在政府的公园投资里，绝大部分项目是社区中的中小型公园（包括其中部分设施的翻新），有一半的项目预算在210万美元以下
（作为对比，在纽约建造新的公共厕所需要大约400万美元）。这也就难怪官员喜欢为公园投资，因为这类项目确实既受欢迎又相对便宜。
由于为公园项目拨款是积累政绩的好途径，市长、市议员和区长都争相加入了公园项目的投资潮中。不过，不同类型的官员在投资时是有着不同的效率的。
注：这3种官员的百分比相加大于100%，因为一些项目是由多类官员共同投资的。
注：这3种官员的百分比相加小于100%，因为总数还包含了其他投资者，如州政府拨款、私人捐赠等。
通过对比公园投资的项目个数和项目金额，我们会发现：市长和市议员都为纽约带来了大量的公园项目。不过，市议员参与投资的项目个数达到了市长的9成，却只动用了相当于市长拨款6成的资金。也就是说，和市长相比，市议员更善于把美元转化为项目个数。
市议员是如何安排自己的投资策略，从而“以小博大”、优化自己的投入产出比的呢？
其实，虽然市长和市议员投资项目的总数差不多，但是他们投资的项目性质并不是完全类似的。
官员投资公园项目的价格分布
首先，项目造价是个重要的区别——市长参与投资的项目大多比市议员投资的项目贵。在分析的样本里，市长所投资的项目平均预算为290万美元，而市议员则为240万美元，两者均值相差了50万美元
。尤其是在300万到600万甚至是800万到900万这些高额区间内的项目里，市长的参与度要明显高于市议员的参与度。
但是，只研究项目的价格是不够全面的——我们还得研究各官员投资在项目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这是因为，给公园拨款的政治收益可能不仅仅跟投资的项目个数有关；如果多个官员同时对某一公园项目进行了投资，那么每个官员的实际“曝光度”很有可能与他在这个项目内的投资占比有关。
打个比方，如果两个官员同时给某一公园的建设拨了款，一位投资了其造价的60%，另一位投资了40%。那么前者很可能会比后者在剪彩仪式上分到更长的发言时间以及更多的新闻版面，或是在被提及时排在另一位官员之前。
从这个角度想问题的话，纽约官员为公园拨款就像股权投资。官员有3种不同的积累“公园股”的方式：
常做“独资”投资人和“大股东”的官员，其政治收益要高于“小股东”。那么，从“所占股份”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话，市长和市议员的投资结构是否有所不同呢？不同的投资结构，是否也与不同的“投资-收益”比例有关呢？
答案是肯定的。
在被分析的项目中
，市长把他67%的“股”投到了自己“独资”的项目里，市议员则只把39%的“股”投到了自己“独资”的项目里。市长有18%的股份是在自己做“大股东”的项目中，市议员则有47%的股是在这个类别里。
官员的股份分配模式对比
独资项目：该官员对此项目进行全额投资
大股东项目：该官员和其他官员对此项目联合投资，但自己的股份数领先于其他人
小股东项目：该官员和其他官员对此项目联合投资，但自己的股份数少于其他人
这组数据表明，市长和市议员有相像的地方：他们通常只要投资了公园项目，就会成为项目投资方中的领导者，很少只做“小股东”
。但是，市长和市议员占据领先地位的方式很不同。市长的偏好是将大量持有的“股份”分配在“独资”项目里，而市议员则更喜欢和其他投资者合作，但要在合作项目中仍保持占比领先的优势，既要善用杠杆，又要懂得争取政治收益。
与此同时，对于那种投资占比领先的项目，市长也常比市议员付出更高的“股价”。如下表所示，市长不仅从数量上比市议员更加钟爱“独资”项目，且其“独资”项目的“股价”也要比市议员平均高出1.5万美元——这个差异非常明显。对于做“大股东”的项目，市长的“股价”也要比市议员平均高出9000美元。
这也就是说，市长不仅常对项目进行大比例甚至全额的投资，且这些让他选中的项目也常是纽约较为昂贵的公园项目；市议员们不仅倾向于给造价相对较低的项目拨款，并且他们也更常与其他人合作投资，从而将自身的资金需求进一步降低。
从投资结果来看，市议员不需要像市长那样总是给大项目全额资助，他们做的有可能就是找到价格较低的项目，和别人联合投资，然后比其他的合作方多投资一些，这样就能成为曝光度领先的“大股东”——这样一来，议员们优化了自己在公园建设方面的投入产出比。
不过，仅从投资的数据上来比较可能也会漏掉一些更细致的因素。事实上，官员在每个项目内的投资份额并不只与价格有关——投多少还可能受到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纽约作为一个有着非常多不同社区的多元城市，官员给各个项目的投资份额可能与各社区的特征有关
。于是，控制这些可能影响投资份额的变量（如项目所在地的人口数量、居民收入水平、主要人种等），可检验各类官员对于公园项目的“股份”数与其项目总价之间到底是否真的有统计上的关联
。
分析的结果表明，当考虑了其他可能影响官员在任一项目中所持“股份”数的社会经济因素之后，市长在公园项目中的投资份额确实仍会随着项目总价的提升而增加，市议员的份额则随着总价的提升而减小
。
具体地来说，当其他社区因素都相同时，公园项目总价每提升100万美元，市长的平均投资份额会相应地提高5.9“股”，而市议员的平均投资份额则降低5.1“股”
。如果只分析市长和市议员共同投资的项目，这种增减关系仍然存在。
注：R2，p值以及Pearson's R均为统计学中检测显著性和相关性的系数。R2越高，模型解释力越高；Pearson's R越高，因子相关性越高；p值越低，统计越显著。
换言之，市长和市议员的投资规律相反，且非常有可能确实是和项目造价有关
。当市长和市议员同时投资一个项目，如果这个项目的造价高，那市长就更有可能占有更多的份额，反之则是市议员占更多。
总的来看，市长所资助的项目通常是更贵的项目，且市长一旦拨款，就大概率会全额支持；市议员的项目通常更便宜，并且市议员更倾向于和其他出资方一起合作而不是“独资”。回到一开始的假设：如果全市范围内每“股”公园投资所对应的官员“曝光度”真的是相同的，那么这份统计分析表明了一个重要事实：不同类型的官员在纽约通过公园建设来积累政治资本的金钱成本有显著差异。当然，这个假设有些过于简单了，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拓展这个政治收益模型的结构
不同官员的政绩投资规律在统计上的区别，为继续深入研究政府行为与城市建设提供了探索方向：市议员比市长更常与其他投资方合作，且市议员比市长更钟爱造价较低的项目，这到底是官员主动选择的结果，还是已有的制度条件、预算程序甚至某些社会环境因素造成的必然现象？不同官员在公园领域投资行为的区别是否是公平且符合公众利益的？……这些问题需要更深入的定量或质性研究来回答。
人们常说，“有事找政府”——然而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并不是一个结构单一的组织。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下，政府的行政和立法分属不同的机构。在国家层面，总统掌管着行政权，国会掌管着立法权；在地方层面，一个城市的市长和议会也以类似的机制分管着政府运作的不同方面。
不过，无论是行政部门，还是立法部门，官员都想要有自己的政绩，只是不同类型的官员发力的方向和招式不同而已。对纽约公园投资的统计分析表明，不同官员的投资成本也有着显著差别。
所以，普通市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在纽约，既然行政和立法机构都在直接影响市民的生活，且市长和市议员都是选民投票产生的，那么市民就可以通过向这些官员表达意见来参与跟城市运营和发展有关的决策，这包括各类公共项目的计划、选址和建设。以公园建设来说，如果市民想让自己关心的项目尽快提上建设日程，就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向官员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是，普通群众要想成功地通过向官员提出意见或施压从而达成自身目的，也是需要策略的。
如本文所分析的，在纽约，不同类型官员的投资规律有差别。了解各类官员独特的投资习惯和潜在偏好，对于市民找到“对的人”很重要：
说到底，为什么市长和市议员会有着不同的投资逻辑呢？这可能与他们和市民之间的关系有关。
由于美国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在选举逻辑上的根本差异，不同机构的官员有着不同程度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行政机构的官员由一个地方全体的市民选举产生，立法机构的官员则分区选举，后者的“官员：选民”比例大于前者，所以对于单个选民来说，立法机构官员的代表性通常比行政机构更强。
在纽约，市长代表的是整个纽约880多万人的利益，其所代表的行政部门难免会和不少群众有距离——就公园建设来说，市长关注的是大且贵的项目，不会总是顾及市民家旁边的小花园。而51位市议员则代表着各自的选区（平均每个区只有16万人），这些议员往往离市民们更近，更能代表不同群众的独特利益和诉求——因此，市议会对社区和邻里内的小项目关注度更高。这座城市里不同政府机构的不同代表，有时会产生摩擦，会对城市的政策和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
当我们在讨论政府的时候，我们讨论的并不是一个行动逻辑清晰、组成架构单一的整体。政府内部是多元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各个政体都有着自己选举或任命官员以及划分权力的特殊方式。而权力如何产生，往往会决定不同类型官员的政治偏好和投资习惯。政府官员行为的差异，除了直接影响市民的政治生活以外，更会影响一个地方的公共资源分布，改变城市空间的发展。
[34] Department of Parks and Recreation.“About the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Parks & Recreation.”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Parks and Recreation, n.d. https://www.nycgovparks.org/about.